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学术║鲍威 金红昊 肖阳：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高教研究 Author 鲍 威 等
鲍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金红昊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肖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
“我们通常不会嫉妒他人的成功，只要拥有平等天资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为人生而奋斗，可以平等地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那么我们并不在意这个阶梯究竟有多高，路有多长……”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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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
公平、适切、卓越是任何教育改革都应遵循的价值目标，改革设计者需寻求三大目标向度之间的平衡，[1]高考制度也非例外。高考制度不仅充当高等教育的守门员，保障生源质量，引导中等教育的教学方向，更承载着维护社会公平竞争、促进社会代际流动的重要功能。[2]这也是为何相比于其他教育制度，高考制度设计需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性，避免对于弱势群体形成社会排斥的原因所在。
2014年我国政府启动新一轮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并在浙沪两地启动试点改革。综观新高考改革方案，高度的“多元性”和“选择性”可谓本轮高考制度设计的重要特征。为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化的发展，缓减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过度应试压力格局，新高考改革在选考科目、参考时间、参考次数、录取路径、志愿填报五方面赋予了学生高度的自主选择权。
然而，现实中与“多元性”和“选择性”如影相随的是升学选择“复杂性”和决策难度的提升。在教育竞争被过度异化的中国社会，新高考所赋予的“选择性”在不同学生群体中成为基于学业能力、未来风险预期、甚至信息占用的复杂博弈。更需引起关注的是，这场应试博弈中，学业竞争可能已超出学生个体能力的竞争范畴，进而拓展为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竞争场域。[3]父母的教育参与是提升子代教育期望和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学升学选择，可以假设来自父母充足有效的信息支持将成为父母教育参与的新维度，影响升学竞争成败。此外，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视野，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群所掌握信息存量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或陷于不利境遇。[4]如果将该理论迁移至新高考改革之下的升学选择情境之中，针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壁垒日趋强化的趋势，可以假设随着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加剧，[5]不同学生家庭对于升学选择的信息占用程度可能出现显著差异。
在新高考改革升学选择复杂性增加的背景下，阶层壁垒是否带来信息鸿沟，进而加剧教育获得的不平等？随着升学信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民间教育咨询的服务是否导致阶层间信息存量的进一步失衡？高中学校所提供的升学指导和生涯教育能否发挥充足的补偿效应，避免弱势群体在升学竞争中陷入信息不完全的困境，缩小教育获得中的阶层差距？依据《国务院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规定的新高考改革时间表，我国将在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随着后续改革启动地区的增多，高度关注新高考制度背后隐含的公平性危机，思考和回应上述问题成为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政策研究议题。鉴于此，本文将基于新高考试点地区的调查数据，尝试对上述议题开展深入系统的理论思考与实证考察。本文不仅有助于从学术层面评估新高考改革设计的公平性，更重要的是对于未来从政府和学校层面完善考生大学升学选择的信息支持机制，保障高考改革制度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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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
1. 新高考改革之下的升学选择与信息博弈
40年来我国高考经历了持续调适与变革的历史发展进程。2014年9月，数易其稿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标志着“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正式启动。[6] 新高考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模式为目标。新高考改革在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障学生知识结构体系完整的同时，其制度设计呈现出高度的“多元性”和“选择性”特征。为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化的发展，缓减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过度应试压力，新高考制度分别从五方面赋予了学生自主选择权和主动权：其一，增加参考科目选择性。取消传统文理分科模式，语、数、外3门必考科目外，学生可根据报考高校（专业）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政、史、地、物、化、生等科目中任选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其二，增加参考时间选择性。为缓减学业和应试负担，将以往集中于高三学年六月的部分考试科目分散或前移至整个高中阶段进行；其三，增加参考次数选择性。《实施意见》指出创造条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同一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机会。浙江方案规定选考科目每科可报考2次，选用其中1次成绩；其四，增加录取路径选择性。以浙江为例，除统一高考招生、院校自主招生之外，引入“三位一体”招生、高职（含应用型本科）单独招生、高职提前招生等，构建多元化招考录取路径；其五，增加志愿填报选择性。取消高校招生投档录取批次，按“专业+院校”为单位填报志愿，浙沪考生最多可分别填报80和96个志愿。[7]
