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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八点健闻（HealthInsight）
中国新闻周刊（chinanewsweekly）
孙文斌为何在急诊科掏出利刃？他们一家究竟何种背景？血案背后折射出什么样的医疗运行机制？
2019年的圣诞节，悲伤惨烈。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在平安夜那天，被患者家属孙文斌极其残暴的砍倒在血泊中。
如果没有这个意外，24日凌晨6点还在伏案工作的杨文，两小时后就要脱下白大褂，结束这天的夜班。她将回到家中，和刚从美国飞回来的儿子一起过圣诞节——儿子在美国念书，这次趁着圣诞假期，赶回来和家人团聚。
51岁的杨文，性情温柔，大部分时间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工作。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有近20名医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对病人以细致温和著称的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27年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倒在病人家属的利刃下。
这是是近十年来，中国近300例伤医事件之一，但激越程度尤甚，也掀起了人们持续至今、夜以继日的感怀与愤慨。据丁香园统计，自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呼吁“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孙文斌一家
在朝阳区定福庄一排排高楼的东边，有一处破旧的平房，掩映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里面。
这处平房盖于几十年前，安置的是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征用的一片农村用地的居民。目前居住着20户左右，每户面积目测不到30平米，大多已被当时的拆迁户租了出去。
孙文斌的母亲，95岁的魏某，户籍就在此。
据住在平房的人和周边人的讲述，这一家人十年前就已经搬走了，搬去了附近小区。此后再也没见过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
据知情者回忆，因为脑梗塞的后遗症，魏某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
出生于1923年的魏某，是一名超转人员。也就是指，国家建设征地农民户转为居民户的原农村劳动力中年龄超过转工安置年限（男满60岁，女的满50岁以上）。
超转人员，享受城镇退休老人医疗报销比例待遇。年满70岁以上，报销比例90%以上。除此之外，据《北京市征地超转人员服务管理办法》（下文称《办法》）规定，超转人员每月都享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费。
据悉，虽然超转人员退休金不多，但拆迁后村委会还会给老人分钱，年龄越大，分的数额越多，包括股份收入、老龄收入，超过80岁还给一次性奖励。
为防止已去世的征地超转人员的家属冒领这笔收入，《办法》规定，街道（乡镇）超转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经办机构对所管辖超转人员的健康及生存状况要做到每月一核实。通过生存状况核实，确认超转人员已死亡的，区（县）民政部门应按规定停发其生活补助费。
在位于朝阳区定福庄南里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二外”）家属楼，《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孙文斌的姐姐孙英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
60岁左右的孙英称，她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老四，而55岁的孙文斌在家中年龄最小。孙父已在早先几年去世，其母魏某今年95岁。
孙家是从京郊梆子井村一带经农转非而进入城市的。孙家大哥退休前在乡镇私企上班，大嫂原是“北二外”的职工。孙英自己也已退休，她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原为“北二外”职工的公公留下的。
对于网传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大哥叫孙文山，承包‘北二外’的大学食堂，是黑社会狠角色”一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8日下午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该校餐饮中心并无“承包大学食堂”的孙文山一人。
孙文斌就是民航医院的行凶者，55岁，是一个屠夫。
十多年前，孙文斌又养猪又喂牛，曾在通县东边租过一个农村的院子。他的养猪生涯并不顺利，老是死猪丢猪，经常到传媒大学食堂掏泔水。
据和魏某一个病房的人回忆，孙文斌和值班大夫拉过家常，说他下过海、挣过大钱、养过猪，也干过兽医，离婚了。孩子上学名额被有钱人顶了，卖过菜，还倒腾过服装。在他的描述中，自己命运悲惨，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95岁的魏某平时大多和孙文斌居住，偶尔也到孙文斌姐姐家住。生活拮据的孙文斌赡养母亲，不需要自己贴钱，很可能还有些补益。
孙英说，12月4日一早，她和孙文斌将本来与其大哥、大嫂一起居住的母亲魏某护送到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目的是“想给老人输点营养液”。当天值班的大夫正是后来遇害的杨文副主任医师。
孙英称，在来到民航总医院之前一段时间，魏某曾因“有些喘”，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住院，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检查合格。而在民航总医院急诊科输液后，本想离院的魏某因状况不佳而在该科继续治疗，身体情况却越发糟糕，出现了高烧不退、昏迷等情况。
而关于魏某的病情，医疗行业新媒体“医学界”在报道中引用了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位医生的描述：“患者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12月4号杨文医生首诊的，病人来时呕吐、纳差、意识不清，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孙英说，他们和医院的另一矛盾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她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据孙英介绍，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事发当天凌晨，魏某再次出现“喘得很厉害”的情况，其他医生给开了药，但不见好转。当晚，孙英和孙文斌轮流陪护，孙文斌负责后半夜，此时正值杨文当班，最终发生了杨文被杀害的悲剧。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2月4日，95岁的晚期肿瘤患者魏某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于是，被几个儿女就近送往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
一位医生回忆，因病情较重，当天本要由急诊科转入肿瘤科病房，但正是年底，住院部肿瘤科的重症监护室床位已满，便留了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
一位民航总医院的医生，在丁香园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接诊的是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与此同时，一个隔床的患者家属也在网络发表了一篇回忆帖子，和那位的医生的回忆细节吻合：“我们家老爷子14日肝脓肿进了民航，当时也在急救抢救室，这家子人就跟我们隔了一张床，孙文斌和他姐姐一起看着老太太。当时说他母亲发烧，大夫开的点滴不对，导致高烧不退。一晚上，一直在找值班大夫说这事。孙文斌说自己懂医，就是大夫开错了药，导致的这种情况。”
在那位医生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努力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病情本就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加上基础病多、高龄、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治疗效果不好预后差是肯定的。我们和家属交代病情，但完全没办法沟通。”
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半个多月，我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上述医生回忆。他当时的原话是，“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
“第二天早晨，孙文斌的大哥过来了，骂孙文斌说，你什么都懂，怎么把妈弄成这样。”
