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镇乡贤系列】蔡庆厚老师传

蔡庆厚老师传 

前排坐者左起：蔡美英、蔡庆厚之妻魏玉荣、蔡庆厚（摄于1995年 蔡振海提供）

提起蔡庆厚老师，凡是上点年纪的孙镇人，大多都认识他，甚至还是他的学生。他交友广泛，不但朋友遍孙镇，就连当时邹平县的很多领导，也是他的朋友。

蔡庆厚，孙镇蔡家村人，生于1937年。魏桥高小毕业那年，他正好十八岁，先在本村当了一年大队会计，第二年就当起了小学老师。他先后在孙镇不少村庄——诸如前刘村、时家村、蔡家村、辉里村等——当过教师。他是个多面手，能书善画，而且语文、数学、美术、体育、音乐都能教。任教期间，他还曾到滨州师专进修过。至今，五十多岁的李乃春老师（孙镇小三村人）还清楚记得，当年学校举行“学雷锋活动”，庆厚老师画的雷锋像栩栩如生，摆放在学校大门口供师生和过往的村民观看。他擅长的是利用网格等比例放大的碳素画。1975年，他曾以母亲王桂英摄于1974年的一寸黑白照片为蓝本，画成一张碳素放大画像。王桂英是孙镇北王村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今孙镇范家村著名的女共产党员“范大娘”是她的亲妹妹。范大娘小时候没有大名，参加革命后，便与姐姐共用了一个名字。因为庆厚老师画得特别像，所以村里不少人就拿着家里老人的小照片，来请他画碳素放大画像。另外，他还曾利用同样的绘画技法，帮村里在墙壁上绘制大幅的毛主席像。

蔡庆厚为母亲王桂英所绘碳素画像（2022年赵方涛摄）

“文革”时期，据说孙镇的红卫兵有“保皇”和“反逆流”两派。反逆流派，又叫“造反派”，主张打倒老干部；保皇派，又叫“黑老保派”，主张保护老干部，庆厚老师参加的就是这一派。他理论水平高，又能说会道，是保皇派里的辩论主将。人家推举他当“孙镇革委会主任”，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辩论可以，官我是不当的。”他对官场敬而远之，不但对“孙镇的革委会主任”不感兴趣，就连县里的领导想调他到县城工作，他也一律婉言谢绝。在此期间，他曾带领年龄大些的学生去过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毛主席在城楼上的检阅。据说，那次跟随他去北京的，不止是孙镇的学生，还有县里其他地方的人。他的大儿子振江在县城工作。有好几个外镇的人都跟他说起过，当年曾跟随庆厚老师去北京的事。

庆厚老师是一个正直的人。1974年的一天，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到县城去照相，路上捡到三十多块钱。他连家也没回，就直接到派出所把钱交了公。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十来块钱。

他又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生产队时期，每逢过年，只要听说穷朋友缺吃少穿过不去年，他就让家人蒸了小麦、玉米两面馒头，给他们送去。有时候，他还嫌掺得玉米面多。其实，家里人吃的，跟送给朋友的一样。可是，在家里，他却是一个甩手掌柜，除了把工资交家，其他什么事也不管。原来，小时候，他家颇为殷实。所以，他很少干农活，基本是玩着长大的。等到成家之后，秉性一如既往。于是，他家成了个玩场子，不但众多朋友隔三差五地来找他玩，本村在外面工作的人回家后，也喜欢找他玩。因为他们能谈得来，用孙镇的土话说，这叫“能拉到一搭里”。而他更喜欢到处找朋友去玩，经常不着家。所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主要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肩上。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有个阳信县人推着小推车来村里换黄瓮子。大大小小的黄瓮子，各式各样的都有。村里有个人跟他打了半天价，结果价没打成，一气之下就把人家的小推车给踹歪了。黄瓮子也打破了好几个。东西都是管着本钱来的，那个阳信人自然不肯罢休。可是，踹车的人家里穷得叮当响，自然赔偿不了。庆厚老师为了息事宁人，不但拿出麦子把黄瓮子收了市，而且还管了那人一顿饭。其实，大多数黄瓮子根本没有什么用，后来干脆扔掉了事。

八九十年代，孙镇一带的农村流行到云南去领媳妇。蔡家村有个人也从云南领回来一个媳妇。可是，没过几天，领回来的媳妇就不愿意了。她跑到打麦场上，躲在玉米秸秆垛里。庆厚老师知道此事后，就将她领回自己家，和女眷们住在一起。后来，他一方面与本村那户人家沟通协调，另一方面征得云南女子同意，作为她的娘家，将其嫁到了邻村，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庆厚老师做的热心事不胜枚举。比如十里八村男女青年的婚事眼看要黄，而媒人又无计可施，就常常请他去帮忙说合，俗称“帮媒人”。一般情况下，只要他出马基本都能重归于好。再比如每逢过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找他写春联。他不但白搭工夫，有时候甚至连墨汁和红纸也赔上。然而，在所有的热心事中，最为孙镇老百姓所熟知且称道的，就是他为苦主义务写状子、打官司。

