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乱伦:和儿子做了,我该怎么办?

深圳终于折叠:福田租客大撤退

坏消息 !

央视:阳性可能是流感,核酸检测无法区分新冠和流感

2022年春夏上海588例新冠感染死者分析,信息量极大

生成图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自由微信安卓APP发布,立即下载! | 提交文章网址
查看原文

王鼎钧 | 上海市生死传奇

王鼎钧 凝听 2022-05-13






作者简介


王鼎钧,山东兰陵县人,1925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台湾)中国电视公司,还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主编双语教材寄居纽约,以写作为志业,力学精进七十年不衰,出入各种文体,以散文见称,然不落窠臼、兼采众体、融会贯通,与余光中并誉为台湾散文界的“双子星座”,是“五四”以后,承继现代散文革新的重要作家之一。





上篇


  由青岛到上海,海程四〇八海里(七五六公里),一路风平浪静。我在舱底打盹,断断续续做梦,又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肉身沉重,醒来筋骨酸痛,发觉船已停了,甲板上一片静悄悄,没有人声。


  我走上甲板察看,只见天气晴朗,红日东升,船停在水中,水色浊黄,岸上有树木人家,显然已离开大海,驶入江心。青岛上船时,听到的消息是上海报到,开航以后,船员说实话,他们奉命到安徽安庆第七绥靖区交人,这里显然仍在中途。


  我不想去安庆,直觉反应此处不宜久留,可是下一步怎么走?彷徨间只见有人摇着一只小舢板来卖香烟,我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千幸万幸他听得懂,他说这是上海,千幸万幸我也听得懂。我明白了,押船的官兵为我们布置了一个“水牢”,然后进城游乐去了!我当机立断,掏出牛老师给我的那一块银圆,那是我饥寒交迫中的全部财产,我知道必需罄其所有快刀斩麻。多么可爱的牛老师!多么可爱的银圆!然后,多么可爱的船夫啊,他立刻收起生意,渡我上岸。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圆券面临崩溃,银圆一元兑换纸券三十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幸万幸没人看见。上岸后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经过一些农家,看见田地里插着东倒西歪的木柱,挂着稀稀落落的铁丝网,心中纳闷:难道这就是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军进攻?一直往前走,掏出指导员留下的地址问路,一直走进中心区最繁华的地方,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前我来过,我还认识它。


  指导员指定的那条马路,一侧全是高档商店,店员看见我走近,急忙拿出几个零钱来打发,我摇手拒绝,请他们看地址,他们伸手往马路对面一指。怎么对面这一边根本没有住宅?马路很长,我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不见目标。好容易拦住一个行人,他懂普通话,他告诉我这里是上海有名的跑马厅,根本没有门牌号码。我的心往下一沉,可是我不死心,我不能离开这条马路,这条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绳。我仍然沿着马路寻找,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我想我是疯了。


  后来知道,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组织了纠察队,沿街逮捕散兵游勇,倘若被他们捉到,以我尴尬的装扮、凶险的经历,经过他们的安排,我会化成保卫大上海的一滴血。可是我在市区逗留了那么久,没碰见纠察队。(也许他们正在打牌?)我是活在国民党的缺点里。(死在共产党的优点里?)

万难设想,我碰见了同事朱少校,如果这是写小说,读者一定认为不可能、不合理。“不信书,信运气”,我是歹命,当命运打盹的时候,我就绝处逢生。


  我与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岛兵站办公,一同在天津被俘,同时释放,他在俘虏营里替我用盐水洗眼消炎,河北一别,我以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他的脸色黯淡,那时到处可见精神委靡的军人,连续的挫败销蚀了他们的自信。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上校爷爷”担任上海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秦皇岛的那个军械库也来了,设在江湾,可爱的朱少校,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掏出几张钞票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他淡然地说“你还是那个脾气”,像是褒又像是贬,不再勉强。


  他什么也没问我,倒是我问他时局怎么样,他说“坏透了”。我问他在哪个单位工作,他说他要去安徽安庆,安徽安庆?我真希望他这句话是个谎,倘若果真,一个月后解放军渡江南下,东南地区国军全线溃退,朱少校啊你在何方!


