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先生传说清末孙镇籍画家王兆曾所绘《长白先生祠》

杨斯俭奇遇记铲鞋（图片来自网络）早年间，孙镇杨家庄（今杨家洼村）曾经有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名叫杨斯俭。他生于1915年，从小身子弱，干不了农活。为了将来能在社会上混口饭吃，父母便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念书。他书倒是念得不错，但是直到成年，还是瘦瘦的，个头也不太高。1931年，著名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先生来邹平县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据村里的老人说，杨斯俭当年就曾在梁先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当过教师。村里人问他研究院都教些啥。他回答说：“都是些跟咱老百姓有关的事儿，比如改良种子、种田科学实验之类。”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年底，邹平县沦陷，方兴未艾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断。杨斯俭也只得回了老家杨家庄。抗日战争时期，“坡东”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而一河（杏花沟）之隔的孙镇一带则是国民党地方部队“山东保安独立第六团”的势力范围。当地老百姓都管它叫“六团”。六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欺压当地老百姓。他们肆意催款、征粮、抓壮丁。如有不从，轻则殴打，重则活埋，枪毙都嫌浪费子弹。瘦弱、矮小的杨斯俭也被他们抓了壮丁。因为有文化，六团的头头还赏他做了一个连指导员。于是，他只得被迫在六团干了几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六团在孙镇冯家村的据点也被八路军连根拔除。六团的头头脑脑死的死，逃的逃，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抓来的壮丁，一哄而散各自回了家。杨斯俭又一次回了老家杨家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邹平县委便以秘密身份在今孙镇有里村开办了一个油坊。也是因为他有文化，油坊便将回家不久的杨斯俭请去当了会计。有里村在杨家庄东北方向，相距十多里地。那时候，油坊的生意非常红火。至今有里村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有里三件宝：油坊、狮子、大石槽。”村里人传说，这个油坊占地大约四百平方米左右，用一个形似飞碟的圆而扁的石头大碾砣子压油。有人说压的是棉籽油，也有人说压的是大豆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油坊为“坡东”的八路军和解放军生产过食用油。压油的大碾砣子又大又沉。1972年，村里盖学校没有石头茬碱角，就请来石匠把它劈开，足足劈了够盖五间教室用的石头。当时，油坊的负责人是担任邹平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的何方明。杨斯俭一直称呼他“何政委”。油坊不但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它的收入也是为党准备的活动经费。杨斯俭前前后后在油坊当了三年左右的会计。1948年，解放大军南下，油坊奉命尽快关闭。何方明将油坊生产的油和其他生产资料进行了迅速变卖。他知道杨斯俭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一天晚上，他教杨斯俭回杨家庄去牵一头大牲口来。马或骡子在孙镇一带被称为“大牲口”。那时候，杨斯俭家比较富裕，圈里喂着大牲口。当他返回油坊时，只见地上躺着一个宽约一米左右，长约两米左右的褡裢，里面塞得鼓鼓囊囊，还封死了口。杨斯俭不知道里面装的是啥，既然何政委不说，他也没敢多问。可是，他心里明白，这一定是共产党的重要东西。何政委郑重其事地对杨斯俭说：“交给你一点东西，你要妥善保管：一，不准打开看；二，不准丢失。否则，必然招来杀身之祸！”紧接着，他又叮嘱说，“以后，除非我本人，或是见到我的亲笔信，否则无论谁来取，也不要将它交出来。切记，切记！”说完，他示意旁边的四个人把褡裢抬起来，放在大牲口的背上。大牲口的背都被压弯了。杨斯俭不敢懈怠，连夜把大牲口赶回了家。他一路走，一路寻思藏褡裢的地方。回到家，家里人已经睡着。他先把院子里的鸡窝悄悄拆掉，然后在地基上挖了一个深坑，将褡裢埋好，最后再将鸡窝照原样垒好。那时候，孙镇一带虽然早就没了国民党部队，但是国民党的还乡团还不时出没。所以，他不敢掉以轻心，不但对外人守口如瓶，甚至连家人都不告诉。自此以后，杨斯俭便盼着何政委早日来取褡裢。可是，何政委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四处也不见他的踪影。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一直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立了，何政委还没有来。他只得继续假装若无其事地等着。大约在1951年左右，中共邹平县委派了几个人拿着何政委的亲笔信，找杨斯俭来取东西。拆了鸡窝，挖出褡裢，打开当初封死的口，里面竟然全是黄金、银元和铜元。村里实行农业合作社后，杨斯俭负责给生产队里放羊。每天只要一听到放羊的吆喝声和鞭子响，村里人就知道那个杨斯俭老头又要到东坡洼里去放羊了。当时，在村里人眼中，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放羊老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杨斯俭的内弟在辛店（即今临淄）炼油厂工作。每年他都和妻子去内弟那里住上月数天。1983年，有一次，正在辛店火车站等车时，有个干部模样的老人和一个学生模样的孩子来到了他的面前。老人礼貌地问道：“老哥，您是哪里人呀？”杨斯俭回答说：“邹平的。”“邹平哪里的呢？”“邹平孙镇的。”“孙镇哪个庄呢？”“杨家庄。”“您是杨斯俭！”盘旋在老人心中的那个名字，得到了印证。杨斯俭吃了一惊，心想他咋知道自己的名字呢？“你看看我是谁？”老人接着又问道。杨斯俭看了半天，到底也认不出来。这也难怪，他们已经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老人笑着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杨斯俭又是吃了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激动地叫道：“你是何政委！”其实，最开始何方明认出来的不是杨斯俭的人，而是他脚上穿的一双鞋。原来，杨斯俭从小就喜欢穿铲鞋。当年在油坊当会计时，他穿的也是铲鞋。所谓“铲鞋”是一种双鼻梁像牛鼻子似的布鞋，适合脚面宽、脚趾头散开的人穿。两位老人各自述说一番别后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何方明辗转去了上海工作，据说还曾担任过上海*税*务*总*局的党*委*书*记。当时，他在山东省*财*政*厅任要职。此刻，他是来送孙子坐火车上大学的。想不到，两个人竟然能在这里相遇。他又问起杨斯俭的生活状况。杨斯俭说，他和老伴无儿无女，过继了弟弟斯昌的大女儿，现在也已经出嫁。老两个叽叽歪歪地勉强过日子。何方明说：“当年，你当会计，保管党的财产，对革命有功，理应享受政府的志愿兵补贴。我给你开个条子，你回家后，到乡里的民政所说明一下情况，让他们以公函的形式发到山东省*财*政*厅，我给你做证明人。不出两个月，你就能领到县财政局发给你的补贴本子。以后，你俩的生活就有着落了。”最后，两个老人洒泪而别。能够摘掉“坏分子”的帽子，就挺让杨斯俭高兴了。领国家的补贴，这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不过，何政委既然这样说，他就照着办。果不其然，两个月不到，他就领到了盖着山东省*财*政*厅大印的补贴本子。从此以后，每个月他都能领到八十多块钱的补贴，直到他2004年去世为止。为了表示感激，杨斯俭带着大枣、绿豆等土特产，专程到济南去看望何政委。何方明拉着他的手说：“这是你应得的，不用谢我。我生活得挺好，啥也不缺。有空的时候，你老两个就到济南来玩，啥也不用带。”杨斯俭离开济南的时候，何方明不但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而且连车票都替他买好了。从此，杨斯俭为党保护革命经费，以及善有善报的故事被传为佳话，而且直到今天还在杨家洼村口口相传。