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突破“信息充分假设”的基础上，将信息视作新的价值元素纳入考量，探讨信息不对称对于个体或组织的行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4]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信息经济学认为掌握充分信息的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利用信息优势，可更大限度地达成其效用目标。与之相异，信息匮乏的主体则面临着未来情境的不确定性，在行为决策方面陷入被动地位。[8]为此，新高考的“多元性”与“选择性”，虽然扩充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空间，但也带来更为广泛的升学选择博弈空间，使得高考竞争从学业能力竞争拓展至信息与策略的对抗。
由于学生需要在高一学年结束之前确定选考科目，该选择限定了学生未来大学专业方向及职业发展的可能领域，这对于自我认知尚未成熟，大学专业信息匮乏的高中生而言，无疑加重了其升学焦虑和迷茫；[9]选考科目成绩以等级赋分值方式计入高考总分，科目成绩取决于参加该科目考试群体的基质和规模。该制度催生了一系列关于选考科目、参考时间、参考次数的博弈心理和策略性选择行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学生可通过“田忌赛马”错位竞争获取分数优势；[10]以专业为单位的志愿填报模式也大幅增加了升学选择的难度和工作量，充分理解投档规则的学生可基于历史数据最大化的利用其高考分数，但信息匮乏的学生则可能由于志愿填报失当而损失分数优势；[11]自主招生、综合招生等多元录取渠道则更进一步地扩大了这种差距。[12]
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升学机会分配
教育是预测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变量。[13]针对阶层分化，社会学领域基于长期系统研究已达成共识，即子代升学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受教育经历，个体的教育成就与其所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无法切割的关联。[14]对此，作为家庭解释视角的代表性理论，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从父母受教育程度或职业地位等先赋性因素、[13]布尔迪厄从父母所积累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特征的代际继承、[15]科尔曼从相关的社会性支持体系（例如社会资本），[16] [17]分别阐释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子代教育成就之间的关联性。
近年我国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教育成就的解释力，这一关系渗透于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历程之中。小升初阶段，家庭文化资本具有极强的代际继承性，直接影响子代学业成就，而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则通过帮助子代获取优势教育资源，由此有益于子代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18]高等教育阶段，虽然近年升学率的上升扩大了教育机会的供给，但相对于弱势群体子女，父母职业声望高以及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积累充足的精英阶层子女，在高选拔性院校的升学意愿和录取结果依然占用明显优势。[19] [20]
新高考背景之下，究竟高校人才筛选机制是基于家庭先赋因素的社会再生产原则还是秉承效能主义原则？弱势群体可否在其中与优势阶层相抗衡？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3. 大学升学选择中的父母参与
当然，以上的理论阐释和实证探讨只是明晰了家庭社会经济属性对于子代教育成就的直接影响路径。家庭的资源优势如何转化为子代的教育成就，这其间是否存在着重要的中介机制？面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过长年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验证了父母参与是子代升学选择和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21]所谓教育中的父母参与，其概念范畴包括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父母通过日常家庭中的亲子沟通、课业指导、升学规划、或在家庭之外参与子女就读学校所组织的活动等渠道，将教育期望传递至子代的一系列行为。针对大学升学准备，父母参与包括经济投入和互动投入两大范畴。经济投入是为升学准备所投入财务资源的总和，互动投入是父母在升学决策过程中与子女间的频繁沟通、并利用自身掌握或收集的大学信息协助子女做出抉择。 [22]由此可见，信息支持是父母在子代升学规划和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表征。
