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岚枫:无问西东,方得始终 —— 最后的贵族陈岱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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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熨烫妥帖的深黑西服和雪白衬衫,挺拔身姿似临风玉树,他站上台,微微一笑,那种从容不迫的高贵气质,顿时让喧嚣的课堂安静了下来。
“老师——”有人举手。
他的解答耐心而细致。
不久,又有人问类似的问题。
他道:“这么笨?”
这位有着中国传统学者的从容不迫和英伦绅士的细致周密,还有着恰如其分的幽默感的教授,很快便成了联大学生的偶像。
他是福建福州人,出身于大名鼎鼎的“螺江陈氏”。陈家世代书香,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之中曾有六子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清末最后一位帝师陈宝琛就是陈岱孙的伯祖父。陈岱孙的外祖家也非常显赫,外祖父、舅父都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陈岱孙的家族皆堪称名门。
出身世家,少年成才,留学名校,高大俊朗,而且还会“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打猎、跳舞,尤其桥牌打得精彩”,这些特点简直是爱情文艺小说中一干男主角的标签,当时的陈岱孙完全符合小说中“王子”的特点。
很多年后,他的学生还记得他在网球场上的风采,说“在学校网球场上……陈先生风度翩翩……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据说,联大女生在找男友时,都声称自己要找一个像陈先生一样的人。
有那么多爱慕者,然而,他终身未娶。
以九十七岁高龄辞世的他,独自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
据说,陈岱孙终身未娶是因为一个女子。
十九岁那年,他与他的同学同时爱上了一位女子。两人相争,又恰逢要出国留学,于是两人击掌为约,谁先得了博士,谁娶其为妻。
这样一个契约在现代人眼中,幼稚得可笑,可是他把它当了真。
那时,青春正年少,心中有的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情,赤手空拳,却有决心和勇气打出一个天下。
更何况,那时的他又岂肯对谁服气。他笃信自己不会输,他会拿下这世间最负盛名的学府的博士,好等他有了坦荡前途,回来娶这他认为最好的女人。
他的哈佛记忆,不是古老美丽的校园,亦不是同学间的游乐嬉闹,而是图书馆那间只够摆一张桌的狭窄隔间。夜深的时候,周遭宁静,他手指轻翻过书页,沙沙有声。
没有旅行,没有假期,除了两个夏天离校参加中国留美学生夏令营的二十天,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波士顿。
在哈佛读了七八年博士却拿不到学位的,大有人在。然而他只用了四年,就如当初离开中国时设想的那样,学成归国,并任教中国最高学府。
他像所有的陈氏子孙一样,走了一条最正统的道路,以数年的寒窗苦读换取了一个光明的前程。
现在,他可以坦然走到那个女子的面前,告诉她,他来兑现他的诺言了。
中国的戏文里反反复复上演过类似的传奇:邻家的少女永远在窗下绣着花,等那远行的士子衣锦还乡,光艳的锦,鸳鸯织就欲双飞,恰似她脸上的嫣红,似流丽的桃花。
他的传奇,不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他是出过帝师的陈氏子孙,天生秉承着儒家的风骨,认真恪守着君子一诺千金的誓言。
他还在哈佛苦读的时候,他的情敌早已先下手为强,对那女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追求。他谨遵道义,他的情敌却不惜代价,只求结果。
最终情敌抱得美人归,而他却黯然离开,独善其身。从此之后,他一生都不曾再爱过谁,一生都不曾娶过妻。
在陈岱孙的学生眼里,那个女子也并非什么天仙般的人物,不过只是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诗文传世,也不见得多倾国倾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也许,并不是世人揣度的“得不到的东西最好”,也许,他的不娶并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爱情失败和朋友背叛的双重打击。
一路走来,无论在鹤龄中学,在清华,还是在哈佛,他都是最优秀的人。家人宠爱、同学崇拜、一路坦途的他,比别人更加无法承受失败。
而且,仅是爱情失败也就算了,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朋友的背叛。别人已经花前月下的时候,他还在一心一意地守着盟约,在这场初恋里,他就像一个傻子,被人愚弄得团团转。
这件事就像一盆冰水,迎头浇上了骄傲的他,浇灭了他一生对爱情的热情。
他的失败很“傻”,却叫人肃然起敬。他是“一诺千金的夕阳武士”,他的故事,“在这个诺言能随意打破,爱情像政治般逢场作戏的世界里,简直是个亘古神话。”
