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智人能否摆脱“新黑暗时代”的魔咒？| 科技向善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技一直是一种突破性的力量。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从工业革命、绿色革命、计算机革命到数字革命智能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变化，为那些可以接触新技术的人打开了全新的生活世界，为有能力支付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人创造了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

然而，正像提出“小是美好的”的舒马赫（Schumacher）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受到规模、复杂性、资本强度和用于暴力的影响，技术并未使所有人受益，让人的生存变得更加轻松，人们的生命潜能也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他从技术对人的适用性和有益于生态系统的角度，主张发展有助于社会参与和控制的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渗透于这种构想之中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促使科技创新与社会选择共同演进的科技向善的早期版本。

不论是运用科技创新解决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还是从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出发克服科技的负面后果、避免技术滥用，都是一个使科技创新的突破性力量受到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引导和约束的过程。

一方面，科技创新赋予科技以向善普惠的能力，让人们拥有更广阔的以科技增进福祉的空间。正如腾讯在提出科技向善的理念时所强调的那样，“科技是一种能力，向善是一种选择”。若技术的选择旨在力求善用、避免滥用、有所为有所不为，则必须由决定其发展和受其影响的人做出。因此，在产品的概念与设计中，企业和研究机构中的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是至关重要的把关人，从善的意图到对技术运用后果责任的担当，都需要用心尽力地反复测试、调整、迭代、整合。而更重要的是，向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系统内部，更在于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相关群体和公众参与技术的选择，使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有效地接触新技术，能跨越学习门槛、跟上技术创新步伐。

另一方面，社会创新也越来越重视借助科技创新，以更有效地推进社会变革，找到满足市场或公共部门无法充分满足的社会需求的新方法，使科技的力量直接服务于点滴改善社会的目标。借助科技创新，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赋能赋予人们更多自主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创造更多新的社会关系和协作方式，使整个社会更加注重普通人的参与、赋权和学习，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创造更多的联结机制，实现向机会均等、平权协作的新型社会的转型。

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如何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有效提升技术的可及性、适用性、易学习性、可改进性等具体而微的用户体验，同时对此加以精细的动态监测与评估。

必须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场景应用中，科技向善要通过价值引导实现资源重整、并形成有效的运作闭环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只有通过基于实践数据的反馈迭代，社会创新才可能具有可持续运行的效能，才有可能重新定义科技应用场景中的基本权力关系，才可能进一步重新引导公共或私营部门资金的持续流动，最终使其预期的社会变革制度化。

科技向善要真正实现其以人为本的初衷，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切实地向前推进。究其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大端有三：

其一，科技向善将日渐走向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整合发展，而这一进路对于两者而言，都将是艰难的挑战。为此，必须引入全新的心智模式，从愿景、企图心、直到闭环的形成和动态改进，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全新的评估方法和迭代范式。

其二，科技向善将越来越需要立足在地化需求与经验，寻求跨越边界的创新。即科技向善应致力于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政策，经济和体制背景下，加强个人、组织、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互动，寻求多方资源的支持，在多元共识的基础上形成规制制定机制和多元共治格局。

其三，科技向善将更加强调创新的责任，并将这种开放性的责任落实为包括技术创新者、社会创新者和普通公众在内的每个人的责任意识和价值反思能力——通过相关群体和个人的能力建设，使寻求和探索科技向善的道德敏感性和价值坚定性凝结在人们的心智模式和未来愿景之中，从而构筑起价值荣誉感等具有恒久性的内驱力。

一言以蔽之，科技向善是一种创事（make things happen）活动，惟有通过从科技把关人到普通公众的艰辛探索与反复试验，才有可能使我们这一代科技智人摆脱“新黑暗时代”的魔咒，为人性的荣光构筑起跨越当下与未来的彩虹。

本文作者段伟文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科技伦理、信息与智能的哲学、伦理与社会研究等。现任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首席专家等。著有《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反思》、《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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