之后的半个月内，据北京民航总医院的医生回忆，一家人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为细微病情变化和怀疑医生用药，不停吵闹、辱骂、威胁。
“我们建议病人转院，建议家属走医疗鉴定，都不同意。他们就在抢救室天天跟我们干架”。
悲剧发生在12月24日凌晨6点多。在杨文伏案工作时，孙文斌和她交流了20分钟。突然从背后揪住她头发，扼住她颈部，连砍数刀。据一位医生回忆，这把刀是在3天前就备下的。孙文斌早在四五天前就说要杀了她。
一个小时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的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抢救小组到达了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
一位参与抢救的医生回忆，“医院的急诊科门口停着7辆警车，抢救室现场有大量血迹，杨文医生躺在抢救床上，满身是血，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连颈椎骨都断了。”
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抢救，最终没能挽回杨文的生命。
为什么血案发生在急诊科
杨文的好友张力（化名），现在依旧处于情绪崩溃的状态中：魏某本有可能转入医院的肿瘤科，如果能转，也许杨文不会失去生命。
一般而言，像魏某这类高龄、全身多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魏某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在住院病人的选择上极其谨慎。
像魏某这种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
一些患者被称为“候鸟病人”，辗转于各大医院的住院部。
而一部分无法“住院”的病人，往往会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这家医院不接收的住院病人，也是先转到下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由急诊科再转到住院科室。急诊科，由此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重。
具体到民航总医院，这家医院虽然是三甲，但救治疑难杂症的能力有限。而一位身患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高龄患者，治疗过程中充满风险。尤其是家属情绪极端，总是干预医生治疗，又对治疗结果抱有不切实际幻想。
加之肿瘤科床位一直比较紧张，才让魏某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多天。其间，急诊科曾向家属提出转院建议，家属均不采纳。
但即使转入肿瘤科或者其它医院，万一病人死亡，那么，受害的可能不是杨文，也可能是其他医生。只不过，急诊科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背后，成为承担风险最高的科室，而杨文医生，成为这一风险中，全部后果的承担者。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联名发声：“悼我同袍！严惩暴行！”而北京积水潭医院医患办主任陈伟则在媒体上呼吁，“我们身边绝大部分患者和医生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不希望一次极端事件，带来医患群体的又一次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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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付“医闹”用什么狠招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nbdnews）
美国：医院配备武装警卫、国会立法预防
在美国，暴力伤医事件正在呈愈演愈烈之势。
2018年11月19日，美国芝加哥慈爱医院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枪杀案，38岁的女急诊医生Tamara O'Neal被前男友Juan Lopez杀害，其随后也开枪自杀身亡。
被枪击身亡的Tamara O'Neal医生（图片来源：美联社报道截图）
2017年6月30日，一名医生回到因性骚扰辞退自己的纽约布朗士黎巴嫩医疗中心，用突击步枪向医院内扫射，杀死了华裔女医师谭倩怡，致6名医护人员受伤，随后自杀。 2016年7月17日：一名持枪男子进入佛罗里达州帕里什医疗中心，无目的扫射中，杀死了一名92岁的病人和一名医院工作人员。 2015年1月20日，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Michael J. Davidson被一名男子枪击致死，该男子后自杀身亡。凶手的母亲生前曾经是Davidson医生的患者。
Michael J. Davidson医生（图片来源：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截图）
2013年12月17日，内华达州一家医院，一名男子投诉医生为他做的输精管切除术技术不佳，射伤另一名医生，并致另外两人重伤后自杀身亡。 2010年4月19日，一名男子坚信他的外科医生在几年前的阑尾切除术中，向他体内“植入了一个计算机芯片”，以监视他的行动，在田纳西州一家医院开枪，杀死一名医院工作人员。 2008年11月27日，一名医院前工作人员在被解雇后第二天，回到阿拉斯加中央半岛医院，将他的前任领导射杀，另一人受伤，抢手随后被警方击毙。 2002年5月16日，德克萨斯州一家医院的一名护士，在午餐后返回医院途中被枪杀，另一名同行护士受重伤。
从总体上说，美国病人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伤害事件呈上升势头。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在工作场所因遭受攻击导致的26000起重伤事件中，医疗保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占了近75%。而另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12年至2014年护士和护士助理遭受的暴力伤害事件几乎翻倍，而同期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士受暴力伤害也有小幅增加。
据美国曼哈顿研究院《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网站报道，美国急诊室的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美国急诊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7%的急诊医师受访者表示曾遭受过身体攻击。超过60%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里遭遇过袭击。大多数的攻击来自病人和病人家属。
那么，美国是如何处理医闹的呢？
作为响应，美国卫生保健系统已经制定了安全措施以加强医院的安保。医院必须配备金属探测器和武装警卫，人们进入医院前需要先通过安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担架上的病人也要使用金属探测器。
纽约市卫生和医院警察局徽章（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目前，美国很多医疗机构将设立安保警察、增设安检设备和配备应急呼叫按钮作为标准配置。
此外，美国通过专门立法来预防医院暴力。
《医学与哲学》杂志2018年11月发表的文章《国外暴力伤医现象及防控对策研究》中提到，截至2016年，美国已有约38个州政府通过专门立法以保障医护人员的正当权利。一方面，通过处罚施暴者以达到缓解暴力伤医的目的。纽约州规定暴力袭击值班医务人员是重罪。
医院警卫正在对来就诊的人做安检（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另一方面，立法加强医院管理，提升医院应对暴力伤医事件的能力。根据美国《劳工关系法》和《职业安全与卫生法》，所有雇主有责任保障雇员的安全和健康，要求医院制定应对措施以防范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否则将受到行政处罚。
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工作场所暴力预防法》，要求医院制定预防暴力的计划。在马萨诸塞州，州参议院法案被称为“ Elise法则”的法律要求医院减轻安全风险。在华盛顿，埃弗里特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干扰医疗设施功能的行为定为轻罪。
缺医少护一直是英国社会面临的棘手难题，而随着“脱欧”的推进，欧盟国家注册来英国从事医护工作的人数骤减，继而导致民众就医难。在这一背景下，医患关系愈发紧张。
据《卫报》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2018年10月发布数据，1/7的英国医护人员在2017年曾遭遇工作场所的暴力事件，这个数值创下5年来新高。一年时间里，平均每天有200起不同程度的暴力伤医事件在英国发生。
一名医院急诊的医生说，“差不多所有英国医院里的员工”都有过被袭击的经历、或者会感觉上班是个“有风险的”工作。
