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
徐新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16年。
《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
作 者 简 介
徐新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著有《从文化到文学》《西南研究论》《民歌与国学》《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主编《灾难与人文关怀》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目 录
前言
导论 表述与被表述：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与目标
一、“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命名和领域
二、“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实践和历史
三、多民族文学的视野和目标
第一编 国家、边界和族群
第一章 “长江故事”：国家地理与族群叙事
一、“中国印”
二、溯江源
三、“中华景象”
四、“黄河摇篮”与“长江母亲”
五、“母亲河”
六、再说长江
七、国家地理与族群叙事
第二章 蚩尤和黄帝：族源故事再检讨
一、“黄帝崇拜”与“蚩尤复活”
二、“敌人”蚩尤与司马迁笔法
三、王朝“世家”与“乱神”谱系
四、“夷夏分辨”与“天下一统”
五、“华夏”自说与“蛮夷”回应
六、黄帝、蚩尤再思考
第三章 “龙传人”与“狼图腾”：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
一、引言：民族身份的表述问题
二、龙的传人”：一个象征的血缘共同体
三、“狼的图腾”：对夷夏身份的挑战和扩展
四、“表述民族主义”：身份类型的现实分析
第四章 民族身份再激发：丹巴藏寨及其旅游影响
一、引言
二、影响身份的社会场景
三、身份变迁的村寨体现
四、结语
第五章 西南视野：地方与世界
一、激活历史
二、反观西南
三、参与西南
四、研究西南
五、对话西南
第六章 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
一、引言：从汉语的“荒”字谈起
二、农耕文明的“拓荒”话语
三、草地牧区的文明意义
四、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
五、余论
第二编 文本、表述和民族志
第七章 “梭嘎”记事：中国首座“生态博物馆”的考察分析
一、暑期里的田野行程
二、实践着的现代理念
三、陇嘎歌声与“央视连线”
第八章 “礼失求野”与“华夷关联”：生态、食俗与文化
一、中国食俗：“兴观群怨”与“礼失求野”
二、西南山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与共食会饮
三、结语
第九章 “墨尔多”之歌：多样化的文本和实践——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个案阐述
一、问题背景
二、山、神、人：三种事象
三、藏族群众、汉人、菩萨：三种观点
四、言、心、身：三种业行
第十章 从文学到人类学：“民族志”对多民族文学的影响
一、问题的缘起
二、“民族志”实践的个人经验
三、“民族志”的写作环节
四、科学与人文之间？——“民族志”写作的定位
五、“民族志”写作：个人与风格
六、文体和期刊：影响“风格”的两只暗手
七、文本转换与未来趋势
第十一章 族群表述：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
一、引言：甲居故事——敬神路上的环保者
二、生态恶化与文明问题
三、多元文化：中国西部的生态遗产
四、中国崛起与东亚转型
五、结语：甲居的意义
第三编 地域、世界和跨文化对话
第十二章 文明对话中的“原住民转向”
一、当今世界的不同力量和价值资源
二、“原住民”含义及其内外表述
三、“原住民运动”的兴起和演变
四、“原住民知识”的多重意义
五、结语
第十三章 “盖娅”神话与地球家园：“原住民知识”对地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生物多样性与地球家园
二、人类行为对生态圈的影响
三、盖娅神话与原住民知识的价值和意义
第十四章 “我们”反对“我们”？评说亨廷顿的“新国族主义”
一、“我们”就是“我们”
二、“我们”需要“他们”
三、“我们”反对“我们”？
四、不同“我们”间的折射
第十五章 族群问题与校园政治：“族群研究”在哈佛
一、引子：哈佛“展演”
二、族群研究：在哈佛及美国兴起的原因
三、“校园辩论”：多元文化时代的教育改革
四、哈佛演变：从核心课程到族群研究
五、余论
第十六章 英国不是“不列颠”：多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比较
一、国名的翻译
二、国旗的象征
三、国歌的对比
四、“国族”的认同
五、“中”、“英”的对比
第十七章 跨文化对话：“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与族群自表述
一、背景介绍
二、NMAI简述
三、与其他博物馆的比较
四、相关分析
结语 “多民族文学史观”
一、引言
二、“国别文学史”的由来和影响
三、“文学国家化”的回望与反思
四、“少数民族文学”提法的拓展和突破
五、“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含义和诉求
参考文献
后记
序 言[1]
现代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从数千年的历史演变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团结”政策的强调，使得夷夏并存的多民族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互补。国家领导人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2]这不但体现了新政权在民族观念与民族政策的整体观和一致性，亦反映出对旧中国“民族对立”模式的突破和超越。旧中国的民族对立模式，以近代为例，就是大清帝国声称的“五族共和”及中华民国宣扬的“中华同源”。前者以满、汉、蒙、回、藏划分排列，在政治权力上凸显和固化民族等级；后者以中华同源同宗说为基础，否认非汉民族的存在,在文化认同上推行民族消亡论。这样的状况即如新中国成立后以政府名义发布的《白皮书》指出的那样：“中国历代政府虽都有一套关于民族事务的政策和制度，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民族间无平等可言。”[3]
