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猝死背后：AED及中国公众急救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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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时报（ID：jksb2013）、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11月27日，因在《遇见王沥川》中饰演王沥川的青年演员高以翔在录制真人秀节目时昏迷送医，经抢救无效去世。
信息称，11月27日凌晨，高以翔在宁波录制一档综艺节目，在1时45分跑步时晕倒，医护人员抵达后进行10分钟的心脏苏醒，之后在2时30分送往医院。
据媒体介绍，参加录制的这档综艺节目里需要做一些高难度的运动，而且运动强度很大，梅花桩、飞檐走壁、徒手爬高楼……而且还是深夜录制。
在早上五点钟，现场工作人员在微博发表长文，描述了高以翔出事经过：高以翔跑得非常累，嘴里说着我不行了，突然就摔倒在地了。
摔倒后所有艺人立马跑至现场，都很担心，医生抵达时做了近10分钟心肺复苏，之后高以翔被送到医院，节目停止录制。
网上曝出高以翔就医的细节，情况十分危险，到医院时“瞳孔已经到放大到边缘”。
高以翔（Godfrey Tsao），原名曹志翔，1984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华语影视男演员、模特。曾与黄渤、林志玲一同参演陈正道导演的电影《101次求婚》，此外还参演过《最萌身高差》《我是马布里》《情遇曼哈顿》等电影。
其本人平时有运动习惯，业余生活喜欢打篮球和划船。大学毕业后，高以翔回到台湾，并打算去当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因缘际会下他成了一名平面模特，并拍摄了多部广告作品和杂志写真，从而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
很多人认为，经常运动的人有良好的体质，不容易患心血管疾病，其实不然！
运动性猝死，大都是心源性猝死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陈鲁原在其个人微信公号指出，运动性猝死的最主要原因是心源性猝死（占81%），大部分是由于潜在的心脏疾病导致的。脑源性猝死占运动性猝死原因的第二位（17%），主要有脑血管畸形、动脉瘤或高血压等。
10月20日，在同一天之内，山东烟台和湖北荆州的马拉松赛场上就曾同时发生了2起猝死的新闻。两位男子参加的都是半马，而且都倒在了距离终点仅几百米的地方。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马根山此前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虽然很突然，但绝大多数在猝死发生前几天，都有临床症状，比如：
一过性胸闷、胸痛、乏力、心慌，这种心慌是身子突然往下一沉，或者一忽悠的感觉，时间为三、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自然恢复了正常。
特别是不明原因的昏厥，如卧床或睡眠时呼吸困难、烦躁不安、大汗淋漓、异常鼾声等。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之内，都有发生上述情况的可能。
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汪芳在2015年7月20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还有一部分猝死前兆表现为腹部疼痛、颈部或背部的不适感，虽然这些并不是典型症状，但也要引起足够重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之民在11月27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年发生猝死一般是有原因的，除了其自身的身体因素外，过于紧张、过于情绪激动和心理负担太重都是造成猝死的原因，另外，熬夜工作也是引发猝死的一个重要诱因。”
汪芳提醒，尤其是对于猝死高危人群如心脑血管病患者、三高肥胖以及吸烟者，若出现上述预兆，应及时就诊、做心电图，必要时监测24小时，平时避免过度劳累。
冬季和深夜都是猝死高发时段!