英国皇家护士学会的萨雷说，这组数字“令人发指”。她说：“医闹的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有拿拳头打脸的、有掐脖子的、有打断医护人员手臂大腿的、还有拿椅子砸人的。”她说：“这不光是身体受伤，医护人员的心理上也受到巨大伤害。这种心理阴影会持续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暴力伤医事态加剧，医生受够了。图片来源：NPR网站报道截图
布里顿·乔治医生说：“2008 年我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但当时从来没人说过医闹的事儿。我当时在急诊实习，但压根儿就没人说过这个话题。”她说：“现在医闹的事儿在医院员工休息室里成了流行的老段子了。时不时就会听到‘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被病人给打了’，说来说去都是这样的事。”
英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9年10月份，政府引入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减少暴力策略(NHS violence reduction strategy)。该策略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员工在处理暴力事件时的预警训练。同时，要求加大宣传、及时更新与警察和皇家检察署(CPS)的协议，提高医疗暴力事件的曝光度。另外，对医疗服务人员施暴的最高刑罚也从6个月增加到一年。
2018年英国明确指出，对于那些攻击医护人员的人，监禁刑期将增加一倍。在此之前，英国在法律上对暴力伤医者就已经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2009年修正的《刑事司法与移民法》中增设了国民健康服务机构内滋扰行为罪，法律规定，任何个人在医疗场所实施暴力伤医行为都将导致1000英镑以上的罚金和相比普通暴力行为更长时间的自由刑，医务人员有权驱赶闹事人员。
2016年7月，德国柏林一家医院响起枪声，一名72岁的患者开枪击中其主治医生后饮弹自尽，这名医生不幸身亡。
据柏林警察局披露的案情，行凶患者是72岁的德国籍人士。受害医生时年55岁，供职于柏林最大的医疗机构柏林大学附属夏里特医院(Charite)本杰明·富兰克林院区，为该嫌犯的主治大夫。据德媒报道，这名医生是口腔正畸科大夫，膝下有两名子女。
这起案件引发德国对医患关系的进一步关注。
《泰晤士报》网站报道截图
《泰晤士报》报道，德国多家医院称，它们每年处理超过200起暴力事件。为保护医护人员安全，院方不惜聘用私人安保，加强暴力预防和应急措施。
据《欧洲时报》报道，德国纽伦堡医院是欧洲最大的医院之一，该医院每月大约发生30至40起医患纠纷，其中大多为言语攻击，有时也升级为肢体冲突。医院每年在防范暴力伤医事件上的开销达到50万欧元。
德国弗莱堡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主任Hans-Jörg Busch表示，一些病人错误预估治疗的紧迫性，因此对于长时间的接诊等待表示不满。这些错误的预估一部分来源于网络，人们在网上搜索相关病症时往往会发现，即使是一个微小病症也会有“威胁生命”的诊断。
此外，暴力伤医事件还来源于医疗事故。德国针对医疗事故纠纷专门设立了独立机构“医疗事故调解处”。调解处的工作人员由法律界人士和医生组成，在接到病人关于医疗事故的陈述报告后，会迅速组成一个专家小组进行调查和鉴定，避免当事人打官司的繁复手续和昂贵费用。
2014年2月18日，亚裔脑外科专家Michael Wong才刚刚到墨尔本的富士贵区医院上班，正当他穿过大厅时，一名精神错乱的男子就冲向他，并向他刺了14刀。但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并且在接受了将近一年的治疗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
Michael Wong的伤疤（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截图）
2016年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在护士对其进行护理时，朝护士脸部打了一拳，随后被判入狱服刑6个月。2017年在墨尔本皇家医院（Royal Melbourne Hospital），2名女护士被一名60岁的患者持刀挟持，随后这名患者被指控非法监禁、蓄意伤害他人以及恶性袭击等罪名。
2017年6月，在墨尔本Boxhill医院门口，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医生因为劝阻一名年轻人不要在医院门口抽烟而遭到对方暴打，不幸身亡。
左为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医生，右为凶手（图片来源：《每日邮报》报道截图）
监控录像显示，Pritzwald-Stegmann向后摔倒，头重重地撞在地上，打破了瓷砖，场面令人震惊。
2011年，澳大利亚通过了两项旨在加强医院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决议。2017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升级法规：冲撞、试图伤害警察、医护人员及其他急救服务工作人员，将面临强制性最少2年刑期，最高20年的刑期；任何让警察及医护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的行为，最高可判10年。而且所有因此被拘留的人都不可被保释。
据央视新闻驻俄罗斯记者朱静介绍，根据警方统计，仅在莫斯科，每年就记录有200起对医疗机构员工袭击的事件。
为了保护医师，莫斯科卫生部于2016成立了维护医疗卫生工作者权利专门机构。
俄联邦今年夏天通过了对《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151条“保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生命和健康”的修订。做出此决定的原因是试图干扰救护车通过的案件越来越多。
国家杜马卫生保健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莫罗佐夫认为该条例的修订具有标志性，因为“第一次出现了妨碍提供医疗服务的措辞”。
德米特里·莫罗佐夫认为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当遵循已通过的法律。“整个社会都应当有清晰的立场：不允许对医生动手！”
在克麦罗沃州，卫生部已经为医生配备了电击器。他们不需要许可证即可佩戴。电击器有助于医生在遭遇袭击时自卫。
每年，仅在叶卡捷琳堡，就记录了数十起侵害医生的案件。
“很遗憾，您不能向每位医生派遣一名执法人员。按标准打电话报警后7分钟内要出警，但实际上执法人员要花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因此，武器专家维亚切斯拉夫·瓦涅耶夫(VyacheslavVaneev)认为，医生应当配备必要的自卫武器。“医生第一时间的行动，当然包括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乃至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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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个意外，24日凌晨6点还在伏案工作的杨文，两小时后就要脱下白大褂，结束这天的夜班。她将回到家中，和刚从美国飞回来的儿子一起过圣诞节——儿子在美国念书，这次趁着圣诞假期，赶回来和家人团聚。
51岁的杨文，性情温柔，大部分时间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工作。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有近20名医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对病人以细致温和著称的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27年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倒在病人家属的利刃下。
这是是近十年来，中国近300例伤医事件之一，但激越程度尤甚，也掀起了人们持续至今、夜以继日的感怀与愤慨。据丁香园统计，自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呼吁“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孙文斌一家
在朝阳区定福庄一排排高楼的东边，有一处破旧的平房，掩映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里面。
这处平房盖于几十年前，安置的是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征用的一片农村用地的居民。目前居住着20户左右，每户面积目测不到30平米，大多已被当时的拆迁户租了出去。
孙文斌的母亲，95岁的魏某，户籍就在此。
据住在平房的人和周边人的讲述，这一家人十年前就已经搬走了，搬去了附近小区。此后再也没见过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
据知情者回忆，因为脑梗塞的后遗症，魏某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
出生于1923年的魏某，是一名超转人员。也就是指，国家建设征地农民户转为居民户的原农村劳动力中年龄超过转工安置年限（男满60岁，女的满50岁以上）。