  奔到江湾军械库,先找我的堂弟东才和同学袁自立,他俩都是我在秦皇岛从中安排得到工作,劫后重逢,两人热情接待。不仅如此,我赫然发现父亲也在江湾,蒙他们两位照料!这一惊一喜非同小可。淮海战役发生,父亲难以留在浦口,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学校里去住了些时,跟学生一同吃大锅饭,学校缺粮,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我能脱离解放区回到父亲身边,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意外,他俩能在我行踪不明之后照料我的父亲,真是今世难见的高风。


  我和父亲无言相对,多少该说的话都没说,多少该问的问题都没问,多少该流的泪也没流。我们都知道相逢是个奇迹,但是也知道只有一个奇迹不够,下一个奇迹更难、更不可能。我们等待更大的痛苦,更深的绝望,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


  江湾区的位置在长江南岸,靠近吴淞口,水运方便,住宅稀少,适合囤放军械弹药,联勤选中这个地方,用铝版组合了一望无际的库房。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记械弹发出和收进的数目,制作日报表呈报总库,工作清闲,可是我完全不能写作,因为我丧失了反刍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


  我也不再那么爱看报纸,我仿佛可以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若未卜先知,还需要新闻报道吗?办公室里有一份《新闻天地》周刊,那时正是这份刊物销量最大、声望最高的时候,我在江湾只接触到这一份新闻媒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找到《新闻天地》合订本,整理我的回忆。


  还记得我到上海不久,代总统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与中共议和,中共指定代表团四月一日北上,我看到这天出版的《新闻天地》,封面大字标题印着:“万愚!万愚!”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愚人节,中共怎么选了这个好日子,简直是“痛苦的滑稽”!那时《新闻天地》热心讨论国府“划江自守”,国共“隔江而治”,它说长江以南没有共军,长江号称“天堑”,有利防守,“反共靠水”,国府尚有完整的海军。它说国府虽失去东北和华北,白崇禧的大军尚在湖北,胡宗南的大军尚在陕西,陈明仁兵团尚在湖南,山西有阎家,甘肃有马家,加上四川和云南,国府还有议和的本钱。它说斯大林反对解放军渡江,对毛泽东当然有影响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时候,中共都坚持组织联合政府,现在中共可以一偿宿愿了!这些推断,可以代表当时江南多少人的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父亲原住北四川路底,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看我生命中最后的上海。旧地重来,光景变了多少,怎么处处有衣冠楚楚的人摆地摊?原来百货滞销,公司没钱发薪,改用产品折价相抵,由员工满街摆摊求售,居然是日本投降日侨等待遣送的光景。历史决不重演,只是往往相似!交臂接踵,多少卖美钞的小贩,手中新钞刷刷响,多少卖银圆的小贩,手里的银圆叮当响,那是他们的广告,他们低着头沿着人行道不停地走来走去,等顾客找上来,一同躲进小巷里成交。那时贩卖美钞银圆是死罪,马路作刑场,就地枪决,我曾撞上行刑的场面。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又准许人民使用银圆,我情感麻木,理智未泯,这就是法律的“相对性”!书本上说,宣信爵士(James Simpson)是最后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吊死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上法场的银圆小贩是谁?他也该留下名字。三十年后,两岸政策急转弯,总有最后一个因“通匪”而判刑的人,总有最后一个因“反革命”而劳改的人,他们应该是重要的新闻人物,让我们思考法律到底是什么。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还记得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大富国》,人人有一本钞票簿,每一页上印着“1”字,付款的时候,自己掏出橡皮图章盖数字,图章上刻着“0”字,你爱盖几个零就盖几个零。还读过谁写的《李伯大梦》,李伯打电话,接线生告诉他每分钟多少钱,通话中间,接线生每分钟插播进来,告诉他电话费涨了,现在每分钟多少钱了。算盘本来十三档,大商店用的算盘加到十七档,因为交易的款项动辄几百亿几千亿。


  那时只见新钞不见旧钞,钞票还没印好,印制的成本已急速上涨,许多新钞不能发出,或发出后成为废纸。我看见儿童用新钞折飞机互相投射,狼藉满地。政府只有拼命印大钞,小钞成捆,还有虚幻的重量和体积,三两张大钞在手,才令人孤苦悲凄,命薄如纸。最后新疆省银行发行过世界最大面额钞票,每张六十亿元,共印制四百八十万张。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国一位收藏家展出这张钞票,电视幕上犹足以令人触目伤心,这一张钞票已说明多少人荡尽了家产。