在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人用种种手段赢得天下,比如“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比如“无赖近乎小儿”的刘邦。
然而,史书中却总有一个角落为那些“傻气”的人保留。他们败了,可仍被称之为英雄,比如华容道上为信义放走曹操的关羽,比如乌江边自刎以谢江东父老的项羽,又比如,陈岱孙。
关于陈岱孙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许渊冲说,陈岱孙终身不娶,为的是一个叫王蒂澂的女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和一个校友同时爱上了她,然而,王蒂澂选择了他的校友,他也坦然退出,独善其身以终老。
这个版本的故事流传得更广,故事中,王蒂澂选择的那个男子叫周培源——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十有八九是他的门生。
一样的名校出身,一样的英俊潇洒,一样的才华卓越,在这两个不相伯仲的男人之间,王蒂澂选了周培源也不足为奇。
据说,王蒂澂与周培源的婚姻也极为美满,数十年后,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女儿说:“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他们的女儿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红过脸”。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究竟哪个是真的,已无人知晓。
前一个版本的故事,作者唐师曾承认过自己不敢核实。当年他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多次拜会过陈岱孙,可是,“我提出过各种天真而愚蠢的问题,可就是不敢核实当年盛传于学生间的传说。环顾四壁,我相信师兄们所传是真的,从个人情感上讲,我更愿意坚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不仅与我内心儿女情长的英雄模式暗合,也更加重岱老在我面前千钧泰山的超人威严。”
而后一个版本的故事,陈岱孙的外甥女唐斯复以及周家的女儿们也都予以否认。唐斯复曾特意撰写《失实的故事》一文澄清,申明陈岱孙和周培源是情敌,不过是“文革”中的某位“天才”异想天开杜撰的“三角故事”。唐斯复说:“我母亲看了大字报回家问:‘大哥,这是真的吗?’‘瞎说!’陈先生回答得斩钉截铁。同一时间,周培源的女儿也回家问妈妈:‘这是真的吗?’得到的回答同样是:‘别听人瞎说!’”
细究起来,后一版故事的作者许渊冲,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1944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就读。按理说,他应该比1978年才进入北大的唐师曾更了解陈岱孙的事迹。
然而,陈岱孙与周培源却丝毫不像“情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友情持续了近五十年。
陈岱孙是周家的常客,周培源的头发白得早,他开玩笑管周培源叫“周白毛”,时常带小外甥女唐斯复去周家玩,唐斯复说:“周培源看到我们,总是挥动双手,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周夫人就把家里的好东西抱出来给我们吃。”
周家的孩子都管陈岱孙叫“陈爸”,“在我们眼里,陈爸总是一副模样,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材,稳健的步伐,慈祥深邃的目光,喜怒从不形于色。父亲常说陈爸是‘gentleman’(绅士派),学问好,为人宽厚、正直。妈妈说陈爸讲故事,听的人肚子都要笑破了,而他依然平静如水,就像什么都没说过一样。”长大后的周家孩子对陈岱孙也特别好,“不论哪一个出国、出差回来,买的东西第一个送陈爸。”
陈岱孙和周培源关系这样和谐,对于他们是情敌的说法未免也太过荒谬。他的外甥女唐斯复也说:“他是独子,父亲的这一房需靠他传宗接代。就他所受的渊源家学的熏陶和为人之任的传统教育,他绝不可能为爱恋朋友之妻,忘却自己的责任,无视母亲因他未婚而终生焦虑,做出有悖于伦理道德的事。”
不过,在西南联大的独身教授里,金岳霖爱恋林徽因,也是林家的常客。他终身未娶,最后,是林家的孩子照顾了“金爸”的晚年。
陈岱孙与周培源的友情并不能证明什么,唐斯复和周家子女的否认,不排除有几分“为亲者讳”的可能。毕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花边新闻”对一个人的声誉常常是致命的打击。
陈岱孙究竟有没有爱过王蒂澂,从传闻和否认里寻不出真相。只是,当时光渐行渐远,那段传说里的三个人都一一离世,人们却怀念起那个年代的纯情。
就算陈岱孙真的爱恋王蒂澂又怎么样,他对她的爱恋,不是“婚外情”,不是“第三者插足”,只是一个男子坚守着自己的爱情。
他没有打扰过她的家庭,没有给她造成过困扰,当她有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站出来,“我家孩子多,母亲又体弱多病,家里开销大,钱不够用,经常是陈爸慷慨解囊相助。”
他的爱,不像唐斯复所说“违背伦理道德”,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再那么想。