超转人员，享受城镇退休老人医疗报销比例待遇。年满70岁以上，报销比例90%以上。除此之外，据《北京市征地超转人员服务管理办法》（下文称《办法》）规定，超转人员每月都享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费。
据悉，虽然超转人员退休金不多，但拆迁后村委会还会给老人分钱，年龄越大，分的数额越多，包括股份收入、老龄收入，超过80岁还给一次性奖励。
为防止已去世的征地超转人员的家属冒领这笔收入，《办法》规定，街道（乡镇）超转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经办机构对所管辖超转人员的健康及生存状况要做到每月一核实。通过生存状况核实，确认超转人员已死亡的，区（县）民政部门应按规定停发其生活补助费。
在位于朝阳区定福庄南里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二外”）家属楼，《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孙文斌的姐姐孙英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
60岁左右的孙英称，她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老四，而55岁的孙文斌在家中年龄最小。孙父已在早先几年去世，其母魏某今年95岁。
孙家是从京郊梆子井村一带经农转非而进入城市的。孙家大哥退休前在乡镇私企上班，大嫂原是“北二外”的职工。孙英自己也已退休，她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原为“北二外”职工的公公留下的。
对于网传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大哥叫孙文山，承包‘北二外’的大学食堂，是黑社会狠角色”一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8日下午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该校餐饮中心并无“承包大学食堂”的孙文山一人。
孙文斌就是民航医院的行凶者，55岁，是一个屠夫。
十多年前，孙文斌又养猪又喂牛，曾在通县东边租过一个农村的院子。他的养猪生涯并不顺利，老是死猪丢猪，经常到传媒大学食堂掏泔水。
据和魏某一个病房的人回忆，孙文斌和值班大夫拉过家常，说他下过海、挣过大钱、养过猪，也干过兽医，离婚了。孩子上学名额被有钱人顶了，卖过菜，还倒腾过服装。在他的描述中，自己命运悲惨，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95岁的魏某平时大多和孙文斌居住，偶尔也到孙文斌姐姐家住。生活拮据的孙文斌赡养母亲，不需要自己贴钱，很可能还有些补益。
孙英说，12月4日一早，她和孙文斌将本来与其大哥、大嫂一起居住的母亲魏某护送到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目的是“想给老人输点营养液”。当天值班的大夫正是后来遇害的杨文副主任医师。
孙英称，在来到民航总医院之前一段时间，魏某曾因“有些喘”，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住院，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检查合格。而在民航总医院急诊科输液后，本想离院的魏某因状况不佳而在该科继续治疗，身体情况却越发糟糕，出现了高烧不退、昏迷等情况。
而关于魏某的病情，医疗行业新媒体“医学界”在报道中引用了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位医生的描述：“患者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12月4号杨文医生首诊的，病人来时呕吐、纳差、意识不清，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孙英说，他们和医院的另一矛盾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她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据孙英介绍，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事发当天凌晨，魏某再次出现“喘得很厉害”的情况，其他医生给开了药，但不见好转。当晚，孙英和孙文斌轮流陪护，孙文斌负责后半夜，此时正值杨文当班，最终发生了杨文被杀害的悲剧。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2月4日，95岁的晚期肿瘤患者魏某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于是，被几个儿女就近送往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
一位医生回忆，因病情较重，当天本要由急诊科转入肿瘤科病房，但正是年底，住院部肿瘤科的重症监护室床位已满，便留了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
一位民航总医院的医生，在丁香园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接诊的是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与此同时，一个隔床的患者家属也在网络发表了一篇回忆帖子，和那位的医生的回忆细节吻合：“我们家老爷子14日肝脓肿进了民航，当时也在急救抢救室，这家子人就跟我们隔了一张床，孙文斌和他姐姐一起看着老太太。当时说他母亲发烧，大夫开的点滴不对，导致高烧不退。一晚上，一直在找值班大夫说这事。孙文斌说自己懂医，就是大夫开错了药，导致的这种情况。”
在那位医生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努力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病情本就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加上基础病多、高龄、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治疗效果不好预后差是肯定的。我们和家属交代病情，但完全没办法沟通。”
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半个多月，我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上述医生回忆。他当时的原话是，“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
“第二天早晨，孙文斌的大哥过来了，骂孙文斌说，你什么都懂，怎么把妈弄成这样。”
之后的半个月内，据北京民航总医院的医生回忆，一家人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为细微病情变化和怀疑医生用药，不停吵闹、辱骂、威胁。
“我们建议病人转院，建议家属走医疗鉴定，都不同意。他们就在抢救室天天跟我们干架”。
悲剧发生在12月24日凌晨6点多。在杨文伏案工作时，孙文斌和她交流了20分钟。突然从背后揪住她头发，扼住她颈部，连砍数刀。据一位医生回忆，这把刀是在3天前就备下的。孙文斌早在四五天前就说要杀了她。
一个小时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的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抢救小组到达了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
一位参与抢救的医生回忆，“医院的急诊科门口停着7辆警车，抢救室现场有大量血迹，杨文医生躺在抢救床上，满身是血，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连颈椎骨都断了。”
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抢救，最终没能挽回杨文的生命。
为什么血案发生在急诊科
杨文的好友张力（化名），现在依旧处于情绪崩溃的状态中：魏某本有可能转入医院的肿瘤科，如果能转，也许杨文不会失去生命。
一般而言，像魏某这类高龄、全身多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魏某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在住院病人的选择上极其谨慎。
像魏某这种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
一些患者被称为“候鸟病人”，辗转于各大医院的住院部。
而一部分无法“住院”的病人，往往会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这家医院不接收的住院病人，也是先转到下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由急诊科再转到住院科室。急诊科，由此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重。
具体到民航总医院，这家医院虽然是三甲，但救治疑难杂症的能力有限。而一位身患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高龄患者，治疗过程中充满风险。尤其是家属情绪极端，总是干预医生治疗，又对治疗结果抱有不切实际幻想。
加之肿瘤科床位一直比较紧张，才让魏某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多天。其间，急诊科曾向家属提出转院建议，家属均不采纳。