  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当初说金圆券一圆含金0.22217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圆、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那时民不聊生,我和父亲的生活当然也十分困难。


  乱世传奇多,这时候五叔忽然来到上海。我曾在上一册自述《怒目少年》里详细叙写五叔,他是个英勇的抗日军官,自武汉会战起,参加多次重大战役,抗战后期驻扎云南,曾参加缅甸的苦战。他受继祖母的影响,和我的父亲感情不睦,但是我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他还是两次汇钱接济我。


  抗战胜利,国府裁军,多少军官降级或失业,五叔所属的第二军也改成整编第九师,他本是炮兵营中校营长,立下很多战功,整编时升为上校炮兵指挥官。国共两军冲突激烈,眼看要打内战,五叔反对内战,毅然辞职。当时国军将领一片主战之声,五叔写信给“上校爷爷”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引用孙子兵法:“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


  五叔脱离军职以后,一度在京沪线上经商,共军渡江之前,他到上海探望“上校爷爷”,顺便约集在上海做难民的本家本族见面。他叮嘱必须瞒住我们父子两个,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又交代族人传话给父亲:“告诉他我来过。”五叔为什么这样做?我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要伤害我父亲。我怎样描述父亲的反应呢?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惊讶,也没有评论,我不知五叔达到目的了没有,我无法窥探父亲的心灵,他确实伤害了我,听到消息,我的小腹好像遭人猛击一拳,隐隐作痛,断断续续痛了许多年。五叔汇钱到流亡学校接济我,并且和父亲通信,那是表示对我有期望,上海过门不入,那是表示对我绝望,我连累了父亲。从那时起,以后许多年,我们再也不提五叔。我自己暗中纳闷:一九四九年,上海,当时已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时候,五叔干吗还要来这一套?


  以后的事情我提前写在这里。和谈破裂,共军渡江,五叔一家带着继祖母、五姑还有四叔一家逃难,他们经湖南、入广西、最后逃到云南。继祖母在广西柳州去世,五姑在广西南宁出嫁。五叔一家和四叔一家在云南昆明定居。五叔在昆明之南的呈贡弄到一块地,亲自下田耕种,做胼手胝足的农夫,他为了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努力转型。


  他不知道这种努力完全徒劳,他不知道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下,“隐居”是消极抵抗,“隐者”是敌人潜伏蹲点。终于有人检举他组织反共救国军,终于他受审、判刑、交付长期劳动改造。劳动改造驱使政治上毫无价值的人发挥他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寓有教育作用,“晒黑皮,炼红心,汗水洗掉旧思想。”不幸中之大幸,中共没有把五叔发回原籍受辱,异乡的心理压力毕竟轻一些。五叔没有恶行,审判他的人也知道“反共救国军”是欲加之罪,案情虽然严重,但只有他一个被告,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枪一弹。专政虽然严苛,好歹也还有些寸短尺长,仅仅判了劳改。昆明的气候保护了他,种植的作物容易生长,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冬天,挨冻和受饿都免了。但是人生如戏,场地布景有差别,剧本情节有样板,五婶和五叔划清界限,离婚改嫁了,他的子女分散各地。


  很惭愧,我虽然混到五十多岁,仍然没有力量充分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想:五叔当年汇给我的三万老法币究竟是多少钱?中国人常以黄金衡量币值,我查出抗战胜利那年,依中央银行的牌价,黄金每市两恰是老法币三万元。我找到五叔下落的时候,黄金每盎斯美金三百五十元,一盎司不足一两,大约八钱多重,算来每市两黄金大约美金四百多元。五叔后人以大弟弟最为困窘,以小妹妹照顾五叔最多,还有五姑,她在患难中和五叔手足情深,我以当时十两黄金的售价回馈他们。