前排坐者左起：蔡美英、蔡庆厚之妻魏玉荣、蔡庆厚（摄于1995年

2020年2月19日初稿2022年4月22日修订

致谢：此文主要根据对李汝民医生的采访，撰写而成。参考书目：曲延庆

形意拳名家韩伯言在孙镇老家的岁月韩伯言先生练功照（图片来自网络）韩伯言先生，名守信，字伯言，以字行于世，邹平县孙镇王伍庄人，中国尚式形意拳名家。他主要生活在济南，但是也曾有两段时期生活在孙镇老家。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农历八月二十四日，韩伯言先生出生于孙镇王伍庄（今王伍东村）。大约长到十来岁时，他离开家乡去到济南。此是他在孙镇生活的第一段时期。1968年，他下放回到孙镇王伍东村，1984年返回济南。此是他在孙镇生活的第二段时期。当年，王伍庄韩氏是孙镇的名门望族。据《邹平通史》记载，韩继文（字纯一）是山东省著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济南南关经营丰华针厂。堂弟韩继武（字荇舟）则先后担任济南、泰安、青州、烟台四大林区林务局长。1940年堂兄病逝后，韩继武接办丰华针厂。韩氏兄弟就是韩伯言先生的伯父与父亲。韩伯言先生少年时，体弱多病。那时，河南洪拳大王孙廷荣（一说，孙延荣）正在济南教拳。于是，韩继武为了增强儿子的体质，便聘请他做了家庭武师。韩伯言先生不但跟随孙老师学了小洪拳，而且也学了器械，比如刀、枪、棍、棒、鞭，还得了“四门刀”的真传。

许宗道先生传许宗道，字贯一，出自《论语》“吾道一以贯之”，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孙镇周家村清末秀才许青云先生第三子。许老先生原配张氏，继配刘氏。宗道与四弟宗蔚乃刘氏夫人所生。他自幼聪颖，由父亲启蒙，旧学颇有根柢。