霍斯勒（Hossler）等将大学升学准备区分为倾向形成、目标搜索、升学决策三阶段，[23]父母信息支持贯穿于整个过程始末。倾向形成阶段，父母向子女传递教育期望，并通过早期的学术交流帮助子女形塑大学升学的内驱性目标。目标搜索阶段，父母基于自身大学就读经历和可支付能力，向子女传递教育偏好，引导其关注某些特定院校。不仅如此，父母还需帮助子女理解大学招生选拔要求，督促其开展早期的针对性升学准备。最终的升学决策阶段，父母需与子女共同完成大学录取的各项环节，通过财务支持和情感鼓励，协助子女完成升学院校抉择。[24]
显而易见，升学准备要求父母掌握大学的学术标准、招生规则和录取细节，获得关于大学的完整信息脉络。在此状况下，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阶层壁垒转化为巨大的信息鸿沟，直接影响其子女升学机会。优势阶层父母不仅利用自身大学就读经历推进子女的升学准备进程，[25]同时利用其社会网络，通过与其他社群或个体的信息交换，为子女提供充足的升学支持。[26]与之相异，即便弱势阶层父母拥有强烈的升学期望，他们既无大学升学准备或申请经历，也缺少入学要求和经济资助的相关信息，[27]难以为子女提供有效的互动投入。对于高等教育升学体系的陌生、社会资本的匮乏使得弱势阶层父母被隔离在大学申请之外，其子女只能在升学之路上“孤军奋战”。[22]虽然近年我国本土学者也高度关注父母参与在子代学业成就中发挥的作用，但相关研究聚焦于基础教育阶段的父母参与，其考察射程尚未延展至大学升学准备阶段。[28]
为此，将父母参与拓展至大学升学准备阶段，考察新高考制度之下父母提供的升学建议或信息支持在子女的升学竞争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是本文深入探究的第二个问题。
4. 购买市场升学咨询成为父母教育参与的衍生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随着院校招生规则趋于复杂化、升学竞争白热化、升学知识商品化、学生及家长升学焦虑膨胀，以往由高中和大学招生办公室承担的无偿性升学咨询，正在成为吸引大量商业投资的高盈利市场化咨询产业。[29]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市场咨询行业敏锐地发现了大学升学信息需求与父母信息支持不足和高中指导不足间的供需矛盾，掀起了大学升学知识的商品化潮流。1993年美国SAT考试辅导仅注册费收入总额已达1亿美元，行业领跑者卡普兰教育咨询集团的利润率更高达60-80%。并且，市场咨询的客户群并不局限于经济富裕家庭的学生，美国研究显示44%的大学新生有参与市场升学准备课程的经历。[30]市场咨询提供涵盖升学全流程的指导服务，包括帮助学生自我认知、了解院校和专业、熟悉大学申请流程、制定申请计划、撰写申请文本等。[31]由此可见，在传统直接参与子代升学准备的行为之外，购买市场教育咨询的方式已成为父母教育参与形式的新衍生。
新高考制度设计的复杂性同样催化了我国升学咨询市场的扩张，录取考核的多元化和能力导向也使得生涯规划和升学指导成为新的需求缺口。部分升学咨询公司提供的信息服务已覆盖了选考科目、专业规划、自主招生和志愿填报等升学录取的完整流程。相关行业研究发现，2017年中国K12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率达51.8%，升学咨询作为其中的重要子产品，已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成熟化的商业模式。[32]
当然限于家庭经济可支付能力，能够购买市场咨询的学生多来自于优势阶层，其父母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可为子代升学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25]德里克·博克认为，市场化的信息咨询带来严重的公平问题，弱势阶层在家庭、学校和市场三面受挫，高等教育的入学公平性值得拷问。[33]
新高考制度的复杂性是否引发市场信息咨询的需求，加大家庭的升学财务投入，市场信息咨询是否进一步强化社会阶层间教育获得的差异？这是本文尝试回应的第三个问题。
5. 发挥补偿效应的学校升学指导
父母参与的缺失或不足，使得弱势阶层在大学升学准备过程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阶层差异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弱势阶层学生已逐渐跨越了大学的门槛，却被始终困限在高等教育等级序列的底端。
20世纪初期，随着学校教育进步主义的兴起，美国高中开始推进咨询辅导。60年代，新立法推进了高中升学咨询的专业化发展，[34]联邦政府也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在赠地学院设置培养专业咨询师的硕士和博士课程。在此过程中，高中咨询辅导范畴也从初期的职业咨询转向升学指导。[35]研究表明，升学指导老师（School College Counselor）在高中酝酿大学升学文化，在培养学生的升学意愿、帮助其了解大学和专业，熟悉申请流程，为升学选择提供建议、提高大学申请率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31] [36] 在升学指导老师帮助下撰写大学申请材料的学生，其录取概率可提升11%。特别是低收入、少数族裔等弱势阶层学生更多依赖于学校的咨询辅导，学校信息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母信息的不足，发挥了重要的补偿效应。[36]但另一方面，面对院校招生规制和标准化考试的不断变化，升学指导老师也同样陷入困惑。此外，高中（尤其公立高中）升学指导的师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校咨询辅导的有效性。[31]
伴随新高考改革，为了促进学生理性地选择考试科目，国内高中也纷纷设立生涯规划课程，帮助学生理解大学专业和未来职业方向。浙江省部分高中设立生涯规划校本课程，并与社会实践教育贯通，以期引导学生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37]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内高中的生涯规划教育体系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多数依托于碎片化的校内讲座、报告会等形式展开，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辅导课程。此外，生涯规划教育多以学科教师兼职承担，专职咨询人员的缺失以及专业化程度的局限也限制了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施效果。[38]
