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 监狱里的写作狂
黄眼睛
黄启龙是位中等个子的中年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上唇和下巴留着不加修饰的稀稀拉拉的胡子，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人们都称他为黄眼镜。他面部表情似乎呆滞，嘴经常半张着，唾沫不时从嘴里掉出来。
黄眼镜是那种犯人们喜欢的人，看去与世无争，不食人间烟火，对劳改队的事似乎置身事外。犯人们为分派工作任务的定额，为争好工具，为饭菜争得面红耳赤时，他都似乎对这些世俗利害毫无兴趣。有的犯人的心靠拢政府，只想减刑，另一些犯人的心跟政府捣蛋，与那些靠拢政府的人为难，而黄眼镜对此却向个清静寡欲的道士，从不卷入。
黄眼镜不是对一切事都清静寡欲，他对写作有种狂热的嗜好，几乎已经成了精神病。他经常装病，拒绝出工劳动。我有次被留下来外调时，我看到了他疯狂写作的味道。
那时犯人们都出工去了，他坐在他的床上，把脸凑近稿纸，奋笔疾书，旁若无人。黄眼镜同组的人告诉我，他每天都要写几页，有时几乎通霄写作，不写作就不舒服。
黄眼镜的小说极受犯人欢迎，喜欢他的小说的犯人，把他的小说抄下来，因此他的一本小说往往有两三个版本在三大队犯人中流传。我看到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关于一个西南联大学生和一位妓女恋爱的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叙述细微感人。这部小说味道很像张恨水鸳鸯蝴蝶派。
我只看到这本小说的前八章，黄眼镜的所有手稿及其抄本就被干部抄走了。他写小说时废寝忘食，好像世界上只有他小说中的那些角色，自然极易被干部发觉。干部没收黄眼镜的手稿后，在犯人大会上批评了他。那天大队杨管教说：“有些家伙在监内继续写黄色小说。”但是黄眼镜没有被批斗，大概是因为他的小说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黄眼镜第一本在劳改队写的小说被干部没收后，使他伤心不止，这激起他极大狂热，希望重新把这本书写出来，他于是又熬夜写作，不到三个月，他把这本书又写了一个版本。这时干部知道他是个“写作狂”，相信他神经不正常，加上他的小说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所以也就睁一支眼闭一支眼，不太管他的写作。
黄眼镜也写电影文学剧本，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与小说味道完全不同，我看过他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小学二年级我就养成了读小说的嗜好，但所看的全是现实主义作品。直到中学我才偶尔读到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因阅世不深，总觉得莎氏作品中的那些微言大义的对话太不现实。
黄眼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多是一些虚构的二次大战前后发生在北欧的故事，味道极像莎氏剧本，充满着微言大义的对话，喜笑怒骂，荒诞不经，看去极不现实。但我在阅历了人间沧桑，看尽了生离死别之后，开始能理解这些看似浪漫、荒诞和朦胧，但却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有时，我会忍不住动手摘下“人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类的句子。
黄眼镜的零用钱全买了纸笔。他的热心的读者帮助他将练习纸装订成漂亮的像本书样的本子。黄眼镜的作品就写在这些本子上，在犯人中流传。
黄眼镜据说是因为发神经时触犯了政治禁忌到劳改队来的。我并不知道他发神经的神情。他看起来十分正常，他可以控制自己绝对不谈政治，他所写的文学作品也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是我终於看到了他的精神病发作的情形。那真是如山洪暴发，来势凶猛，不可阻挡。
那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份，林彪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劳改干部召集了犯人大会，传达了上面关于林彪事件的指示。我们被告知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失败后逃亡苏联时机毁人亡。大会上干部布置，所有犯人停止一天的工作，留在监房内清理所有毛主席语录和著作以及一切文字材料，把有关林彪的内容都销毁掉。