但即使转入肿瘤科或者其它医院，万一病人死亡，那么，受害的可能不是杨文，也可能是其他医生。只不过，急诊科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背后，成为承担风险最高的科室，而杨文医生，成为这一风险中，全部后果的承担者。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联名发声：“悼我同袍！严惩暴行！”而北京积水潭医院医患办主任陈伟则在媒体上呼吁，“我们身边绝大部分患者和医生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不希望一次极端事件，带来医患群体的又一次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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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付“医闹”用什么狠招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nbdnews）
美国：医院配备武装警卫、国会立法预防
在美国，暴力伤医事件正在呈愈演愈烈之势。
2018年11月19日，美国芝加哥慈爱医院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枪杀案，38岁的女急诊医生Tamara O'Neal被前男友Juan Lopez杀害，其随后也开枪自杀身亡。
被枪击身亡的Tamara O'Neal医生（图片来源：美联社报道截图）
2017年6月30日，一名医生回到因性骚扰辞退自己的纽约布朗士黎巴嫩医疗中心，用突击步枪向医院内扫射，杀死了华裔女医师谭倩怡，致6名医护人员受伤，随后自杀。 2016年7月17日：一名持枪男子进入佛罗里达州帕里什医疗中心，无目的扫射中，杀死了一名92岁的病人和一名医院工作人员。 2015年1月20日，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Michael J. Davidson被一名男子枪击致死，该男子后自杀身亡。凶手的母亲生前曾经是Davidson医生的患者。
Michael J. Davidson医生（图片来源：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截图）
2013年12月17日，内华达州一家医院，一名男子投诉医生为他做的输精管切除术技术不佳，射伤另一名医生，并致另外两人重伤后自杀身亡。 2010年4月19日，一名男子坚信他的外科医生在几年前的阑尾切除术中，向他体内“植入了一个计算机芯片”，以监视他的行动，在田纳西州一家医院开枪，杀死一名医院工作人员。 2008年11月27日，一名医院前工作人员在被解雇后第二天，回到阿拉斯加中央半岛医院，将他的前任领导射杀，另一人受伤，抢手随后被警方击毙。 2002年5月16日，德克萨斯州一家医院的一名护士，在午餐后返回医院途中被枪杀，另一名同行护士受重伤。
从总体上说，美国病人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伤害事件呈上升势头。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在工作场所因遭受攻击导致的26000起重伤事件中，医疗保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占了近75%。而另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12年至2014年护士和护士助理遭受的暴力伤害事件几乎翻倍，而同期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士受暴力伤害也有小幅增加。
据美国曼哈顿研究院《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网站报道，美国急诊室的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美国急诊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7%的急诊医师受访者表示曾遭受过身体攻击。超过60%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里遭遇过袭击。大多数的攻击来自病人和病人家属。
那么，美国是如何处理医闹的呢？
作为响应，美国卫生保健系统已经制定了安全措施以加强医院的安保。医院必须配备金属探测器和武装警卫，人们进入医院前需要先通过安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担架上的病人也要使用金属探测器。
纽约市卫生和医院警察局徽章（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目前，美国很多医疗机构将设立安保警察、增设安检设备和配备应急呼叫按钮作为标准配置。
此外，美国通过专门立法来预防医院暴力。
《医学与哲学》杂志2018年11月发表的文章《国外暴力伤医现象及防控对策研究》中提到，截至2016年，美国已有约38个州政府通过专门立法以保障医护人员的正当权利。一方面，通过处罚施暴者以达到缓解暴力伤医的目的。纽约州规定暴力袭击值班医务人员是重罪。
医院警卫正在对来就诊的人做安检（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另一方面，立法加强医院管理，提升医院应对暴力伤医事件的能力。根据美国《劳工关系法》和《职业安全与卫生法》，所有雇主有责任保障雇员的安全和健康，要求医院制定应对措施以防范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否则将受到行政处罚。
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工作场所暴力预防法》，要求医院制定预防暴力的计划。在马萨诸塞州，州参议院法案被称为“ Elise法则”的法律要求医院减轻安全风险。在华盛顿，埃弗里特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干扰医疗设施功能的行为定为轻罪。
缺医少护一直是英国社会面临的棘手难题，而随着“脱欧”的推进，欧盟国家注册来英国从事医护工作的人数骤减，继而导致民众就医难。在这一背景下，医患关系愈发紧张。
据《卫报》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2018年10月发布数据，1/7的英国医护人员在2017年曾遭遇工作场所的暴力事件，这个数值创下5年来新高。一年时间里，平均每天有200起不同程度的暴力伤医事件在英国发生。
一名医院急诊的医生说，“差不多所有英国医院里的员工”都有过被袭击的经历、或者会感觉上班是个“有风险的”工作。
英国皇家护士学会的萨雷说，这组数字“令人发指”。她说：“医闹的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有拿拳头打脸的、有掐脖子的、有打断医护人员手臂大腿的、还有拿椅子砸人的。”她说：“这不光是身体受伤，医护人员的心理上也受到巨大伤害。这种心理阴影会持续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暴力伤医事态加剧，医生受够了。图片来源：NPR网站报道截图
布里顿·乔治医生说：“2008 年我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但当时从来没人说过医闹的事儿。我当时在急诊实习，但压根儿就没人说过这个话题。”她说：“现在医闹的事儿在医院员工休息室里成了流行的老段子了。时不时就会听到‘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被病人给打了’，说来说去都是这样的事。”
英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9年10月份，政府引入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减少暴力策略(NHS violence reduction strategy)。该策略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员工在处理暴力事件时的预警训练。同时，要求加大宣传、及时更新与警察和皇家检察署(CPS)的协议，提高医疗暴力事件的曝光度。另外，对医疗服务人员施暴的最高刑罚也从6个月增加到一年。
2018年英国明确指出，对于那些攻击医护人员的人，监禁刑期将增加一倍。在此之前，英国在法律上对暴力伤医者就已经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2009年修正的《刑事司法与移民法》中增设了国民健康服务机构内滋扰行为罪，法律规定，任何个人在医疗场所实施暴力伤医行为都将导致1000英镑以上的罚金和相比普通暴力行为更长时间的自由刑，医务人员有权驱赶闹事人员。
2016年7月，德国柏林一家医院响起枪声，一名72岁的患者开枪击中其主治医生后饮弹自尽，这名医生不幸身亡。
据柏林警察局披露的案情，行凶患者是72岁的德国籍人士。受害医生时年55岁，供职于柏林最大的医疗机构柏林大学附属夏里特医院(Charite)本杰明·富兰克林院区，为该嫌犯的主治大夫。据德媒报道，这名医生是口腔正畸科大夫，膝下有两名子女。
这起案件引发德国对医患关系的进一步关注。
《泰晤士报》网站报道截图
《泰晤士报》报道，德国多家医院称，它们每年处理超过200起暴力事件。为保护医护人员安全，院方不惜聘用私人安保，加强暴力预防和应急措施。
据《欧洲时报》报道，德国纽伦堡医院是欧洲最大的医院之一，该医院每月大约发生30至40起医患纠纷，其中大多为言语攻击，有时也升级为肢体冲突。医院每年在防范暴力伤医事件上的开销达到50万欧元。
