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哈斯金斯经典著作《12世纪文艺复兴》新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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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文艺复兴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著

夏继果 译

414页 / 精装 / 85.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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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文艺复兴》(1927年出版)是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最著名的作品。

哈斯金斯（1870—1937），是个天生的学者，自幼学习希腊文与拉丁文，16岁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岁前开始在那里教书。1902年转赴哈佛大学，任历史学教授。他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第一位学院派中世纪历史学家。

“文艺复兴”这个词，对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来说，一般意味着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哈斯金斯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他断言，“历史的连续性否认前后相连的时代间存在如此明显、强烈的反差……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以类似的运动——即使规模小一些——为先导的”。

哈斯金斯认为，在11—12世纪迎来了中世纪的鼎盛时期，那也是一种“文艺复兴”。他发现12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十字军东征、城镇的崛起，以及西方最早的官僚国家，见证了罗马式艺术的顶峰和哥特式艺术的开始；通俗文学的出现；拉丁经典和拉丁诗歌和罗马法的复兴；希腊科学的恢复，包括它的阿拉伯语补充，以及希腊哲学的大部分重现；第一批欧洲大学的兴起。12世纪在高等教育、经院哲学、法律制度、建筑和雕塑、礼仪戏剧、拉丁语诗歌等方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哈斯金斯强调12世纪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增长期，使12世纪重新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12世纪文艺复兴》一举推翻了传统历史学界关于“黑暗的中世纪”的定义，为后世重新审视西欧中世纪历史奠定了基础。

本书先前于2005年在我社出版了中译版，译者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夏继果，此次重版，他根据十几年来国内在西方中世纪史学研究领域的成果，重新修订了译文。

以下节选自本书第三章，文字略有改动。

12世纪的书籍和图书馆

文 /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当人们谈及中世纪图书馆时，他们并不是指的一个特定的房间，更不是一栋特定的建筑。通常用于称谓图书馆的词是 armarium，意思是衣柜或者是书橱，这也就是那时的“图书馆”了。它通常在教堂内，后来经常在修道院的一个凹室内，墙上设有架子。在一些情况下有专门存放教科书的地方。这种藏书必定是很少的，最早的修道院图书目录只列举了很少几本书，大概二十本左右。朗弗朗为 11 世纪末的英国本笃会写的《风俗》（Consuetudines）推断一个修道院的所有书籍能够摞在一块地毯上，但是同时还推断，有足够册数的图书供每个修士每年一本的阅读之用。具备这样的规模是必需的。正像当时的一则格言所说，“一个没有图书馆的修道院就像一个没有军械库的城堡”。

这种收藏的增加是通过捐赠、购买或现场抄写。购买在 12世纪还不普遍，因为那时还没有专门的抄写员阶层，没有普遍的书籍市场，虽然博洛尼亚和巴黎已成为能买到书的地方。手抄本自然是昂贵的，特别是唱诗班用的大量祈祷书，我们听说过买一本精美的《圣经》花费 10 个塔兰特、用一本祈祷书换得一块葡萄园的例子。1043 年，巴塞罗那主教花费一幢房子和一块地从一个犹太人那里买来两册普里西安（Priscian）的著作。取得进入修道院资格的修士、得到修道院款待的旅行者捐赠书籍给图书馆，需要特别提到的还有遗赠，所有这些通常都登记下来。12 世纪的鲁昂主教座堂列举了这样一些捐赠：从大主教罗特鲁（Rotrou，1165—1183）那里得到了普林尼的《自然史》、哲罗姆（Jerome）的书信、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伊西多尔的《词源学》、维特鲁威（Vitruvius）的书籍，还有前任大主教于格写的两本书；从执事长劳伦斯那里得到半本《圣经》；从大师加勒朗（Galeran）那里得到一本弥撒经；从大师 R·德安唐（R. de Antan）那里得到九卷《圣经》，其中一卷已借给了博谢韦尔的圣乔治（Saint-Georges de Bocherville），换取了一本附有注释的《诗篇》——借书还很流行。1164 年，贝叶的腓力主教遗赠给贝克修道院 140本书，其中 27 本根本就没有送到；1180 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把他的小图书馆留给了沙特尔座堂。然而，书籍的主要来源还是在修道院的抄写，那里修士的劳动是廉价的，羊皮纸也时常能从附属的土地上得到供应。

