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变化——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九
对延安精神的理解，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主要体现在从1938到1941年的那一段。另一种认为，延安精神覆盖了1938年到1945年。事实上，整风抢救运动之前和之后，延安的政治气氛大不相同。许多人回忆录上怀念的“延安精神”，多是指整风抢救以前的情况。那段时期的延安，在思想、生活、学术活动上活跃，政治上民主，上下级关系上平等，同志关系上亲密融洽，确实称得上生动活泼。但是整风抢救以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整风以前的延安，确实洋溢着一种很自由、很活泼、很生动的气氛。因为大家去延安，追求的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到延安后，立即感觉同在国民党地区那种精神压抑大不一样。自由民主的空气和平等精神，也许是我们到延安后的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虽然生活艰苦，这是大家早有思想准备的。大家精神愉快，总是欢声笑语，“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一方面学习紧张，生活艰苦；一方面是开会多，我指的是开大会。开大会，大家情绪的高涨和热烈就能更集中地表现出来。当时的联欢晚会也特别多。抗大联欢，中央首长都在台上坐着，或者在台下前排坐着。反正是非常随便。
一到五月份，过两三天就开一个大会。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红五月”嘛 。动不动就开纪念会。一开会，小到班排、大到机关学校，只要集合到一起，总要以拉拉队形式互相欢迎唱歌。鲁艺、抗大等学校遇到了一起，就一定互相拉着唱歌：“鲁艺来一个！”“抗大来一个！” 也拉具体的人，包括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起来唱歌。一开会，就喊：欢迎毛主席唱歌，欢迎朱总司令唱个歌。朱德嘛，比较好办，没办法了，就上去唱一个。在大家不断的喊声下，朱德就站起来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 有几个人是请不动的，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张闻天，怎么喊也不行，他们就是不唱，说，“我不会呀！”罗瑞卿是我们的副校长。我们让他唱，因为他的下颌受过伤，他总是咬着牙说：同志们，我是不会唱歌子的喽！就完了。
延安文化活动多种多样，我在延安看的戏就不少。现在想来，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和“黄河大合唱”，真是不朽的。那时抗战意识那么强，激昂慷慨，了不得！大家都想上前线打日本。学术活动也很活跃，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会。大砭沟就像海德公园，经常有人来演讲做报告。常有布告，说明天请谁谁来演讲。有各种各样的墙报，文化人可以在上面随便发表自己的议论。像萧军，就常发表怪论。延安一开始比较活跃，童大林这些人就办了个“轻骑队”。“轻骑队”在文化沟门口弄了些板子，搞墙报。别的单位也有人搞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西北局的行政学院，出了个墙报叫《西北风》。我们出的墙报名字我记不得了，也可能没有名字。记得付克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伪自由的高原期》，他批评同学中间的一些议论，实际上是主张自由。他文化比我高，我那时候没什么墨水，到现在我也不懂“高原期”是什么意思，我后来也没有再问过他。反正是各显其能。邓友民就曾在墙报上画画。有些人写文章在墙报上互相不点名地批评，也可以给上面提意见，也可以发表个人的看法。这类墙报当时是挺吸引人的。
开会多就报告多。谁回来就要做报告。周恩来从重庆回来，请他做报告，讲同国民党如何如何斗争。林彪回来请他做报告。朱德从西安回来也请他做报告。各人讲各人的，都有一套。朱德说：这次在西安开会，我把国民党胡宗南讲得没话说了。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学过辩证法。我懂得辩证法！那时，八路军和国民党经常开会。朱德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段话我记得特别深，说云南起义时，他是旅长，一次，他们把北洋军阀队伍打败了。他说：这一仗是谁指挥的呢？就是兄弟我！真有意思。康克清也讲。她讲什么呢？她不讲形势，她说：我们太行山如何如何了不得！那个虱子，这么大！你们见过吗？ 王明开完参政会，也回来讲如何和国民党做斗争。他讲完，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七个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别人都参加了会，就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王明回答得也很俏皮：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两军的将是不能见面的，毛主席怎么能去呢？开大会，毛泽东也讲话。开始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后来，慢慢地摸到了一点头绪。在平江惨案中，涂正坤和罗梓铭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了。在延安开追悼大会，声讨国民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言辞很激烈，大骂国民党。我听懂了一句：“妈的国民党！杀了我们的人，统一战线，统他妈的卵子！” 但我还是把他说的“反动派”听成了“黄公怕”。那时没有扩音器，用大嗓子在那里喊，我们在底下听。“黄公怕”，我听不懂什么意思，下来一问，原来是“反动派”。做报告的也有从国外回来的人。比如陆璀，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又到美国。过了美国的生活后，又到延安，仍然热情很高。她后来是饶漱石夫人。陈嘉庚也给我们讲过话。但我只听懂了两个字“延安”，别的一句也听不懂。
