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ISIS更凶残！3年8个月，他屠杀本国三分之一人民&美国的镇国之柱 ：联邦最高法院&视频：陈永贵访问红色高棉[@裸嘢李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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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ISIS更凶残！3年8个月，他屠杀本国三分之一人民

本文摘自2008年第4期《炎黄春秋》，原题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文：王晓林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v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而这一切都指向了那个恐怖的名词：红色高棉。红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语：Khmaey Krahom，法语：Khmer Rouge），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1998年投降政府。“红色高棉”是西哈努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后由于有了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在起义胜利以后，它就成了柬共的代名词。在内部柬共被称作“安卡”，也就是柬语“组织”的意思。在他们统治下曾发生针对本国同胞的大屠杀，他们不择手段，包括诉诸暴力、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

该党1951年成立时前身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1966年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81年12月8日宣布解散。该党是一共产主义组织，但奉行极左政策。该党于1975年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

在红色高棉三年零八个月的管治期间，估计有40万至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是20世纪最为血腥暴力的人为大灾难之一。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发明一词自我屠杀来形容红色高棉。

被红领巾欢送的越南军人

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柬埔寨人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

红色向棉统治下的城市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

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

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竞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

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一群柬埔寨儿童走在前往集体农场的路上

1962年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

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 (《BrotherNumherOne》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

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火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

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

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

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l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省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 (Mr．HIM HuY口述，见影片《Behind th wall 0f S21》)。

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华侨的命运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

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

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

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方，“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

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

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撤退中的越南军人

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结束语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颠峰。

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

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

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

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

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

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

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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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的镇国之柱 ：联邦最高法院

作者林达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位于波托马克河边，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交界的地方。作为联邦政府主要机构的所在地，这个城市有很多值得观光客停留的地方。除了脍炙人口的国立斯密松宁博物馆系统，以及一系列闻名世界的纪念碑纪念堂以外，联邦政府的各大机关也有值得一看的地方。国会大厦，总统府邸白宫，国防部五角大楼，联邦调查局大楼，还有国会图书馆，档案馆，都向公众开放。这些艺术博物馆也好，纪念馆也好，凡是联邦政府的机构，还都不要买门票。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长驱直入，这个门进，那个门出，如入无人之境。相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看博物馆，这可省下数目不小的门票钱。

和国会大厦隔开一条马路，国会图书馆的旁边，有一栋白色大理石的建筑，一排排台阶把希腊神庙式的建筑抬起，正面粗大的大理石柱子，顶着饰有石雕的三角形屋顶，蓝天白云下十分壮观。这就是联邦最高法院。来此游览的观光客不多，其实这儿很值得一看。

联邦最高法院和全美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法院一样，依照法律必须向公众开放。最高法院专门有展览区，介绍最高法院从建筑到历史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展览区陈列着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些文物，有接待人员回答问题，还提供免费的书面资料。最高法院的听证和辩论也向公众开放。在最高法院举行听证和辩论的日子里，台阶下的小广场上通常会排有两列队伍。一列是专门供好奇者进去听三分钟的，法庭里最后两排座位就是这样的流水席。还有一列是供认真想从头听到底的，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坐满为止。由于最高法院的法庭里从来不允许电视摄影记者和录音，最高法院的工作状态就从来没有出现在电视屏幕和广播上，所以到了重要的听证会举行之前，想一睹真相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早点来排队。比如2000年总统大选危机的这次听证，五十个幸运儿提前两天冒着深秋的寒风细雨在此排队。美国排队的事情很少，可这时候粥少僧多，也得排，还得防止插队的。这时候也不顾政治观点的分歧了，先得维护排队秩序。他们发明了一套编组登记，定时点名，三次缺席则除名的制度。我发现，这套办法和我们当初在上海通宵排队买火车票发明的办法几乎一模一样。可见老百姓到了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地步，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政府三大分支之一，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在这栋大楼里，有九个深居简出的大法官，他们尽管是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通过认可的，一经任职却终身任职。这种终身制在美国政府的所有官员里是独一无二的。最高法院最令人注目的是，它拥有“司法复审权”，即通过对上诉案的裁决，对宪法作出解释的释宪权。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的重大社会变革，比如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范围的认定和限制，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被告权利的保障，妇女自愿堕胎的权利，等等，几乎都是通过最高法院的裁决才得以在制度上肯定下来。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分歧和争端，尤其是民众和政府的分歧和争端，通常都会层层上诉到最高法院，由这九位大法官投票作出裁决。在历史上，最高法院的裁决化解了不知多少次的危机。美国社会的进步和稳定，最高法院功不可没。可以说，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的镇国之柱。

可是说到这个镇国之柱的来历，却还要从两百多年前建国初期讲起。

在1787年制定宪法的时候，美国的立国者们意识到必须让司法分支有足够的独立性。在建国初期对厘清思路起了重要舆论和解释作用的，是当时报纸上的一系列文章，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联邦党人文献》。写作这些文章的，是三个人。一是和华盛顿总统一起戎马生涯，后来担任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二是宪法的起草者，后世称为“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狄逊。还有一个人，叫约翰·杰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引用孟德斯鸠的话：“如司法和立法、行政不分离，则无自由之可言”。可是，除了法官们的终身制，以使其免受其他权势的干涉，怎样保证司法分支的独立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1793年，正是华盛顿第一期总统任内，他遇到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根据英国的旧传统，“法庭是国王的法庭，法官是国王的法官”，国王可以召集大法官，要求他们提供咨询意见。所以，华盛顿总统指令国务卿，写信给最高法院大法官，要求他们就总统遇到的29个问题提供意见。这时候的最高法院有六名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就是那位约翰·杰依。