修道院的缮写室（scriptorium）本身也是一个组织。虽然在最早的规章中对于抄写并没有特殊的规定，人们很快认识到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劳动，并且，“修道生活的每一点复兴都伴随着书写热情的高涨”。克吕尼会免除了抄写员在唱诗班的活动，修道院长尊者彼得强调，抄写优于在田间的劳动。西妥修会则免除抄写员除收获时节外的农业劳动，并允许他们进入厨房禁地，以完成他们的职业所必需的工作。加尔多西会要求修士在单人小室抄写。萎靡不振的情绪由于获得永恒回报的希望而唤起。一位阿拉斯（Arras）修士于 11 世纪写道，“由于每一封信、每一行字、每一个标点，我的罪得到了宽恕”；而奥德里库斯则讲述说，一个做了错事的修士通过抄写得到救赎，凭借多抄了一封信件使得功德超过了罪过而从魔鬼那里最终拯救了出来。虽然如此，让修士持久地从事这项劳动并非易事，因而雇佣的抄写员越来越多。甚至修道院的经文抄写者也为了佣金而劳动，腓特烈·巴巴罗萨向泰根塞索要一本弥撒经和一本使徒书信选集时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手抄书籍最乐观地说也是一件乏味的工作，也许还是痛苦的。甚至像奥德里库斯那样勤勉的抄写员因为冬天的寒冷而手指麻木时也被迫放下工作；10 世纪，诺瓦拉（Novara）的利奥兄弟抱怨说，当三个手指书写的时候，后背弯曲，肋骨陷入腹中，整个身体痛苦不堪。至于抄写的效率到底如何，在过去那个不甚注重记录时间的时代，我们很少有确切的证据。1004 年，吕克瑟伊（Luxeuil）的康斯坦丁花了 11 天时间抄完所谓的波爱修斯的《几何学》，按现代印刷的一般书页大概有 55 页。12 世纪，圣特伦（Saint-Trond）的执事花费整整一年时间抄写完成一首弥撒升阶圣歌——从羊皮纸的准备到最终的彩饰和音乐符号。1162 年，在莱昂，一部《圣经》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抄写完毕，第七个月彩饰，这还被作为一个突出的事件记载下来。1220 年至 1221 年，诺瓦拉的抄写员花费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抄写一部《圣经》。如果需要抄写更厚的书籍，就会以刀（24 或 25页）为单位，分给几个抄写员抄写。

总的说来，到 12 世纪，修道院中不同的工作得到了相应的土地或岁入，当图书馆不能得到这种类型的关照时，它可能就要依赖偶尔的捐赠了。因此，科尔比的图书馆管理员现在得到一笔特别的捐款，用以修补旧书，制作新书，而在圣阿尔邦（St. Albans），为了雇佣抄写员，征收了一种特别的什一税，其数量足够维持至少一名固定的抄写员。在阿宾顿（Abingdon），我们有一份关于修道院中除抄写书籍外其他工作的收入的详细记录，在伊夫舍姆（Evesham），到 1206 年，“修道院分派一个村子的什一税用以购买羊皮纸和给抄写员发放薪金”，另外“从地租和什一税中拨出专款，领唱者用这笔钱购买墨和颜料用以彩饰，还可以购买装帧的材料”。圣埃米兰（St. Emmeram）的奥特洛（Otloh）是一位校长，在履行固定的职责外，只剩下很少的空余时间，但是他还抄写了许多起教化作用的书籍送给朋友。

在这个时期，所有书籍都是羊皮纸的，莎草纸在中世纪早期已不再普遍使用，而纸还没有引进到西方。羊皮纸由粗糙的羊皮或羊羔精细的犊皮精心制作而成，切割并折叠成一刀一刀的，还按照规则画上线。经典著作手抄本在尺寸上差别很大：虽然有用大的字体写成的许多显赫的《圣经》和祈祷书，但12 世纪也留下大量的小书，16 开本或者更小，字迹清楚但时常是袖珍字体，这种书如此之小甚至可以塞进旅行者的口袋。12世纪早期是中世纪书法的黄金时期之一，因为字体仍然保留有加洛林小书写体的清晰易读性；稍后引入了哥特笔画、集结音符和无数的缩写词，它们在 13 世纪已成为司空见惯，那时草书也再现了。

12 世纪也是手抄本彩饰艺术的复兴时期，因为加洛林传统到 11 世纪已在大多数地方消失，而 12 世纪精美的首字母彩饰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伟大著作之问世。这时期，复兴还主要局限在红色、绿色和金黄色的首字母；但是我们也听说彼得·科米斯特在他著名的《经学史》中使用了插图，12 世纪修道院艺术的杰出代表是兰茨贝格的女修道院长赫拉德（Herrad）的插图本《欢乐的公园》，此书在 1870 年与斯特拉斯堡图书馆一起烧毁。这时期人们对图案设计的日益精通对于艺术的普遍发展意义重大。人们慷慨地用在书籍上的精心劳动还表现在皮革装帧的图书封面上压印的精美图案，该世纪留给我们许多这种书籍。