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基本国策在20世纪50年代结下的显著成果，是各族人民平等相处，互补共进,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取得了较为均衡的改进。这一局面在遭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破坏之后，又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重新复苏。“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内的各族群体，在民族意识、民族身份、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朝向“多元一体”、“不同而和”再次迈进的新趋势。
然而，由于经济开发浪潮及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冲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东西部地区差异日益增大，民族间的某些观念信仰和文化水准也碰撞出或隐或现的多种区别，再加社会上对多民族国家在经济大潮下涌现的民族问题认识不一，有的处理失误，致使近年来中国的多元族群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和谐共处的端倪。
面对这样的历史背景，作为族群互动和国家表征之组成部分的多民族文学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一方面,经由多民族文学的构成与实践，可了解和认知民族关系的深层根基；另一方面,通过文学表述与文学教育，亦可形塑国家形象的整体构成及各族之间的身份认同和相互尊重，也就是借助有利于多民族团结的文学措施，调动文学艺术对由各族民众组成的全体公民的凝聚力量，朝着宪法指明的目标——继续加强“ 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迈进。
遗憾的是，作为多民族国家巨大财富的多民族文学，在以往漫长的王朝岁月里，不是受到观念上的否定就是遭到实践中的排斥。直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后，在一批批现代学者努力下，随着民族学、史学和文学、人类学界对“五族共和”的扬弃、对“俗文学运动”及“歌谣运动”等被誉为“眼光向下之革命”的发动和参与，国人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意义和价值的认知，才逐渐改观。[4]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民族文学的共建和发展高度重视，不但在作协系统内设立少数民族文学机构和团体，还创办了专门的《民族文学》期刊以及后来的民族文学研究所。国家发动和组织一轮又一轮的队伍，深入各地和各族的乡村基层、牧区草地，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多种类型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举办不同形式的文学讲习班，发掘、培养出一批后来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各族族作家。正如玛拉沁夫和吉狄马加在题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跨入21世纪之际，全中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其中加入中国作协的已超过600人，占了全体作协会员的11.1%。[5]
但是，由于帝国王朝时期残留的“中原中心”观、“大汉族主义”以及族群“孤立主义”[6]等影响，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基本国策的严重破坏，致使新中国期待创建的“民族团结”目标，未能在多民族文学领域全然实现。现今流行的数千种中国文学史，大多还停留在过度突出中原汉民族的汉语文学叙述上，文学教育——无论学校还是社会，也无论书面印刷的精英文学还是民间流传的口头传统，抑或是现代出现的电子游戏和网络书写，均没有完整体现与多民族国家之总体文学面貌相符合的深度和效果。正如马学良先生多年前就曾指出过的一样：
我们生存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很多人不知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有些什么民族。不说一般人，就连有些大学生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了解了。大学文科的文学课程设置，不乏古今中外的文学课，唯独没有少数民族文学这类课程……因而有的少数民族学者为此啧有烦言，认为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既曰中国文学，就应当包括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否则就改名汉族文学系。[7]
马学良所言的这种后果不但影响到文学领域的各民族团结互助、平等共进，而且还使得本应对多民族国家之国民认同发挥积极作用的多民族文学表述——包括创作 、评论、文学史构建及全社会的文学教育失去了正面和充分参与的时代良机。
事实上早在1958年，作家老舍(满族)在为中国作协理事会作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里就已指出：“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四十多年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在《读书》杂志发表专文，又强调了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意义。她指出:
(包含)五十多个民族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绝无仅有。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种历史阶段，文化的横向开拓比一般的纵向发展显得更突出。所谓横向开拓，就是一种民族文化向他种民族文化借鉴，主流文化向边缘文化靠拢，一门学科向他种学科寻求渗透等。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无疑将对主流文化的更新起起很大的刺激作用。[9]
