数字化时代，老人们为什么“掉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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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老人们为什么“掉队了”？

刘奕 何冉冉

本文节选自“老年数字鸿沟内在逻辑与弥合路径探析”，载任远、赵德余主编：《人口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分析》（复旦发展与政策评论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在新科技革命与老龄化社会并驾齐驱的背景下，数字化、智能化、老龄化成为我国时代标签。技术进步、科技改革驱使老年人提高互联网技术运用能力与水平以适应数字社会。在智能化、数字化、老龄化的后疫情时代，老年人的生理机能衰退，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下降，适应力、学习能力、社会参与能力也难以紧跟目前的社会发展速度和模式，知识盲区、无法适应、无效使用让老年人在数字、互联网社会成为弱势群体，已形成了显著的“银发数字鸿沟”。

面对如此严峻和复杂的发展形势，《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目标，鼓励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广泛应用，促进养老产业与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相融合，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新时代，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发生重要转变，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分隔各类群体。其中，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社会分隔的重要指标之一（胡泳和陈秋心，2019），伴随着数字化发展不断增速，老年群体逐渐转化为社会边缘群体，从而愈加被社会忽视。因此，化解老龄化威胁，消弭老年群体与信息数字时代的隔膜，让老年人“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发挥老年人积极价值，将老龄劣势转化为积极发展优势，着力化解机会不平等、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等问题已成为改善老年生活福祉的重要工作，也是推动信息公平、机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

在社会转型升级时期，老龄群体正在经历被动排斥到主动排斥的过程。具体而言，老年人在智能化、信息化社会难以快速、有效地融入信息化社会，逐渐转化为边缘性社会群体，无法享受智能科技带来的便利，也不愿接受，主动排斥智能设备，从而形成一个较封闭的社会排斥系统，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便利度与幸福感。从社会排斥理论分析，老年数字鸿沟因为政策、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有效供给不足及个人的知识、心理等主动排斥，导致无法适应数字化社会。结合社会排斥理论与老龄实际发展状况，笔者将社会排斥划分为两个部分，客观性社会排斥与主观性社会排斥，具体分析老年数字鸿沟成因及产生的影响。

制度排斥、技术排斥、社交排斥及能力排斥因素以金字塔式的结构展现各排斥性因素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层次递推逻辑关系。

在制度、技术的客观约束下，社交群体和媒体的无意识排斥下，老年人不再主动融入社会，从而不断加深代沟。

一、制度排斥：保障性制度未普惠老年人权益

制度制定有明显的滞后性，表现为社会性、保障性政策的暂时性缺失。保障性、导向性的政策与制度的确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个人的权益保障、机会公平等问题也愈加凸显。其中“数字鸿沟”反映了数字时代老年人数字权益问题。近年来政府为了发展高科技、高质量的科技性产业，不断予以保障性、支持性的政策扶持与补贴，推动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这势必影响老年人产生新的生存性与发展性需求。技术的先进性与保障制度的滞后性及不完善性形成较大的阻碍，导致老年人难以高效、快速地接受技术带来的社会红利。因此，政策与制度不完善，让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难以及时得到积极的保障性措施，老年人被习惯性地排除在智能社会发展进程中，成为被忽视的社会边缘群体，其背后隐藏着责任制度、保障政策的严重缺失。尽管2020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其内容覆盖老年人出行、消费、就诊等需求，要求从公共服务环节与硬件要求等方面保障老年人数字及技术使用公平的权益，但是《实施方案》更多表现为应急性解决措施，仍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法律法规及制度支持，老年人的合法性权益、保障性权利仍然没有得到保护。

同时，根据法定退休年龄规定，男性在60周岁、女性在50周岁享受退休政策，正式退出劳动力市场。老年人也因年龄、身体状况、知识水平等限制，难以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失去发挥自己劳动价值的机会。失去一般劳动机会，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障的老年人缺少接触社会新技术与新思想的机会。以市郊的孤寡、失独老人，或者农村老人为例，在没有城镇单位退休金、养老金或者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政府兜底性的财政补助和福利补贴等保障性措施，亦是杯水车薪，且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保障功能也日渐衰弱。低水平的购买能力和意愿使很多老年人很难切实享受到保障性、持续性的实惠，从而成为社会边缘的消费者。发展型政策不全面、竞争性劳动政策、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等制度或结构性问题让物质支撑和经济基础的获取能力差距不断拉大，加深了老年人融入社会的难度。

二、技术排斥：智能技术未考虑老年人的实用性

当前，移动互联网及数字经济时代的日新月异，大数据、云计算、智能设备的运用对于年轻人而言，尚需花费较多时间与精力去学习，而老年人主动去适应新兴科技与设备则存在更大的技术难度。可见，技术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权威，并没有平等地改变每一个个体或群体的各方面现状。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0.11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比率只有12.2％，即约1.2亿老年人已经接触互联网，较前几年数据有显著的提升，但是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7％，约2.6亿人，这意味着还有近半数的老年人完全没有接触网络，对智能设备知之甚少。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不断进步的时代，老年人不会使用互联网或者智能手机等高新设备和技术，似乎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累赘”。如，湖北广水94岁高龄老人为激活社保卡被子女抬着去银行完成人脸识别的程序要求；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滴滴打车”、“叮咚买菜”等智能技术使用难题让老年人避之不及；“自助挂号”、“自助缴费”、“自助打印检验报告”等自助、智能的设备让老年人无可奈何。