  不过中共对五叔的思想改造恐怕没有彻底成功,我看到他刑满释放后拍的一张半身照片,肌肉健壮,眼神流露着不明白和不甘心。那时政策上开始平反冤错假案,他四处出奔波申诉,没有成功。那时海外统战工作优先,海外关系吃香,他打听我在台北的地址,希望我能替他申请,无奈我们彼此音讯断绝。我本来不可能对五叔有任何用处,两岸新局硬是把我这样的人抬高,使我能做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五叔侥幸,我只有惭愧。我尊敬五叔的为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以后,我在纽约开始打听五叔的消息,他现在需要我,一如我当年需要他,他的投资并没有落空。第一步,我先和老家兰陵的族人通信,用“顺藤摸瓜”法找到五姑(广西南宁),又从五姑处找到五叔的大儿子(甘肃银川),再找到五叔的小女儿(云南南华)。那时海外华人流行给国内亲友寄钱,我也顺从时尚。五叔早已去世了,他在小女儿家终其天年,后事也是小女儿和女婿独力操办,我对这位小妹妹表示了偏爱。


  五叔念念不忘平反,我根据他老人家的遗志,找到本族出身的一位老革命王言诚先生。


  王言诚和五叔是少年时期的玩伴,战前参加共产党,名字改为“田兵”,他是田野诗人,随军记者,内战结束后调到中央,参与文艺政策的执行,虽然是老革命,始终还有儒家的忠恕之风。文革期间,忠恕之心误事,贬到贵州省做文联主任,人脉仍在。蒙他老人家出面运作,以我的名义提出申请,五叔的未了之愿得以实现。

  

我看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写着五叔晚年几件重大的事迹:


  一九五六年,以组织反共自救军罪名被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服上诉,加判五年,改判为二十年。


  一九七六年释放。


  一九九三年五月,原判撤销,宣告无罪。


  我把判决书影印了,寄给五叔的子女们,每人两份。我希望他们把其中一份交给服务单位的人事部门存盘备查,使他们不再是黑五类反革命的后代。这些弟弟妹妹终有一天发觉这张纸重要。


  内战时期,解放军非常需要炮兵人才(还有工兵、通信兵和军医),五叔即使作战被俘,也能受到相当的优待。如果及早随着部队起义,还会吃香一阵子。五叔反战,因为内战是自相残杀,五叔拒降,因为投降丧失人格气节,他选择了“隐”,希望用背脊朝天低面求土赎回自己。这些年,我想来想去,他是个儒家,那年代,国内外一切儒家之徒都没有好下场,他不能幸免。


  五叔一九〇八年四月生于兰陵,一九八四年一月因脑溢血死于南华,享年七十七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营葬,墓地选在云南呈贡郊外的山坡上。据说兰陵王氏是由异地移民而来,许多山东人本来世居云南,因吴三桂反清失败,遭清廷集体发配山东。据说山东老人病故,家属在出殡时祝福亡灵“大道西南,一路平安”。意思是魂归云南故乡。五叔安葬云南,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罢。




下篇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时候,国共内战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时李宗仁主政谋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战期间,桂系人马常说,国民党蓝色,共产党红色,我们桂系是紫色。那时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张和平,全是蒋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为内战的第二号战犯(第一号是蒋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谋和,中共的电台仍然天天广播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要求严惩战犯,没有缓和的迹象。


  本来“战犯”是国际战争才有的罪名,国内战争用不上。那时抗战胜利未久,审判日本战犯的经过深入人心,中共宣传家乘势袭用这个名词,抢占正统上风。中共推出的和平条件“八条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军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可以读到张治中的回忆录,他是国府派出和谈的首席代表,一向亲共,主和最力,连他也在回忆录里说,中共的条件“苛刻”。


  可怜的北方难民,可怜的南方百姓,犹在巴望和平。霹雳一声,四月廿一日夜间,解放军在安徽荻港渡江。他们事先挖了一条运河,准备船只,国军毫无所知,而渡江前一连三个月,气象台向解放军提供天气风向风力预报,中央地质调查所提供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什么“长江无边,燕子也要飞三天”,说时迟那时快,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两天之内,三十万解放军全线强渡成功。


  那时依我们可怜的、有限的常识推想,江防既已不守,两军应在江南决战。可是国军纷纷不战而走,那时报纸使用次数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那时国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线布防,他找不到第一线在哪里。