在这个爱情常被随意抛弃和背叛的年代,陈岱孙式的爱情太过珍贵。也许在当今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用一生的时光来守望一段无望的感情。
关于陈岱孙的独身,他的外甥女唐斯复说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她说:“正因为陈岱孙先生求学、治学专心致志,性格内向、矜持、洁身自好,又强调婚姻必须两相情愿……还因为父亲逝世尽孝服丧失去婚姻良机等原因,让他独自度过丝毫没有蝇苟的纯洁一生。”
不管陈岱孙独身的原因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唐斯复对陈岱孙一生的评价却是中肯——“纯洁”。他任教七十年,把清白的一生悉数献给了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打响的时候,他连家都没来得及回,直接随清华南迁。抵达长沙时,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白夏布长衫,别无长物。
小住为佳,得小住且小住。
如何是好,愿如何便如何。
按理说,出身世家,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在清华工作又拿着四百银圆的高月薪,应该最不能忍受生活的艰苦。可是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他住过戏院的包厢,尝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承受过手稿在战争中化为乌有的打击,却依然坚持了下来。
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也保持了自身的高洁。
解放北平前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劝他去台湾,说:“这是飞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了。蒋先生请您一定动身,到台湾再办清华大学。”
陈岱孙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挤出五元钱,救济这位学生,他不是接济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而是连续八年,直到学生被平反。
那时候五元钱是很大一笔数目,足以养活一家人。八年来,就是靠着这每月五元钱,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一家人才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文革”中,北大物理系的叶企孙被冤入狱,罪名是“叛徒”“特务”。叶企孙没有结过婚,出狱后,重病的叶企孙无人照料,陈岱孙不顾被牵连的风险,总是去看他,给他送食物和营养品,直到叶企孙去世。
“文革”后,当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基础差而受到歧视时,他又一次挺身而出,他说:“这样对待他们不公平,他们也是时代的受害者,我来给他们上课。”于是他增加课时,为他们补课,累得整个人都瘦脱了形。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曾有过富足的生活,可始终觉得钱是身外之物。他经历过贫穷,然而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没有丢掉从小教养得到的高洁。
他与人交往从不为利益,所以在“文革”中,他不怕受牵连,坦然接济他的学生,照料他的朋友。
他处事也不因时世而改变,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良心,“文革”后他也不歧视工农兵大学生,替他们说话,为他们补课。
1995年,他九十五岁生日的那天,北京大学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他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有的已白发苍苍。
他的致辞简短极了,他说:“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除此无他。
他是真正的贵族。
贵族不是有几座豪宅、几辆名车就可以成就的,而是——哪怕在西南联大破落的茅草校舍里,也能像他一样西装革履,衬衫袖口永远雪白,法式袖扣一丝不苟地扣上;下雨的时候,也能像他一样,在漏雨的校舍里一面讲课,一面露出儒雅温文的笑容。
1998年,他去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从昏迷中醒来,要看钟。他的子侄们拿给他,看后,他点了点头。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保留了每天6时30分起床的习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大学”。
在“贵族”已被用滥的时代,他是最后的真正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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