总之，大家比较随便，也比较自由，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在报纸上可以争论。比如，我们一个教国文的教员，他写文章批判宋江，说闫婆惜是受压迫阶级，宋江怎么怎么欺负她。马上就有人反对说：宋江是革命的，是造反的，闫婆惜跟着统治集团如何如何。写文章批现在可以，批过去可以，历史上的争论问题，也可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有时候也有争论，既然地球要毁灭，我们现在还革命干嘛？这些玩意儿也讲。
那个时候，大家关系很平等，领导也没有架子，上下级等级观念并不怎么强。领导干部和大家混在一起。除了开大会，在街上也能随便遇到他们。我就亲眼看见，毛泽东、朱德、陈云，礼拜天在街上遛达。那个时候也没汽车，他们骑着马来，下马后，马被牵到老远的地方等着。警卫员，也是离得远远地跟着。陈云进延安城门时，站岗的问：“你是哪一部分的？”叫他把风纪扣扣上。陈云规规矩矩地把风纪扣系上了。何思敬骄傲,有一次在大砭沟，毛泽东看见了何思敬，跟他打招呼，要和他说话。何思敬只是点点头，擦肩而过地就走了。毛泽东也不在意。当时，我就在旁边。
1939年送李德。周恩来胳膊摔坏了，要送到苏联去治疗。张闻天临时决定通知李德，让他随行回莫斯科。这时的李德只是抗大的教员，别的职务没有了，中央想趁这个机会让他回去。李丽莲抗战前是南京有名的歌星，在延安和李德结婚，她也要跟着去，张闻天说，不行。送别时，我们在飞机场看到李德和李丽莲难舍难分的。江青这时也骑着马来送行。江青那时皮肤很细。当然，长得最好看的是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延安那时的男女比例是18比1，18 个男的一个女的。所以女同志很惹人注意。
开大会，一散会，大家围着毛主席，就有些人把小本子拿出来，请他题字。毛主席会一边走一边写：前进！或者，奋斗！努力！边写边走。我有个同学叫董平，还专门请毛主席给他题过字呢。我去年给《炎黄春秋》写了篇文章，里面就讲到了这件事。有一次他买了一块洋布给毛主席送去，让毛主席给他题字。过了不久，毛泽东在上面写了一段很长的题词，退给他。董平拿回来后，高兴地往那儿一挂，大家见到都抄。在我旁边住着的抗大教员张庆孚和陈唯实也抄了。这个题词现在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找见了，可是我记住了，到现在还可以背。题词很富有哲理性：“血气旺盛的人最容易性急心粗，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我们要冷静、细心，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单有自信心，容易犯左倾；单有不足心，容易犯右倾。自信心与不足心并有，那就不会犯错误了。” 董平快三十岁才参加革命。他的穿着与众不同，经常穿着皮夹克和皮鞋，所以给我的印象特深。他穿得阔一点，整风中可能就因此上了当。我们的棉衣要穿三年呢，他偏要穿着皮夹克。在延安，那还了得？一看那家伙，就像是特务！一搞抢救运动，就把他抓去了，一直到抗战胜利才放了他。他解放后在新疆工作。他在看到我的文章后，从《炎黄春秋》找到了我的电话，从新疆给我打来电话。我在电话中问他，毛泽东给你写的字还在吗？他说已经没有了，但他记得的内容和我所写的略有不同。他革命了一辈子，也倒霉了一辈子。抢救后被放出来以后，还老抓他，总觉得他可疑。以后所有的运动，他都跑不了。
一直到1940年、1941年，延安的气氛还是比较活跃的。比如选举。我一生中就参加过一次党员的民主选举，那就是七大代表的选举。在延安是采取直接差额选举的办法。抗大自己是个独立选举单位，具体人选已忘掉，只记得差额是二比一或三比一。先把候选人的详细情况以小字报形式贴在墙上，经过全体正式党员阅览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那个时候在延安是直选。选举的时候，拿着纸在上面写上张三、李四、王五等，说明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贴在那儿。我1939年就有选举权了。我很认真地在那儿研究该选谁。后来选的谁，我忘了。由于选出后再无动静，且过了五六年才开七大，所以后来的情况已不得而知。但这是我入党60多年中参加的惟一一次真正的党内民主选举。
我还参加过一次陕甘宁边区参政会参议员的选举。那真叫民主。我们三个单位选一个参议员。候选人一个是自然科学院的徐特立，一个是鲁艺的周扬，一个是我们抗大三分校的郭化若。各单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我们提的是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提的是徐老。徐特立讲演，讲得很认真。他说将来咱们不再打仗了，要和国民党、青年党进行民主斗争，所以我们要先练习民主选举。选举参议员，都有啦啦队。我们说郭化若多么高明，鲁艺就说周扬多么高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炽是鲁艺的啦啦队长。他就喊：
《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
大家说：周扬！
他又问：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谁翻译的？
大家说：周扬！
我们这边给郭化若助威的是俄文队长曹慕岳，解放后他改名叫曹慕尧。他是啦啦队长，喊道：
谁经过长征，搞过《孙子兵法》？
我们大叫：郭化若！
选举就在大广场上进行。所有有选举权的人都得来。他们在这边，我们在这边，自然科学院在那边。但是我们的人多啊。鲁艺没几个人。自然科学院那边的人更少了。当时郭化若的名气没有周扬大。但是鲁艺的人少，最后还是郭化若当选了。
