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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圆桌回顾 | 中国电影与社会缩影:代际不是断裂分离的,它是有血脉的。

独角兽编辑部 游霓映象 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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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由游霓映象与apte联合策划的过去与未来的回声·代际异同圆桌会议将以代际为切入点,深入探讨电影与社会代际问题的方方面面。我们有幸邀请到First青年影展主竞赛入围影片《两个星球》导演范俭、《故乡异客》导演李崧鸣、《一个人的葬礼》导演超凡、《最后的告别》导演张中臣,《布谷鸟》麦尔哈巴.伊斯拉音导演,及训练营美术入选刘炼,对谈涵盖叙事电影、纪录片、短片,聚焦家庭代际、艺术代际、及技术代际这三大方向,意在促成不同代际间导演的对话引发荧幕外的思考,形成创作者与观众间的零距离交流互动,激励新一代青年导演的创新与创作。

过去与未来的回声·代际异同 活动回顾

01

对谈回顾

游霓特约对谈人(Q):我想问范导演, 您的新作《两个星球》是2011年《活着》的续作,仍然关注着汶川地震中失去独生子的家庭。家庭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里是一个私人空间,您的纪录片把私人空间放大到公共空间里。所以,我认为这涉及了纪录片的拍摄伦理问题。希望您聊一下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范俭导演:其实所有纪录片都是把私人领域的关系和场景拍出来放到公共传播的领域里给大家看。我觉得我的创作并没有特别之处,如同之前的《摇摇晃晃的人间》一样,仍然是从私人领域出发的。最特别的,恐怕是这个家庭的复杂之处,当然,它的背后有几千个家庭。它的复杂程度——家庭代际的冲突或者矛盾——是相当高的。一方面是失独,这背后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家庭最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对家庭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孩子成为了第一个孩子某种意义的影子或者延续;也可以说,父母带着对第一个孩子的复杂的记忆和思念,来养育第二个孩子。所以这个代际问题变得非常得奇特与微妙。我觉得这可能是在创作中对我们来说非常难以处理,非常难以把持的过程。
Q:感谢范导演的回答。接下来我想问《故乡异客》的李导演和《最后的告别》的张导演,您两位的创作都是跟个人的回忆和个人的体验有关,所以您两位是如何通过影像来表现个人记忆中的家庭关系?
李崧鸣导演:《故乡异客》是以我自己为原型的,是关于我最熟悉的亲人的。那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主要想围绕三位女性——外婆,妈妈和女朋友。她们代表了三个时代不同的女性。她们对“爱”的认知, 对另一半的要求,和表达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的外婆是上世纪30年代出生,13岁就做了童养媳,14岁就结婚了。在她们那一代眼里,最重要的理念就是 “活着”。只要在村里,结了婚就能分得一点点地,就能活下去。对于她而言,爱是什么?就是我们俩能有一块地,就很好了。那到了我的母亲那一辈,”活着“是不够的。她们希望获取更多的尊重,比如生病了,其他人能照顾她一下,能获得其他人的尊重和爱。而到了女朋友这一代,也就是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除了生存,尊重以外,还需要理解包容。30岁之后,人生进入一个3.0时代,而30岁之前,我还处于一个2.0时代,作为一个男性而言,我“爱”的能力远远不如周围女性的。这部电影其实是深刻的“自我反思”。就影像而言,我只希望电影每一幕只有一场戏,一个景别,一个镜头。我希望我的镜头既不要离角色太近,也不要太远,基本是以中景为主。如果自己的位置离角色太近,镜头还有运动,视角会变得更加主观,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用这种客观的方式,去展现剧中的男性和三位女性的关系。张中臣导演:简单一点说,就是象征式的符号,像“回声”一样。
Q:我想问超凡导演,您的《一个人的葬礼》主题是“死亡”,您表现了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思念和送行。我想问“死亡”对于您的家庭叙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超凡导演:死亡是一个人生的终极目标,也是能让儿子这个角色完成叙事全过程的前提。当然整个叙事的过程在表象上都是基于我们当地人的丧葬习俗,河北山东周边都会有这种习俗,比如 “雕面人”,这种仪式最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寄托儿子对父亲的思念。
Q:“家庭代际”最后的问题我想问刘炼老师。当然,首先也表示对您参与的影片《深空》入选威尼斯电影节表示祝贺。然后您在美术设计有着非常长的经验,我想问对于一个家庭场景而言,如何用美术设计还原一个真实的家庭?刘炼老师:美术就像盖房子的时候,砖与砖之间缝隙的粘合。而美术就是要将空间与空间进行某种连接。在家庭中,由于它的日常性,某些最被人忽略的东西往往可能是最生活化的东西,比如塑料袋就是这样一种事物,它的生活化可能要比锅碗瓢盆这样的东西还要强。
耐心回答的刘老师
正在认真talk的范导