猝死也有高发时段！
按照一年来看，冬季是猝死高发期！
首都体育学院运动生理专家闫守扶教授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冬季是猝死的高发季节，因为冬季天气骤冷、人体基础状况较低、血管弹性较差、血压易于骤然升高、室内外温差过大等，都极容易引发心源性猝死。
按照一天来看，深夜是高发期！
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杨新春在2013年5月16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有调查显示40%的心脏骤停发生在睡眠状态下或没有旁人在的时候。也就是说猝死容易在半夜偷袭！
若把一天24个小时分成四个时段，每6个小时一个阶段。相比较而言，凌晨的6个小时(午夜12点至凌晨6点)易发生心脏性猝死和高血压危象。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郭继鸿在2013年5月16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解释 ，对人体来说，白天交感神经“上白班”，晚上迷走神经“上夜班”，而凌晨正好是两种神经“交接班”的时候，此时迷走神经经过一晚上夜班尽显疲惫，而新来接班的交感神经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交感神经兴奋会导致心跳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异位节律等，从而可能诱发各种心律失常、Brugada综合征(一种遗传性心肌病)等多种心血管事件甚至猝死。
救命的黄金4分钟,这个方法一定要懂！
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马涵英在2015年7月20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心脏性猝死是分四个阶段的，即前驱期、终末事件期、心脏骤停和生物学死亡。
心脏骤停发生后4~6分钟内会发生不可逆的脑损害，如果没有获得及时的心肺复苏抢救，或抢救失败，最终会导致生物学死亡。所以，把握住黄金4分钟是心脏性猝死急救的关键，猝死后能否“死而复生”，关键在于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
而心肺复苏等急救常识却可以在关键时刻挽救这些珍贵的生命，所以救回一条命，人人都可以，前提是你要掌握急救常识。
因此，抢救要抓紧这段“黄金时间”！除了心肺复苏，也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将患者送医院，才能够真正跑赢死神！
运动时，警惕这些行为！
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乔岩在2015年11月23日健康时报心血管版刊文指出，7类人群参加体育锻炼尤其要注意：
注意：①心脏病人；
②感冒的人，感冒病毒会引起心肌炎，导致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而猝死。感冒后1~3周心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浮肿或晕厥及时就诊，感冒未愈不宜运动；
③高血压或心律不齐的人，超负荷运动容易导致血压急升和心律失常；
④糖尿病警惕大负荷运动诱发低血糖，糖尿病人也常合并心脏病；
⑤肥胖者部分伴有代谢障碍；
⑥未经系统训练和平时体质较差的人群，过大运动量加重心脏负担；
⑦儿童和年纪过大的老人。
高以翔猝死背后：
AED及中国公众急救的尴尬
从2006年开始，北京首都机场开始配备AED，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三个航站楼共配有76台。《中国新闻周刊》实地调查发现，在2号航站楼的出发大厅内，两个问询处的旁边，各有一台AED设备。
每一台都装在一个与消火栓差不多大的金属箱里，金属箱上有着醒目的“AED”字样和带急救图案的心形标识。金属箱内的除颤器完好，但箱子却上了锁。
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钥匙在问询处人员的手中。在金属箱外的墙面上，还贴着一张“AED操作指南”，用8幅图示和中英文双语，写明了使用方法。操作指南上着重标出，“本套设备仅供医务人员以及在心肺复苏和AED使用方面接受过培训的人员使用”。
1号航站楼内，在出发大厅内安装的除颤器同样被上了锁。而3号航站楼的到达大厅内的3台除颤器都没有上锁，旅客可以自行打开使用。除颤器旁边除了操作指南，还有一本说明书。
三座航站楼的工作人员均表示，从没见过有人使用心脏除颤器。而在设备附近值班的机场工作人员虽然知道这是抢救用的AED设备，但对于具体的使用方法都不清楚。其中一人说，虽然允许旅客使用除颤器，但是他们更建议直接通知机场医院的急诊医生。而即使有乘客突发心脏病需要抢救，通常也不会用到这种除颤器。“急救医生都会携带抢救设备，比这种除颤器还先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首都机场管理人员说，实际上，对于机场来说，AED已经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有人认为我们装上了却没有人用，是一种浪费。但是目前的状况是，虽然我们有负责维护的人，真正需要用到它的突发状况极少，而且也确实没有人敢用。”
实际上，一台AED设备的有效使用范围只有直径100米的区域。在这个范围外，获取AED所需的时间就可能延误最佳抢救时间。而且AED设备每2～3年就需要更换粘贴式电极和电池。因此，那些被锁起来常年不用的AED设备可以说真的就是摆设。
不过，有76台AED设备的首都机场已经算是有据可查的场所中配备较多的地点之一。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目前已配备的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除了首都机场之外，海口美兰机场配有15台，杭州在机场、车站、市民中心配备的AED共有15台，上海从2015年起在公共场所陆续配置了315台。
