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最后一课》：弦歌永不辍，中国高校的战略大转移

Original 天空之友二湘的天空之城 202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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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中国版《最后一课》没有讲完的故事：弦歌永不辍，中国高校的战略大转移

文/寒流

编者按：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攻进英美控制的上海租界，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教授宣布最后一课下课。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2所大专院校毅然举校内迁或重建。谨以此文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80周年，致敬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校战略大转移。

几乎所有人，都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过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871年，法国输掉了普法战争，被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给普鲁士。教书匠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节法语课上，用尽全身力量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后，黯然散学。

八十年前的今天，同样悲壮的一幕，也发生在沦陷前夕的上海“孤岛”：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攻进英美控制的租界。上午10时30分，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教授执行校董会决议，沉毅地合上书本，宣布下课。这就是中国版的《最后一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低低地啜泣着。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去。从来没有那么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就这样，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

郑振铎（1898—1958）

正如郑振铎所说，“12月8日，是试金石。”同日上午，除外国教会主持的圣约翰大学，尚未撤离上海租界的十多所高等院校全部停课，不愿做亡国奴的数千师生义无反顾，准备内迁。我的曾祖父曹辛汉所在的上海法学院（上海法科大学），也即将开始14年抗战中的第三次迁校重建。

曹辛汉（1892——1973）

据史料记载，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108所高校中94所以上遭日军破坏。为保全中华百年近代高等教育基业，102所大专院校毅然举校内迁或重建，超过77万的教职工及家属，莘莘学子冒轰炸阅战乱，颠沛流离，一路弦歌，在云贵川的田野山间，夯土为墙，结茅为庐，或借祠堂、庙宇，民舍复课，以8年搬迁300次的空前壮举，将文明的种子，民主的精神播撒内地，最大程度保存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根脉和元气。

谨以此文，致敬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校战略大转移。

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目睹西方的船坚炮利，意识到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高等教育的探索。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历经近百年惨淡经营，终于发展到1936年的“全国108所大专院校、教职员11850人，在校生41922人，应届毕业生9154人”的规模。（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室《民国二十五年度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

受经济、交通影响，旧中国90%以上的大专院校集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早的华北、华东、华南沿海城市。其中，上海因最早开埠（1843年11月17日），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上海逐渐从一个不起眼的海边县城开始朝着远东第一大都市前进。

在蔡元培、章太炎、马相伯、胡适、褚辅成等一大批民国教育先驱的努力下，27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在上海滩平地而起，大学数量位列全国第一（北平16所，天津7所、广州8所、南京5所）。也正是因为上海优越的教育氛围，曾祖父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几经辗转，于1930年入职上海法学院，担任该校董事会秘书兼总务长，开启了与这所被誉为“中国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摇篮”的学院长达二十年的不解之缘。

彼时的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正是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沈钧儒。自1931年起，沈钧儒的主要精力就投入到支持抗日救国之中。他不仅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更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组织上海法学院学生，组成抗战中的第一支学生义勇军奔赴前线。也正是因为上海法学院抗日之积极，恼羞成怒的侵沪日军炮轰位于江湾路的上海法学院校舍，全校被迫迁移杭州直至淞沪停战，才得以迁回上海复课。

沈钧儒（1875——1963）

1936年11月23日，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爆发，沈钧儒和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被捕。曾祖父临危受命，接替沈钧儒担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并在次年“八‘一三”事变中，负责将全校迁入上海公共租界，躲避战火，赁屋授课。

面临日趋扩大的战事，上海的高校都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大夏等校率先内迁，仅留下少数行动不便师生暂称“沪校”;另有如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整体迁入租界；圣约翰大学则与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校合组成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共同迁入租界。

曾祖父回忆录云：当时的租界犹如孤岛，外有日军围困，内有汉奸骚扰，学校经费既困难，处境十分险恶。全体教职工唯有团结一致，抱团取暖，在困境中咬牙坚持。

二

最危急的时刻终于到来。

1941年12月8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之后一个小时，日军便对仍然留在黄浦江面上的两艘英美军舰发动了袭击。美舰“威克”号选择立刻举旗投降，英舰“海燕”号，以一己之力与日舰奋勇作战，最终战沉浦江。至上午12时，日军完全接收上海的租界区，上海完全沦陷。