Q: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议题,就是艺术代际。大家都知道,中国导演一般是按照时代划分,如第五代,第六代之类的,各位导演觉得现在有没有第七代导演呢?
范俭导演: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第几代导演一般针对的是剧情片这个领域的。作为一个拍纪录片的,我并不觉得形成了一个中国剧情片导演形成了一个第七代这样的划分。
超凡导演: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我觉得不太适合去区分这个代际。当下就是最好的,我挺反感对代际的划分,我感觉能把当下感兴趣的做好就可以了。

李崧鸣导演:其实这个代际的划分,是始于电影学院的。我觉得严格意义上的第七代是绝对不存在的。为什么会有代际的划分,是因为信息传播的关系。原先电影学院是个集散地,但是现在电影学院导演系都不出导演了。当下,信息传播是多元的,去中心化的,大家认识世界的角度和维度变多了。当然,第五代讲宏观叙事,第六代是作者电影。到了所谓的“第七代”,很多都是多元的,多样的。到了我们这一代导演,不管经验是舶来的,间接的,创作者更愿意加入一些自我的表达。
张中臣导演:我刚开始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许多电影史学家很早以前就开始探讨关于第五代,第六代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时代总是在继续更新,有许多人在继续尝试。
Q:我觉得大家表述都非常精彩。这里很多人都是北电的毕业生,北电确实常说第五代,第六代。比如说第五代导演是78年毕业生,第六代是93年的,大家的历史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就导致了代际的划分。接下来我想问一个关于电影节的问题,因为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现在在艺术电影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独立电影。新独立电影与原先的独立电影的区别就在于原先的独立电影基本上都没有龙标,像是贾樟柯,王小帅的电影。现在的新独立电影往往就是参加电影节,比如说来First电影节。我想问大家,大家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创作是不是独立电影的?First电影节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李崧鸣导演:所谓的独立电影早期诞生的概念一般就是独立于制片厂之外的。早年电影是被制片厂垄断的,独立于电影厂去拍摄是违法行为。从王小帅导演开始,他先被分到了福建,然后来到了北京来拍《冬春的日子》,还包括张元导演,这些人都可以被称为最早期的一批独立电影人。那么他们的时代的独立电影是对于制片体系的一种背叛——换个柔和点的词,就是离开它,做一个自我的表达。因为他们在寻找机会,只有自己去承担一些制片层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实现。那我们这一代呢,我认为本质上的东西是一样的。不存在说新的独立电影这个概念,还是一样的,都要经过审查,都需要拿龙标。如果我们要拍自己想拍的,想表达的东西,就是要承担更多的导演之外的一系列工作。
范俭导演:这个问题特别不好回答。对我而言如果可以拿龙标,就去试试。因为我们还是想把一部纪录片在中国影院发行的,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不一样的电影种类。不光是我,周浩昨天放映《孤注》的时候,龙标一出来,大家都鼓掌,因为很少看到一部纪录片拿到龙标在First,所以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但对于我这样的作者而言,有些东西,有些作品我是坚决不会去申请龙标的。因为这个表达我是知道肯定不会通过的,所以根本不去送。所以这个独立创作的方式,有些时候是要去保留它,有些东西是可以稍微灵活一些去处理。当然在中国,纪录片要有一种独立创作的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独立创作的意义主要是在于其思想以及那种批判性,批判性是这类片子的一大特点。所以我还是觉得中国当然还有相当多的纪录片的作者在保持一种独立的创作。
Q:最后我想问一下张导演和超导演,因为您们都是青年的电影人,我想问电影节对于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
超凡导演:这个问题就有很多话想说。拿First来说,我当时拿着我的毕业作品来到了First,当时是第十届,王家卫导演当主席的那一届。当时来了之后就是特别受鼓舞。因为可能自己对于创作的内心的火焰刚开始很小,来到这个平台之后,受到这些前辈,还有团队这些人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我觉得这个会增加自己的信念。让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进行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路子是对的,要继续干下去。哪怕再难,也要去克服。我觉得这就是电影节带给我个人来说挺大的意义。我觉得当你将要心生倦怠的时候,电影节会给你打一针强心剂。它是一个特别认可你,能寻找到一部分能够理解你,能够看到你作品的人。
张中臣导演:我是2013年知道First的,当时是在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当时李子为姐到北电展映了《美姐》。现在的新导演都是挺热爱电影节的,除了电影节,也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传播自己的电影。