  后来台湾的历史教授编写教科书,把这一连串撤退写成“不守”。十几岁的少年学生问老师“你们为什么不守,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员怔住了,无法回答。李宗仁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指责当年蒋介石故意放弃东南的半壁江山,使他无法收拾残局,时人有云:蒋介石把门交给李宗仁,自己带走钥匙。今天回顾历史,他那时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阴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军第二舰队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车站望着他父亲的“背影”。二十三日国军放弃南京,流民趁机抢粮店布店。京杭公路上,撤退的军队抢汽车汽油。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位女播音员,长于播报新闻,那天晚上九点钟的广播新闻仍然由她播出,只是换了不同的立场和口吻。


 南京是首都,依传统观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国”。安庆也失守了,军方曾指示溃散官兵都到安庆报到,抓到散兵游勇也送到安庆编训,安庆显然是整军经武的基地,除此之外,无锡、镇江、宜兴(我弟弟妹妹读书的地方啊)、嘉兴、常熟、常州、苏州纷纷告“失”。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后方。解放军已在陆上三面包围上海,我顿觉呼吸迫促,氧气不足。


  在那一片崩溃声中,每天晚上,我在那局促的“蜗居”里和父亲相对,整晚不说一句话,任时间流过,命运逼近。那时我只有“无用的知识”,我坐在父亲面前,想到唐诗“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我也想起《桃花扇》里的名句:“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我偏爱《桃花扇》里那首七言排律:“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江淮泗,难整乾坤左史黄!……”


  我回想“插柳学诗”的时候,疯爷涕泗横流朗诵《哀江南》。疯爷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剧情是史可法投江自尽,疯爷也偏爱。他以大清遗民自命,不用中华民国年号,在这个年号之下,他还可以西轩南圃,喝酒骂人,共产党来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一九八〇年后,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没问出究竟,传说他老人家拒绝渡江南逃,跳进长江去了!


  我常猜谜:那时,父亲心里想些什么呢?上海是父亲的旧游之地,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亲“宦游”上海,那时军阀割据,上海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山东泰安人,他控制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任江苏省督军。他的总部下设八个处,有四个处长是临沂同乡,父亲也投奔孙传芳幕中,担任秘书,在上海办公。我见过他早年的照片仪表称得上英俊,十里洋场的繁华,他是个过来人。他,二十多年以后,重来上海,沦为衣食不周的难民,没有说过一句“想当年”。他几乎没叹过一口气。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八月龙潭之役,孙传芳全军覆没,父亲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说军阀时代的官吏和贪污画等号,父亲的手提箱里却装满了上等的白纸!我曾写过一篇《白纸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亲读过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所谓“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经济,这个学校专门训练那个时代的官僚。抗战发生后,他的同学纷纷在沦陷区出任伪政权的官吏,也就是当了汉奸,那时当汉奸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可是父亲从来没动过心。那时伪政权把国民政府设置的专员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临沂是沂州道,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来做道尹。我记得有一次,这位道尹坐小轿车经过兰陵,事先通知八区区长要和我父亲见面,区长在欢迎道尹的队伍里给父亲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记得那天街巷特别安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队欢迎道尹,父亲却留在家里和我一起读《荀子•劝学篇》。抗战胜利时,我家在经济上已是贫民,论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带着未成年的子女离乡逃亡,困苦颠连,没有钱的人走不远,最后来到上海束手无策,很多老人后悔他当年做过的好事,父亲从未说过一句“悔不该”。


  格言说“小心的人一直后悔”,父亲似乎从未后悔。


  南京失守以后,四月二十四日,失太原,五月初,失西安,五月十四日,失武汉。我说过,父亲一向重视资讯,他有个朋友在复旦大学教书,那人是父亲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唯一的窗子。父亲常去找他谈时局,我到上海以后也跟着同去。这人的态度还算和气,他说你来了、父子团聚就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见。他说,老蒋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战,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战时的斯大林格勒,倘若那样,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坏。上海人本来很害怕,后来一想,汤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蒋把上海交给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强烈反对内战,他说:“也许我的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抗战胜利后,陈诚扬言六个月内消灭共军,复旦大学这位“进步人士”就说,国民党在写神话。上海保战开始,他说: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们也逃不掉。他说,其实又何必逃?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星期后就习惯了。谈到中共的作风,他认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择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换一个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归顺为他出力的人,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一首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那时民心如此,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卫上海期间,上海影剧界拒绝劳军。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公司撤往台湾,电影厂的一切器材都没撤出来,员工“护厂”,工人拒绝搬运。人人闭口无言,连鸽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几乎可以看见流言从家家门窗里流出来,里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吗,“结束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军围城,中共的工作人员在市内深入家庭,教妇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圆形枕头当腰鼓,解放军入城,立即有万人秧歌队出来欢迎。标语画像也早已准备好,闹区和大道贴满。


