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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托克维尔谈贵族、革命与专制

老马杂谈 老马杂谈 2022-01-23


笔者二十多年前就阅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美国的民主》这两本宝书,赞赏钦佩之余还成了作者托克维尔先生的忠实粉丝。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的著名政治思想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先后担任过凡尔赛法庭初审法官、法兰西人文与政治科学院院士、国会众议员、法兰西学院院士、国民议会议员及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称帝而被捕,然因其社会声望很高,次日即获释放,从此彻底退出了政界,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著述。


托克维尔的重要代表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他查阅了无数第一手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波旁王朝路易十四及之后的各类王室账簿、国王法令、政府命令、国库收支账簿、政府税册、政府财政收支账簿及旧报刊杂志等)后精心撰写而成,专门介绍和评述1789年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的史料性专著;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与王权、贵族与贵族制度、社会制度及新旧社会改革转型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精彩言论均出自于该书;他在书中所表述的立场、观点和理论已绝不仅仅局限于被各色各样革命纠缠折腾了近百年的法兰西,而完全可以被世界上一切被相同或类似社会问题所困扰折腾的国家引以为鉴。



而他的另一部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则是托克维尔于1831年考察了北美大陆新兴国家美利坚合众国9个月后撰写出的考察报告(其内容已远远超出了考察监狱管理制度的最初计划)。该书出版后,立即在法国及欧美多国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并创下了极为惊人的出版记录:法文在其生前发行过13版,在其逝世后发行过17版;以后又以英、德、荷、匈、意、丹、俄、西班牙、瑞典及塞尔维亚等10种文字出版了数十个版本(仅在英国和美国即有60个英文版本);日本明治天皇期间曾以《自由原论》书名由英文转译出版了上卷;中国最早的汉文版本1968年在香港由《今日世界社》转译自1945年的英文版(有所删节);大陆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于1990年代初期。

笔者在研读托克维尔的过程中,对他关于贵族、贵族制度与革命及专制制度之间的关系的缜密分析和精辟诠释佩服之至,因此很想借大师相关的至理名言,对贵族、贵族制度、革命、专制及不同的后果结局做一个抛砖引玉的讨论。


托克维尔认为:“最难摆脱专制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不再存在和很难存在下去的社会,而且正是在这种缺乏贵族的社会中,专制所带来的危害最大。”他归纳总结出的三点关键理论简述如下:


·  首先,贵族及贵族制度的存在可以削弱国王或君主的专制,使得普通民众不至于直接暴露在王室的强权下;


·  其次,贵族自身所特有的修养、能力、荣誉感及责任感,可以促进社会教育、科技与文化的繁荣;


·  更为重要的是,贵族因为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政治经验,因此可以在特定的时期内,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


    托克维尔极有远见地指出:“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奔向中央集权制。”


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在封建时代,人们看待贵族近似于我们今天看待政府,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了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大一统的现代国家还没有形成,因此国王及朝廷还不能给其治下的臣民提供足够的帮助(如社会福利及赈灾救济),因此贵族还必须承担其属地上民众的教育,即使在他们失去土地或遭遇灾荒的情况下,还得确保他们能够继续生存。正是由于贵族必须对治下的人民承担各种义务,所以人们大都对贵族的特权表示接受。


在那时的贵族阶层中,虽然也不乏粗鲁或没有文化之徒,但是绝不缺少富有修养的人,而且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贵族开始变成有修养、有文化及知礼仪者的代名词,尤以英国为代表。


欧洲的贵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贵族在国王分而治之政策下,陷入孤立状态,一种是贵族与新兴资产者联合,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前一种情况下的法国,贵族因失去了独立身份而逐渐没落,花钱买的新贵族却因人数众多、帝国经济严重衰退,到大革命前夕甚至还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人。可是,但他们却仍然瞧不起那些腰缠万贯的新兴资产者,更不屑与其往来,尽管不少资产者已成为政府权贵。


 英国的贵族情况则属于后一种。在英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贵族们常与中产阶级甚至城市平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室的专制、剥削及掠夺(1215年,英国的贵族还携手教士、骑士及城市市民逼迫约翰国王签订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这就使得英国的贵族更加让人尊敬,而那些新兴的富人只能在财富上模仿他们,却很难在精神方面真正地超越他们。


为什么同属于贵族的法国贵族不同于英国贵族?托克维尔写道:“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对贵族进行战争,反而如此紧密地与贵族联合在一起,这绝不是因为英国贵族具有开放性,而是因为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英国贵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所有接近贵族的人都自以为是贵族的一部分,都能与贵族政府相结合,并从贵族的权势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处。”


简而言之,法国贵族与民众是相互分离的,而英国贵族却与民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法国贵族自路易十四开始就已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贵族制度而存在,只能成为王权专制下的寄生虫,享有作为第一奴仆的特权,却无任何统治权。法国贵族制的消失是伴随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而进行的。