北京西站的智能急救站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在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实施公共除颤计划，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全部依法设置AED，目前社会保有量超过100万台，平均每10万人317台。在日本，每10万人配备AED的数字为235台。即使在香港地区，这一数字也达到每10万人10台。中国大陆在配备数量极其不足的情况下，让AED设备发挥作用基本上是空谈。
中国红十字总会培训中心讲师、北京急救中心原副主任冯庚说：“AED设备在中国的普及还很不够，一是数量少，二是很多人不会用。这其中除了经济的问题，也有别的原因。在很多地方，一台几万、几十万的设备，你今天放在那儿，明天可能就没了。相对而言，相关技能的培训和普及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傻瓜式”急救法
使用AED设备究竟需要什么技能？这其实没有一般人想象中那么难。
冯庚介绍说，AED使用的场景首先必须是发生心跳骤停。“对于受过急救培训的人来说，确认这个是很快的。先拍打、呼唤患者，确定他还有没有意识，然后看胸廓判断呼吸，在意识丧失、呼吸停止的状况下就可以确认是发生心跳骤停了，需要使用AED除颤的同时配合心肺复苏术。”
而因为AED自带判断病人是否存在室颤情况的功能，所以不存在病人不是室颤却被电了的可能性。不过AED只对心脏本身病变引起的室颤有作用，如果是外伤、大出血引起的，就没有帮助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丽说：“AED设备其实就像傻瓜式照相机一样，它会给你语音提示，跟着做就行了。在发达国家，一般中小学都有相关的急救知识的培训，所以应用得很普遍，可以说几乎人人都会用。”
30岁的刘群英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平时的兴趣是跑马拉松。参加了三年马拉松赛之后，常常听说比赛出现猝死的案例，加上正好参加过公司组织的120急救培训，让他开始关注马拉松赛程中的急救问题。
“IT行业也是一个猝死发生得比较多的行业吧，马拉松也是一个比较高危的领域。经常听说这些事之后，自己就觉得除了完赛之外，也需要关注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也有帮助别人的意愿。”
2015年，刘群英成为一名马拉松赛道上的急救志愿者，也就是俗称的“急救兔”。在上海马拉松赛事的急救小组中，AED已是标配。“我们的志愿者都是持有急救证书的。目前上海有三种渠道能获得相关的证书，就是红十字会、上海市急救中心和AHA（美国心脏协会）授权的培训机构。”
他说，大部分人在培训中已经掌握了AED的使用，有一部分在红十字会接受培训的人，因为AED设备本身比较少，这部分一般跳过不讲，经过赛前简单的演练和培训也能够掌握。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接受红十字会系统救护培训的人员达到1900万人。按照这个数字，我国群众性救护培训的普及率达到1.5％左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由于“红十字救护员证”的有效期是三年，而目前情况下三年期满能够复训的人数统计并不确切，所以实际的普及率可能还要低。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说：“应急救护培训为什么重要？很多情况下，人的一命关键就在于第一目击者，他身边的这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应急救护知识。
如果他能马上提供帮助，那命可能就保住了；如果他要是束手无策，只能打120，在等待的过程中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间，获救几率就太小了。”
刘群英表示，赛场之外，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到底要不要救人自己也还是要掂量一下的。“我现在也在做应急救护的公益讲座。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救别人之前也要看当时的场景对自己是不是安全。目前状况来说，没有一个法律保障我们急救人员去施救之后是免责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目前在做的急救知识普及，也是鼓励大家在熟人之间互救。”
他还透露，在宣传急救知识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人非常纠结：我学会了这个急救技能，遇到别人出事我是不是就必须救？那我救了他，他讹我怎么办？那我到底要不要学？
可以看出，中国的应急救护，比起“不会救”，更大的问题在于“不敢救”。
AED急救心肺复苏术课程
呼唤“好人法”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急救法，来规定应急救护中造成的后果责任由谁来负。甚至仅仅从AED设备的配备与使用遇到的困境中，就能看出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缺失。
王海京说：“目前，国家对AED设备是作为医疗器械来备案的，根据《医师法》，这个医疗器械就只有具有医师资质的人才能使用。即使拿到了急救证，从法律上来讲也没有一个说法认定普通人可以使用。”
而关于AED设备的设置，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相关说法的，只有在世博会期间卫计委规定，允许在世博会的范围内悬挂AED设备，其他就没有了。”可以说，在中国，用AED救人目前处于一个无法可依的状况。“我们红十字会目前也在跟卫计委争取获得这个授权，允许我们去悬挂AED，允许我们培训的人员使用AED。不然在目前的状况下，即使企业想要捐赠AED设备，我们也不好接收。”
对于一般人要不要使用AED，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李立东说：“在没有相关法律保护的地方，我们也确实不鼓励一般人去用这个AED。像首都机场那些，医生敢用，老百姓谁敢用啊！只有相关法律出台之后，AED的使用才有可能大面积铺开。”