  商店柜台上的收音机里总是有周璇的歌: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确有知8
  懂得人间的兴亡
  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上海的确守不住了,我们最后一次去复旦大学,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父亲表情彷徨,教授说人到上海,回头是岸。他不断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军看我是个什么材料。那时多少人犹豫不决,很像是叔本华说的那个寓言,一头驴子面前有两堆草,它不知道该吃哪一堆,结果饿死了。


  父亲默然无语。上海不守,我们侥幸脱走,而且越走越远,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如果我们父子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


  五月十二日,共军开始攻打上海,他们手中有上海防卫工事的详图。上海南有黄浦江,北有长江,中间由西到东有苏州河,都是天然防线。军械库在苏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吴淞口,出海方便。解放军从南部进攻,我们到二十二日听见炮声。我完全不知道战况发展,办公室里,每个人都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这天,我看见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闲坐,停止办公,他们也不谈天,办公室异常寂静。我发现这天邮差没来,送报生也没来,由早晨到中午,电话没有响过,气氛诡异。后来知道,这天共军已越过黄浦江,攻打苏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这天下午,同事们一个一个减少。中校分库长没来上班,少校库员上午来过,下午不见了。然后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见某上尉往皮带里插一把手枪,顺手捞起一支气枪,大步出门,他抬头看电线上的小鸟,举起气枪射杀了一只。他怎么还有这份闲情!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多积一点德!人走光了,空空的办公室装满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样离开。军人在“敌前”擅离职守,也许杀头!


  多年后,我知道有一首乐曲叫《告别交响曲》。据说当年某一乐团的团员很想回家过节,可是出钱支持乐团的“老板”要他们演奏,乐团的指挥特别写了这首曲子。我也从电视上看见演奏的场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两个团员放下乐器,退出舞台,最后所有参加演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音乐指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湾军械库办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挥先退,最后剩下的是我。后来知道此时汤恩伯已退到军舰上指挥作战,上海市长陈良已委派工务局长赵祖康代理市长,准备向中共办理移交,只做了七天市长的赵祖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为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写。母亲常说:“我要你安全,不要你伟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伟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没随百草”的时代,我不去找危险,危险会来找我。


  且说那时,军械库办公室门外出现大队国军,一个气宇轩昂的人来到门外,左右随从打开地图,听他东指西画。他转头看见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朝我的符号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赶快离开,如果你还不走,我就永远不让你再走。”看样子他是带着军队来布防,他现在有最高发言权。我能判断苏州河以南的阵地不保,江湾已成前线。


  好吧,战地指挥官教我走,我就走,带着我的父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父亲问我:“往哪里走?有路吗?”我说,“没有路也得走。”父亲连忙用面粉口袋装了一点白米,这是他逃难养成的习惯。他提起米袋,环顾四壁,掉下一滴眼泪,好大一滴泪,只有一滴。我心头震动,原来父亲也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炎凉之憾。


  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结队的军人,路旁多少抛锚的汽车和坦克,东倒西歪。那时故乡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几个年轻人逃到上海做难民,“上校爷爷”把他们一安插在军械库的“监护营”里看守仓库,领饷吃粮,免受饥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们相遇,他们和我一样,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们有人和妻子诀别,告诉妻子说“你等我两年”,意思是两年以后我会回来,如果我不回来,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以为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军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众人走到一处军用码头旁边停住了,我们也停住,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张华滨,位置邻近吴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众人怔怔地望着江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站在这里有什么希望。路已走到尽头,大海苍茫,前景辽阔,天地一望无尽,但是我们寸步难移。“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水是我们的屏障,也是我们的绝路。