新高考背景之下，高中学校提供的升学指导是否发挥了补偿效应是本文进而考察的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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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
1.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素材来自2017年6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浙江省开展的“高考综合改革对高中教育的影响调研”。其中高中学生·家长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法，首先以高中为初级抽样单位，按照在校生5%的比例确定样本容量。其次在初级抽样单位（高中）的基础上，以年级为二级抽样单位，最终回收3085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79.8%。根据研究主题，剔除高一、高二学生样本和部分指标缺失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4702份。样本的性别和地域分布结构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此外，调研所收集的学生家长和高中教师访谈质性材料，将在分析中作为辅助资料，为定量分析提供进一步的验证和阐释。
2.分析框架与变量定义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设定，如图1所示，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所包含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1.高等教育获得（高考得分）除受到学生个体特征、其所在学校组织禀赋的影响之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即家庭对各类资本拥有的丰富性直接影响子代在大学教育机会的获得；2.由于新高考制度设计的复杂性，在升学准备过程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在发挥直接作用的同时，基于父母参与的中介途径，具体通过⑴为子代升学提供决策建议、⑵基于经济支付能力购买市场信息咨询两种信息支持方式为子代大学教育获得提供优势；3.学生升学准备过程中，其所属高中所提供的升学指导也发挥了重要信息支持作用，尤其对于弱势阶层学生而言，可弥补其父母参与的不足，对其大学教育机会获得发挥重要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的分析逻辑为，先观测阶层间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性，进而分别考察新高考模式下三种路径的信息支持对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子代升学机会的影响。分析中具体涉及的变量定义说明如下：
（1）因变量：新高考分数
在我国统一考试录取的高校招生模式下，高考分数是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核心标准。因此，本文将清洗后的学生高考原始分作为因变量纳入分析。为保证选考制之下高考分数之间的可比性，分析中控制学生的选考科目，具体以选考技术科目为基准，构建选考科目的6个虚拟变量。
（2）自变量：信息支持
本文核心自变量为学生在高考升学过程中所获取到的信息支持，根据信息来源路径的差异，具体划分为家长直接决策建议、市场信息咨询和学校升学指导三个子维度。分析中使用题项“在确定选考科目时，家长的鼓励和建议的重要程度”作为家长信息支持的代理变量，根据重要程度分别赋值1-6分。以家庭在学生选考科目、自主招生和志愿填报等专业咨询服务方面的经费投入作为市场信息支持的代理变量。将学生所在高中提供的生涯规划教育状况作为学校信息支持的代理变量。具体使用“学生所在高中开设生涯规划教育的情况”、“学生对所在高中开设生涯规划教育的满意度”两题项（1=不满意~4=完全满意），取两题均值纳入分析，得分越高代表学校提供的信息支持越充分。
（3）控制变量
为提升分析的准确性，基于相关研究，本文将学生性别、高中类型、学业基础、学业投入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可能对学生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变量纳入控制。性别是以男性为基准的虚拟变量。高中类型按照教学质量划分为定序变量，普通高中、省二级示范高中、省一级示范高中分别赋值1~3。学生的学业基础体现为其高中的学业排名，处理为定序变量，分别赋值1-5（1=学业成绩排名后25%~5=排名前10%）。学生的学业投入为课内外学业投入的时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观测维度包括家庭所处地域层级、家庭经济资本积累（年收入）、家庭文化资本积累（父亲受教育年限）。
（4）分组变量：SES得分
为分析优势阶层和劣势阶层在信息支持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对两个阶层进行清晰的界定。本文参照相关研究的SES得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计算方法，[39]并结合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区域间不均衡特征，[40]将样本的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家庭所在地域层级进行标准化处理，取Z值均值作为其SES得分。本文将SES得分前30%的样本作为优势阶层（样本量：1015），后30%的样本作为弱势阶层（样本量：1136）。表1概况相关变量的基础统计信息。
3.分析步骤
为厘清新高考模式下信息支持对学生大学教育获得的影响，讨论不同阶层学生的升学境遇，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信息支持对不同阶层学生的高考分数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分析以如下三步骤推进。
首先，引入Melly（2006）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41]考察在高考成绩分布的不同分位数点上，优势阶层学生和弱势阶层学生之间的分数差异。分位数分解方法的核心在于构建反事实分析，即将优势阶层各特征变量的回报率（优势阶层回归参数）赋予弱势阶层所形成的高考分数分布情况。具体通过构建反事实分布函数，将分位数点上阶层间高考分数的差异进行如下分解：
其中，