美国在1995年就立法展开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它是一项在公共场所安置AED，并鼓励普通大众等非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从而能随时使用AED的普及计划。
此外，美国还有《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俗称“好人法”）来保护每一位施救者。它包含了两个原则：一是义务救助原则，即人人有义务协助处于危险中的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二是免责原则，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责任上的赦免，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目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加拿大的法律中都有与《好撒玛利亚人法》相关的条款。比如，德国的法律要求每个司机当遇到事故或事件时，在基于安全的情况下须停车并提供援助。而且，学会急救知识和操作方法是申请驾照的前提条件之一。
而在中国，目前只有深圳、杭州、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在探索这方面的立法。杭州在2014年9月26日审议通过了《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并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施行。该《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公民发现急、危、重伤病员时可以拨打120电话呼救。鼓励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伤病员按照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全国首个明确急救免责的法律法规。不过《条例》也规定，必须“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才能够享有该权利。
2016年1月，《深圳经济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也规定现场施救者对伤病员实施善意、无偿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造成被救护者民事损害的，其责任可予以免除。
刘群英最近关注的是《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的审议。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该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因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经过合法程序认定，由政府予以补偿”。
多数意见认为，由于补偿资金没有落实，认定主体、程序等不明确，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修改为：“市民发现需要急救的患者，应当立即拨打‘120’专线电话进行急救呼叫。”“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刘群英最关心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持有急救证书的人，在急救中出现状况时，“我的急救措施到底符不符合正规程序，我要如何证明呢？有时候CPR（心肺复苏术）是有可能造成肋骨骨折的，我觉得病人家属可能不会理解。”
而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发生需要赔偿的情况，这个钱是由谁来付？既然没有政府补偿，那有没有可能靠社会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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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因在《遇见王沥川》中饰演王沥川的青年演员高以翔在录制真人秀节目时昏迷送医，经抢救无效去世。
信息称，11月27日凌晨，高以翔在宁波录制一档综艺节目，在1时45分跑步时晕倒，医护人员抵达后进行10分钟的心脏苏醒，之后在2时30分送往医院。
据媒体介绍，参加录制的这档综艺节目里需要做一些高难度的运动，而且运动强度很大，梅花桩、飞檐走壁、徒手爬高楼……而且还是深夜录制。
在早上五点钟，现场工作人员在微博发表长文，描述了高以翔出事经过：高以翔跑得非常累，嘴里说着我不行了，突然就摔倒在地了。
摔倒后所有艺人立马跑至现场，都很担心，医生抵达时做了近10分钟心肺复苏，之后高以翔被送到医院，节目停止录制。
网上曝出高以翔就医的细节，情况十分危险，到医院时“瞳孔已经到放大到边缘”。
高以翔（Godfrey Tsao），原名曹志翔，1984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华语影视男演员、模特。曾与黄渤、林志玲一同参演陈正道导演的电影《101次求婚》，此外还参演过《最萌身高差》《我是马布里》《情遇曼哈顿》等电影。
其本人平时有运动习惯，业余生活喜欢打篮球和划船。大学毕业后，高以翔回到台湾，并打算去当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因缘际会下他成了一名平面模特，并拍摄了多部广告作品和杂志写真，从而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
很多人认为，经常运动的人有良好的体质，不容易患心血管疾病，其实不然！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陈鲁原在其个人微信公号指出，运动性猝死的最主要原因是心源性猝死（占81%），大部分是由于潜在的心脏疾病导致的。脑源性猝死占运动性猝死原因的第二位（17%），主要有脑血管畸形、动脉瘤或高血压等。