范俭导演:请容我再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大家好像还觉得现在的日子挺好的,可以有作品,可以看片,可以撒欢。但我们曾经有更好的时代,我们好像已经忘掉了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全国有很多的独立电影节,在北京至少有两个。南京还有一个。云南有一个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重庆也有相似的。曾经,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多元的独立电影生态。现在我们仿佛只能谈First,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Q:刚刚有导演提到了现代的创作是多元的,尤其是现在从很多学者看来出现了很多地域化的创作集体,比如南方新浪潮,东北新浪潮,我想问大家对于这种地域性的新浪潮有没有自己的体验呢?
张中臣导演:从我个人而言,我特别不喜欢这几个词,超级不喜欢。
刘炼老师:我看我有个朋友的个性签名,说ta是“旧浪潮”,我觉得很酷。我觉得比起“新浪潮”这三个字,“旧浪潮”显得更“新”一点。
李崧鸣导演:我觉得我需要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些词。就像前面两位的回答我感受到,他们都不喜欢给集体下一个定义。我们只能自己定义自己。我是能够接纳这种想法的。因为这就像贴标签,就像是一个商品。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不利于传播的。那像您刚才讲的南方新浪潮,东北新浪潮,大家也都明白,很多的定义都是舶来的。哪有什么新浪潮,有的只是一波又一波在重复而已。比如说在旧的浪潮中我们加入了一些新的个人的一种表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是特别支持,也特别愿意看到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认识的浪潮。因为地域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还是去中心化。难道西南的小城市就没有话语权了吗,东北的犄角旮旯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了吗,这还是不一样的。
超凡导演:我觉得历史还在前进。新浪要把旧浪拍在沙滩上,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定义有些学术,但这个过程必然会经历的。至于不同地域一些导演的出现,这是一件挺好的事。这可能是当下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吧。可能创作不会完全被主流接纳,但遇到创作困境的时候,还能坚持表达,这已经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了。
正在激情分享的张导
《一个人的葬礼》出品人
准备回答问题的李导

Q:最后我们的话题是技术代际。因为我是研究电影技术这个领域的,自从电影进入数字时代以来,有很多新的技术,尤其是拍摄技术,比如说GoPro、大疆无人机。然后电影摄影的画质也在朝着4K、8K迈进。所以我想问,在您的创作中,是否使用一些新的技术?新技术带给您的体验是什么》?同时,新技术是否给您带来一些挑战?
超凡导演:我觉得新技术发展是一个好事情,比如拿我的电影来说,我拍的时候就拍了4K,这也是我的第一次。但是拍完的结果在大银幕看以及在小银幕看,区别很大,包括它的细腻程度以及环境细节,层次更加丰富。这也是李安导演为什么在最近的创作中如此迷恋新技术的原因吧。但是就我来说,在我拍完4K之后,我反而想做一些老DV,特别模糊的那种720P,甚至更小清晰度的那种感觉的影像。现在人们看的东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直接,那我们过去的那种东西所带来的反而能更有温度。当然,这也得看拍摄的题材是什么。我觉得对我来说,新技术我不排斥,但我更喜欢应用一些更适于自己题材的新技术。李崧鸣导演:电影是时代的情绪。情绪的载体正是电影的技术。在我看来,电影的技术非常重要。虽然我拍摄的电影是一部极端个人化的作品,之前我也一直在做类型片的编剧,参与了很多商业片的制作。那在这种过程中,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并没有涉及太多新鲜的技术。但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一些小的设备,让我认为技术的进化,应该是为我们的电影创作带来更多的方便,如果反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限制了,这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现在的设备越来越小,比如去年我看到一部超短片,是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技术的进步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可能,现在我们有桌面电影、手机电影。每个人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导演。人们都能用影像的方式记录我们的时代,所以说,技术的进步能让更多人都来拍电影。不管短的还是长的,那都是我们时代记忆的情绪。之前有很多前辈说,我们这个时代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张中臣导演:我片子里有很多监控视角。我觉得这是现代当下社会“我们都被被监控”的一种体现。监控视频为我带来了新的视角,当然其他新的技术也会如此。但是技术还是要服务于情感和思想。

