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丨以王道政治超越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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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不是从中国文化中产生的，和儒家学说，包括政治儒学，都没有太多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民族主义是从西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运动中产生的，产生以后，就对后发国家，后进入民族国家的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在中国，在印度，这些所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像西方学习之前，本来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印度是一个不重政治的民族，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知识结构中，也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因而也没有民族主义。
中国古代奉行的是天下主义，天下主义是建立在“天下一家”的道德观念上，而不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上是。就是在西方，民族国家也是近代的产物。西方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通过军事侵略掠夺殖民地，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抗。
怎么反抗？就需要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在这里，非西方的国家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为了反西方，为了自保，因而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
民族主义作为西方近代以来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在很多方面，既有精神道德方面，也有器物制度等方面。在精神方面，民族主义要求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要同情和认同，要捍卫和发扬，这些都是从西方自身的历史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德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德国的历史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俄国等国家在反抗拿破仑入侵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植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也涉及到器物、制度等层面，你要保卫国家，你就要使学习并且使用侵略你的民族国家所发明使用的先进武器和先进物质力量，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常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光有军事物质力量还不够，你还要有一套保证这些军事物质力量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
具体来说，你要保证你的国家在制度管理上能够有高效率，如在国防制度上、行政制度上、财政制度上、税收制度上、教育制度上以及其它国家制度上都要有高效率。只有建立了高效的管理体系，能用最快的速度最优的配置集中国家的所有力量，才能适应国防的需要，从而才能有效地对抗其它的民族国家。
这种大规模高效率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是没有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没有的。比如在教育制度上，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就必须学会制造各种先进武器和各种先进器物，这就必须大规模地培养各个科学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才，这样，教育的目的就直接为民族国家的生存、竞争与对抗服务，直接为军事、国防、工业等直接支撑民族国家的领域服务。
这在中国古代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天下主义的传统教育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成就人，让人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与道德本性，而不是把人培养成实现国家竞争目的的工具。现在中国的教育重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轻视人文学科，就是民族国家教育的必然结果。此外，还有常备军制度等等，都是民族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古代的西方与中国都没有。这些都属于民族主义的内容。
在中国，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产物。我们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主义进行评价，现在的世界仍然处在战国时代，即通行的仍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放弃民族主义，放弃民族主义就要挨打。所以，我们建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正当的民族主义。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反抗侵略有其正当的价值，这是因为，在世界上有一个公理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托尔斯泰曾经写信给辜鸿铭，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讲道德的民族，西方是强盗，中国人不要去学西方，不要用暴力去反抗西方。确乎如此，中国是一个崇尚君子文化、崇尚道德、崇尚良知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霸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没有富于侵略扩张的民族特性。
托尔斯泰呼吁中国人保持中国人优秀的民族特性，是对的。但是，他作为坚守“登山宝训”的基督徒，作为西方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没有看到，世界除了博爱，还有一个公理道义的问题。
一个国家为什么侵略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什么理由掠夺另一个国家的财富与资源？西方已经侵入中国，已经在掠夺中国的财富与资源，这种情况下，反抗就是合理的、公正的。
儒家不像基督教的极端和平主义者提倡非暴力，不像佛教怨亲平等以徳报怨，儒家主张“以直报怨”，“以直报怨”就是讲人类世界必须存在基本的道德上的公理、公正与公义。孔子作《春秋》贬斥侵略战争，肯定反侵略战争，就算国已灭也要待圣王出而“兴灭国”，就是要恢复人类世界的基本公正。所以，在侵略问题上，儒家一直认为反抗具有合理性，一直强调要反抗。
在近代中国救亡的历史条件下，救亡怎么救，你用君子之道，你用托尔斯泰劝说的那一套，救不了中国。不仅救不了，反而拱手把中国让给列强，这不符合历史的公正。中国必须救亡，救亡就必须反抗。怎么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能用他们所用的方法来救亡，来反抗，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因此，中国要学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就是盛洪先生经常提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下，民族主义有其合理性。只有学到西方的民族主义这套东西，学他的强盗逻辑来反抗他，这样才能恢复历史中的公正。
所以我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所有的民族主义都建立在国家私利上，肯定是不好的，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学习不建立民族主义就要挨打，就不能恢复历史中的公正，是明知不好又要学，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逼出来的，在中国文化上没有根，中国人从内心深层的文化意识上并不情愿接受民族主义，甚至相当反感民族主义。
但是，必须强调一点，中国人接受民族主义，必然把民族主义改造成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因为西方的民族主义是病态的民族主义，即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本性质不是反侵略反压迫，而相反是谋扩张谋侵略。如果不把西方的民族主义改造成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成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
实际上西方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早期民族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如英法，后发民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如德日。帝国主义是建立在所谓经贸政制的优越性上的，种族主义则是建立在所谓血缘人种的优越性上的。因此，所谓建康的民族主义只有消极反抗自卫自保的性质，而没有病态民族主义积极侵略扩张的性质。