10月20日，在同一天之内，山东烟台和湖北荆州的马拉松赛场上就曾同时发生了2起猝死的新闻。两位男子参加的都是半马，而且都倒在了距离终点仅几百米的地方。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马根山此前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虽然很突然，但绝大多数在猝死发生前几天，都有临床症状，比如：
一过性胸闷、胸痛、乏力、心慌，这种心慌是身子突然往下一沉，或者一忽悠的感觉，时间为三、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自然恢复了正常。
特别是不明原因的昏厥，如卧床或睡眠时呼吸困难、烦躁不安、大汗淋漓、异常鼾声等。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之内，都有发生上述情况的可能。
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汪芳在2015年7月20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还有一部分猝死前兆表现为腹部疼痛、颈部或背部的不适感，虽然这些并不是典型症状，但也要引起足够重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之民在11月27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年发生猝死一般是有原因的，除了其自身的身体因素外，过于紧张、过于情绪激动和心理负担太重都是造成猝死的原因，另外，熬夜工作也是引发猝死的一个重要诱因。”
汪芳提醒，尤其是对于猝死高危人群如心脑血管病患者、三高肥胖以及吸烟者，若出现上述预兆，应及时就诊、做心电图，必要时监测24小时，平时避免过度劳累。
猝死也有高发时段！
按照一年来看，冬季是猝死高发期！
首都体育学院运动生理专家闫守扶教授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冬季是猝死的高发季节，因为冬季天气骤冷、人体基础状况较低、血管弹性较差、血压易于骤然升高、室内外温差过大等，都极容易引发心源性猝死。
按照一天来看，深夜是高发期！
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杨新春在2013年5月16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有调查显示40%的心脏骤停发生在睡眠状态下或没有旁人在的时候。也就是说猝死容易在半夜偷袭！
若把一天24个小时分成四个时段，每6个小时一个阶段。相比较而言，凌晨的6个小时(午夜12点至凌晨6点)易发生心脏性猝死和高血压危象。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郭继鸿在2013年5月16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解释 ，对人体来说，白天交感神经“上白班”，晚上迷走神经“上夜班”，而凌晨正好是两种神经“交接班”的时候，此时迷走神经经过一晚上夜班尽显疲惫，而新来接班的交感神经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交感神经兴奋会导致心跳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异位节律等，从而可能诱发各种心律失常、Brugada综合征(一种遗传性心肌病)等多种心血管事件甚至猝死。
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马涵英在2015年7月20日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心脏性猝死是分四个阶段的，即前驱期、终末事件期、心脏骤停和生物学死亡。
心脏骤停发生后4~6分钟内会发生不可逆的脑损害，如果没有获得及时的心肺复苏抢救，或抢救失败，最终会导致生物学死亡。所以，把握住黄金4分钟是心脏性猝死急救的关键，猝死后能否“死而复生”，关键在于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
而心肺复苏等急救常识却可以在关键时刻挽救这些珍贵的生命，所以救回一条命，人人都可以，前提是你要掌握急救常识。
因此，抢救要抓紧这段“黄金时间”！除了心肺复苏，也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将患者送医院，才能够真正跑赢死神！
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乔岩在2015年11月23日健康时报心血管版刊文指出，7类人群参加体育锻炼尤其要注意：
①心脏病人；
②感冒的人，感冒病毒会引起心肌炎，导致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而猝死。感冒后1~3周心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浮肿或晕厥及时就诊，感冒未愈不宜运动；
③高血压或心律不齐的人，超负荷运动容易导致血压急升和心律失常；
④糖尿病警惕大负荷运动诱发低血糖，糖尿病人也常合并心脏病；
⑤肥胖者部分伴有代谢障碍；
⑥未经系统训练和平时体质较差的人群，过大运动量加重心脏负担；
⑦儿童和年纪过大的老人。
高以翔猝死背后：
AED及中国公众急救的尴尬
从2006年开始，北京首都机场开始配备AED，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三个航站楼共配有76台。《中国新闻周刊》实地调查发现，在2号航站楼的出发大厅内，两个问询处的旁边，各有一台AED设备。
每一台都装在一个与消火栓差不多大的金属箱里，金属箱上有着醒目的“AED”字样和带急救图案的心形标识。金属箱内的除颤器完好，但箱子却上了锁。
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钥匙在问询处人员的手中。在金属箱外的墙面上，还贴着一张“AED操作指南”，用8幅图示和中英文双语，写明了使用方法。操作指南上着重标出，“本套设备仅供医务人员以及在心肺复苏和AED使用方面接受过培训的人员使用”。