选举那天，周扬来了，徐老来了，只有郭化若去军委开会了。郭化若委托曹慕岳代为竞选。周扬上去讲话。他对当不当选倒无所谓，一个参议员也不值钱。他说，我本来就不愿意当这个候选人，选上了郭化若同志，还不是要执行党的政策啊？选郭化若同志挺好嘛。但是，他也有很大的缺陷。郭化若同志，怎么这么不重视这个选举呀？这个参政会两年才选一次，今天这么隆重的会，他没来。这是个什么态度啊？那么，他当选后能否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就值得怀疑了。
他讲完了，这边也没有人讲话。徐老嘛，更是和稀泥。
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因为郭化若回来后，还真把周扬的意见当回事了。参政会一开完，郭化若向大家汇报参政会内容的时候说：有人说我对参政会不重视，我那天是什么什么原因，才没有来的。
大约在1941年5月，刚由抗大三分校改组成的军事学院接到通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过教育工作，在抗大时间比较长的同志，谈谈话。军事学院就推荐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和张闻天有个人的接触。
他为什么找我谈话，我并不知道底细，看来和整风运动有关系。从谈话中可以体会到，中央改革教育的决心以至具体方案都已经酝酿成熟了。按张闻天的说法就是，今后学校教育可以不再学基本理论，主要学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党的政策，马列主义要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因此在学校的培训时间应该缩短，免得钻到书本里出不来，变成教条主义。这只是个大概的意思，不一定准确。但是过不多久，就听说毛泽东作了一个《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就印证了他谈话的来由。张闻天找我谈话，就是想从我这儿了解情况，看看抗大对中央改革教育有什么想法，并且征求我的意见。他问：学习方法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说在抗大不用学那么长的时间，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我说，那怎么行？革命目标不明确、不坚定，人生观、世界观都没有确立，怎么工作呢？他说，在实践中学习也很重要。总之，是商量的口气。意思是学习要改造一下。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很尊重的，我估计他当时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那一套来了。他和我谈了一个上午，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在旁边。
他们中午留我吃饭。张闻天的待遇应该是最高的，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很一般。他们的伙食，我看也挺简单，菜和肉都没有。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小米饭尽饱吃以外，每人另有四个小馒头。那时候我们都最讨厌吃小米，因为一年到头总是吃小米。吃饭时张闻天说，今天把这些小馒头都给你，我们吃小米饭算了。我把八个小馒头消灭完了以后，离吃饱还差得很远，又吃了一碗小米饭。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我和刘英后来见了面，还说起在他们家吃小馒头这件事。我后来跟张闻天的时间长了，对他了解比较多。他对知识分子很宽容，对他们发表的各种各样议论，不那么认真。他主张独立思考。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也可以对马克思有意见，都可以。他讲民主，不愿意出头，不愿意争权。所以，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一阵，延安人确实是自由自在。
整风抢救运动，成为延安生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延安的气氛大变，可以说是一片萧索。前面说的那些活动都没有了。大会没有了。领导人见不着了，他们也不出来溜达了。联欢没有了。学术团体无形中解散了。墙报不出了。萧军、艾青他们原来还出刊物，现在什么刊物都没有了，包括《解放》杂志也没有了，就有一份《解放日报》。也根本不演戏了，只是还有秧歌队，过年的时候，还是扭秧歌。王大化是戴着特务帽子去演《兄妹开荒》的，当时还装作欢欢实实的。后来我和王大化一起上东北，他去打前站。他一到东北就遭到车祸，牺牲了。他可是个人才。那时这些人干革命真是不简单，虽然已经被冤枉，打成了特务，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吴伯萧，外边传说他已经死了，给他开追悼会。他的特务帽子还没有摘，就自己写了篇文章说：我现在还活着，在延安生活得如何如何好，怎么怎么自由。他这是胡吹。其实他那时还是“特务”呢，根本不让他活动。这些人对自己可以忍辱，对敌人还是很坚决。
那时候，就是打成了“特务”，活儿还得照干不误。由于抢救也不能误农时，1943年春，我们俄文学校全部男同志开进距延安有几十里路的杜甫川开荒播种，从早起吃饭、排队上山、劳动休息，到晚上回来吃饭睡觉，几乎一整天都是鸦雀无声。一些人走路和休息时宁可低着头看小说，也不愿和人搭腔。如果听到说话声，多是有人在发脾气或吵架。当时人们的火气都特别大。这种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甄别后虽然逐渐有些变化，但始终没能恢复整风抢救前的精神面貌。幸亏日本很快投降，大家分配去各地工作，才同这种冷漠的局面告别。记得我们第一批学外语的三四十人编成一队，1945年9月2日出发去东北，全校教职学员列队相送，走的许多人并未表现出惜别之意，对离开母校离开延安也并不留恋，反而听到一些牢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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