劳改队关着很多因反毛泽东林彪而被判刑的人。这些犯人拿着裁决书，要求干部澄清判词中关于“反对林副统帅”的字句。这些犯人往往被干部大骂一通，“你们的罪恶是反毛主席，反共产党，你休想利用林彪事件为自己翻案！”很多犯人都为林彪垮台暗暗高兴。而黄眼镜却有不同的感想。
一有干部走近，他就大骂这些“毛泽东的走狗”。中饭前，黄眼镜逐渐清醒，恢复正常，并安静下来。
干部让犯人王医生检查黄眼镜的病情。这位王医生是位好心人，他冒着“为反革命辩护”的罪名的危险，一口咬定黄眼镜是精神病发作。“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行动。”他说。干部们平时对黄眼镜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颇无恶感，加上他们自己对林彪事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对黄眼镜这次精神病发作没有作任何处分。
一九七一年前，涉及“反动”政治言论的精神病人一律作反革命处理，即使医生极力证明这类人发表与政治有关的言论时是精神病发作，但当时的公检法革委会总是一口咬定这是反革命分子装疯卖傻。所以这类精神病人总是被判处重刑。
我被宋少文检举批斗后，戴着手铐在号子里“反省”。黄眼镜有天在犯人都出去后，到我的号子里来看我。他一口衡阳腔的长沙话，嘴角流露出难得的笑意。他坐到我床上，一反平常呆滞寡言的样子，表情丰富地与我聊起天来。
“杨曦光，你不晓得我的野心有多大，我心目中的我自己是个像曹雪芹那样在世时穷困潦倒、身后才成大名的人。”黄眼镜第一次向人透露他的“野心”，看来是因为对我的批斗和我手上的铐子使他确信与我交谈的安全。
“你不要看我这副潦倒样子，”他好像怕我不相信，又补充道：“我父辈、祖辈也是清末民国初年的名门望族呢？”
“杨曦光，我看过你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也看到过大街上批判你的父母和家庭的大字报和漫画，你的家庭故事是本小说的好素材，你有空应该动手写点东西。”
听了黄眼镜的话，他那留着山羊胡子、目光呆滞的脸在我看来突然变得聪敏起来。我摇摇手铐，说：“等这该死的玩意儿弄掉了，我是会写些东西的。你看到过《参考消息》上登的有关《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的消息吗。等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代来临时，中国也会有我们的《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而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是像你一样保持着创作欲望。”
黄眼镜用手抹一把他那从嘴角流下的口水，他神情专注时就会流口水，给我讲起他的身世。
“我这个人什么都做过，做过工厂的采购员，做过列车的乘务员，做过各种杂活。我喜欢这些工作，因为使我可以仔细观察社会。但我的真正工作还是写作，一九五九年我出版过一本驻厂生活的小说，一九六五年我写完了一部描写良家妇女堕为娼妓故事的小说，交给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文革’一开始，我的书不但不能出版，我也成了‘小邓拓’和‘文艺黑线人物’。
“人家说我，作品就是命，命就是水，这话一点也不假。听到出版计划被取消的消息，真像听到晴天霹雳。我没日没夜地思考这突发的政治事件，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马上被送进了公安局。后来造反派得势时，造反派为所有文革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我也被平了反。我从看守所一出来就参加了造反派，造反派失势时，我又被逮捕，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起我初中的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同学，这种精神分裂症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就相当普遍。我表哥告诉我一些军队里一九六四年贯彻阶级路线时，一位出身中农的士兵得了精神分裂症，枪杀了他的排长的故事。工厂里也有过类似的事情。