德国弗莱堡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主任Hans-Jörg Busch表示，一些病人错误预估治疗的紧迫性，因此对于长时间的接诊等待表示不满。这些错误的预估一部分来源于网络，人们在网上搜索相关病症时往往会发现，即使是一个微小病症也会有“威胁生命”的诊断。
此外，暴力伤医事件还来源于医疗事故。德国针对医疗事故纠纷专门设立了独立机构“医疗事故调解处”。调解处的工作人员由法律界人士和医生组成，在接到病人关于医疗事故的陈述报告后，会迅速组成一个专家小组进行调查和鉴定，避免当事人打官司的繁复手续和昂贵费用。
2014年2月18日，亚裔脑外科专家Michael Wong才刚刚到墨尔本的富士贵区医院上班，正当他穿过大厅时，一名精神错乱的男子就冲向他，并向他刺了14刀。但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并且在接受了将近一年的治疗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
Michael Wong的伤疤（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截图）
2016年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在护士对其进行护理时，朝护士脸部打了一拳，随后被判入狱服刑6个月。2017年在墨尔本皇家医院（Royal Melbourne Hospital），2名女护士被一名60岁的患者持刀挟持，随后这名患者被指控非法监禁、蓄意伤害他人以及恶性袭击等罪名。
2017年6月，在墨尔本Boxhill医院门口，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医生因为劝阻一名年轻人不要在医院门口抽烟而遭到对方暴打，不幸身亡。
左为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医生，右为凶手（图片来源：《每日邮报》报道截图）
监控录像显示，Pritzwald-Stegmann向后摔倒，头重重地撞在地上，打破了瓷砖，场面令人震惊。
2011年，澳大利亚通过了两项旨在加强医院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决议。2017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升级法规：冲撞、试图伤害警察、医护人员及其他急救服务工作人员，将面临强制性最少2年刑期，最高20年的刑期；任何让警察及医护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的行为，最高可判10年。而且所有因此被拘留的人都不可被保释。
据央视新闻驻俄罗斯记者朱静介绍，根据警方统计，仅在莫斯科，每年就记录有200起对医疗机构员工袭击的事件。
为了保护医师，莫斯科卫生部于2016成立了维护医疗卫生工作者权利专门机构。
俄联邦今年夏天通过了对《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151条“保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生命和健康”的修订。做出此决定的原因是试图干扰救护车通过的案件越来越多。
国家杜马卫生保健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莫罗佐夫认为该条例的修订具有标志性，因为“第一次出现了妨碍提供医疗服务的措辞”。
德米特里·莫罗佐夫认为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当遵循已通过的法律。“整个社会都应当有清晰的立场：不允许对医生动手！”
在克麦罗沃州，卫生部已经为医生配备了电击器。他们不需要许可证即可佩戴。电击器有助于医生在遭遇袭击时自卫。
每年，仅在叶卡捷琳堡，就记录了数十起侵害医生的案件。
“很遗憾，您不能向每位医生派遣一名执法人员。按标准打电话报警后7分钟内要出警，但实际上执法人员要花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因此，武器专家维亚切斯拉夫·瓦涅耶夫(VyacheslavVaneev)认为，医生应当配备必要的自卫武器。“医生第一时间的行动，当然包括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乃至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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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八点健闻（HealthInsight）
中国新闻周刊（chinanewsweekly）
孙文斌为何在急诊科掏出利刃？他们一家究竟何种背景？血案背后折射出什么样的医疗运行机制？
2019年的圣诞节，悲伤惨烈。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在平安夜那天，被患者家属孙文斌极其残暴的砍倒在血泊中。
如果没有这个意外，24日凌晨6点还在伏案工作的杨文，两小时后就要脱下白大褂，结束这天的夜班。她将回到家中，和刚从美国飞回来的儿子一起过圣诞节——儿子在美国念书，这次趁着圣诞假期，赶回来和家人团聚。
51岁的杨文，性情温柔，大部分时间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工作。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有近20名医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对病人以细致温和著称的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27年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倒在病人家属的利刃下。
这是是近十年来，中国近300例伤医事件之一，但激越程度尤甚，也掀起了人们持续至今、夜以继日的感怀与愤慨。据丁香园统计，自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呼吁“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孙文斌一家
在朝阳区定福庄一排排高楼的东边，有一处破旧的平房，掩映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里面。
这处平房盖于几十年前，安置的是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征用的一片农村用地的居民。目前居住着20户左右，每户面积目测不到30平米，大多已被当时的拆迁户租了出去。
孙文斌的母亲，95岁的魏某，户籍就在此。
据住在平房的人和周边人的讲述，这一家人十年前就已经搬走了，搬去了附近小区。此后再也没见过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
据知情者回忆，因为脑梗塞的后遗症，魏某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
出生于1923年的魏某，是一名超转人员。也就是指，国家建设征地农民户转为居民户的原农村劳动力中年龄超过转工安置年限（男满60岁，女的满50岁以上）。
超转人员，享受城镇退休老人医疗报销比例待遇。年满70岁以上，报销比例90%以上。除此之外，据《北京市征地超转人员服务管理办法》（下文称《办法》）规定，超转人员每月都享有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费。
据悉，虽然超转人员退休金不多，但拆迁后村委会还会给老人分钱，年龄越大，分的数额越多，包括股份收入、老龄收入，超过80岁还给一次性奖励。
为防止已去世的征地超转人员的家属冒领这笔收入，《办法》规定，街道（乡镇）超转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经办机构对所管辖超转人员的健康及生存状况要做到每月一核实。通过生存状况核实，确认超转人员已死亡的，区（县）民政部门应按规定停发其生活补助费。
在位于朝阳区定福庄南里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二外”）家属楼，《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孙文斌的姐姐孙英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
60岁左右的孙英称，她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老四，而55岁的孙文斌在家中年龄最小。孙父已在早先几年去世，其母魏某今年95岁。
孙家是从京郊梆子井村一带经农转非而进入城市的。孙家大哥退休前在乡镇私企上班，大嫂原是“北二外”的职工。孙英自己也已退休，她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原为“北二外”职工的公公留下的。
对于网传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大哥叫孙文山，承包‘北二外’的大学食堂，是黑社会狠角色”一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8日下午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该校餐饮中心并无“承包大学食堂”的孙文山一人。
孙文斌就是民航医院的行凶者，55岁，是一个屠夫。
十多年前，孙文斌又养猪又喂牛，曾在通县东边租过一个农村的院子。他的养猪生涯并不顺利，老是死猪丢猪，经常到传媒大学食堂掏泔水。