另外，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诅咒的，是不得已明知不好而选用的，因此，中国人对民族主义要有一个清醒的理性认识，应该从消极的底线的层面来接受民族主义，不能把民族主义变成一种激情的情绪的民族主义，不能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纯粹情绪的发泄。
虽然情绪的发泄也是反抗，但是一种非理性的狂乱的反抗，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这种情绪性的反抗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激发出国民的民族激情与反抗精神，例如义和团，但仍然要加以警惕。反抗压迫的情绪的民族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正面的建设性的功能。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评价，应该按照孔子作《春秋》所确立的“实与文不与”的书法。就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欲亡国亡种的情况来看，“实与”民族主义，即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赞同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具有反抗列强侵略压迫救国救亡的正当性。
但是，按照儒家文化的最高道德理想“文不与”民族主义，即根据《春秋》经文所体现出来的王道理想不赞同民族主义，因为孔子王心所追求的王道政治是“任徳不任力”的道德的政治，而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则是“任力不任徳”的不道德的政治。
因此，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的基本评价是：在当时面临着东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欲亡国亡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学习民族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具有某种合理性。
在现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学民族主义就可能亡国，我们被西方逼着去学这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民族主义是西方近代产生的一个怪胎，一种病态的政治现象，是西方强盗文化的产物。因此，在道义上我们要否定它，批判它。
我们学民族主义不是说要保全我们的文化，即不是要保教，因为民族主义与我们的君子文化与圣贤之教格格不入，相互冲突，民族主义根本保不住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教。我们学民族主义只是出于最底线的目的，就是保国。当然，保住国才能保全我们的民族，从而才能保住我们的君子文化和我们的圣贤之教。所以，学习民族主义保国虽然是底线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
从儒家传统来看，民族主义是“任力不任德”，讲求的是实力，其基本规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就是“霸道”。而中国文化推崇的则是“任徳不任力”的王道政治，其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中实现道德。正因为如此，承认并接受民族主义，就意味着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
中国文化一直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就是讲道德的文化，不是讲霸力的文化，而民族主义则是“强盗文化”、“霸道文化”。强盗讲的就是实力，谁的拳头大力量强，谁就称王，谁就有支配权，完全是动物世界的丛林规则。
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君子文化肯定打不赢强盗文化，强盗之所以叫强盗，强盗绝不会跟君子讲理，更不会跟君子讲道德。强盜就是要违背天理违犯道德侵略抢夺他人他国的财富地盘。中国人近代以来遇到了这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强盗国家，为了不亡国，中国人再不情愿，也要学习强盗国家，也要学习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要放弃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具体说来，也要放弃王道政治的理想追求。
因此，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付出了改变自己文明性质的沉痛代价，即放弃了自己的“君子文化”，接受了民族主义的“强盗文化”。这一放弃“君子文化”接受“强盗文化”的过程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痛苦难受的过程，因为这意味着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在文化上把中国人从君子降到了禽兽。这一过程也是中国人极不情愿的过程，是被中国人诅咒的过程。
为什么中国人学西方迟迟不成功，而日本人学西方很快就成功，明治维新不到几十年就打败俄国打败中国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军事强国，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没有君子变强盗的历史文化包袱，很快就“脱亚入欧”，把自己变得比西方强盗还强盗，成为所谓“西方列强”，而中国人背着沉重的“君子文化”包袱，一直都放不下“君子情结”，因而在对中国文化极其痛苦的纠缠舍弃中拖延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回顾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巨变过程，正是一步一步放弃“君子文化”与王道理想，又一步一步接受西方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程。到今天，中国已经完全学会了西方的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有时运用得并不比西方人差。
遗憾的是，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凭借着向西方学习的民族主义独立了，但在文化上却变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这就是孟子说的“以夷变夏”，这在中国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中从未有过，就算中国历史上多次异族入主中国，也只是政治上的统治，而没有文化性质的彻底改变。在异族统治下的中国，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更多的情况则是以中国文化改变同化入侵者，而实现了“以夏变夷”。
在今天的中国，“君子文化”与王道理想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封存在图书馆的历史文献中与少数儒家学者的心灵深处。
但是，历史的吊诡也许就在于，一种追求道德的王道政治虽然被追求霸力的民族主义所取代，但是王道政治的文化基因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处于潜伏遗忘状态，一旦历史的机缘将王道政治的理想激活，王道政治就会成改造、消解乃至取代民族主义的文化力量。在今天，虽然中国文化仍然处于式微状态，但已出现了复兴的诉求，一阳正在来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虽有反抗侵略的正当性，却没有中国文化的根基。）这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就是天下主义。
因此，建立在王道政治上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人类最独特的民族主义，因为这种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已包含了彻底消灭民族主义的文化基因，即天下主义。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消灭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吊诡。
中国的民族主义奠定了中国王道政治的文化根基，就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只具有消极的反抗侵略的正当性，更获得了积极的彻底消灭民族主义（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道德性，彻底消灭民族主义就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道德目的。只有如此，中国一百多年来极不情愿改变自己文化性质的痛苦和委屈才会具以有意义，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一百年来所受的苦难才会超越本民族的苦难而承担了人类因民族主义带来的苦难。
因此，当今中国民族主义面临的任务就是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建立中国文化的根基，具体说来就是用王道政治去贞定、证成中国的民族主义，然后用王道政治去改造、转化中国的民族主义，最后用建立在王道政治上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民族主义去超越、消灭全人类的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中实现王道政治所揭橥的天下主义。
注：此文系蒋庆先生答北京中评网记者问 | 本文转自：儒家网
原载《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2014年）西历2018年5月24日
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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