层出不穷的这类新闻背后，是老年群体与技术能力、科技素养和高新技术进步之间加深的数字鸿沟。美国科技公司思科（Cisco Systems）的一份报告揭示：手机等电子设备上的小按钮、精细控制和不必要的复杂界面让灵活度下降、学习和理解能力降低的老年人一筹莫展，这是因为企业在技术层面对产品与设备的设计与创新更多关注年轻人的时尚需求和个性要求，而忽视了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和能力限制，因此“不会用”已成为拒绝使用智能产品与设备的主要原因。可见，由于缺少技术简化与后续服务支持，高新科技产品与老年人生活难以有效衔接，智能产品难以真正作用到老年人身上。

三、社交排斥：社交网络匮乏，老年人社会隔离

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1999）指出：“不同的社交网络关系能够为不同的个体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以确保个体生活的多样化需求，这要求个体主动去接触不同的、大量的社会支持，保持灵活性、动态性的社会联系与社交关系。”丰富的社交网络，能够帮助老人满足归属感及被关爱等需求，增加老年人获取多元信息的途径与渠道。但是目前老年人的社交意识普遍比较单薄，将关注度集中在子女、家庭及同龄朋友身上，这导致其社交网络非常局限，社交群体也比较单一，较少参与多元化的社会活动。老年群体形成较封闭的社会排斥系统，封闭的社交网络、匮乏的社交活动、稀少的信息获取机会，让老年人与数字时代、智能技术之间难以找到有效的切合点，基本与社会隔离，无法感受智能技术的优势，也难以获取智能技术带来便利的机遇，缺乏学习智慧产品与设备的渠道。总之，老年人与社会关系纽带的断裂让数字鸿沟已经深深嵌入老龄群体。

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快速的经济发展，大多数青年人为满足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需求，选择前往经济发达的地区就业，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基本已成为常态。青年人外出务工，回乡机会甚少，而农村老年人因生理机能下降、恋乡情结等原因选择留守在农村，农村的孤寡、高龄老人数量激增，与社会完全脱节。同时，城市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观念淡化，子女与父母分居，“空巢老人”和“纯老家庭”比例上升。忙碌于工作及自身家庭的子女，容易忽略老年人心理状态和生活状况，老年人为了减少子女负担，也不会将自己的困境与需求告诉子女，子女与父母之间缺乏沟通与联系。在缺乏亲情陪伴，邻里关系也弱化的情况下，很多老年人不得不面对“家庭排斥”的尴尬局面，陷入自我隔离的状态，从而与数字社会脱节。

四、能力排斥：老年人知识、学习能力不足

能力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老年人的学习能力、自身知识素养不足而影响其对数字技术的适用，从而造成差异化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差异程度取决于老年人的理解能力、知识文化限制、学习主动性等方面。已有的研究将老年人不接触数字媒介的原因归结于生理机能弱化、学习主动性淡薄、自身知识匮乏、理解力不足等。具体而言，首先，老年人的视觉功能、反应力、协调能力下降，在使用键盘、鼠标、触摸屏等设备时较困难。老年人的视觉功能比较脆弱，“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等眼部疾病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等设备带来障碍。其次，老年人的生活经历与文化水平让其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逐渐固化，认知能力限于定式，难以转变，他们习惯于简单的、机械的灌输性学习方式，这与灵活的、复杂的数字思维不尽相同，也给老年人的便利生活带来诸多麻烦。如移动端的APP软件数量多、功能多、操作复杂，即便老人去主动学习，但是老年人衰退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很难达到使用移动设备的基础要求。尽管目前老年人使用网络的比例不断上升，但是老年人自主学习能力低，根据《2019年老年群体触网研究报告》，近80％的老年人在使用网络时需要旁人的帮助与指导。

其二，科技恐惧感。老年人心理排斥指老年人对于科技的恐惧让他们难以主动接受互联网。尼夫斯（Neves）认为：“科技恐惧患者”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标签，其表现特征与老年人排斥使用数字科技的心理及反应息息相关（Neves and Amaro, 2012）。实际上，面对智能设备，老年人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想要学习网络，运用智能软件，但是害怕数字设备学习门槛太高，学习难度大，学习效果差，从而主动拒绝使用移动数字设备。其次，媒体及舆论反复强调老年人的弱势、失能、羸弱等特征，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影响老年人对自我的判断，从而削弱了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与自信心，缺乏接触互联网的能动性与主动性。

最后，互联网信息冗杂，信息良莠不齐，而老年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低，即缺乏网络知识与经验、信息搜集与甄别能力不足、问题解决能力不足，让老年人无法适应（武晓立，2020）。在虚假信息充斥的现代社会，网络诈骗屡禁不止，老年人由于没有经验，信息真伪辨析能力不足，也缺乏维权意识，往往成为网络不法分子的“首选目标”。

五、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交互前进的新时代，积极老龄化已纳入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然而老年人被排斥在数字红利之外，已严重阻碍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缩减老年数字鸿沟既是满足老年人数字便利生活的新期待，也是国家保障老年人公平享受数字权利的必要措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坚持“不让一人掉队”、“以人为中心”数字发展理念并贯彻到社会发展政策，构建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为人类服务，降低数字接触门槛，增强技术的可及性；提供系统的、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劳动就业、老年教育、新媒体传播及家庭支持等领域鼓励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最后，老年群体应建立终身学习观念，克服科技恐惧，拥抱数字时代。总之，老龄化社会的发展目标是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包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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