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河豚计划”失败始末

犹太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原本生活在现巴勒斯坦地区，但在公元前70年，罗马人占领了犹太人的家园。随后，犹太人发起了一系列反抗运动，都被罗马皇帝哈德良无情地镇压了下去。最后哈德良下令“大流散”政策，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至此，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开启了1800年的流浪生涯。

犹太人像浮萍一样到处流浪，因为宗教的加持，他们呆在自己的社区，信仰着自己的犹太教，无法融入任何一个民族。犹太人很重视教育，除了聪明、还善于做生意，特别是垄断了金融业。欧洲教民视他们为异端，穆斯林视他们为异教徒，所以每到危机时刻，犹太人总会成为理想的替罪羊和出气筒。有钱却无权的犹太们就有了复国的念头，梦想有一天能告别流浪和饱受欺凌的生活，拥有自己的家园。

欧洲各国对犹太人总是提防和排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达到顶峰。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爆发反犹暴行，犹太人死45人，残86人，轻伤500人，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出于对沙皇俄国的仇恨，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美国犹太富商雅各布·希夫主动为日本筹集了两千万美元的贷款。反而是该主张权益的清政府，却以“均系友邦”为由，做了这场战争的看客。日俄两国实力相近，但由于俄国补给困难和指挥无能，最终输给了日本，将东北地区拱手送给了日本。

两千万美元的贷款并不是雅各布的全部投资，在1904-1905年他还通过库恩-洛布公司向日本共贷款两亿美元。在此之前，欧洲国家从未在对亚战争中失败过。打了胜仗的日本心花怒放，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设宴，款待了尚没有国家身份的犹太人雅各布·希夫。

对于犹太人来说，亚洲国家确实对他们态度更友好些。鸦片战争后，就陆续有犹太人来到中国，一拨是前往上海的犹太人，他们主要是通过海上航线从英国等地前来；而另一拨犹太人是在东北地区，大多都来自沙俄等地。

在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时期，有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事馆，没有一个领事馆肯给他发签证避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城市，都对想要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实行入境限制，最后他找到了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犹太青年不仅拿到了自己的签证，还额外拿到了10张的签证，把在集中营里的亲戚朋友全都捞了出来。从1933年开始，超过三万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区的犹太难民陆续抵达上海。中国百姓虽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对上海的犹太难民还是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至于犹太人这边，“犹太复国主义”是当时的主流。一战后，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表达了英国政府愿意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的想法。可居住在此的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英美于是给犹太人提供了马达加斯加地区、西奈半岛地区、非洲的乌干达等几个备选地区，日本则提出在东北地区划出一块区域建国的方案。

1934年日本人占领东北，美英法等国因自身利益受损转而对日本进行谴责，并宣布经济制裁。一时间，日本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他们虽占领了东北，但却缺少开发东北的资金。因此，手握巨大财富的犹太人就成为了日本人积极拉拢的对象，"河豚计划"也是在这个背景下酝酿成熟的（河豚在日本是一道美食，但是河豚体内也含有危险的毒素，一旦处理不慎便会中毒。在日本人看来，犹太人心胸狭隘、报复心强而且十分吝啬，就像河豚一样含着剧毒，但另一方面，犹太人手里的财富又是异常的诱人。因此日本人认为和犹太人相处就像料理河豚一样，虽然材料危险，但只要通过高超而细致的手艺，便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

一开始"河豚计划"还只是少数关东军将领的提议。1937年日本人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谈话，由此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随后数年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犹太人居住在哈尔滨的事宜（预备建国）。1938年，日本召开了五相会议（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讨论"河豚计划"具体实施方案。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漫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补充后的“河豚鱼计划”长达90页（《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有：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计划，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这个问题，日本仍存在争议，没有确定下来。

"河豚计划"的流产

1939年，上海犹太人请求不要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达到极限。犹太领袖人物、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兼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塞缪尔·魏斯（StephenSamuel Wise）对河豚计划嗤之以鼻，在写给犹太实业家齐克曼的信中，他是这样写道：“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日本人傻眼了，原来你们犹太人也经常窝里斗的。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6月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1940年初，日本又派出与魏斯有过交往的实业家田村光三前往美国与魏斯见面，田村对魏斯起劲地宣扬“日本人民对于犹太人民的尊敬和友好”，反复劝说魏斯接受“河豚计划”，魏斯对此只是保持了必要的礼貌，当田村离开后，魏斯对自己的助手说：“我没有时间听这些人胡说八道！”当日本政府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之后，作为德国的盟友，日本在官方层面上也不可能再公开支持犹太人或者"河豚计划"。

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后，日本夺去了公共租界和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甚至通讯全部停止了。为了向德国表示友好，日本同意了“清除”犹太人的计划， 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当局强迫当时已经居住到其他区域的难民总共16000多犹太人，搬到虹口（提篮桥）1平方英里范围的“无国藉难民隔离区”（“上海隔都”），充满妄想的“河豚计划”也就告吹了。1945年，随着日本和纳粹德国的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队撤退，上海的大多数犹太人迅速离开，迁往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地。

所幸，在世界犹太人社团中占主流的美国犹太人一直抵制“河豚计划”，最终没有使当时同为弱势群体的犹太人和中国人“底层互害”结下仇怨，而是彼此保持了长期的友谊。正如中以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在评述哈尔滨犹太人历史时说的：

“在那难忘的年代，无论是政权的更迭，还是时局的变化，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当时，我们在中华民族崇高情谊的呵护下才能生存和发展。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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