许青云先生传

“杀人魔王”栾思富覆灭记笔者因参与《孙镇志》的编写工作，从而了解到：在解放战争时期，栾思富是孙镇一带有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孙镇辛集村张振龙先生早年参加革命，对孙镇一带建国前后的历史比较熟悉。新中国成立后，他撰写了不少关于这段历史的文章。其中，在《栾思富股匪被歼经过》一文中，他对栾思富被歼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然而，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对于栾思富其人及其被歼过程中的细节，又有了不少新的了解，正可补张先生此文之阙。孙镇周家村许学仲老人，早年参加革命，如今已经91岁高龄。当年，他曾参加过剿灭栾思富的战斗。笔者对其进行过多次采访。孙镇大陈村曾是栾思富当年居住过的地方。笔者采访了通晓村中历史的信长明老人（70岁），以及年事已高的李传永老人（84岁）与张兆村老人（84岁）。再者，栾思富最终在今九户镇安祥村被围歼，故而笔者还采访了该村刘公富老人（73岁）。另外，当年栾思富的踪迹遍及孙镇下辖不少村庄，所以笔者还分别采访了王伍东村魏方开（95岁）、王伍西村马之玉（78岁）、蔡家村蔡传林（91岁）、党里村李淑明（87岁）、信家村信长星（75岁）、辛集村孙道全（80岁）、孙镇村张成江（78岁）等多位老人。笔者的一系列采访集中于2018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之间。今将采访到的资料斟酌裁剪，撰成此文。栾思富不是孙镇本地人，一说是山东莱芜人，一说是小清河以北栾家庄人。有人说，他是逃荒落户到大陈村的；也有人说，他是在老家杀了人之后逃难来的；还有人说，他跟随家人来到大陈村时，只有八九岁，家人靠给村里的财主扛长工维持生计。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说，栾思富个码不高，甚至可能还不足一米六，身材偏瘦，黄白面皮，眼珠色黄，为人精爽，性格野蛮。他有个亲哥哥，为人老实巴交。可是，外来户难免受到村里人欺负。栾思富可不吃这一套，每次都要替哥哥出头。结果，小小年纪他就跟村里不少人结了仇，甚至还落下个“不好惹”的名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1—1937），梁漱溟先生在邹平县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据说，栾思富曾经在孙镇辉里村办过饭。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山东保安独立第十一旅副旅长兼第十团团长张行舟（孙镇大三村人）的特务队队长，人称“栾队长”。该旅前身是山东保安独立第六团。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冬起，张行舟即追随副团长兼一营营长高竹筠（孙镇高家村人）驻扎在孙镇冯家村。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该团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珩升编旅。此时，高竹筠已死。张行舟升任副旅长兼第十团团长，继续驻扎冯家村。然而，当地老百姓自始至终都管它叫“六团”。不知栾思富从何时起追随张行舟。然而，因其性格野蛮，经常惹是生非，一营长冯汝槐（冯家村人）、二营长张兆武（孙镇村人）、三营长王恪仁（孙镇伍户村人）都不要他。于是，张行舟就让他当了特务队队长，负责警卫工作。其间，他为非作歹，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否则立即就要招致杀身之祸。他手上的人命不少，所以就得了个“杀人魔王”的诨名。据孙翠兰与张振龙合著《国民党山东保安独立第六团》一文记载，1945年8月31日拂晓，八路军围歼了驻扎在冯家村的国民党六团。而冯敬轩《伪保安六团在冯家村》一文则记载，此次围歼战发生在7月14日，而且是由杨国夫司令员亲自指挥。另外，还有人记得此役发生在那一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四日。而农历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阳历的8月31日。所以，8月31日的可能性更大。六团的抵抗并不顽强。白天在头头们的督战下，还能勉强支撑；可是到了晚上，绝大部分士兵都作鸟兽散，逃回了各自家中。只有少数头头侥幸漏网，其中就包括栾思富。当天夜里，他跟随张行舟逃往了济南鹊山。民国三十五年（1946），国民党部队全面进攻解放区。栾思富也带领十余名特务流窜回孙镇一带，摇身一变成为还乡团团长。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救会进行疯狂报复，屠杀了不少农救会干部。农历四月七日（5月7日）夜，大陈村农救会会长于文礼、副会长于文卫被栾思富率人在村里的油坊门口用刺刀捅死。农救会参谋信允湖（信长明的叔曾祖父）连同他的孙子信贵林，则被栾思富一伙带去了周村。而在去往周村的路上，栾思富还杀过两个人。第二天，第六区（今孙镇一带）的区中队长信贵武赶来给于文礼、于文卫两人开追悼会，只见他们身上全是刺刀窟窿。据说，信允湖到达周村后，竟被装在麻袋里，从屋上抛下来活活摔死了。他的孙子信贵林被正在周村光被中学读书的信贵茂（信长明的父亲）与信贵雨（信长明的叔叔）救出，否则也要被栾思富斩草除根。解放战争时期，孙镇一带的特务，特别出名的有俩：一个是栾思富，另一个则是孙镇腰庄村人李大宾。