总的来看，12 世纪图书馆收藏的书籍不仅有新抄本，而且还有许多更为古老的经典著作手抄本。我们知道这些书的存在，一方面通过当时的书目册，另一方面通过后来的描述，还有我们现在在这些书中发现的所有权标记、书架号或其他有特点的标识，虽然这些标记常常在重新装帧时丢失。重建这些图书馆不仅本身让人感兴趣，而且这一劳动非常重要，能够给我们提供特定时期欧洲思想的一个横截面。这种馆藏图书目录册在 12 世纪有 60 种左右，它们并非总是对人有很大帮助，因为所集内容不过是手抄本衬页上的简略信息的汇总表，没有标明日期，内容简介也常常不能让人满意，因为那时古典著作统称为“教科书”。在中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图书信息日益详细而准确，通常提供书本第二张书页的第一行，时常还有编号和书架号。这些目录几乎都不是按字母顺序编排的，因为中世纪时期对此不太在意，至少是不屑于首字母之外的编序，如果是当今美国的办公室小伙子面对如此的一本电话簿，一定会惊愕不已。在我看来，仅有的、不太粗糙地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是科尔比和圣伯廷（Saint-Bertin）制作的，但是，如果从主题编排（从《圣经》、祈祷书和教父著作开始）的角度考虑，它又太松散了。

因此，这一时期每一个设置齐全的图书馆都会有某些固定不变的藏书。首先是《圣经》，时常有许多副本。……

还有另外一组必不可少的书籍，“没有它们，任何绅士的图书馆都是不全面的”，其中包括古代知识传播者——不是改变其性质者——的著作。他们是：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tianus Capella）、普里西安、波爱修斯、伊西多尔和比德。马提亚努斯被称为《圣经》和维吉尔之后中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家——有些夸张，传播了自由七艺的概念，赋予每一“艺”一个轮廓；普里西安代表了拉丁语法，通过他所举的例子也传承了许多拉丁文学。波爱修斯的著作在 12 世纪广为流传：充满人情味的《哲学的慰藉》、由现代学者恢复到他名下的神学著作，尤其是他的逻辑、修辞、算术和音乐教科书，还有一本错误地写有他的名字的几何教科书。伊西多尔的《词源学》仍然是中世纪著名的百科全书，它有时类似于儿童百科全书，虽然其中许多传奇可以追溯到伟大的普林尼。没有人计算过这本书在12 世纪到底有多少手抄本，但是我们知道，这本书问世两个多世纪后的公元 850 年，有 54 本全本和 100 多种节选本从塞维利亚翻越了比利牛斯山。比德也是同样，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修士是他的“快速印刷机”；除对《圣经》的经典诠释外，他的教科书仍然是年代学和天文学的标准读物。

还会有一些法律、特别是教会法的著作。日耳曼的法典、法兰克法令汇编很少被抄写了，《民法大全》刚开始传播；但是我们时不时地发现教皇书信和宗教会议法规的选集，时常还有格拉提安的《教令集》。诗歌常常以基督教的风格出现，比如，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福尔图纳图斯（Fortunatus）、菲尔让修斯的作品，也许还有加洛林时期的一些韵文。方言的书籍是罕见的。

在这些处于核心地位的书籍之外，图书馆中其他书籍的种类是相当参差不齐的。在一些地方，比如德国西妥会，拉丁教父的著作几乎是唯一的收藏。古典著作好像也有一些代表，但是风格并不固定或者说不规范，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讲述。经常有出自加洛林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笔下的作品，他们是：阿尔昆（Alcuin）、拉巴努斯·莫鲁斯（Rabanus Maurus）、帕沙西乌斯·拉得伯土（Paschasius Radbertus）、辛克马尔（Hincmar）、雷 米 吉 乌 斯（Remigius）、 斯 马 拉 格 图 斯（Smaragdus）， 以及 欧 塞 尔 的 埃 尔 珀 里 克（Helperic of Auxerre） 的《算术》。圣徒传记总是能见到，但具体是哪一个圣徒差别就很大了。还有一些历史学著作：中世纪早期的编年通史，也许是图尔的格里高利的，还有关于地区或教会本身的地方性年代记。实际上，我们还时而发现专门讲述某个修道院或主教座堂的作品，不论是采取了书信、传记、其成员作品，还是档案资料的形式。12 世纪的著名作家们，如圣安瑟伦、圣伊沃（St. Ivo）、圣伯尔纳和彼得·隆巴德，其作品很快在图书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名气不那么大的作家们在目录册中的地位就不那么固定了，如果靠这种目录册来判断，我们也许会认为逻辑、医学和自然科学这些新学问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

