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也许有坏人,但理客中可能不算人。

现场有坏人

孩子们,不要怕

路是通的,是他们不跑

这是北京,你看谁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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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叛国者"

凝听编辑 凝听 2022-05-13




导读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份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1927年,马思聪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成为第一个考入这所高等学府的亚洲人。他曾被誉为“音乐神童”,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1932年,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为音乐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1949年,马思聪满怀着对祖国、中华民族的热爱、希望和梦想,与柳亚子、马寅初等100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一道,回到中国大陆。195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培养出了林耀基、盛中国等著名小提琴家。


仅仅十几年以后,不堪忍受文革迫害的马思聪一家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到美国之后,马思聪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引起世界轰动。


那么,为什么曾经一腔热血回到中国的马思聪,十几年以后,却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要选择冒死偷渡的方式逃离中国呢?


正如马思聪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所谈到的:“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份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49年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马思聪所向往、珍惜的恬静、和平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暴力、血腥和恐怖,渐渐让马思聪感到困惑和沉重。马思聪开始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1954年以后,马思聪自述,很明显他之所以继续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只不过是要用他来撑撑门面,因此,他尽量收敛自己。1963年,西方音乐被禁止后,马思聪就一直待在家里,和妻儿消磨时光,作些曲子。


马思聪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是身为院长,在音乐学院也是见会就躲。这让马思聪在因言获罪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没说过什么而侥幸躲过一劫。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马思聪再也躲不过去了。被煽动起来的学生给他们的院长贴了大字报。一夜之间,曾经是中南海座上宾、周恩来的好朋友、用来装点门面的音乐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这些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


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他们每天强迫劳动、学习、交代、检讨、揭发。


8月9日,一辆写有“黑帮专用”的卡车,把马思聪等十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学院接受批斗。他们被推赶着下了车,脚还没着地,一桶浆糊就扣在了马思聪的头上,一群人一拥而上往他身上贴大字报,一顶写着“牛鬼”的纸糊高帽子扣在头上,脖子套上一块牌子——“马思聪,资产阶级的特务”。红卫兵交给每人一面铜盘和一根棒子,逼他们边走边敲。这是一场疯狂的游街批斗,红卫兵像一群疯子,叫骂不停、拳脚交加、劈头吐唾沫。


“黑帮”们受尽侮辱,每天早上6点起床,学习、干粗活、扫厕所、写检讨、唱自己有罪的歌曲:“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必须由人民监督,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必须坦白,如不坦白,将我碎尸万段。”


红卫兵任意折磨羞辱他们。有时,强迫马思聪一遍又一遍叙述自己的“罪行”;有时,要他在地上爬;有时,让他们低头在烈日下暴晒;有时,便是拳打脚踢、抽皮带。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沨回忆说:“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大约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


马思聪的家人也受到牵连。一天晚上,红卫兵把大标语贴满马思聪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洞口。红卫兵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1966年11月,马思聪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马思聪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11月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偷偷回到北京,劝说父亲逃离大陆。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别无选择的马思聪选择了逃离。在贾俊山和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帮助下,父女俩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郊区的亲戚家。


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

但逃港也非常危险,万一被抓住肯定性命难保。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被迫做出了逃港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夫人、儿子、女儿,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同船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大海,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晚到九龙一个亲友家暂住。“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岛去了。

原来,马思聪不愿让“狗头”知道他们的行踪,因为怕他走漏风声,于是带领一家四口躲进了一个潮湿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其他“乘客”上车远去,马思聪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岛,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因为九龙不像港岛那样惹人注目,却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1957年,夫妻俩迁往香港;1960年,又迁往加拿大。而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另外,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公公何焯贤也在九龙。
    
傍晚时分,马思聪终于打通了九龙亲戚的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1967年1月17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船的照片,船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久留之地。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一家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帘一角想看一下外面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只能选择美国。虽说九弟马思宏自从1948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但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美国后,可以借助弟弟的介绍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们一家没有一张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他被销毁了。眼下,他惟一的“证明”就是那把陈旧的小提琴,它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之手的稀世珍品。

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1100把小提琴,造型漂亮、美观,发音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一把斯氏小提琴,当时就价值五万美金。

马思聪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将那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带在身边,包括这次出逃。他想,倘若在香港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美国就靠这把琴开场音乐会,其收入即够偿还欠款了。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总领事先生大惑不解,他有点担心九龙那个自称马思聪的人是骗子。连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马思聪夫妇在美国寓所练琴
     
总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修养不凡。

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马思聪则打开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琴手。
     
其实美国领事馆当天便从中国报纸上查到了好几张马思聪照片。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象几乎一模一样。

馆员在马思聪拉琴时拍了两张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当然是要带回去供领事馆的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京腔”十足:“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凭着上面的几句问答,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夜也深,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无疑,手中没有任何证件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就要花费不少时间。美国领事则担心夜长梦多,因此谈判并不顺利。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还是美国领事馆故意把消息捅给了新闻界,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还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一家四天前就是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的……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1967年,抵达美国后的马思聪一家。自此终身未归

就这那个午宴上,美国领事谈笑风生,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

自从今天(即1967年1月17日)上午香港各报刊发消息,社会各界一片哗然之后,他给港英政府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

美国领事问港督: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他说,如果让马思聪一家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了,所以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作为国际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叛逃”,曾经轰动世界。中央文革成立“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严厉彻查“马思聪叛国投敌案”。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平反。


马思聪的出逃株连了马家亲戚朋友数十人。马思聪的岳母、侄女、厨师被迫害致死;大哥的两个儿子被判处十二年和七年徒刑;另一个侄子被打致残;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被判刑、管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


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地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马思聪的侄女马之庸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


马思聪平反后,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叛国投敌”罪名撤销。已是古稀之年的马思聪听了哈哈大笑,对子女们说:“真没想到我还得了个‘叛国投敌’这么了不起的称号,可惜,现在都没了我才知道啊。”


1985年大年初二,马思聪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去采访的大陆记者,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十九年啊!马思聪一直对他的孩子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魔鬼害了人,难道会使人觉得冤屈吗?对的就是对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此后,尽管马思聪一直都有回国的心愿,但几次邀请都没有促成他回国。文革、逃亡的经历给马思聪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使他心有余悸,以至于他在是否回国这件事上显得尤其小心翼翼。马思聪屡次对亲友说:“还是等国内再稳定些了,等适当的时候再回去吧。”


马思聪最终没有等来这一天。1987年5月20日,因心脏手术失败,一代音乐钜子马思聪与世长辞,终年76岁。马思聪逝世后,夫人在书桌上发现一篇未竟的遗作,题名是——《思乡曲》。


附:

据叶永烈《马思聪传》记载,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会见周恩来时,周恩来向他问起马思聪近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可能,周恩来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曾经那么热爱祖国、放弃国外的名誉、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的马思聪,他的老朋友,为什么在十几年后会冒死偷渡“叛逃”?迫害死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又何止两件。就在周恩来说这番话的时候,马思聪的亲朋好友不是被迫害致死,就是被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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