据《中共邹平地方史》（刘士合主编，2005年出版）记载，这年5月的一天，恰逢孙镇大集，李大宾、赵常业等30余人，围攻渤海区工商管理局设在孙镇村的工商管理分局。那时的工商管理分局兼有现在工商所与派出所的职能。特务们打死杜庆亭等工作人员5人，捕去9人，商店价值480万元（旧币）的物资也被洗劫一空，并将分局房屋焚毁，然后扬长而去。被捕去的9人也遭残忍杀害。据说，栾思富也参加了这次袭击活动。日后，李大宾落网，邹平县大队在辉里村对他执行枪决时，栾思富就与两三个特务埋伏在隔街一户人家，企图劫法场。幸亏，行刑队干净利索，栾思富才没有得逞。栾思富在孙镇村也有累累血债。村民李广源的父亲是一名教员。栾思富认为他有可能是八路，于是就在他的脖子上拴块大石头，投入井中杀害。家住孙镇村北门的农救会干部朱某，连同他的妻子，双双被栾思富杀害于村南门。孙镇农救会开展反贪污运动，从财主家抄出五个元宝，交由农救会干部孙玉宝保管。栾思富知道后，一天夜里带人来到孙玉宝家，抢走了元宝。幸亏孙玉宝机灵，翻墙而逃，否则也很可能遭遇不测。民国三十六年（1947）农历三月的一个夜晚，栾思富带领十来个特务，先来到王伍村，将农救会委员马方钢与民兵马之明抓走，带至高家村南的一口大砖井旁，并留下几个特务看守。他则带领其余特务来到党里村。农救会副会长李冠英惨遭栾思富毒手。他先是被打了两枪，继而又被捅了两刺刀。同时被害的，还有民兵队长李淑春。他是被刺刀捅死的。当栾思富一伙人回到高家村时，马方钢与马之明已死。他们先是被看守的特务推入井中。紧接着，特务们又搬起井边的大石头冲他们的脑袋砸去。当马方钢的尸体被抬回家中时，年仅七岁的孙子马之玉看到爷爷不仅脑袋被砸伤，下巴上还有一条长长的刀口。后来，栾思富一伙又去了蔡家村。农救会会长蔡建清即死于特务们之手。然而，其死因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公仇，还是他与特务之间的私恨，受访者莫衷一是。但是，他的独子蔡庆发却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烈士。蔡庆发曾被第六团抓过壮丁。结果，他连人带枪投了八路。六团为此找到蔡建清，不管卖房还是卖地，罚他限期赔偿一条枪的费用。蔡建清只得照办。后来，蔡庆发在解放沈阳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另外，王伍村民兵曹春荣也死于栾思富之手。一天夜里，栾思富率领特务将曹春荣和他怀孕的妻子堵在家中。栾思富本想劝他投降，改入自己一伙。曹春荣非但严词拒绝，还朝特务们放起枪来。后来，特务们把手榴弹扔到屋中将其炸死。他的妻子侥幸逃出虎口，不过腿上还是挨了一枪。即便如此，栾思富还不解恨，又派人将屋子点着。曹春荣的尸体被烧焦。事后，中共党组织立即将曹春荣的妻子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痊愈后，她回到娘家居住。不幸中的万幸，肚子里的孩子安然无恙。再者，信家村农救会会长杨秀领（音）也被栾思富杀害于本村西门外。就在这一年，许学仲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并担任民兵队长。不久，他就被调到第六区区中队，担任了通讯员。有一天，他下村催担架夫，途经今九户镇南潘村。恰逢栾思富率人在此“出特务”。当时，老百姓称特务下乡勒索钱财和粮食为“出特务”。他正召集公路西（今孙镇一带庆淄路以西）各村负责人开会，向各村征钱征粮。他瞥眼看见许学仲身上带着两支枪——一支匣枪，一支美式步枪，便指着许学仲对他们说：“我想借他身上的枪使使。”驳壳枪，又被称为“盒子炮”或“二十响”，孙镇当地则称之为“匣子枪”，或简称“匣枪”。吓得众人赶紧劝阻道：“他哪里肯老老实实借枪给您，您要是把他打死了，我们公路西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栾队长您要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您拿钱买枪。”最后，众人用一百二十五口袋豆子换回了许学仲的一条命。一口袋豆子一百二十斤左右。事后，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尚不知情的许学仲。后来，许学仲从通讯员转为区中队战士。有一回，区中队十几个人从时家村驻地出发，到西南方向四五里地外的岳官、孟坊两村公干。当行至岳官村附近时，不料竟中了特务们的埋伏。他们忽然从村东头的高粱垛里放起冷枪来。区中队长信贵武被栾思富提着枪追赶，绕着麦秸垛转了好几圈，棉大衣上被打了好几个窟窿，手也负了伤，甚至连手枪也在慌乱中丢失。幸亏，当时有名战士扔了一颗手榴弹。趁特务们趴下躲避之际，区中队才得以全身而退，所幸无一人伤亡。一说此事发生在孟坊村，不是伏击战，而是遭遇战。详见拙作《信贵武传奇》一文。再后来，许学仲又从区中队被调到邹平县大队，并担任了一连一班班副。民国三十七年（1948）农历三月二十五日（5月3日），县大队得到密报，“杀人魔王”栾思富正在“西安刘”一带“出特务”。所谓“西安刘”是指大陈村西边的安祥村与刘家村。因两村毗邻，相距不足一里地，故常被合称“西安刘”。两村今隶属于九户镇。据说，当初给县大队送信的，乃是李传永老人嫁到安祥村的姑妈。她胆大心细，挎着篮子以做“芦穗”（所谓“芦穗”是从前农村织土布时，塞在梭子里的纬线团。因其形似芦苇的穗子，故俗称“芦穗”）为由，给县大队送去了情报。另有一说，给县大队报信的是南潘村一个外号叫“老豁”的男人的女儿。此前，“老豁”被栾思富绑在村南头的一棵柳树上，开膛破肚而死。他的女儿得知栾思富在“西安刘”出特务，便报告给了县大队。此时，原第六区区中队长信贵武已经升任县大队连长。得到消息后，他便率领一个连的兵力，从今明集镇颜集村出发，决定彻底剿灭栾思富一伙特务。