在这些前辈学者的倡导、努力下，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新时期以来的政策开放推动，学界对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认识和实践上再次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仅笔者参与的相关平台便有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与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等。前者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及广西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和新疆大学、内蒙古赤峰学院等多家机构和高校相关单位共同发起和主办。后者的前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所属的二级机构“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分会”。其他的相关团体与学术平台还有“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10]以及由国内多家学术团体共同组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等。它们的存在为各族学者彼此交流和平等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空间，同时对从学理层面广泛深入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秉承笔者自出版《从文化到文学》和《全球语境与地方认同》等以来始终坚持的整体文学观[11],本书强调文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从多民族的交往互动出发，以“表述和被表述”为轴心展开，分为“国家边界和族群”、“文本、表述和民族志”及“地域，世界与跨文化对话”三个部分。其中的内容既包含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考察分析，也涉及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等理论话题的思辨探讨,最后还加入了对美国和大不列顺(联合王国)等域外多民族表述问题的跨文化比较。三个部分各有侧重，同时又力图彼此关联,意在围绕多民族话题形成“从文化看文学和“以文学观文化”的双向互动。
[1] 本节内容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意义》为题，部分刊发于《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2 期。
[2]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为民族问题制定了基本路线。毛泽东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毛泽东的号召以亲笔题词的方式向全国发布，通过层层传达和组织学习，产生了广泛影响。参见降边嘉措:《民族大团结从此开始——记毛主席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题词的经过》，《中国民族》2000年第6期。相关论述可参见笔者论文《民间仪式与作家书写的双重并轨——从“普洱誓盟”看现代中国的“民族表述”》，《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3]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4] 相关论述可参阅笔者的论著：《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派运动”的间顾与思考》，巴蜀书社2006年版。
[5] 参见玛拉沁夫、吉狄马加：《微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总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版。
[6] 此处的族群“孤立主义"主要指在不同民族和文化间否认彼此联系以至于导致相互诋毁排斥的主张和倾向。这种倾向否定跨族群的多元整体存在，不承认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和文化意义，因而与“华夏中心论”等偏见一样，同样不利于“不同而和”的民族共生。不过用族群“孤立主义”而不是“地方主义”，是要突出彼此间的横向对等，而不是后者体现的纵向等级。
[7] 马学良 、梁庭望、张公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马学良“序”。
[8] 老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载玛拉沁夫、吉狄马加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9] 乐黛云：《多民族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读书》1993年第12期。
[10] 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分会与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都是隶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二级学会。2011年末，在总会支持批准下，以两个分会为基础又拓展成立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将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11] 徐新建：《从文化到文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球语境与地方认同：比较文学与族群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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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编辑 | 李 菲
值班编辑 | 黄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