蔡家村有老人回忆说，早年间，村里有八个各具才能的人，合称“八大王”。庆厚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人称“说王”，因为他特别能说会道。据说，有一次，他到外地办事，在某个饭店吃饭。不知什么事情，一番话说下来，老板高兴地免费请他吃饭。但是，他的口才大部分都用在了免费为孙镇父老乡亲打官司上。

他在孙镇法院写的状子、打的官司，可说车载斗量。有时，他甚至还把官司打到了省城济南。当年，蔡家村有户人家，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因为手术事故落下了残疾。按照相关规定，妻子应该享受一定的救助。可是政策却迟迟没有落实下来。为此，庆厚老师骑着自行车往济南的法院跑了好几趟，到底把事情办了下来。其中有一次，他是带着大儿子振江去的。返回的路上，爷俩走到青阳镇附近时，自行车爆了胎。于是，他就找到青阳镇某村的书记，并得到了慷慨的帮助。小振江当时还很纳闷：“青阳离孙镇这么远，他咋认识这村书记的呢？”

庆厚老师是孙镇的传奇人物。至今，他的轶事还不时被人提起。据说，他在生活上比较懒散。当年，在外村教书时，需要自己在学校做午饭。有时候，他懒得生火，就将馒头往塑料兜里一放，然后再往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一系，等太阳把馒头晒热，一顿午饭就凑合过去了。

1996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庆厚老师因病去世，享年六十虚岁。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一脉单传，所以其父就特别想多生几个儿子延续香火。据说，庆厚老师的母亲每次生育都是双胞胎，一辈子生了十五胎。可是，最后存活下来的却只有三个孩子，而且都是双胞胎中的一个。庆厚老师是唯一的男孩。大姐姐嫁到孙镇大三村，不幸早逝。小妹妹美英也是教师。其子张百海先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后又考入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深造，并留校任教。

十八岁那年，他娶孙镇张家村魏玉荣为妻。二人育有两子三女：长子振江，次子振海。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除大女儿已经结婚外，另外的四个孩子都农转非，在外招了工。

参加招工之前，大儿子振江一直在家务农。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他就开起了馒头房。有一次，他到大陈村去换馒头。那时候，小麦就是农村的“万能货币”，啥也能换。结果，有个年轻小伙子把馒头拿回家后，却拿来质量很差的小麦以次充好。振江当即表示强烈反对。眼看两个人就要动起手来，旁边有个老大爷见事不妙，快步走上去拉了小伙子一把，训斥道：“你这是干啥？他是蔡庆厚老师的大公子。你还捣鼓这一套！”小伙子一听，二话不说，不但按照麦子的成色折算斤两，还主动向振江道了歉。

振江头脑灵活，开馒头房虽然赚钱，却不过是小打小闹。所以，他就想开面粉加工厂。不料却遭到了父亲的激烈反对。庆厚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大儿子说：“钱这种东西，没有不行。多了也是一害！日子能过得去就行，别整天想着挣大钱。”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哪里听得进这种话。他当即跟父亲拍了桌子。不过，由于父亲的反对，面粉加工厂到底没有开成。时至今日，提起这件事，蔡振江仍不无遗憾。然而，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来，也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成为县建筑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

庆厚老师去世后，家属到教委办理医疗报销。教委答复说：“先把票据放在这里，一会儿就转交到镇上去。不过，镇上经济紧张，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报销呢？”于是，家属又找到镇财政所领导，当面说明情况。高所长深情地说：“蔡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当年对我们都很好。镇上长期经济紧张，不过，也该清理一次教师的医疗报销了，还有十多年前的没报销呢！”因此，以庆厚老师的医疗报销为契机，积累多年的教师医疗报销问题得到了一次大清理。

父亲去世多年后，子女们还会在不经意之间，听到别人提起他老人家。有一次，蔡振江要跟孙镇某人做一笔买卖。那人听说他是庆厚老师的公子，便爽快地说：“我非但不怕赊账，就冲蔡庆厚这个名字，你从我这里拿启动资金就行。”后来，虽然因故买卖没有做成，但是蔡振江却一直牢牢地记着这件事。

又有一次，蔡振海路过孙镇霍坡村时到超市买鸡蛋。听说他是蔡家村的，老板就问他说：“你认不认识蔡庆厚老师？”蔡振海回答说：“那是家父。”老板高兴地说：“他是我老师。”于是，老板执意每斤鸡蛋便宜五毛钱。此事虽小，但可见先人遗泽不坠于地。

蔡家村的《蔡氏家谱》老谱，不幸在“文革”期间损毁遗失。庆厚老师早就想重修家谱，可惜一直未能完成夙愿，直到病重还念念不忘。蔡振江对父亲说：“您放心吧，我一定会重修家谱，完成您的心愿。”大儿子只有小学文凭，初中仅念了半年。庆厚老师没有作声，大概以为儿子心有余而力不足吧。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蔡振江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蔡氏家谱》的草稿。后来，蔡氏家族参考草稿重修了家谱，并在序言中叙及庆厚老师临终还牵挂着重修家谱的事。多年之后，五十多岁的蔡振江提起这件往事，还禁不住老泪纵横。

2021年4月23日初稿

2022年4月29日修订

致谢：

此文主要根据对蔡振江先生、李乃春先生、蔡秀芹女士等人的采访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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