其次，使用逐步回归法，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信息支持对学生高考成绩的影响情况。
最后，使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探究家庭、市场和学校三种不同路径的信息支持对优势学生和弱势阶层群体两个亚群体高考分数形成的异质性影响，以验证不同路径信息支持对阶层间分数差异的马太效应或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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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
1. 阶层间高考分数的差异分析
首先，引入分位数分解方法观测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高考成绩的差异。在分解过程中，本文将学生性别、高中类型、学业基础和学业投入四方面的变量纳入特征变量，在高考分数分布的9个分位数点（0.2至0.9）上进行分解分析，表2和图2概括了分位数分解的结果。
总体差异是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间高考分数的总分差，为“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总体差异而言，优势阶层学生在高考分数上明显超越弱势阶层的学生，且分数差距随着分位数点的提升而不断扩大。在0.2分位数点，即低分区间，优势阶层学生的高考分数仅比弱势阶层学生高18.37分，但在0.7分位数点之后，即高分区间中两大阶层之间的高考分值差距已超过40分。
特征差异表示由于学生性别、就读高中学校层次、学业投入和学业基础等特征的不同而形成的高考分数差距。分析表明，学生特征带来的阶层间分数差异在11.87~16.88分之间，特征差异在不同分位数点的区别并不明显，呈现相对的稳定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剥离学生个体特征对成绩的影响之后，系数差异可进一步解析由于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形成的高考分数差距。基于表3和图1可发现，由于学生家庭社经属性差距而带来的高考分数差异显著存在，且差距随着分位数的提升而不断扩大。在0.2分位数的低分区间，系数差异为6.49分，占总体差异的35.35%；而在0.9分位数点的高分区间，分数差距提升到了24.39分，占比也提升至62.78%。综合以上分析，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弱势阶层和优势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高考分数差距。在低分区间的阶层间差异主要源自学生的学业投入、高中背景、学业基础等特征的不同。但进入中、高分区间后，分数差异主要源自学生所属阶层的差距，随着高考分数的提升，家庭社经地位的影响作用呈上升趋势。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信息支持与高考得分
以下引入逐步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信息支持对学生高考成绩的影响。表3为回归分析结果，F统计量显示两个模型均具有统计意义，调整后R2均在0.39以上，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模型1分析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高考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学生家庭所在地的地域层级每提升一个单位，其高考分数提升2.19分；家庭文化资本积累对学生高考分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学生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每提升1年，其高考得分提升2.80分；但与之相对，家庭经济收入与学生高考分数之间并未发现统计上显著的关联，这可能与浙江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以及省内收入差异相对较小的地域经济发展特征有关。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本文重点关注的信息支持变量。研究显示，在控制了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特征等前提之下，信息支持依然显著影响学生的高考分数。具体而言，家庭购买市场信息咨询的经费投入每提升1000元，子代高考分数则提升2.86分。所属高中所提供的生涯规划教育和升学指导也可显著提升学生的高考分数。学校信息支持每提升一个单位，学生高考分数可提升3.82分。而与之相反，来自家长的信息支持反而对学生高考分数形成抑制效应，家长在升学决策过程中的干预影响作用每提升一个单位，高考分数相应下降1.44分。
3.信息支持对升学机会影响的阶层间异质性分析
最后使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通过系数比较分析三种路径的信息支持对不同阶层学生高考分数的影响，由此验证新高考机制之下信息支持对不同阶层高考分数的异质性影响。表4概括了分析结果，F统计量显示2个模型均具有统计意义，调整后R2均在0.35以上，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和解释力。
（1）失效的父母升学决策建议
虽然既有研究显示，升学规划和决策阶段中的父母参与，即由家长直接提供的升学建议和信息支持对于子代升学提供重要支持，然而本文分析结果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在新高考机制之下，无论是弱势阶层，还是优势阶层，父母对于子代升学选考决策信息支持均未对高考分数的提升形成正向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弱势阶层父母的决策建议影响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其子代高考分数下降2.37分；优势阶层父母的信息支持对于子代的高考分数未形成显著影响作用。究其原因，访谈中一位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家长称“说实话高考啥想都没想过，孩子读书都他自己读的，我和他爸喂饱他就行了……我们家长什么都不懂，不会像有文化的家长会指导帮助孩子”。但是，新高考制度设计的复杂性给优势阶层的父母也带来了同样的困惑，访谈中一位高校从教的家长也指出“志愿填报太复杂，我们无法准确理解来给孩子建议指导”。可见，新高考复杂的规则设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父母在子代升学准备中直接决策参与，导致父母信息支持陷入失效甚至逆向效应，无法为子女升学竞争提供显著优势，并且有效升学信息的匮乏成为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家长共同面临的挑战。