信贵武与栾思富是死对头。在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他说过的一句话，至今仍让许学仲老人记忆犹新：“这一回去，也许我死在他栾思富手里，也许他栾思富死在我手里！”信贵武是孙镇信家村人，很年轻就参加了革命。那时，今孙镇东部杏花沟以东的焦桥镇、桓台县一带——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坡东”，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信贵武白天给本村的地主扛活，晚上化名“刘志春”，给坡东的八路军送情报。信家村与栾思富住家的大陈村毗邻，相距不足一里地，鸡犬之声相闻。信贵武的小儿子长星回忆说，他俩虽是死对头，却有约在先：“彼此各安天命，互不祸害对方家人。”当县大队行进到“西安刘”附近时，有人报告栾思富说，有一队人马正朝这边开过来。不料，栾思富却根本不放在心上。他拍着腰里的匣枪说：“就是来百十号人，老子也不怕。”据说，他擅长骑射，枪法尤其准，有百步穿杨的本事；骑在奔驰的马上，射击电线杆上固定电线的瓷瓶，弹无虚发。他惯使双枪，腰上总是别着两把二十响的匣枪。为了拔枪方便，他的匣枪都是磨掉准星，枪口朝上交叉别在腰间。大陈村是他经常出没的地方。每次他来到村里，总喜欢开枪打人家屋上的鸽子，而且说打哪只就打哪只。只要听到枪响，大陈村民就知道是栾思富回来了。甚至还有人说，曾亲眼看见他把天上飞的麻雀打下来过。县大队将栾思富一伙包围在安祥村，并在西南、西北、东南三个方位架上机枪：东南角两挺，西南角、西北角各一挺。原来，安祥村与北边的刘家村毗邻，与西边的成家村、南边的南潘村也相去不远，而村东则是一片开阔地。为了防止栾思富逃入这三个村子，给村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县大队便采取了围三缺一的战术，特意在包围圈的东边留下一个缺口。据说，栾思富当时被堵在一户人家的正房中。他隔着门帘观察一阵，见无法从正房门口逃脱，便一口气向院子里扔了好几颗手榴弹。趁着硝烟弥漫的机会，他捣毁正房后墙上的土龛逃出。那时，农村时兴在正房墙壁上留个土龛，放些零碎什物。土龛墙壁的厚度只有正常墙壁的一半，容易捣破。逃出院子后，栾思富先往北逃窜，结果被机枪封住了去路；于是，他又折而往南逃窜。他生性多疑、狡诈而且残忍。在一条南北向的胡同里，手持冲锋枪的传令兵朱某（一说该传令兵姓孙，或许栾思富手下有数个传令兵也未可知）对他说：“栾队长，这次来的人挺多，又有机枪，恐怕凶多吉少……”朱某的话还没说完，栾思富就敷衍他说：“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咱就投降。”说着，他就示意朱某将手中的冲锋枪交给他。没想到，他刚接过冲锋枪，二话不说就将其打死了。往南的路也被机枪封住了。他就再折而往东逃去，企图占领安祥村东的土窑。那里是附近的一个制高点。不料，信贵武早有准备，事先已经派人占领了土窑。栾思富又转而往东南方向逃去。起初，他被打伤了一条腿。当逃至安祥窑东南方向的付家湾时，他的另一条腿也被打伤了。于是，他便靠在一棵柳树旁。县大队的赵排长（据张振龙记载，赵排长名叫赵元水）走上前来劝降道：“栾思富，你跑不了了，缴枪吧！”栾思富倒也痛快，掏出一支匣枪就扔在了地上。可是，当赵排长正在弯腰捡枪时，他却掏出另一支匣枪将其打死了。据说，在这次战斗中，还有一名排长也死于栾思富之手。那名排长埋伏在池塘边，趁栾思富经过时不注意，一下子窜出来从背后将其死死抱住。不料，栾思富却不慌不忙地掏出枪，从胳肢窝中对准抱住他的人，将其打死了。得知赵排长牺牲的消息，信贵武下命令道：“坚决要死的，不要活的！”于是，县大队将栾思富包围起来，四挺机枪、百十支步枪同时开火——俗称“排子枪”。霎时间，滚滚尘土从地上升腾起来直冲云霄。枪声过后，栾思富被打成了筛子。即便如此，摄于他的淫威，战士们一时之间还不敢轻易走上前去查看。等确定栾思富必死无疑后，一名气愤的战士又端起机枪冲着他的脑袋，打了一梭子子弹。顿时，栾思富的脑袋被打得稀烂。据李传永老人回忆，他曾亲眼见过栾思富的尸体，左手放在额前，作手搭凉棚状。大概临死之前，他正面向太阳，故而用左手遮住阳光，眺望前来围剿他的县大队。关于栾思富最终的身死之处，笔者采访过不少人，或说在安祥窑，或说在距离安祥窑100米处的一个小坟头，或说在距离安祥窑不远处的付家湾，莫衷一是。据推算，栾思富死时最多三十冒头。后来，大陈村几个胆大的青年将他的尸体拖到村东坡的盐碱地中草草掩埋。“文革”时，对他恨之入骨的老百姓，挖出他的尸骨，将其挫骨扬灰。据说，他的一条小腿上还有一只手枪，只是时间太长了，已经锈成了一团铁疙瘩。据说，跟随栾思富的特务，除两名被擒之外，其余都被打死了。其实，还有一名特务成了漏网之鱼。在安祥剿灭战中，他被打伤了大拇指。仗着是本乡本土，他就趁机眯了起来。事后，他不敢耽搁，连夜就逃走了。躲了一阵子，风头过了，他就又回到家安安稳稳地继续过日子，直到前几年才去世。当初，栾思富到“西安刘”出特务时，住在某家的土楼上。他已经搜刮了三包袱国民党纸币，还不肯走。栾思富死后，那家人也不敢花这些钱，担心还有特务回来索要。不久，国民党的纸币作废，它们也就成了三包袱废纸。后来，这些纸币也有用来糊墙的，也有上坟时权充冥币烧掉的。“杀人魔王”栾思富被剿灭后，邹平县政府迅速贴出告示，宣布邹平县彻底解放。孙镇一带的老百姓得知消息后，纷纷拍手称快，并带着鸡蛋、鱼、肉到县大队来慰问，感谢他们为地方上除了一大祸害。从此，国民党特务在邹平县境内彻底绝迹。2018年10月15日相关链接：【孙镇乡贤系列】刘逢源外传【孙镇乡贤系列】巾帼英雄信连华【孙镇乡贤系列】信贵武传奇【孙镇乡贤系列】时玉强老师【孙镇乡贤系列】孙镇张李氏传【孙镇乡贤系列】全国民兵英模代表——信长林【孙镇风土系列】货郎霍永章