至此我们只是谈及了修道院和主教座堂的集体图书馆，因为它们在 12 世纪是最为重要的。那时并没有什么内在原因致使学者或教士不能拥有自己的书籍，但是这种情况几乎没有记载，除非书籍后来捐给了修道院或座堂。诸侯也为他们的附属教堂藏书，而有学问的诸侯也许还有其他书籍，典型例证是香槟的亨利或吉讷伯爵，后者有一个著名的方言图书馆。我们还发现了王家图书馆。在英国，我们听说了哈罗尔德王家图书馆，而正如前面提到的，亨利二世因为别人的大量赠送而有了丰富的藏书。他的儿子约翰当然不嗜书成癖，但他收到了雷丁修道院院长送来的六卷本《旧约圣经诵读》、圣维克托的休的《论圣礼》、彼得·隆巴德的《箴言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设想一下约翰在兰尼米德读这本书的情景吧！），还有其他书籍。这些书显然是借给了院长，像“那本被认为是普林尼所写的书一样”，几天后还了回来。腓特烈一世在哈格瑙（Hagenau）和亚琛有藏书，而腓特烈二世肯定有一座大图书馆。圣路易同样显示了收藏书籍的兴趣。虽然如此，国王和保护人的图书馆还没有成为时尚；诸侯的大量藏书需等到 14 世纪及其以后才能见到，它们后来构成梵蒂冈、劳伦森（the Laurentian）、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核心收藏。

当然，中世纪的图书馆不是公共图书馆——因为没有读书的大众，也并非大学里存在的那种外借图书馆。它们是为所有者使用的，虽然经常有为了抄写而租书的例子。正规的借阅者名单属于后来的时代。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有了这样的区分：锁在柜子里的书和放在外边供现场自由阅读的书，为了安全，后者经常用链条拴在桌子上，以便为公众所用。“用链条拴住的圣经”曾经是新教徒道德义愤的靶子，然而，它之所以拴住，是为了确保使用而非限制使用。

图书馆或其中一部分今天并不总是坐落在它 12 世纪的位置上。主要的例外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古老的主教座堂，即使这些也常常在后来的岁月里历经重建。至于修道院，则很少有例外，像圣高尔和奥地利的西妥会修道院那样。当然，蒙特卡斯诺仍然矗立在那座无与伦比的山峰上，本笃曾从那里“向下或向内观望”；但是它的建筑是现代的，其古老的图书馆的许多收藏散失了。当薄伽丘 14 世纪造访该图书馆的房间时，他发现房门已不知去向，窗户上长满青草，手抄本为尘土掩埋，而一些最精美的书籍已被撕毁或失去了边页的空白，修士把它们做成小一些的《诗篇》或祈祷书用以出卖。也许薄伽丘为了文学效果有点夸张，就像波焦（Poggio）从圣高尔的一座塔楼底部的一个黑暗、潮湿、发霉的房间里营救出昆体良著作的著名抄本时有些夸张一样。无论如何，最为精打细算的修道院在 14、15 世纪无所顾及地出卖着副本。亨利八世时期解散英国修道院，其图书也同样散失到各处。近代早期，欧洲大陆的图书馆也严重坍毁。许多破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造成，也由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把修道院和其他图书馆用作公共仓库的类似的运动。通过这些世俗化措施，圣米歇尔山的图书馆搬到阿夫朗什，泰根塞和本笃会的图书馆搬到慕尼黑，佛罗伦萨修道院（的图书馆搬到了在乌菲齐（Uffizi）的国家中心图书馆。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搬迁发生得太晚了。弗勒里的图书转移到奥尔良，但早在 1562 年它的许多收藏就因为新教徒而流失了，如果想找到这些书，还需要到伯尔尼、罗马、莱登、伦敦和巴黎。贝克和博比奥（Bobbio）的藏书同样广为流失。个人收藏的古典著作手抄本也被撕毁并佚散，甚至流失到遥远的地方，只剩下几张散页诉说着所发生的故事。一旦一本书离开图书馆，危险是巨大的。它也许会流落到有知识的人手中并最终被其他图书馆收藏，但是它也许仅仅被作为一般的羊皮纸使用：装裱书籍、盖储藏罐或制作弹药筒。所有这些都不顾及书的内容，因为就书籍而言，时间的咀嚼并不在乎书是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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