1号航站楼内，在出发大厅内安装的除颤器同样被上了锁。而3号航站楼的到达大厅内的3台除颤器都没有上锁，旅客可以自行打开使用。除颤器旁边除了操作指南，还有一本说明书。
三座航站楼的工作人员均表示，从没见过有人使用心脏除颤器。而在设备附近值班的机场工作人员虽然知道这是抢救用的AED设备，但对于具体的使用方法都不清楚。其中一人说，虽然允许旅客使用除颤器，但是他们更建议直接通知机场医院的急诊医生。而即使有乘客突发心脏病需要抢救，通常也不会用到这种除颤器。“急救医生都会携带抢救设备，比这种除颤器还先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首都机场管理人员说，实际上，对于机场来说，AED已经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有人认为我们装上了却没有人用，是一种浪费。但是目前的状况是，虽然我们有负责维护的人，真正需要用到它的突发状况极少，而且也确实没有人敢用。”
实际上，一台AED设备的有效使用范围只有直径100米的区域。在这个范围外，获取AED所需的时间就可能延误最佳抢救时间。而且AED设备每2～3年就需要更换粘贴式电极和电池。因此，那些被锁起来常年不用的AED设备可以说真的就是摆设。
不过，有76台AED设备的首都机场已经算是有据可查的场所中配备较多的地点之一。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目前已配备的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除了首都机场之外，海口美兰机场配有15台，杭州在机场、车站、市民中心配备的AED共有15台，上海从2015年起在公共场所陆续配置了315台。
北京西站的智能急救站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在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实施公共除颤计划，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的公共场所全部依法设置AED，目前社会保有量超过100万台，平均每10万人317台。在日本，每10万人配备AED的数字为235台。即使在香港地区，这一数字也达到每10万人10台。中国大陆在配备数量极其不足的情况下，让AED设备发挥作用基本上是空谈。
中国红十字总会培训中心讲师、北京急救中心原副主任冯庚说：“AED设备在中国的普及还很不够，一是数量少，二是很多人不会用。这其中除了经济的问题，也有别的原因。在很多地方，一台几万、几十万的设备，你今天放在那儿，明天可能就没了。相对而言，相关技能的培训和普及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傻瓜式”急救法
使用AED设备究竟需要什么技能？这其实没有一般人想象中那么难。
冯庚介绍说，AED使用的场景首先必须是发生心跳骤停。“对于受过急救培训的人来说，确认这个是很快的。先拍打、呼唤患者，确定他还有没有意识，然后看胸廓判断呼吸，在意识丧失、呼吸停止的状况下就可以确认是发生心跳骤停了，需要使用AED除颤的同时配合心肺复苏术。”
而因为AED自带判断病人是否存在室颤情况的功能，所以不存在病人不是室颤却被电了的可能性。不过AED只对心脏本身病变引起的室颤有作用，如果是外伤、大出血引起的，就没有帮助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丽说：“AED设备其实就像傻瓜式照相机一样，它会给你语音提示，跟着做就行了。在发达国家，一般中小学都有相关的急救知识的培训，所以应用得很普遍，可以说几乎人人都会用。”
30岁的刘群英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平时的兴趣是跑马拉松。参加了三年马拉松赛之后，常常听说比赛出现猝死的案例，加上正好参加过公司组织的120急救培训，让他开始关注马拉松赛程中的急救问题。
“IT行业也是一个猝死发生得比较多的行业吧，马拉松也是一个比较高危的领域。经常听说这些事之后，自己就觉得除了完赛之外，也需要关注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也有帮助别人的意愿。”
2015年，刘群英成为一名马拉松赛道上的急救志愿者，也就是俗称的“急救兔”。在上海马拉松赛事的急救小组中，AED已是标配。“我们的志愿者都是持有急救证书的。目前上海有三种渠道能获得相关的证书，就是红十字会、上海市急救中心和AHA（美国心脏协会）授权的培训机构。”
他说，大部分人在培训中已经掌握了AED的使用，有一部分在红十字会接受培训的人，因为AED设备本身比较少，这部分一般跳过不讲，经过赛前简单的演练和培训也能够掌握。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接受红十字会系统救护培训的人员达到1900万人。按照这个数字，我国群众性救护培训的普及率达到1.5％左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由于“红十字救护员证”的有效期是三年，而目前情况下三年期满能够复训的人数统计并不确切，所以实际的普及率可能还要低。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说：“应急救护培训为什么重要？很多情况下，人的一命关键就在于第一目击者，他身边的这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应急救护知识。
如果他能马上提供帮助，那命可能就保住了；如果他要是束手无策，只能打120，在等待的过程中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间，获救几率就太小了。”
刘群英表示，赛场之外，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到底要不要救人自己也还是要掂量一下的。“我现在也在做应急救护的公益讲座。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救别人之前也要看当时的场景对自己是不是安全。目前状况来说，没有一个法律保障我们急救人员去施救之后是免责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目前在做的急救知识普及，也是鼓励大家在熟人之间互救。”