  暮色变夜色,炮声震动码头,看见炮弹爆炸的火光。海面电光闪闪,海军军舰发炮射击共军的阵地,掩护国军撤退。码头上堆着无数木箱,没有闲情推测里面是什么物资,只盼望它能挡炮弹的碎片。来时路在我们脚下骚动,好像随时可以竖起来,把我们举高,使我们纷纷滑落回到原点。以后许多年,我每逢看见“上海撤退”四个字,我就回想这天夜晚的情景,这是撤退吗?这是逃亡!上将先逃,以后按官阶高低、职权大小、分成梯次脱逃,上帝遗弃了将军,将军遗弃了下级官兵。


  后来知道,这天夜里,苏州河以南地区完全失守,负责守河的五十一军连夜开会,商讨起义投共。说时快那时慢,就在守军“找关系”向中共输诚的时候,张华滨海面驶来一艘船,起初我以为是幻觉,可是看众人的反应,证明那是事实。船缓缓靠岸,甲板上已经坐满了军人,它分明刚刚离开上海,为什么去而复返?这个伟大的谜、慈悲的谜,至今没人解得开。船离码头还有两三英尺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还是有很多人往上冲,到了这般时分,你就是铜墙铁壁,也要来个鱼死网破。


  轮船赶紧后退,离码头更远一些,守船的军队开枪镇压,子弹从我们头上掠过。人群稍稍安静下来,据说岸上的高级军官和船上的高级军官展开协商。大概协商有了结果,由船舷到码头架上一条长长的木板,好像一座独木桥,我们可以从木板上走过去。可是又有变数,甲板上早已坐满了官兵,他们本来已经脱离战场,又要回来冒这莫名其妙的险,简直火冒三丈。更何况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着他们的腿,踢着他们的头。第二波推挤出现,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后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


  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撒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钩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我们挤上甲板,只能在靠近码头的一边就地插针,以致船身开始倾斜,守船官兵再度开枪驱退码头上的人群,轮船急忙开入江心,驶向大海。天亮以后,我发现父亲是甲板上仅见的老人。我们周围都是愤愤的脸色。我小声探问昨天晚上是谁拉了我一把,居然没人回应,咳,他大概要避免触犯众怒吧,我想结一个生死之交的念头落空。


  许多年后,我看电影《红尘滚滚》,这部戏因三毛编剧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汉奸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引起讨论。这部戏里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场面,一切如我亲身经历。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张华滨码头只有军人,没有平民。国军撤退,一向受难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时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势,没人再跟着一同颠沛流离。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厌尘沙随马足,却思风浪拍船头。”我并不知道船往哪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里,累了!而今而后,但愿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着不动,我再也不打算向外迈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为段落作了一个小结:解放军以农村起家,费时三年九个月夺得全国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后解放军仅仅以半年时间,再占领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计为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这最后半年,解放军进展之速,可以想见。


  国军失去上海,时在抗战胜利、汤恩伯由柳州飞上海接收之后三年零八个月,我经过上海转往沈阳之后两年零十一个月。还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召开,共产主义在中国萌生,二十八年后,中共军队占领了上海。


  此地一为别,正合了后来隐地的诗句: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 都成为
  看不见的背影


本文选自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王鼎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


 欢迎在文末留言区讨论 




【往期精读】


韩星 | 仁者无敌——儒家的战争观简述

林安梧丨“麻木的禅”是社会不合理的压抑扭曲成的假相(含音频)

苏联简史:腐败是怎么一步步地要了苏联的命?

一代大家,为故宫捐献20多辆卡车的文物,逝后却不许留骨灰

一个人像个人样儿地活着,需要多少钱?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陈丹青 | 为什么说我不是读书人

告别受害者心态与“战狼”式爱国

什么是强大?看一个国家富裕后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

纵然是中国的世界首富,也无可奈何不安的晚年

海参崴:160年的割裂

“崛起”成为压倒一切的追求,便是一种世界性的灾难。

刀尔登|阴谋论为什么这么流行?

陈嘉映:眼睛能看到世上万物,唯独看不见眼睛自己

苏联利用东正教做了些什么?

弥赛亚主义:苏联政治传播中的东正教因子及其转化

蒋庆丨良知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希望

王元化:激进思想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一是以“进步”的名义

悲人賦

为何乡绅维护了乡村的稳定?
一定不要错过这段音频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