信贵武传奇

巾帼英雄信连华

2020年8月10日初稿2022年2月23日修订

前排坐者左二起：时玉强

刘逢源外传民国版《邹平县志》

编者按:本文由冯永贵先生口述，冯珂女士（冯永贵先生女公子）记录整理而成，首发于“美篇”。陶渊明谓“奇文共欣赏”，鲁迅先生曰“拿来主义”，征得冯永贵先生同意后，转发于本公众号，以飨读者。文字、图片一仍其旧，唯图片位置与“美篇”略有不同耳。故乡三部曲——乡音·乡恋·乡愁口述/冯永贵，文字记录编辑/冯珂一、乡音弟弟打电话过来说姐姐今年七十大寿，要我回家一块聚聚。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倍感亲切温暖，欣然答应回家给大姐过生日。冯氏支（家）谱记载，冯家村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一家是从我的爷爷（系第二十世）开始在这里生活，至我父辈冯家人演绎出了一场诗史般的话剧——冯家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冯永喜，冯大伦，林维堂，张永礼……（因篇幅所限不能把前辈长辈名字一一列举）这次回家还是和往常一样到哥哥家坐坐，到爷爷家叙叙旧，继续听冯家的故事。爷爷对我说，1964年冯永喜当上了村书记，从此家乡一年一个变化，到七十年代末成为远近闻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哥哥对我说，老书记那代人，苦干二十多年，先后搬动土方50余万方，搬走土丘50多个，开挖新河5000余米，把黄河水引到了村庄。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期间，改造土壤，开沟排碱，红土压碱，把全村800亩土地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粮食棉花产量不仅上“纲要”（粮食平均亩产400斤）还跨长江（粮食平均产量平均800斤），成了鲁北平原学大寨先进典型。从1977年开始山东省委机关报，山东最具权威的《大众日报》开始报道冯家村的先进事迹。反映77、78、79三年农业丰收的文章题目是《三年三大步》，到1980年报道题目《三年三大步，更上一层楼》，家乡的影响在迅速扩大。1980年我考上大学在外地读书，仍然听到了家乡的声音。1980年9月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冯永喜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播出，我和我同宿舍的同学一起收听，内心充满了激动和自豪。二、乡恋改革开放后，家乡也办起了乡镇企业，榨油厂、淀粉厂、织布厂等13个企业陆续运行，到1995年全村工副业收入超过620万元，利税达5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3000元以上。家乡的鼎盛和辉煌时期，家家盖起了砖瓦房，一排排，一座座，来参观学习的一个个，一批批，络绎不绝，交口称赞。家乡的鼎盛和辉煌时期，是鲁北平原的第一个电视村。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电视还是一个奢侈品，我们村公助民办，家家买上了电视机。临村还走村串户看电视时，我们家乡已经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看春晚。左邻右舍，羡慕不已。家乡的鼎盛和辉煌时期，我们的村书记是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县委常委兼公社党委书记。一个农民的工资（月收入）超过县委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不足百元，而我们村一个整劳力一个月的收入高达150元。令城里人羡慕不已。家乡的这份荣耀，家乡的这份辉煌，伴随我工作后的每一天，如数珍宝，几乎逢人就讲，逢故就谈。沉舟侧畔千帆过，滚滚长江东逝水。时至今日织布厂、淀粉厂、榨油厂已经停产，院内杂草丛生，荒芜的院落不由使人心生惆怅，多了几份落寞和忧伤，昔日的辉煌已经落幕，冯家人又过上了平常不能再平常的生活。如果非要从过往中总结出一个一二来，是不是可以作如下表叙。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地理环境影响论是有道理的。家乡处在孔孟之乡，父母在不远游，孝道文化源远流长。上能尽忠，下能尽孝，是家乡文化的底色，这和商贾文化是有区别的。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格局。作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冯家人把农业做到了极致；改革开放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利益发生重大调整，尤其是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后，冯家人多少处于茫然状态，多少人处于失落状态，没有人知道，能知道的是很多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一般来说生产企业有多个关键元素构成，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管理、信息等是最重要的。在这六大要素中关键的关键是人才。战争年代在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中，我们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和平时期，尤其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人才在，事业兴，人才在、企业在。人才没有了企业也就散了。不要把人才挂在嘴边，你说说究竟人才是啥。人才是精明加厚道，精明是它的高度，厚道是它的厚度。有高度的人目光远大，能洞察未来；有厚度的人能承载重量，能忍辱负重。和家乡接近同时并存的国营企业也好，集体企业也罢，比如，县磷肥厂、染织厂、电动工具厂、拖修厂等等这些县级企业，也荡然无存。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优胜劣汰也是自然法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的认识也许刚刚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求冯家人再把乡镇企业做到极致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由农民变市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农业国变工业国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些人注定永远要和农业打交道，因为农业始终需要有人去做，根本就没有必要向工业方向转，天下之本谓之农，民生之本谓之业，农业不仅保证了民生，还保证了社稷安全和稳定。虽然说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但是现代化一点也离不开它，因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冯家村曾经辉煌过，冯家人曾经自豪过。我们希望再次辉煌。如果没有实现再次辉煌的梦想，也远比没有辉煌过强十倍。期盼冯家村和冯家人再续写新的传奇，冯家村冯家人曾经的美好和动人的故事永远在心底流淌。三、乡愁时过境迁，家乡的繁华落幕，留下了一串串嗟叹。时间已长，那份对家乡的眷恋、思念变成了一片淡淡的乡愁。这乡愁似家乡的一缕缕炊烟。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清晨傍晚，炊烟袅袅，隐隐约约，时浓时淡，向每一个回乡的人述说着家乡的过去、未来、今天。这乡愁似家乡的那棵老树，一层层，一圈圈，向每一个路过的人，述说它经过的炎热盛夏和寒冷的冬天。这乡愁似放飞的风筝，一头是游子，一头是故乡。不论你走到哪里，每逢佳节你都要落下，抓一把泥土，闻一闻味道，感知一下温暖。这乡愁似那一盘老碾，推一推，转一转。走累了歇歇脚，碾盘再硬，这是你的港湾。乡音也好，乡愁也罢，家乡养育了我们。家乡记录了我们的友情、亲情、爱情；家乡记录了我们的酸甜苦辣，家乡记录了我们的油盐柴米。家乡的人或许已经远去，家乡的事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家乡啥时候都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也许你看厌倦了，但是家乡的老屋记得你，家乡的老碾想着你，家乡的老树看着你，但啥时候都不忘回家看看，啥时候家乡都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我想老姐，老姐也想我了，再次回到老家。老姐想我，握住我的手，摸摸我的脸。我想老姐和我的父母双亲并由此为故乡写下了一大段话。相关链接：简约而不简单的《冯家村志》

霍永章的货郎鼓子

编者按：昨天（2022年1月15日），笔者再次到孙镇信家村采访，惊悉信长林老人已于2021年8月24日去世。老人去世一年前，笔者曾有幸采访过他，并将采访内容整理成文，以成一家之言。今将当年的文稿发布出来，权作对老人家的纪念。【孙镇乡贤系列】全国民兵英模代表——信长林信长林老人（2019年参加国庆阅兵式及群众游行后摄于家中）信长林，孙镇信家村人，1937年7月出生。孙镇大陈完小毕业后，他就在本村做起了财粮先生，也就是会计。1955年，他被上调到孙镇区政府担任通信员。那时候，农村基本上没有自行车。信长林也不会骑。孙镇区政府就有一辆从西德进口的洋车子。它虽是一辆大轮车子，但是比较矮，不但好骑，还带发电机，晚上车灯非常亮。当通信员不会骑自行车可不行。区长指着那辆自行车问信长林：“给你三天时间，能不能学会？”十八岁的信长林拍着胸脯说：“还用三天？用不了一天，我就能学会。”除开始的时候连人带车摔倒过一次，之后他就摇摇晃晃地骑了起来。仅仅过了半天，他就能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了。当时，邹平县政府有个名叫周贵堂的干部。他在潘安刘一带当驻村干部。“潘安刘”是对南潘、安祥、刘家三个村的合称。如今，这三个村隶属九户镇。当时它们却隶属孙镇区。周贵堂骑着自行车要回邹平县城去，恰好碰上信长林在骑自行车。信长林也没啥事，于是就陪他一起去邹平，权当练自行车了。