路易十四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君主,对外他为了实现欧洲霸主梦,几乎向欧洲的所有国家开战;对内则为了实现全面的控制,积极打击地方势力,削减旧贵族(如同中国古代王朝的削藩);同时又大量高价出售新的贵族爵位以弥补帝国巨大的财政亏空。他在位期间,将大批各地的贵族、领主及乡绅迁到规模宏大豪华无比的凡尔赛宫居住,让这些腐化堕落的贵族在其中终日歌舞升平。


曾经长期自主统治一方的法国贵族阶层,因为丧失了统治权,故不必再向其治下的民众提供郡主的义务,但同时又在继续享受着物质生活的特权,使他们逐渐成了民众憎恶的人;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了革命者眼中的死敌。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法国贵族已完全不再存在了,尽管还有许多贵族个体还依旧保持着贵族精神与风范(最典型事例就是路易十六的玛丽王后在被押上断头台途中不慎踩了刽子手的脚,她却没忘了向刽子手说声“对不起”)。


托克维尔本人便是一名贵族,一生都非常推崇“有荣誉感和责任感”的贵族精神。因此类似托克维尔这一类的贵族,可归类于“自由派贵族”,既具有作为贵族的种种高尚品行能力,又能坚持维护社会公正,心系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在大革命期间,整个法国只有两位自由派贵族的事迹被记入了史册。


其中的一位就是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此人虽是一名贵族,但却自愿出资赞助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的编撰出版,实属难能可贵;更让人敬佩的是,当情绪失控的群众纷纷喊出要砍路易十六夫妇的头颅时,他居然敢站出来为落难的国王辩护,以至于他本人也被送上了革命断头台。


这样的贵族,他只以真相、良知及法律为依据,却不肯仰别人一时之鼻息,意志之坚定,令人佩服,临死前他还留下了一句让后人十分感慨的话——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法国贵族制的整体性消失,贵族精神的没落,让托克维尔在失望之余写道:阅读贵族的陈情书,我们可以感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托克维尔所称赞向往的贵族制度实际上是相对于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贵族制度就已名存实亡的法国而言。旧制度下的法国倘若能有像英国那样保有稳定的贵族制度,打打杀杀的大革命就难以爆发,就算爆发了也不会对整个国家及社会造成如此之大之恶劣的冲击,更大的可能是由于有了贵族阶层的约束,使得法国也能进行渐进的改革,很早就会成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法制一般倾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为贵族生来总是少数……贵族制度精于立法科学,而民主制度则不善此道。贵族制度有自我控制能力,不会被一时的冲动所驱使。它有长远的计划,并善于在有利的时机使其实现。贵族制度办事讲究,懂得如何把法律的合力同时会聚于一点。”


托克维尔一以贯之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疾风暴雨型社会改革,他如此评论人皆追求的平等:“我们所追求的平等不是把贵族削为平民,而是把民众提升为贵族,那种过分平等的解放,只会导致自由的丧失。”

进入现代社会后的贵族阶层就不会再像早期那样固定和世袭了,而是流动的、有进有出的,只要你具备了这些值得人们敬重的素质,就可以成为民主时代的贵族,至少可以被称之为“精神贵族”。


美国著名思想家汉密尔顿,在对待贵族问题上同样也很执着,他曾在某些场合谈道:“所有的社会都分为少数人和多数人。前者是富有的,出身高贵的;后者是人民群众……人民是粗暴的、易变的,他们很少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汉密尔顿主张民主政治基础上的贵族政治,即让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里面,既要有人民民主的力量,也要有贵族精英的力量。汉密尔顿的主要担心是为了防止可怕的“多数暴政”现象出现;他也十分赞赏英国国会由上院(贵族院)和下院(平民院共同组成的政治制度)。他在参与设计美国政治制度过程中还对法学家进入民意代表机关表示巨大的欢迎,他说:“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地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运动极为反感,对民治政府心怀蔑视。”


因此,一个国家有多少人想成为精神意义上的贵族,往往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上世纪“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反动学术权威”及“造反有理”之类的极左言论以及“柬埔寨波尔布特集团诛教师屠医生”等诸多的反智主义罪行,早已对托克维尔的言论做出了最精准的诠释。几年前随着《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发行传播,华夏大地上也一度掀起了“托克维尔热”,原因无疑是人们希望从托克维尔的理论思想中汲取避免灾难的经验与教训,为社会转型和变革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托克维尔认真思考出的每一句箴言,后来几乎都成了举世公认的传世之典。后世众多著名思想家将他们的思想溯源到托克维尔的理论中,知名评价如雷蒙·阿隆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伯林则视托克维尔为保守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大名鼎鼎的哈耶克则将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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