是接受日军要求进行注册登记，还是维护尊严坚决闭校？这是每一所在沪高校必须立刻做出的抉择。有着爱国传统的上海法学院选择了再次停课，星夜兼程向皖南转移。

12月中旬，曾祖父携数百师生刚转移至杭州，即被日伪特务堵截。曾祖父被单独“请”至伪浙江省政府。迎接他的，居然是一位熟识的老友，大夏大学创始人之一的傅式说。此人原为进步学者，却在1938年投日，此时，刚刚上任伪浙江省主席不久。傅式说深知上海法学院抗日名号之响亮，如能说服集体降日具有极大的政治和宣传价值，便极力游说曾祖父和全校师生能留下共同“和平建国”，并许以高官厚禄。

傅式说（1891—1947） 1947年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处决。

面对软硬兼施，曾祖父明确表达自己和全体师生“绝不合作”之决心。迫于私交，也可能是最后的良知，傅式说最终对上法师生予以放行。之后的两个月多，曾祖父率全体师生经浙扛兰溪、扛山等地，多次遭遇散兵游勇，湖匪路霸洗劫，所幸人员未有损失。到达皖南屯溪，借当地祠堂庙宇为教室宿舍，恢复上课。而上法的另外一部，由老校长褚辅成亲自带领步行至重庆万县，史称辅成法学院。

当时，沦陷区爱国学生为摆脱敌人奴役，纷纷奔赴内地求学，学校压力骤增，不仅经费更加困难，师资更是奇缺。曾祖父不畏艰难，身兼教务、总务两副重担，日夜操劳。在其不懈努力下，不仅邀请到了原上海高等法院法官石美瑜等法学名流担任讲师，还在当地办起中学部，收容流亡学子。

沈钧儒致信曾祖父

1943年4月3日，身在重庆的沈钧儒闻讯上海法学院成功脱险并顺利复课，激动不已，立即寄语曾祖父“辛汉吾兄，久不通候，余在慧公（褚辅成）处得知本校消息。至沪来，世兄辞各市邀聘不就，艰难跋涉，与我兄（褚凤仪）等坚持奋斗，吾校竞赖以达到内迁的目的，且有蓬勃复兴气像，闻之能不感佩!”

石美瑜（1908——1992）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

1945年，抗战胜利。曾祖父又开始不遗余力地担负复校重建，将皖校迁回上海。4年的流亡大学生涯也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多名学生追随石美瑜先生投身审判战犯，深入各地参与收集证据，挖掘被害人遗骸。最终，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元凶酒井隆、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送上刑场。

三

1951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院系，上法停办。原法学、财经等系师生并入上海大学、上诲财经学院。曾祖父也因身体原因长休在家。出于对学校深厚的感情，曾祖父保存了大量上海法学院的历史档案资料。但在1966年，因担心这些资料会给他人和自己带来麻烦，曾祖父安排子女将所有文件付之一炬，颇为可惜。

为了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到曾祖父更多的足迹。近年来，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抗战期间高校内迁的有关资料。竟意外觅得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侯德础教授2001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此书调查记载之详细，令人叹为观止。

在候教授的笔下，不仅介绍了“弦歌不辍”的意义，更是展示了琅琅书声背后巨大的牺牲：从1937年7月至次年8月， 108所高校中有25所因战争不得不暂行停顿，37所被迫迁移后方，15所屡遭轰炸；人员伤亡108人，1938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比1936年减少约50%。财产损失约65 367 409元法币，图书损失达283万册以上。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和动摇根基的。

为了挽救百年高等教育基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102人发表联合声明，揭露日军破坏我国高等学校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为了能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更多的我国文化教育的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许多高校一迁再迁。据不完全统计，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迁校4次的有私立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等8所，上海同济大学更是达到了8年6迁。全国高校搬迁次数共计300余次。更为奇迹的是，经过如此磨难，中国的高等教育非但没有被摧毁，相反还有恢复和回升。截至1945年，仅在西南大后方，就有高校145所，教员11201人，学生78929人。

是的。除了拼死在疆场的数百万忠魂英烈，我们也应该记住这些名字。

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1896—1938），为维系学校运营不与日伪合作，成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个被日伪汉奸杀害的大学校长。

王开疆，原上海法科大学教务主任、校长。因不愿与日伪合作，选择了跳海殉国。（据1940年2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文《王开疆不为汪逆利用，投海自尽明志》）

王伯群，大夏大学校长。1937年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大夏大学与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大学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刘湛恩、王开疆、王伯群这样的老派知识分子的坚持，中国大学才得以在艰难困苦中愈发强大。使得国家经济建设和战后恢复所需的精英人才的培养不致中断，使得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更加趋于合理。

八十年后，当我们再一次回顾这段民族存亡的痛史，依然为“物质之损坏有限，精神之淬砺无穷”的故事而感动。

再次致敬，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坚韧和纯粹。

作者简介

寒流，80后，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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