（2）市场信息咨询对升学机会的影响
在父母信息支持失效的状况之下，相当一部分家庭选择通过购买市场咨询服务，尝试弥补家庭升学信息支持的不足。某高中教师在访谈中坦言“新高考改革明显助长了课外补课及咨询机构的发展，增加了家长的投机性及经济负担”。调查显示16.9%的高三学生家长在确定选考科目、填报志愿等升学选择事项时购买了市场咨询服务，其平均付费额度约1564元。然而分析结果却进一步显示，市场信息咨询所提供的商业化信息支持对不同阶层学生群体的高考得分形成异质性影响。对于优势阶层而言，家长支付的市场咨询投入每提升1000元，其子代高考分数提升6.60分。但与前者相反，弱势阶层家长即使购买市场化的升学咨询服务，也无法从其中获取升学优势。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当前高考升学咨询产业虽然快速崛起，但产业发展良莠不齐，需要家长在购买咨询服务中具有一定的甄别能力。弱势阶层父母由于自身教育经历和知识的不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无法区分商品质量优劣。由此可见，市场信息支持会进一步促成高等教育获得和升学机会分配的失衡格局，固化高校升学选择中的阶层壁垒。
（3）学校升学指导对弱势阶层升学境遇的补偿效应
调研访谈发现，新高考模式使得高中教师承担教学与生涯规划的双重职能，“老师不仅是这门学科的好老师，还必须是学生生涯规划的助理。填报志愿方面，一开始教师就要进行选科指导。我们要求老师不仅是学科教师，还是生涯助理师”。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高中学校提供的升学指导虽然并未对优势阶层学生的高考分数形成显著影响，但可显著提升弱势群体学生的高考分数。学校通过升学指导和生涯规划教育等途径提供的信息支持每提升一个单位，弱势阶层学生的高考分数则提升6.74分。这意味着，来自学校的信息支持可帮助弱势阶层家长摆脱所处的不完全信息困境，对其子代的升学境遇发挥一定的补偿效应，缩小阶层间教育获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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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政策性启示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
1.研究结论
随着新高考改革升学选择复杂性的推进，本文在传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观测维度的基础上，将信息支持纳入阶层间教育获得差距影响机制的考察范畴，基于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新高考模式下阶层间升学境遇的差距，评估新高考改革制度设计的公平性及其隐含危机。主要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其一，新高考制度之下，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依然对子代的高考分数，即高等教育升学机会的获得具有重要影响，而阶层间的升学信息鸿沟则进一步扩大了阶层间教育获得的差距。特别在高考中高分段区间，家庭先赋效应的影响作用大于学生个体努力等后致因素的作用。对于优势阶层学生而言，家庭的资源积累优势转化为其在高考分数中的明显优势，使得该群体在获取高选拔性院校和精英大学的升学机会中处于有利地位。与之相异，弱势群体学生囿于家庭经济文化资本等局限以及升学信息支持的匮乏，其高考分数更多处于低分段区间。寒门子弟即使跨过了大学的门槛，但其更多地进入了学术选拔性较低的院校，难以触碰到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
其二，新高考模式制度设计的复杂性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父母教育参与趋于失效，由家长直接提供的选考决策建议无法带来有效的高考得分增值。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家庭文化资本的约束下，弱势阶层父母所提供的升学决策建议会对子代的高考分数产生负面效应。信息的闭塞和匮乏使得他们缺乏对新高考考核评价机制的充分理解，也限制了该阶层父母在购买市场信息咨询中的有效甄别能力，最终衍生为弱势阶层进入大学的阻碍。[27]
其三，新高考制度设计的复杂性催生了市场化升学咨询产业的扩大，但其效用更为显著地体现为优势阶层在升学竞争中优势，存在固化阶层壁垒的风险。由于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存在经济购买力以及信息质量优劣鉴别能力的显著差异，优势阶层可利用其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通过购买市场咨询信息，将之转化为子代教育获得的优势。而弱势阶层父母面临市场升学信息咨询的购买能力、信息优劣甄别能力的双重劣势，也无法实现市场信息效用的最优化。市场化的升学咨询作为新的升学竞争点，进一步固化和扩大了阶层间的教育获得差距。
其四，高中学校的信息支持能够在新高考机制中发挥有效作用，帮助弱势阶层摆脱在升学竞争中的信息不完全困境，为弱势阶层子女的教育获得提供显著的补偿效应。高中开展的生涯规划教育以及升学指导作为重要的升学信息支持路径，能够显著提升弱势阶层学生的高考分数，缩小阶层间的升学信息鸿沟，改善弱势阶层子代的升学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样本全部为浙江省学生，随着新高考改革在全国各省市的推进，未来研究需要追踪新高考改革在中西部地区的运行状况，对本文发现信息鸿沟对阶层壁垒的固化现象加以持续的检验，由此最大限度地保障新高考改革制度设计的公平性。此外，信息支持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高考分数的增量，信息占用对学生的升学志愿填报和录取路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未来需要追踪学生录取去向，全面评估信息支持对于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2. 政策性启示
