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泽厚先生颇有自知之明，但开风气不为师
左一彭富春、左三起为李泽厚、刘纲纪、邓晓芒。（图片来源：极目新闻）
一代哲人李泽厚先生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他却给国内学界带来了一股“静悄悄的”、却又永远抹不掉的哀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不论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革，没有人能够忘得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是谁在一片思想废墟中冲天而起，在哲学的高空发出了“建立主体性论纲”的第一声鹤唳，以康德哲学为切入点，在人类知、意、情三个方面为人性的复归和发扬开启了新启蒙的征程。对于与我同龄上下的整整一代学人来说，李泽厚这个名字就是与理论的创新、趣味的复兴和文风的革新分不开的。在以往数十年的教条主义禁锢之下，学界沉寂得太久了，李泽厚的横空出世，使那时的青年学子们激情澎湃，几乎个个都跃跃欲试。大家突然发现，居然有那么多荒芜的空地等待着我们去驰骋、去开垦！
回想起1979年，我还是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一名搬运工，办了一张湖南省图书馆的免费借书证，借得最多的是美学方面的书。那时“四人帮”倒台不久，能够开放外借的书还不多，其中有《新建设》和《光明日报》编辑部所编的《美学讨论集》六卷，我最早就是从这套书中得知了“李泽厚”这个名字。六卷文集收录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那场国内美学大讨论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对朱光潜的美学观点的围攻。说实话，我当时对朱光潜的观点还是比较同情的，认为大体上符合我自己的审美感受，只是在理论上还有不够完善之处；而对那些围攻者大都不屑一顾，认为他们都是在扣大帽子，不讲道理。但唯有李泽厚对朱光潜的批评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思想出发，显出了相当的学理性，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我也不同意李泽厚的观点，认为他的“社会的客观”虽然比蔡仪的“自然的客观”稍进了一步，但仍然没有真正解决美的本质问题。我利用当年刚刚考完研究生、正在等通知的一段时间，通读了这六卷文集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然后针对李泽厚的《美学三题议——与朱光潜先生继续论辩》一文，写了一篇18,000字的商榷文章，反驳他的观点，顺便也指出了朱的漏洞。文章写成后，我当即寄给了泽厚先生，原以为由于措辞尖锐，可能不会收到回音。没想到泽厚先生不久就给我这个小小的搬运工回了信，信中承认他们当年那场争论的层次不够高，他的观点后来也有所改进；并指导我在美学的学习上还应当看哪些书。李泽厚当时已是国内学术界的一等明星，他能够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如此包容，令我十分感动。恰好这时李泽厚的代表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出来了，我立刻买了一本，花半个月的时间读完，做了密密麻麻的楣批，有赞同，也有质疑。因为我考的研究生方向正好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泽厚先生这本书对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该书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对康德哲学作系统研究和阐释的书，其中特别触动我并影响到我后来的致思方向的，是由康德自然目的论中引出人类学视角，并与早期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相贯通的独特思路。后来我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毕业后留校，在美学教研室刘纲纪先生（泽厚先生的合作者）手下任教，期间翻译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而所做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康德人类学的核心——判断力批判》，在导论中第一个小标题则是“人类学立场是开启康德哲学的钥匙”。当然，我后来通过自己对马克思的早期手稿的钻研，在对“实践唯物论”的理解上已经与李泽厚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分歧，并在与易中天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中提出了“新实践论美学”的构想。但我至今仍然承认，整个实践论美学在国内最早还是从李泽厚那里发源的，他也是国内第一个（1956年）把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入美学研究中来的学者。
在中国学界，李泽厚还有多个“第一”。除了上面提到的为80年代的新启蒙打出了第一面“主体性论纲”的旗帜和第一个引进马克思的早期手稿来研究美学问题之外，他还第一个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据说国外有人先提出，但在国内是李泽厚首度发声），第一个主张对外来文化要“西体中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体，儒家情感为用），第一个提出“人化自然说”来解释美的本质，第一个提出“美感的二重性”（个体直观性和社会性），也是第一个提出“人类学本体论”（包括“工具本体”和“情本体”）。这些新颖的提法极具争议，长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可以看出，所有这些“第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是一个个的矛盾结合体，因而按照对立统一的规律而处于运动发展中。这表明泽厚先生具有极其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当时理解为“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有种自觉的掌握和运用。但这种方法也有利有弊，利在可以避免片面性，双拳出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缺点是容易导致自我冲突而解体，断为两截。如何能够走出这种困境，这正是泽厚先生毕生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他留给后来学者的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甚至可以看作他的一个方法论上的理论贡献。我们看一个学者的贡献不但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也要看他提出了什么问题，甚至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例如康德的哲学就是这样。
在这方面，泽厚先生颇有自知之明，他从来不说他解决了什么理论难题，也不说自己建立起了什么无懈可击的体系，他提供的只是思路，他指出的只是大致的方向。因此他做的不是学院派的严格学问，而是保持着活泼泼的日常生活气息的新鲜思想。他关心的是“中国民族的哲学贫困时代应该结束”，他希望的是：“我将退场，但中国哲学该登场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和思想家，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一辈子都在思考，但从来不拉门派，总是独自一人，他践履的是龚自珍的人生态度：
邓晓芒写于2021年11月5日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祖籍湖南，代表作《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本文经邓晓芒先生授权转载自公号“邓晓芒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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