据和魏某一个病房的人回忆，孙文斌和值班大夫拉过家常，说他下过海、挣过大钱、养过猪，也干过兽医，离婚了。孩子上学名额被有钱人顶了，卖过菜，还倒腾过服装。在他的描述中，自己命运悲惨，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95岁的魏某平时大多和孙文斌居住，偶尔也到孙文斌姐姐家住。生活拮据的孙文斌赡养母亲，不需要自己贴钱，很可能还有些补益。
孙英说，12月4日一早，她和孙文斌将本来与其大哥、大嫂一起居住的母亲魏某护送到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目的是“想给老人输点营养液”。当天值班的大夫正是后来遇害的杨文副主任医师。
孙英称，在来到民航总医院之前一段时间，魏某曾因“有些喘”，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医院）住院，出院时身体各项指标检查合格。而在民航总医院急诊科输液后，本想离院的魏某因状况不佳而在该科继续治疗，身体情况却越发糟糕，出现了高烧不退、昏迷等情况。
而关于魏某的病情，医疗行业新媒体“医学界”在报道中引用了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一位医生的描述：“患者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12月4号杨文医生首诊的，病人来时呕吐、纳差、意识不清，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孙英说，他们和医院的另一矛盾在于能否将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床位。她说，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据孙英介绍，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事发当天凌晨，魏某再次出现“喘得很厉害”的情况，其他医生给开了药，但不见好转。当晚，孙英和孙文斌轮流陪护，孙文斌负责后半夜，此时正值杨文当班，最终发生了杨文被杀害的悲剧。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2月4日，95岁的晚期肿瘤患者魏某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于是，被几个儿女就近送往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
一位医生回忆，因病情较重，当天本要由急诊科转入肿瘤科病房，但正是年底，住院部肿瘤科的重症监护室床位已满，便留了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
一位民航总医院的医生，在丁香园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接诊的是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与此同时，一个隔床的患者家属也在网络发表了一篇回忆帖子，和那位的医生的回忆细节吻合：“我们家老爷子14日肝脓肿进了民航，当时也在急救抢救室，这家子人就跟我们隔了一张床，孙文斌和他姐姐一起看着老太太。当时说他母亲发烧，大夫开的点滴不对，导致高烧不退。一晚上，一直在找值班大夫说这事。孙文斌说自己懂医，就是大夫开错了药，导致的这种情况。”
在那位医生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努力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病情本就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加上基础病多、高龄、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治疗效果不好预后差是肯定的。我们和家属交代病情，但完全没办法沟通。”
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半个多月，我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上述医生回忆。他当时的原话是，“我妈要是还不退烧，就把大夫弄死”。
“第二天早晨，孙文斌的大哥过来了，骂孙文斌说，你什么都懂，怎么把妈弄成这样。”
之后的半个月内，据北京民航总医院的医生回忆，一家人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每天都会因为细微病情变化和怀疑医生用药，不停吵闹、辱骂、威胁。
“我们建议病人转院，建议家属走医疗鉴定，都不同意。他们就在抢救室天天跟我们干架”。
悲剧发生在12月24日凌晨6点多。在杨文伏案工作时，孙文斌和她交流了20分钟。突然从背后揪住她头发，扼住她颈部，连砍数刀。据一位医生回忆，这把刀是在3天前就备下的。孙文斌早在四五天前就说要杀了她。
一个小时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的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抢救小组到达了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
一位参与抢救的医生回忆，“医院的急诊科门口停着7辆警车，抢救室现场有大量血迹，杨文医生躺在抢救床上，满身是血，颈部有多处刀伤，其中一刀砍断了右侧颈全部肌肉，砍断了食管、气管、颈内静脉、颈总动脉，和通往身体的神经，连颈椎骨都断了。”
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抢救，最终没能挽回杨文的生命。
为什么血案发生在急诊科
杨文的好友张力（化名），现在依旧处于情绪崩溃的状态中：魏某本有可能转入医院的肿瘤科，如果能转，也许杨文不会失去生命。
一般而言，像魏某这类高龄、全身多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魏某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在住院病人的选择上极其谨慎。
像魏某这种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
一些患者被称为“候鸟病人”，辗转于各大医院的住院部。
而一部分无法“住院”的病人，往往会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这家医院不接收的住院病人，也是先转到下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由急诊科再转到住院科室。急诊科，由此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重。
具体到民航总医院，这家医院虽然是三甲，但救治疑难杂症的能力有限。而一位身患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高龄患者，治疗过程中充满风险。尤其是家属情绪极端，总是干预医生治疗，又对治疗结果抱有不切实际幻想。
加之肿瘤科床位一直比较紧张，才让魏某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多天。其间，急诊科曾向家属提出转院建议，家属均不采纳。
但即使转入肿瘤科或者其它医院，万一病人死亡，那么，受害的可能不是杨文，也可能是其他医生。只不过，急诊科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背后，成为承担风险最高的科室，而杨文医生，成为这一风险中，全部后果的承担者。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成员联名发声：“悼我同袍！严惩暴行！”而北京积水潭医院医患办主任陈伟则在媒体上呼吁，“我们身边绝大部分患者和医生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不希望一次极端事件，带来医患群体的又一次分裂。”
更多内容》》》
国外对付“医闹”用什么狠招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nbdnews）
美国：医院配备武装警卫、国会立法预防
在美国，暴力伤医事件正在呈愈演愈烈之势。
被枪击身亡的Tamara O'Neal医生（图片来源：美联社报道截图）
Michael J. Davidson医生（图片来源：波士顿环球报报道截图）
从总体上说，美国病人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伤害事件呈上升势头。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在工作场所因遭受攻击导致的26000起重伤事件中，医疗保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占了近75%。而另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12年至2014年护士和护士助理遭受的暴力伤害事件几乎翻倍，而同期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士受暴力伤害也有小幅增加。
据美国曼哈顿研究院《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网站报道，美国急诊室的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美国急诊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7%的急诊医师受访者表示曾遭受过身体攻击。超过60%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里遭遇过袭击。大多数的攻击来自病人和病人家属。
那么，美国是如何处理医闹的呢？