02

精选QA

观众1: 我了解到在您《故乡异客》的首映时,您也是非常激动,泪撒现场。我想问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并且什么样的感想?
李崧鸣导演:因为那一天的情绪崩掉了。我的朋友也因为这件事批评我。因为首映式之前我们也要先预演一下,但是那一天完全乱掉了,完全没有按照预定的安排走。其实这跟电影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电影拍完了,就应该让观众评判就好了。我问过我的制片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哭的?他说:“导演,从电影开始放映,您已经哭完了。片尾字幕已经放完了。”是因为我看到外婆躺在那里的时候,脑子里我想到的是:我在机房做声音编辑的时候,我正好做到这个场景,那天我得到一个特别不幸的消息,我的奶奶已经不行了,然后希望我跟我奶奶最后说点话。我跑到了好像是厕所的小房间里,看着奶奶。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孙儿,你有点瘦,多吃点。” 在20分钟的视频通话时间,我就这样看着她。一点一点得气息上扬,她就这样没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哭,神经是懵的,也不敢相信这个事情。在她下葬的那一刻,我哭得很厉害。在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让我一下联想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老人。我跟奶奶和外婆待的时间,比我跟我父母待的时间多得多。然后她们离去的时候,我想起来很多跟她们共同生活的瞬间。因为在拍摄电影的这几年,我一直把我的外婆当做我的孩子一样。《故乡异客》的前一版英文名叫《她曾经是个孩子》。妈妈也好,女朋友也好,对于我们作者而言,她们三位女生都是我的孩子。所以这次我终于有一次反馈的机会了。在30岁之前,我从没意识到她们也曾经是个孩子,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当有这个概念,想有所反馈的时候,奶奶已经没了。当我看见这个画面时,我已经崩不住了。所以那天有着这样的情绪,我也很抱歉,我前一天也只睡了一个小时,为什么在First,DCP老出问题,挺奇怪的。当然我也挺感谢First。
观众QA
认真记笔记的观众

观众2:  我想进入纪录片的拍摄领域,我想问范俭导演,以小团队参与到纪录片和电影所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学习的方向是什么?
范俭导演:感谢你喜欢纪录片。我觉得有时候电影拍摄就要是小团队,小团队更好拍。当有时候只能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自己拍。当筹备不多的情况下,一个人上阵没什么不可以。当然如果有更多筹备时,可以三四个人。当然正常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马,因为太多人的时候,会对现场有干扰。另外,即使一个人,也要懂电影技术,面对摄影录音,要懂一些技术上的知识。最后一个是,要学会处事之道,跟人交往的方式。对于刚开始拍摄的创作者,我建议尽量选择自己可以驾驭的题材,尽量不要选择一个很难驾驭的内容。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去拍一个老江湖,最后被耍个团团转。这样的事情不要轻易去做。作为作者,当然在年轻的阶段,电影创作的努力一定要保留。电影作品的输出其实机会很多,这么大的世界,上千个电影节都可以投,有很多办法。


代际不是彻底断裂的,它是有血脉的,也是连续的。只要中国电影还有人在不断地创作,中国电影的血脉就会延续下去。我希望各位向这次来参加First的导演与电影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游霓映象对谈人


嘉宾阵容| the guests


范俭


毕业于武汉大学及北京电影学院,武汉传媒学院客座教授。范俭导演创作纪录片已近二十年,作品旨在为时代留切片,为历史留存照。他创作的《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评委会奖及2017波兰Watch Docs电影节最佳长片奖,并提名2017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他的作品《吾土》入围2016柏林电影节,作品《活着》曾获得2011广州纪录片节评审团奖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2018年,范俭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参与奥斯卡评审工作。

尔哈巴.伊斯拉音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广播影视编导本科。拍摄短片作品有《起床》《我的选择》《圣女果》和《我29岁的夏天》。纪录短片《我的选择》入围2019年启航国际电影节,达卡大学第11届国际大学生短片电影节。2016年12月,担任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品纪录片《歌唱人生》副导演,该片入围2018年It’s All True电影节。

(*由于行程原因会稍晚参会)

超凡


青年编剧、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16年毕业短片作品《牲口》获得北京电影学院导演奖评委会特别奖,并入围第10届FIRST青年电影展、厦门双栖影展、美国华盛顿华语电影节等。2017年入选由贝拉·塔尔领衔的第11届FIRST青年电影展训练营。《一个人的葬礼》是他导演、编剧的第一部长片作品。。

李崧鸣


导演,先后毕业与山西传媒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曾参与多部电影的编剧、摄制工作。曾因病住院,住院期间有感而发创作了故乡异客剧本,病愈出院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导演处女作。

刘炼


学习电影和美术,以美术身份参与拍摄《深空》,First影展训练营美术入选,训练营短片《铁三分》

朱兆宇

游霓特约对谈人

北京电影学院本科,纽约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电影学博士。曾任阿姆斯特丹Cinemasia青年评委,研究方向为电影技术史,电影节,及亚洲电影史;目前论文已发表在英国《银幕》期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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