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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大学生的遭遇

王铁汉 凝听 2022-05-13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某大学。那年我17岁。没有人送我,我自己离家走去火车站,左肩扛着铺盖卷,右手拎着一个破木箱子。箱子里装着拖鞋茶缸等杂物。里边还有一块月饼。这是妈妈专门给我买的,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我步行到郑州火车站,坐一夜火车硬板。清晨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北京好像比河南冷多了。火车站外边停着一大排洋车。车夫们大都穿着黑棉袍。棉袍都很破旧,露着乌黑的棉花。


到校后,分配完宿舍,我正在铺床,听见轻轻的敲门声,随即一个银铃般的女声:


“可以进来吗?”


我从河南来,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清脆悦耳的声音,这样客气文雅的招呼。


她叫王骧,是上届留级下来的。在我们一年级新生中,她是很突出的。高高个子,大眼睛,端庄秀丽。她经常穿一件绿豆色呢子外套,很鲜艳,很得体大方。举止一看就像大学生,而其他新生,都有中学生的孩子气和土气。


逐渐我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家在北京,刚刚休学一年,因为生孩子和家里的一连串事情。她父亲好像是东北军军医,好像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丈夫去年被打成右派,她有一个刚几个月大的孩子,叫冬冬.还有一个老母亲。娘儿三个在北京市住。


全国反右派运动自57年6月初开始,到我们这届大学生来校前,北京高校中的右派分子都基本被揪出来了。说是反右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我们大部分上课时间还是搞运动。


有一个已经定为右派分子的学生,叫程滋忠。王骧原班的同学。受不了批斗,逃跑了。很快传来消息,他跑到天津,要跳海。可是在海边徘徊一整夜,没勇气跳海。天一亮在海边被抓了回来。


右派分子后来基本都被送到外地煤矿劳改了。


反右运动没完,还在停课,北京高校又开始一个运动——向党交心运动。还是不上课,每天搞运动。还是要每人每天都写大字报,以班为单位开“交心会”。人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声称这是最后一关了,右派已经都揪出来了,都是人民内部了。自己要向党做最后交心,要求每个人都要深挖自己脑海深处。“难道你去年一年没有丝毫对右派和右派言论的同情吗?”


那天班会轮到王骧交心。她说:“那天,突然寒流降温,夜里孩子发烧了。我家只有几片去痛片。没有钱去医院。就是有钱,人家也不会收他,因为我父亲是反革命,丈夫是右派。我紧紧抱着热得烫手的冬冬。我看着他,摇着他,哄他睡觉,眼泪像雨点一样,一滴一滴打在他脸上。我不知道可怜的孩子能不能挺过这一夜……”她说着说着就哭出声了。我也落泪了。


轮到我了。我的发言主要谈了苏军出兵匈牙利的问题。我不是很关心政治的人。一些同学看到《参考消息》的报道后,背后有议论。但是我不关心。后来系里用校车把全班同学送到北大,参观北大的“向党交心成果展览”,其中很多是评论苏军出兵匈牙利的事。


看后我心里也对苏军出兵匈牙利有疑问,认为苏联出兵拯救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但是可能违反国际公法。


北大回来后,要求每人写感想,我就把这点想法写大字报了。



期末,因为这一年几乎没上什么课,全搞运动了。所以学校宣布其他课程都不考,只考一科“政治”。考试题就是“汇报我在一年运动中的表现”。


考试形式就是每人在班会上讲,其他人评论。


王骧在“交心会”上的发言,被批判为“诉社会主义之苦”、“发对共产党之恨”。


我被批判为“借向党交心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最后让我表态。我不知说什么好,憋了好几分钟,我憋出一句话:“你们这样做,是给共产党的金子招牌抹灰。


”考试“成绩”公布了——我们班共三十人,我,王骧,和另外一个同学“政治课考试不及格”,勒令退学。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清晨,我吃力的扛着我的破木箱子,拎着铺盖卷,沉重的走出学校大门,走向31路公共汽车站的情景。


18岁的我回到家乡,进工厂当了学徒工。


1962年有友人给我写信,说现在北京高校有平反风,甄别风。建议我写信向学校申诉。我写了。几个月后,学校来信了,我获平反。重回大学。


1967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庆工作。





1979年我到北京出差,决心寻访王骧。


我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胡同里找到了王骧。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衣衫破旧,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我楞了大概足有三分钟,不敢认她。我印象里美丽高大的她,已毫无踪影。


她住的是一间很小的平房,没有什么家具,没有家电,墙上挂着几个用塑料条编的手提袋,上面有“北京”二字。床上和地上都堆放着半成品,和彩色塑料条原料。


房中间拉了一根铁丝,上边挂着两条毛巾和一件上衣。这上衣用一个简易衣架撑着,外边还蒙上一块塑料布。我看出来了——这是20年前她在学校常穿的那件呢子外套,豆绿色,那时很鲜艳,现在退色了,两个肘和袖口都认真打上了补丁,显然现在是她唯一一件出门穿的衣服。


午饭端上来了,是黄橙橙的窝头,和一盘土豆丝。


“妈妈,叔叔来了,咱们今天还吃窝头呀?”


她的儿子,我还记得叫冬冬,如今是一个二十几岁小伙子了,这么问他妈。“这个叔叔不是外人。”


我的眼泪立即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指着那些编织手提袋,呜咽着说:


“编一个给多少钱?”


“一毛一”


“一天能编几个?”


“十来个。”


为了不让她看到我已经止不住的眼泪,我逃跑似的告辞了。





1999年我在北京与当年另一个要好的同学相遇,到他家叙旧,下边的事,是他告诉我的:


1997年,为了庆祝入学40周年,我们班同学在北京聚会,牛龙也来了,牛是当年我们班的唯一党员,是搞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后来当了校学生会主席,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官至副部长级。他退休之前做了一件好事——他让大学给王骧办了个退休,按大学肄业留校工作算,每月能拿200元退休金。


他还让我我看一张照片,这是1997年部分我原班女同学合影。


其他女同学都是黑发,或烫发或剪发,穿着得体大方,大笑或微笑着挤在一起。


只有王骧,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木讷地站在一旁。我拿着照片看了好几分钟,才认出她,我惊呆了。


本文来源: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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