我初三时的一个同学叫谌守达，他的家庭是小资产阶级。他成绩很好，对升入高中上大学抱着很高期望。一九六四年高中、大学招生强调阶级出身好，他发觉自己没有希望上大学，精神压力极大。有天早晨他的鼻子突然肿大，说话开始颠三倒四，后来他被送到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年后才完全康复。
“文化革命中，他又因为出身不好被保守派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那时造反派出现了，他也有了勇气反抗，他带着血衣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告状，接待站的人给他批了个条子，支持他批判血统论，并责成地方政府赔偿他受迫害的损失。”
黄眼镜若有所思。我又补充道： “一九六四年以来中国因政治原因引起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一定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后的水肿病一样普遍。”
他的话使我记起我的邻组的老孙头，老孙头过去是京剧团唱黑头的演员，“文革”前属于高级艺人，每月两百元的薪水，他讲一口北京话，圆圆的脸，高高的额头，一脸福相。傍晚饭后，他常应大家的要求，唱几曲林冲，或武松的片段。
“你晓得我们邻组的老孙头吗？”我问黄眼镜。“嗯”。
“有次卢国安好奇地问他：‘你好端端几百元薪水的日子不安心过，哪根肠子快活要到劳改队来寻开心呀？’老孙头拉着京剧道白的腔道：‘说来话长！我们早就没有舒服日子过了，文化革命后期下放到农村，工资减了事小，戏也不准唱了，每天背着锄头修理地球。’卢国安打断他‘那也比坐牢好呀。’老孙头回答‘我恨不过呀，张口就骂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来。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始，军宣队的负责人把我找去问我怎么攻击毛主席的，我也是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告诉他，如果我碰到了毛主席，我要这样——他边说边咬着牙，伸着双手勾着手指头，像要抓什么东西一样……’当时我、卢国安和另一个在场的犯人都忍不住笑起来。”
黄眼镜也笑起来。
我的被批斗，使我和黄眼镜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劳改犯人最喜欢的季节是农闲时的雨雪天。冬天农闲季节如果下雨下雪，则农场没有活可干。冬闲时农场干部总是命令犯人修堤坝，这种工作遇下雨，因泥土稀烂无法进行。每逢这种时候，犯人们就可以捞到休息。南方春节前后是雨季，在这段时间，犯人有时可以一连在监房内休息三四天。
这种休息天，除了半天政治学习外，犯人们无所事事，很多人在补衣服，打扑克，下象棋，看书。还有两项最受欢迎的活动，那就是听讲书和写自传。
有两类读书人，一种是不识字但过去在茶馆听过很多书的人。他们讲的多半是《封神榜》《西游记》《三侠五义》《火烧红莲寺》等等。另一种是一些墨水喝得多的人讲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小说。黄眼镜是后一种说书人。他喜欢讲张恨水的小说，讲《茶花女》《笑面人》《九三年》等等。
有天黄眼镜在基建组讲《茶花女》，他坐在通铺下层中间靠墙的地方，五六个犯人有的靠墙坐着，有的平躺在床上听他讲书。我还是一九六二年刚上中学时看过《茶花女》的话剧，但从未看过原作。那个话剧上演不久，《人民日报》就登出文章批判那个话剧，说是资产阶级毒草，宣扬“爱情至上”。
我那天兴致勃勃地坐在黄眼镜旁边，听他的《茶花女》版本：
“在中世纪的法国，有位外省贵族的儿子在巴黎读书，他每年都要代表父亲出席国王举办的一个大型宴会。有次宴会上，一位大贵族将当时巴黎有名的高级妓女茶花女带来了，很多人给茶花女送去盛开的茶花。这位公子马上跑出去买来茶花献给茶花女。他们就此结识了。”
黄眼镜讲书时胡子一颤一颤的，不时取下眼镜来擦一擦。他的故事与我从话剧中看到的很不一样，想必是他加上了自己的创造。但我喜欢黄眼镜的《茶花女》更甚于我看到的那个话剧。