作为响应，美国卫生保健系统已经制定了安全措施以加强医院的安保。医院必须配备金属探测器和武装警卫，人们进入医院前需要先通过安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担架上的病人也要使用金属探测器。
纽约市卫生和医院警察局徽章（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目前，美国很多医疗机构将设立安保警察、增设安检设备和配备应急呼叫按钮作为标准配置。
此外，美国通过专门立法来预防医院暴力。
《医学与哲学》杂志2018年11月发表的文章《国外暴力伤医现象及防控对策研究》中提到，截至2016年，美国已有约38个州政府通过专门立法以保障医护人员的正当权利。一方面，通过处罚施暴者以达到缓解暴力伤医的目的。纽约州规定暴力袭击值班医务人员是重罪。
医院警卫正在对来就诊的人做安检（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另一方面，立法加强医院管理，提升医院应对暴力伤医事件的能力。根据美国《劳工关系法》和《职业安全与卫生法》，所有雇主有责任保障雇员的安全和健康，要求医院制定应对措施以防范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否则将受到行政处罚。
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工作场所暴力预防法》，要求医院制定预防暴力的计划。在马萨诸塞州，州参议院法案被称为“ Elise法则”的法律要求医院减轻安全风险。在华盛顿，埃弗里特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干扰医疗设施功能的行为定为轻罪。
缺医少护一直是英国社会面临的棘手难题，而随着“脱欧”的推进，欧盟国家注册来英国从事医护工作的人数骤减，继而导致民众就医难。在这一背景下，医患关系愈发紧张。
据《卫报》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2018年10月发布数据，1/7的英国医护人员在2017年曾遭遇工作场所的暴力事件，这个数值创下5年来新高。一年时间里，平均每天有200起不同程度的暴力伤医事件在英国发生。
一名医院急诊的医生说，“差不多所有英国医院里的员工”都有过被袭击的经历、或者会感觉上班是个“有风险的”工作。
英国皇家护士学会的萨雷说，这组数字“令人发指”。她说：“医闹的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有拿拳头打脸的、有掐脖子的、有打断医护人员手臂大腿的、还有拿椅子砸人的。”她说：“这不光是身体受伤，医护人员的心理上也受到巨大伤害。这种心理阴影会持续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暴力伤医事态加剧，医生受够了。图片来源：NPR网站报道截图
布里顿·乔治医生说：“2008 年我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但当时从来没人说过医闹的事儿。我当时在急诊实习，但压根儿就没人说过这个话题。”她说：“现在医闹的事儿在医院员工休息室里成了流行的老段子了。时不时就会听到‘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被病人给打了’，说来说去都是这样的事。”
英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9年10月份，政府引入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减少暴力策略(NHS violence reduction strategy)。该策略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员工在处理暴力事件时的预警训练。同时，要求加大宣传、及时更新与警察和皇家检察署(CPS)的协议，提高医疗暴力事件的曝光度。另外，对医疗服务人员施暴的最高刑罚也从6个月增加到一年。
2018年英国明确指出，对于那些攻击医护人员的人，监禁刑期将增加一倍。在此之前，英国在法律上对暴力伤医者就已经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2009年修正的《刑事司法与移民法》中增设了国民健康服务机构内滋扰行为罪，法律规定，任何个人在医疗场所实施暴力伤医行为都将导致1000英镑以上的罚金和相比普通暴力行为更长时间的自由刑，医务人员有权驱赶闹事人员。
2016年7月，德国柏林一家医院响起枪声，一名72岁的患者开枪击中其主治医生后饮弹自尽，这名医生不幸身亡。
据柏林警察局披露的案情，行凶患者是72岁的德国籍人士。受害医生时年55岁，供职于柏林最大的医疗机构柏林大学附属夏里特医院(Charite)本杰明·富兰克林院区，为该嫌犯的主治大夫。据德媒报道，这名医生是口腔正畸科大夫，膝下有两名子女。
这起案件引发德国对医患关系的进一步关注。
《泰晤士报》网站报道截图
《泰晤士报》报道，德国多家医院称，它们每年处理超过200起暴力事件。为保护医护人员安全，院方不惜聘用私人安保，加强暴力预防和应急措施。
据《欧洲时报》报道，德国纽伦堡医院是欧洲最大的医院之一，该医院每月大约发生30至40起医患纠纷，其中大多为言语攻击，有时也升级为肢体冲突。医院每年在防范暴力伤医事件上的开销达到50万欧元。
德国弗莱堡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室主任Hans-Jörg Busch表示，一些病人错误预估治疗的紧迫性，因此对于长时间的接诊等待表示不满。这些错误的预估一部分来源于网络，人们在网上搜索相关病症时往往会发现，即使是一个微小病症也会有“威胁生命”的诊断。
此外，暴力伤医事件还来源于医疗事故。德国针对医疗事故纠纷专门设立了独立机构“医疗事故调解处”。调解处的工作人员由法律界人士和医生组成，在接到病人关于医疗事故的陈述报告后，会迅速组成一个专家小组进行调查和鉴定，避免当事人打官司的繁复手续和昂贵费用。
2014年2月18日，亚裔脑外科专家Michael Wong才刚刚到墨尔本的富士贵区医院上班，正当他穿过大厅时，一名精神错乱的男子就冲向他，并向他刺了14刀。但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并且在接受了将近一年的治疗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
Michael Wong的伤疤（图片来源：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截图）
2016年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在护士对其进行护理时，朝护士脸部打了一拳，随后被判入狱服刑6个月。2017年在墨尔本皇家医院（Royal Melbourne Hospital），2名女护士被一名60岁的患者持刀挟持，随后这名患者被指控非法监禁、蓄意伤害他人以及恶性袭击等罪名。
2017年6月，在墨尔本Boxhill医院门口，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医生因为劝阻一名年轻人不要在医院门口抽烟而遭到对方暴打，不幸身亡。
左为Patrick Pritzwald-Stegmann医生，右为凶手（图片来源：《每日邮报》报道截图）
监控录像显示，Pritzwald-Stegmann向后摔倒，头重重地撞在地上，打破了瓷砖，场面令人震惊。
2011年，澳大利亚通过了两项旨在加强医院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决议。2017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升级法规：冲撞、试图伤害警察、医护人员及其他急救服务工作人员，将面临强制性最少2年刑期，最高20年的刑期；任何让警察及医护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的行为，最高可判10年。而且所有因此被拘留的人都不可被保释。
据央视新闻驻俄罗斯记者朱静介绍，根据警方统计，仅在莫斯科，每年就记录有200起对医疗机构员工袭击的事件。
为了保护医师，莫斯科卫生部于2016成立了维护医疗卫生工作者权利专门机构。
俄联邦今年夏天通过了对《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151条“保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生命和健康”的修订。做出此决定的原因是试图干扰救护车通过的案件越来越多。
国家杜马卫生保健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莫罗佐夫认为该条例的修订具有标志性，因为“第一次出现了妨碍提供医疗服务的措辞”。
德米特里·莫罗佐夫认为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当遵循已通过的法律。“整个社会都应当有清晰的立场：不允许对医生动手！”
在克麦罗沃州，卫生部已经为医生配备了电击器。他们不需要许可证即可佩戴。电击器有助于医生在遭遇袭击时自卫。
每年，仅在叶卡捷琳堡，就记录了数十起侵害医生的案件。
“很遗憾，您不能向每位医生派遣一名执法人员。按标准打电话报警后7分钟内要出警，但实际上执法人员要花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因此，武器专家维亚切斯拉夫·瓦涅耶夫(VyacheslavVaneev)认为，医生应当配备必要的自卫武器。“医生第一时间的行动，当然包括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乃至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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