《孙镇乡志》编修始末

简约而不简单的《冯家村志》

许青云先生是我们的乡贤，从前的历史资料上，几乎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载。如今，我通过采访，将他的事迹记录下来，使其不至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甚感欣慰。许青云先生事略许青云先生很多人都知道，孙镇辉里村有一块著名的“不畏强御碑”。早在1984年，它就被邹平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身正面镌刻着“不畏强御”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背面则刻着一篇由许青云先生撰写并书丹的楷书碑文。整篇文章用典谨严，气势磅礴，读之不禁令人血脉贲张。不畏强御碑2018年7月，笔者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传勇副教授前去核对碑文。正要离开之时，偶遇一中年人。他告诉笔者，许老先生乃是他的外曾祖父，孙镇周家村人氏。笔者因为钦佩许老先生之文章，便对他的生平事迹充满好奇。于是，到周家村采访许老先生的后人，并得以见到《周家村许氏家谱》；到邻村采访许老先生的亲戚，有幸见到他的孙子许学云先生撰写的《家庭往事》一文；最后，还通过电话采访他的重孙许立辽先生，又获得了不少重要信息。笔者钦佩许老先生的道德文章，不愿他的事迹湮灭无闻，故撰成此文。据《周家村许氏家谱》，许老先生名守常，字佩五，案名青云，又字梦悌，又名官春，前清邑庠生。约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岁。据许学云先生《家庭往事》记载，许老先生博学多能，不但擅长书法，而且精于山水画。南到淄川、博山，北到黄河岸边，方圆一百多里都有他的墨迹，都在传颂他的名字。前来登门拜访求字求画之人络绎不绝。据他的重孙许立远先生说，许老先生的山水画甚至流传到了日本。他又说，老先生有时作画，今天添几笔，明天添几笔，甚至一月方才画好。然而，整幅画布局合理，每笔之间天衣无缝，毫无违和感。许老先生一生曾撰写过许多碑文，可惜由于历史原因，流传至今的唯有“不畏强御碑”。经许立辽先生确认，石碑正面的“不畏强御”四个大字也是由许老先生亲手书丹。如今，从碑前碑后的文字，还可窥见许老先生书法造诣之精深。读《不畏强御碑文》，可知许老先生大笔若椽。推想其一定勤于著述。可惜，“文革”中，其后代子孙唯恐以文招祸，将他的藏书、著述、字画悉数焚毁。据许立远先生说，许老先生的书籍与字画被拿来烧火做饭，三天才烧完。后经访查，许学云先生家尚保存有许老先生山水画一幅。这大概是老人家侥幸逃过浩劫的唯一一幅画作了。许青云先生山水画（局部）许老先生不愿做官，考取秀才后，便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他兴办义学，义务担任教师。当时的两座教室，各有三间，全部由他出资修建。因为办学有功，邹平县府授予他“礼义廉耻”金匾，表彰他崇礼、行义、廉洁、知耻的优秀品格。此时，他年仅三十来岁，已被邹平县府称为实业家、教育家、书画家。许老先生还曾与他的祖父许鸿林先生修过《许氏家谱》，并请他的老师邑庠生孙绪曾先生作序。在序文中，孙先生曾这样评价许青云先生：“和而不戾，厚而不刻，诚因问学有日，亦其秉性使然。”许青云先生所作《许氏家谱》序言除在村里兴办义学之外，因为德高望重，许老先生还被推举为村执事，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每次去县里开会，他都骑着自家的毛驴，自带干粮，从不花费村中一文钱。正因他为人正直、急公好义，遇事觐见县长，从来无需预约，可以径直排闼而入。他担任执事四十年间，村里秩序井然，村民从未打过一起官司。村民遇有矛盾，经他调解，均能相安无事。村中偶有赌局，听说他要前来查访，赌众都吓得作鸟兽散。除此之外，他还主持修建了六间许氏祠堂。后因村中拓宽道路，现在尚保留四间，业已改作“周家村文化中心”之一部分。许老先生不但富而好礼，而且乐善好施。同村许守悌在他家里做工，虽说是长工，许老先生却待之如同亲兄弟一般。某年临近春节，许守悌说家中尚无柴火可烧。许老先生当即指着打麦场中的几垛高粱秸秆说：“不光你家，凡是我们许氏一族，没有柴火烧的，你都给他们分一下。”在义务教学期间，他待学生如同自家孩子一般。凡是家里得到时鲜水果，他都不忘带一些分给学生们吃。再有，当初修建自家房子时，他主动将地基往前挪动好几米，以便让村里的路更宽一些。《家庭往事》记载说，许老先生性嗜酒。每日饮酒三次，每次一小锡壶。小锡壶便于温酒，约盛酒一两余。作画之前，他总是对求画者说：“你等等，咱先喝点酒，作画就有兴致了。”因为嗜酒的缘故，许老先生还与今日的黄河龙酒有过一段特殊的渊源。黄河龙酒产自东边的桓台。直到一九四九年建国前，邹平城北的人们还称桓台为坡东。于是，当地的人们便称那时的黄河龙酒为“坡东酒”。许老先生说，坡东酒是文化酒；还说只要喝了文化酒，便血气皆通，心神俱灵，诗兴浓，画欲盛，就能作出惊世之作。他还专门为“文化酒”写了一首《酒诗》：文化酒矣酒文化，写字画画不离它。亮笔直身释怀素，酒名怎如范成大。许老先生先后有过两任妻子，各为他诞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宗劭，得到父亲真传，据说毛笔字写得特别好。他也曾在本村担任教师，可惜天妒英才，年仅二十五岁就去世了。二儿子宗衡，十一岁夭折。三儿子宗道，《论语》有“吾道一以贯之”之语，遂取字“贯一”。