“这位贵族公子与茶花女坠入情海后，同居了一段时间，两人如胶似漆，对天发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由于沉溺于爱情，这位贵公子的学业荒废了，他父亲从外省赶到巴黎茶花女的豪华住宅，要求见自己的儿子，被茶花女拒绝。这位老贵族多次约见茶花女，不见不走，终于用他爱子之心感动了茶花女。茶花女答应帮助他逼迫儿子会学校发愤读书了。
茶花女断绝了与贵族公子的关系，为了迫使这公子下决心集中心思念书，她正式宣布接受一个追求她多年的大贵族的求婚，将与她公开举行婚礼。那位贵公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欲绝，于是带着一支手枪去参加婚礼。他在婚礼高潮时开枪打死了新郎后，又朝自己开了一枪。
茶花女看到自己的爱人倒在血泊之中后，马上匆匆回到家里，决定履行她与贵公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誓言，服毒药自杀并留下绝命书，说明自己一直深爱着贵公子，与大贵族结婚是为了迫公子专心读书，不料公子自杀身亡，所以她也自杀以实现但愿同死的誓约。
谁知公子只是受了重伤，并没死去，他被送到乡下父亲家去养伤，几年后回到巴黎，知道了茶花女的绝命书，于是找到茶花女的坟墓，写下请人将其与茶花女葬在一起的遗书，然后开枪自杀，死在茶花女的墓前。”
受黄眼镜的作品的启发，也因为《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的政治影响，使我觉得文学是在中国搞政治的一个手段。
一九七四年，我开始写一个名叫《同时代人》的电影文学剧本。黄眼镜很喜欢这个剧本。我们俩交流作品，渐渐成了莫逆之交。我是黄眼镜小说的忠实读者。我看到的他的最后一本小说有点像后来的伤痕文学。他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都是浪漫主义的。这本小说又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写的是两位出身不同的青年的恋爱悲剧。
男主人公五十年代中期是湖南省军区的青年军官，他结识了一位高中女学生，与她陷入了情网。这位叫王军的军官出身于革命干部的家庭，正受到上级的器重，前程无量。他的顶头上司知道王军与地方女学生恋爱的事后，通过当地党组织调出这位叫玉珍的女孩子的档案来看，发觉她父亲是位仍在劳改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马上制止王军与玉珍接触，并替王军找了一位共产党女朋友。
王军在上级软硬兼施的压力下与这位女共产党员结了婚。玉珍因成分不好，考不上大学，失业在家，只好嫁了一位他不喜欢的街道干部。为的是使后代有个好成分，不至于像她一样永无出头之日。
一九五九年，王军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爪牙，受到政治处分并被复员回山东老家。他倒霉后，他的党员妻子马上与他离婚，他带着他的儿子即将离开长沙。在长沙街头上，他碰巧碰到了他昔日的女友。他们互相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后，无限伤感。
当晚，玉珍希望王军把他的儿子留在她家住一夜。第二天，玉珍送王军父子上火车，上车前，她将一件通宵织成的毛背心送给王军。火车开动后，王军让儿子说声“阿姨再见”，儿子坚决不说。等车开动后，父亲问儿子为何如此固执，儿子说“她不让我叫她阿姨”。“那叫什么？”王军大惑吃惊。“她让我叫她妈妈”。
儿子说着拿出一个信封，说是“她让我开车后交给你”。信封里装着一迭现金和一迭粮票。当时正是大饥荒来临的时刻，这些钱粮对一个被解职还乡的人来说真是雪里送碳。王军手里拿着这些钱粮，望着远去女友的身影不禁潜然泪下。
他问儿子：“你叫了妈妈吗？”
“叫了。”
“她说什么了？”
“她抱着我哭了，说我是个好孩子，然后把我亲了又亲。”
王军看着儿子酷像自己的脸庞，忍不住抱着他，在他那印满玉珍亲吻的脸上亲吻起来。
这本小说感情写得十分细腻，情调极其伤感、灰暗。我那时还从未看过一九四九年后出版的色彩如此灰暗的小说。看完我已是满脸是泪了。
黄启龙应该是一九八三年满刑。但毛泽东死后，他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被释放回家。那时卢国安在长沙到我家来聊天时告诉我的。他说黄眼镜的改判书上说他的确有罪，但量刑过重，所以提前释放。后来我又听人说黄启龙一直在要求当局为他平反，恢复他原来的职位，但一直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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