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美国“红色顾问”谢伟思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抗战盟友美国的国务院（相当于外交部）及驻华外交机构中还出了一群坚决支持中共的“红色顾问”，其中名气与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盟军中缅印战区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史迪威（司令官为蒋介石）及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约翰·S·谢伟思。

谢伟思是一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其父是美国浸信会传教士，1905年携妻来中国成都创办了成都基督教青年会。11岁时随父母迁到上海居住，就读于美国学校。随父母回美国后开始接受小学中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1933年，热爱外交工作且能说流利中文的他通过了美国国务院外交官资格考试，完成培训后被派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及驻重庆大使馆。其间与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多位民国大佬关系密切。

因受其顶头上司高斯大使及坚定不渝“反蒋反独裁反腐败”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影响，年轻的谢伟思秘书向大使与参谋长提交了一份“派团考察延安并与中共方面加强联络”的报告。此建议正中史迪威参谋长的下怀，但却遭到了美国国务院中“亲国民政府”势力的坚决反对。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史迪威借机再次提出了建议。华副总统在与蒋委员长会谈中正式提出了美国准备派员考察“陕甘宁边区”及中共根据地的建议，不愿意得罪美国大盟友的委员长也只好同意了。

1944年7月22日，由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带领的18名美军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成员分两批抵达延安。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共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情况反馈给华盛顿最高决策层。

抵达延安后的第6天，美军观察组年轻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就兴奋不已地写下了他的第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如此形容美军观察团的感受：“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这里有清新的风气，欣欣向荣的氛围；没有乞丐，没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与普通老百姓聊天。”

8月23日与8月27日，谢伟思两次专访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其间，毛泽东甚至还向年轻的外交官提出了希望“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的建议。谢伟思万万没想到的是“美国与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重大行动竟然被自己推动了。勤奋的他驻延安期间，共向美国大使馆及国务院发送了112份报告；目前收藏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陆军部档案库中的《谢伟思报告》就多达几百件，上千页。

谢伟思提供的《考察报告》及结论给美国政府决策层的印象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是一个“不称职的”、“不合作的”及“虚弱的”盟友；“我们不能指望同蒋介石取得很好的合作”，甚至“蒋介石个人也一直对美奉行哄骗、敲诈、讨价还价、虚张声势的机会主义式政策。”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中，还特别描述了他对毛泽东、朱德、林伯渠、林彪及彭德怀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看法，他认为“这些人真诚、开放、坚韧、有活力和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组织观念等优秀品质”。“他们（即中共领导人）都是长期辩论和讨论，最后遵从自己的信仰和逻辑，才选择走上这条路的；“他们的人生是为了其他人的权利而斗争的。”“颓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里看不到，同时也没有所谓的官僚主义情况出现。”他还在其《报告》中如此叙述：“这里的领导人与民众打成一片，没有贴身保镖，没有宪兵，看不到警察，没有新闻检查和紧张压抑感。”

在延安考察期间，最让谢伟思印象深刻的是中共领导人的现实主义和实际主义。“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他们沉浸于毫无意义的纯粹理论的讨论中。在延安，任何一项政策是否成功或失败，都主要取决于这项政策是否适合于社会的条件。”此外，他还深深地确信，中共极高的办事效率、强烈的组织观念与平等的行事作风，也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他们在行事风格方面很有效率，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事情避免空谈。在这些人开会和讨论过程中，人们会被他们的坦率和直来直去的风格所着迷……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牢固的统一性……”。

谢伟思的上述政策建议，有很多都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政府所采纳。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向中共直接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实行“国共两边同时下注”新外交政策。其中最大的成果是，1944年底，原本并不亲共的美国大使赫尔利造访了延安，并与毛泽东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包括共同敦促蒋委员长达成一个旨在促进国内团结抗战的协议、组织联合政府和全国军事委员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厌恶的还有很多美国人，知名者如长期活跃在国统区中的高斯、埃德加·斯诺、霍尔、巴苏、林迈可、戴维斯、包瑞德、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班威廉、埃默深、文森特及史沫特莱等诸多的新闻记者、银行家、军人、外交官、医生、教授、作家及传教士，却通过各种渠道频频向美国各在华机构或美国各类媒体提供了大量关于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活方面的情报。

1944年10月24日，在蒋委员长的持续强烈抗议下，与蒋司令官长期磕磕碰碰貌合神离甚至“希望指挥全体中国军队”的史迪威参谋长被罗斯福总统免职并紧急召回，由保守的魏德迈将军接任；高斯大使随后也被免职召回，派来了不亲国民政府的赫尔利接任。谢伟思配合史迪威积极推动的“美军驻延安观察及合作”事业也开始下架了。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来华，经魏德迈将军批准，他又专门赴延安，打算采访中共即将召开的“七大”。老朋友毛泽东再次亲切接见了他，并赠送了本人签名照片以做留念。

谢伟思结束访华返回美国后，3月份刊登在《美亚》双周刊上的一篇专题文章引起了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特工的密切重视。因该文中出现了许多属于国家外交机密文件《谢伟思报告》中的内容。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随后即查抄了该杂志社驻纽约的办事处，发现了数份《谢伟思延安报告》的副本，谢伟思及文章作者贾菲等6人被捕接受调查（其中谢伟思还是被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任上紧急召回美国的）。8月，大陪审团却裁定无罪释放了涉案嫌疑人。之后，美国国务院也先后对谢伟思等人进行过调查。1948年，心灰意冷的赫尔利大使辞职回到美国，随即公开发表了斥责国务院中的亲共官员及包括谢伟思、艾奇逊、戴维斯及埃默生在内的驻华外交官。

1950年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其主持的“非美活动调查”特别行动中，公开了一批隐藏在总统幕僚机构、国务院、财政部及国防部等诸多重要部门中的“高官鼹鼠”，并由联邦调查局实施大规模的调查取证，其中的谢伟思还被他评价为“众所周知的共 产党同伙与合作者”；1951年，谢伟思被开除出国务院。1971年，谢伟思又携妻再次访问了他热情向往的中国大陆，游览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及重庆，还受到了昔日老朋友周恩来总理的单独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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