本文可为新高考改革下一阶段在国内其他省份的推广和完善制度设计提供重要的政策性启示。
首先，从政府层面而言，本次改革试点的浙沪两地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发展前沿地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可预见的是，本文发现的阶层壁垒危机可能在全国其他改革地区、特别是基础教育资源薄弱、城乡差距显著的中西部地区出现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因此，政府在未来新高考改革推进过程中，应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在强调多元化、选择性价值的同时，需充分考量经济薄弱区域的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的现实条件，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避免复杂的升学选择制度设计成为弱势阶层子代教育获得的新障碍。
其次，升学咨询市场的扩张使得优势阶层以购买市场信息支持的方式换取高考分数增值，这不仅强化了家庭经济资本在教育获得竞争中的影响力，同时也诱发升学选择中的策略性行为导向。面对升学咨询服务市场快速扩张和商品服务质量良莠不济的态势，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规范化的市场运行管理与监督机制，保障学业能力作为高考竞争中的基础价值取向。
再次，高中学校需充分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提供有效的生涯规划教育、开设升学指导校本课程，配置和强化升学指导老师的专业化建设，提供个性化升学咨询等多种路径，缓解学生的升学焦虑与迷茫，弥补家庭的升学信息匮乏。特别在家长信息支持失效的情况下，高中可通过构建家—校合作伙伴关系，向学生父母（尤其弱势阶层）提供关于高考改革政策说明、选考科目确定、志愿填报等方面的信息支持。
最后，大学在高校招生改革中应向下渗透，构建大学—高中衔接机制，在新高考改革信息支持中发挥主体职责。大学可通过为高中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院校和专业招生说明，设置大学先修课程、学科夏令营等方式搭建高中-大学的有效衔接机制。此外，面对我国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和升学指导专业人才的严重不足，高等院校需要尽快设置相关的课程和学科专业，积极推动升学咨询人才的专业化培养。
Class Barrier and Information Gap：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Support on the Students'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Performance in China
BAO Wei , JIN Honghao , XIAO Yang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2014,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a major reform of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designed to make the selection of students and their enrollment in universities a more scientific and fair procedure and promot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ll-arou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reforms, students will be given more flexibility and autonomy. Using data from high school student surve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link between admission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exam performance. The major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⑴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xam performance, advantaged students tend to outscore their disadvantaged peers; ⑵ the complexity of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limits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ental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⑶ with the reform, the new selection and enrollment rules have spawne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ivate admission counselling industry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exam scores of advantaged students; ⑷ school counselling has compensation effects on disadvantaged students’ exam scores.
Keywords: new college-entrance examination; information support; college choic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本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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