他还透露，在宣传急救知识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人非常纠结：我学会了这个急救技能，遇到别人出事我是不是就必须救？那我救了他，他讹我怎么办？那我到底要不要学？
可以看出，中国的应急救护，比起“不会救”，更大的问题在于“不敢救”。
AED急救心肺复苏术课程
呼唤“好人法”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急救法，来规定应急救护中造成的后果责任由谁来负。甚至仅仅从AED设备的配备与使用遇到的困境中，就能看出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缺失。
王海京说：“目前，国家对AED设备是作为医疗器械来备案的，根据《医师法》，这个医疗器械就只有具有医师资质的人才能使用。即使拿到了急救证，从法律上来讲也没有一个说法认定普通人可以使用。”
而关于AED设备的设置，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相关说法的，只有在世博会期间卫计委规定，允许在世博会的范围内悬挂AED设备，其他就没有了。”可以说，在中国，用AED救人目前处于一个无法可依的状况。“我们红十字会目前也在跟卫计委争取获得这个授权，允许我们去悬挂AED，允许我们培训的人员使用AED。不然在目前的状况下，即使企业想要捐赠AED设备，我们也不好接收。”
对于一般人要不要使用AED，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李立东说：“在没有相关法律保护的地方，我们也确实不鼓励一般人去用这个AED。像首都机场那些，医生敢用，老百姓谁敢用啊！只有相关法律出台之后，AED的使用才有可能大面积铺开。”
美国在1995年就立法展开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它是一项在公共场所安置AED，并鼓励普通大众等非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从而能随时使用AED的普及计划。
此外，美国还有《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俗称“好人法”）来保护每一位施救者。它包含了两个原则：一是义务救助原则，即人人有义务协助处于危险中的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二是免责原则，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责任上的赦免，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目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加拿大的法律中都有与《好撒玛利亚人法》相关的条款。比如，德国的法律要求每个司机当遇到事故或事件时，在基于安全的情况下须停车并提供援助。而且，学会急救知识和操作方法是申请驾照的前提条件之一。
而在中国，目前只有深圳、杭州、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在探索这方面的立法。杭州在2014年9月26日审议通过了《杭州市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并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施行。该《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公民发现急、危、重伤病员时可以拨打120电话呼救。鼓励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急、危、重伤病员按照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全国首个明确急救免责的法律法规。不过《条例》也规定，必须“经过培训取得合格证书”才能够享有该权利。
2016年1月，《深圳经济特区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也规定现场施救者对伤病员实施善意、无偿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造成被救护者民事损害的，其责任可予以免除。
刘群英最近关注的是《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的审议。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该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因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经过合法程序认定，由政府予以补偿”。
多数意见认为，由于补偿资金没有落实，认定主体、程序等不明确，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修改为：“市民发现需要急救的患者，应当立即拨打‘120’专线电话进行急救呼叫。”“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对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规范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刘群英最关心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持有急救证书的人，在急救中出现状况时，“我的急救措施到底符不符合正规程序，我要如何证明呢？有时候CPR（心肺复苏术）是有可能造成肋骨骨折的，我觉得病人家属可能不会理解。”
而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发生需要赔偿的情况，这个钱是由谁来付？既然没有政府补偿，那有没有可能靠社会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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