长大后，他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八路军，并曾担任连指导员。他与十八岁担任独立营营长的石宝林（邹平县孙镇霍坡村人）是战友，一起追随杨国夫司令抗日救国。后来，在焦桥朱家套战斗中，他不幸被两颗子弹打断大梁骨，不得已返家。从此以后，一直拄杖而行。小儿子宗蔚，因为成分不好，在家务农。宗蔚的女儿惠轩曾长期担任小学教师，现已退休。据《家庭往事》记载，二儿子宗道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孝子。民国十四年（1925）冬，一日大雪过膝，房屋树木一片皆白；野外沟满壕平，田路不分，行人断绝。因家中无酒，不能解酒瘾，许老先生仿佛丢了魂，饭不吃，觉不睡，话也不说。只是在屋子里团团转。宗道见此情景，当机立断，骑上家里的枣红马到四里多地外刘家庄的酒店为父亲买“文化酒”。往常天气晴朗的时候，许老先生就喜欢到这家酒店里喝酒。这一天，因为雪厚无路，枣红马一路连蹦带跳。宗道好多次从马上摔下来，又骑上去。酒买回来了，许老先生丢了的魂也回来了。他又精神抖擞地拿起笔来写字作画。从此，“孝子买酒”的故事便不胫而走。在父亲的教导下，许宗道先生也擅长书法。据他的孙子许立远回忆，有一年孙镇霍坡村杏花河上落成一座石桥。县里一连请了二十多人来题写桥名。最后，数许宗道先生的字最好，被刻在桥上。许立辽先生也说，他听父亲许学云说过，祖父许宗道确实曾为霍坡村杏花河桥题名。如今，霍坡村尚保留着一块石板，上面刻有“双盛桥”三个字。笔者曾前往霍坡村，向通晓地方史事的霍永吉先生（现年84岁）咨询此事，得知杏花河上被题名的桥，只此“双盛桥”一座。由此推测，“双盛桥”三字很可能出自许宗道先生之手。许宗道先生晚年还曾亲手为许氏宗族的一支制作过家谱。遥想当年，许老先生就曾为本村许氏一族制作过家谱。这真可说是“子承父业”了。据许立辽先生说，他尚保存有曾祖父当年亲手制作的一份家谱。可惜，这份珍贵的家谱笔者尚未寓目。许宗道先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学甲；二儿子学耕；小儿子学耘。学耕早亡。学甲也曾担任过教师。后因家庭贫困，离职务农。学耘即学云，先是考入中专学校，后在淄博市周村区担任教师。在父亲的影响下，许学云先生也擅长书法，后来成为闻名周村的书法家。他非常倾慕祖父许青云先生的道德文章，曾经带着自己的女儿立娇，儿子立晓、立辽去“不畏强御碑”前拜谒。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许老先生也自有其缺点，比如他虽然疼爱女儿们，却不让她们读书。这也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完全由他承担责任。他有五个女儿，分别嫁到邻近的张家、辉里、赵家、于何、北辛庄等村。其中，两个女儿早寡后，连同她们的孩子一起被许老先生接回周家村照顾。另外，许老先生的二女儿宗女尤其值得一提。她虽然没读过书，但是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不但能阅读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等旧小说，甚至还能背诵其中的许多段落。除此之外，在父亲的熏陶下，虽然从未正式学过绘画，但是她画的画确有几分功力。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不觅封侯但觅诗”，与您一起开启文学之旅。也欢迎您投稿，成为本公众号特约作者。附录：不畏强御碑文自古英雄豪傑得志則作霖雨於天下，不得志則為保障於一方。內患起則除之，外侮來則禦之。懷忠貞之志，抱勇往之才。事之不合於義者，守身則重於泰山；事之有近於仁者，視命則輕於鴻毛。此果决剛毅之所為，而正人君子愛之慕之，敬而重之者也。輝里庒李機慶、李恭長、李友長，鄭家寨段維烈，此四人者，尚有此遺風焉。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團中大眾將所擒之匪盡縛於北河之上以正公法。乃有數匪叵測，自解其縛泅而欲遁。一時團眾皆驚，無所措手。獨李機慶、段維烈者，惟知討賊之義，不顧河水之深，持槍而入，剌殺泅賊。無如賊雖斃而身已陷頂。既滅而命遂危矣。噫！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河岸之眾，誰不淚下沾襟也哉！越至十九日，匪又入境，慘酷更甚。房屋任其焚燒，老幼被其擄掠，逃難者十之八九，居家者百無二三，此時此際，而欲求一敵抗之人，果伊誰哉！惟有李恭長、李友長懷公正之心，禀威武之氣，怒髮衝冠不忍坐視。自以為博浪之椎，既能擊始皇；魚腸之劒，亦可刺王僚。能濟則公家之福，不濟僅一身之禍，念及於此，遂入槍林之內，不畏彈雨之多，左衝右突，意必滅此而朝食也。孰意天心莫問，人事難測，以節烈英武之身而䘮於土匪强暴之手，良可慨已。於是團眾痛此四人為公義之事，而遭殘害之凶，心實難忍。遂出貲財而厚葬焉。然追悼之懷不能自已，而悽愴之感至今難忘。恐事遠年湮，節烈之風泯沒無聞，故又勒諸貞珉，以垂不朽云。清邑庠生許青雲敬撰并書丹中華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孟夏

以上是敝友赵知北的狂妄之言。可是，说实在话，除了李敖先生外，还有哪一个活着的人可以算作大师呢？在大陆再也找不到大师的时候，我们只能遥遥地向东南方向望一望，虽然既看不见他的形，也看不见他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