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自杀以后（附视频《把一个真相，谈得如此幽默风趣》）[@裸嘢李 转]

当时我们住的沈阳三经路二号, 曾是杜聿明的住宅, 金日成、彭德怀常到我们家开会。高岗在沈阳单独给彭德怀准备了一套房子, 但他在我们家开会开到深夜, 往沙发上一躺就睡了。彭德怀生活简单, 炒个辣椒就能吃饭。但他脾气不好, 在我们家, 彭德怀是用无线电联系前方的, 我常能听见他大声骂人:“他妈的! 他妈的!你怎么搞的?给我滚下去!”我问秘书:“彭老总骂谁呢?”秘书摇摇手说:“我们谁也不敢问。”

抗美援朝结束后, 我随高岗一起到了北京。

1954年 , 高岗在东交民巷的住所成了“一个阴谋反党的司令部”。高岗几次对我说, 像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但就是放心不下我和几个孩子。

7月下旬 , 中央办公厅有位领导找我去中南海谈话 , 那时我正怀孕五六个月。到了中南海, 那位领导对我说:“去医院做个手术, 小孩就不要了。高岗就要搬走, 你不能再跟他了。你要出去工作, 要为自己前途着想。”

当晚, 高岗知道了内情, 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我对不起你, 你很年轻就和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不要把孩子打掉, 不要离开我。将来生活困难时, 将孩子送到延安, 让我妹妹养活。”

8月17日, 高岗自杀了。这一年, 高岗49岁, 我34岁, 小儿子还在腹中。

高岗去世7个月后, 高岗和饶漱石被定为“阴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及“反党联盟”,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反党集团”案件。

高岗去世第二天, 我和孩子就从东交民巷8号搬出来, 几乎两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处旧四合院。生下小儿子后, 我将四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到住宿学校, 带着小儿子一起在家。没有暖气夜里孩子冻得浑身发抖, 直往我怀里钻。

搬到新家后, 有一天, 忽然有位解放军来看我, 问我和孩子怎么样,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问他是谁, 他不说, 只说有一个老头子与你在沈阳一起吃过饭, 还住过你们家, 是他让我来问的。

我问是不是彭老总, 那人直摆手, 示意说你知道就行了。彭老总那时也不如意, 他还能想着我们一家, 至今我都忘不了。“文革”中, 有一次, 我看见彭德怀被学生从四川抓回来, 头戴纸糊的高帽, 绑在大卡车上, 学生们一拳一脚将他打得鼻口出血。当时我觉得比打在自己身上还难过, 心像裂开一样疼, 怕被人发现只好偷偷躲进厕所流泪。

1959年 , 彭德怀受到批判 , 我被隔离了4个月 , 要我揭发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1962年下半年, 习仲勋、贾拓夫被隔离审查, 我又被软禁3个月, 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1971年“批林批孔”期间, 又让我揭发和交代高岗与林彪的关系。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办的“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 , 毛主席、周总理两次派人把我接回北京 , 回科教组 (教育部改名为科教组) 计划司上班。不久 , 国庆节来临, 我突然接到参加国庆宴会和上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后来, 我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相隔没几天, 又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委员, 政治生活待遇提高了很多。

1981年, 我被恢复到原来级别 , 1987年离职在家休养, 按副部长级享受医疗等待遇。

高岗去世后葬在北京万安公墓, 当时周恩来说可以立个碑写上“高岗之墓”。最后虽立了块碑, 却没刻字。“文革”中, 连这块“无字碑”也被人砸成两截。直到2006年, 经组织批准, 孩子们才给父亲重新立了块新碑, 刻上了高岗的名字。

这么多年来, 经历过那么多苦难, 我从不怪任何人, 也不恨任何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做人态度。那些整我的人也并不是和我有什么仇, 只是一时思想不受自己控制, 做出错事罢了。

@裸嘢李：说了一大堆废话，给了个“副部级医疗待遇”就可以“不怪任何人, 也不恨任何人”，真TMD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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