几天以后，1793年8月8日，华盛顿总统收到了约翰·杰依为首的五名大法官的回信。回信中，大法官们必恭必敬地告诉合众国总统，宪法规定三权分立，司法系统则是这个共和国制度中，在其他机制都失效的情况下，依然有效的“最后之倚仗”。为了保证这一点，他们这些大法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如果他们经不起诱惑而对与法庭职务无关的国家大事发表意见，那是不适当的，因此他们不得不拒绝发表意见。他们还提醒华盛顿，总统只是行政分支的首脑，宪法规定他只有权召集行政分支的官员，法官们是不归他管的。这等于是向合众国的总统重复了西方司法系统几百年来的主张：国王也不能置自己以法律之上。

最后，按照那个时候绅士们的惯例，他们称自己是总统阁下最恭顺和最谦卑的仆人，然后一个个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793年初秋的这封短信，在美国制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法官们的拒绝，看上去是放弃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其实是用“最恭顺和最谦卑”的姿态，向政府其他权力部门明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他们接受总统之邀对国是作出咨询，那就等于和政府其他权力系统建立了某种合作关系，而由于法庭一没有钱包，二没有枪杆，是最弱的一个部门，一旦和其他部门建立关系，就难免落入一种依附性的地位。当进入法庭程序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时候，由于此前发表过咨询意见，就失去了原有的高踞于双方之上的独立立场和地位。更危险的是，如果他们发表意见参与国事，万一他们的意见和立法与行政系统的意见不同，在以后对涉及这一分歧的案件作出司法裁决以前，他们已经失去了司法裁决的权威。

就从大法官们发出这封短信的那一天，开始了美国法庭“司法自制”的传统：美国的法庭从不主动出击。世事闹翻天，他们也不闻不问。对告上门来的案子，他们先考察是否在自己的司法权范围之内。除了判案，他们从不吭声。他们用这种独立性和自制性，建立起人们对法庭公正的期待和信心，这就是法庭的司法权威的来源。美国的法庭不管执行，它没有能力、也没有职责来执行自己的判决，执行是行政系统的事情。可是一旦法庭对案件作出判决，在美国几乎没有“执行难”的问题。

18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这次大选把联邦党人的总统亚当斯选了下去，选上了反联邦党人的领袖托马斯·杰弗逊。在政权向反对党转移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涉及多方面的争议事件，这就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狄逊案”。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这一案件作出裁决的时候，当时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虽然政治上主张联邦党人观点，但是处理这一争议时却对双方各责其咎，煞费苦心地维持自己的中立姿态。在判决词中，借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13条违宪的机会，他宣布，对法案进行违宪审查并解释宪法的权力，属于联邦最高法院。这一宣示，得到了当时各方的认可，可以说是典型地表现了美国政治家善于妥协的能力。

从此以后，联邦最高法院拥有了众所瞻目的“司法复审权”。社会上的重大争议问题，就会通过层层诉讼途径，上诉到最高法院。什么东西符合宪法，所以是合法的，什么东西违反宪法，所以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就由这几个深居简出的大法官说了算。

整整200年后，2000年美国大选，选情在弗罗里达州出现了争议。布什和高尔在弗罗里达州的得票差额只有几百票，而仅仅在棕榈滩县，由于选票设计的缺陷（所谓蝴蝶型选票）和投票设备的问题（所谓穿孔卡片机问题）所造成的废票或失误就有一万多张。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美国这样分散的地方自治的选举制度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所以，这次选举争议的本质是，如果承认有数千万民众参与的一场选举，必不可免地会出现一些操作误差，那么当胜负双方的得票差别小于可能的操作误差的时候，依靠选举程序来产生多数民众的意见，这样一种民主机制就失效了。也就是说，2000年发生在弗罗里达州的是，实质上是民众五五分裂，在技术上无法产生令人信服的多数意见。

这是一种民主程序的危机。这一危机持续了36天。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到弗罗里达民众在街头示威，天天听到电视和广播里专家们在争论到底应该怎么办，法律到底是怎么定的，到底怎样才是公平的。几乎从第一天就看得出来，民众的这一争议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争议，谁也不可能说服得了谁。就是我们这样纯粹的第三者，也难以看出到底谁更有理一点，到底怎样更公平一点。也几乎是从第一天，美国人就知道，最终会通过法庭来解决争议，因为其他的人都有公开的政治倾向，只有法官们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持有中立立场。

200多年前，以约翰·杰依为首的大法官们所说的，法庭作为其他机制都失效的时候，依然有效的“最后之倚仗”的作用，现在体现出来了。美国政治制度在2000年大选中的百年不遇的危机，是紧张而和平的36天。那些日子里，大大小小的有十几个法庭依次开庭。从升斗小民到贵为州长和副总统的候选人，一样要请律师在法庭上阐述他们的理由。

2000年12月12日夜10点，首都华盛顿秋雨绵绵，最高法院宣布了它对弗罗里达州选举争议的裁决。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各大电视网守候在最高法院大厦外的记者们，用寒风中冻僵了的手指，笨拙地翻动那长达七十多页的裁决书，徒劳地想言简意赅地告诉观众，大法官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多数的美国人大概和我们一样，最终也并没有弄懂裁决的法律意义，但是大家都明白，这场危机和平地结束了。由于弗罗里达选民的五五分裂，由于全国总计支持高尔的选民实际上超过布什，可以肯定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选民不同意如此结果，但是他们百分之一百地颇为悲壮而自豪地接受了最高法院的裁决。他们知道，这个时候，重要的不是谁当总统，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按照程序作出裁定，重要的是这样的裁定能够再一次地维护这一制度的健康。

有资格作出这一裁决的，只能是美国的镇国之柱，那作为“最后之倚仗”的联邦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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