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博成 | 微观史与现代中国的地方社会：短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五期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的新书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文版译为《袍哥：1940年代的川西乡村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所组织的书评之一，即将刊发于《圆桌》2019年秋冬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本文作者潘博成，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本期活动得到Global China Research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本期上一篇书评请见：
乐桓宇 | 奇情、方法与中国微观史：评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其余书评及作者回应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微观史与现代中国的地方社会

短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潘博成

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的新著《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延续了他长期以来对成都社会文化的研究旨趣，亦是他史学理论的具体实践成果。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微观史写作计划：如何将《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不过数页的“袍哥”扩展为一部专书，又如何以一份不过两万余字的本科生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全书核心史料。单凭这两点，便足以使读者对该著产生强烈期待。以下首先评述该著的主要内容与学术贡献，再提出两点初步思考与作者探讨。

要言之，该著由袍哥及其与川西平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复关系探问“现代中国的地方控制与社会模式”（英文版，页2）。全书以袍哥雷明远“杀死亲生女”这个在当地耸动一时的事件为开端，进而勾描出川西平原的地理、经济和人口等环境（第二章），以及袍哥势力在川西的形成历史（第三章）。作者明确指出，袍哥可能是当地最强大的社会组织，既是“地方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却也常是“破坏地方秩序的一种消极力量”（页56，以下为中文版页码）。应当说，这恰当地揭示出袍哥在川西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他们如同蛛网上的蜘蛛（页143），作为地方控制以及协调当地不同权力的枢纽和中介。

整个故事的主角在第四、五章陆续登场。沈宝媛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大学生，雷明远则是当地袍哥组织的副首领和雷家主人，也是一个佃户。雷明远在当地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多重身份的展现，使我们跳脱出秘密社会的单一视角，而转由雷明远与其所在社会之关系的微观视角看待袍哥群体。在随后的第六到九章，作者借由隐秘语言、仪式和规范等议题，讨论了袍哥组织如何在内部与外部构建起权威性，又如何强有力地介入地方秩序的运作。作者以沈宝媛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主线，结合广泛的地方性史料，成功描画出袍哥如何在不同群体内控制、主持或协调地方秩序。由此反映出非官方力量在基层社会对官方司法权的“分化”现象（页123）。当然，恰如本书中文版副标题的关键词之一——“暴力”，如果作者能够更多地回顾“暴力”如何使雷明远奠定袍哥地位，读者将可以更系统地理解袍哥进入地方社会的过程（相关过程在沈宝媛调查报告曾有记述，页326-327）。

雷明远一方面在地方社会影响巨大，同时也受制于家庭关系、社会身份和经济关系等地方社会因素（第十至十二章）。尤其地，雷明远在袍哥社团中的地位与声望，高度仰赖于经济实力。当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时，其在袍哥中的地位也随之陷入窘境。最有意思的是，雷明远不能以暴力胁迫地主。这一微观个案展示了地方社会内部，不同权力主体间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协调与平衡。

至此，雷明远的故事暂告段落。可能有读者认为，本书以一份两万余字的本科生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核心史料，是否稍显单薄？但在作者的巧妙构思下，读者得以进一步探寻与考证雷明远的书写者沈宝媛的故事（第十三至十六章）。在以下数章，作者缜密地考据沈宝媛的知识结构、知识习得脉络以及调查报告的撰写背景，进而又推断出雷明远的具体活动区域。这些考证工作重建了史料的生产脉络，使之不再仅仅是一份提供了“史实”的材料。

全书最后部分转入了方法论与史学理论层次的探讨（第十七、十八章）。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作者结合现代中国（也包括了1949年以后的史料状况）具体情境，逐一讨论了档案、小说和“文史资料”等史料类别的生产过程与特性。在分析方法层面，正如贯穿全书的思路，作者关注的是不同史料背后的叙事逻辑与视角，尝试寻求其间的“共性”（页250）。方法论层面讨论对现代中国微观史书写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中国缺少如欧洲宗教裁判所的系统史料（序言页5）。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以何种史料及讨论思路书写现代中国脉络下的微观史？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中以刘大鹏日记微观地呈现了其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身份下的个人史。笔者以为，相较于这部偏向“个人的微观史”著述，王笛教授更多地由“社会的微观史”展开讨论。这正是得益于对时人学术成果、档案、小说和“文史资料”等历史材料的广泛征引与深入探讨。研究者借鉴着类似研究思路，或能书写更多的现代中国微观史著述。

《袍哥》固然具有种种学术贡献，想必也将成为现代中国微观史的里程碑作品，不过我们仍有两个问题盼与作者讨论。本书以充分史料论证了袍哥在川西乡村的巨大影响力。在其巅峰时期，很可能有多达七成成年男子是袍哥成员（页35-36）。但有趣的是，袍哥的早期历史使其社团文化具有相当隐秘色彩。如果以“文化研究”的理论看，这可能是一种社会中的“亚文化”或“次文化”。但我们可否进一步考虑，袍哥组织既然覆盖了相当宽泛的乡村成年男性，那么它的“精神世界”或社团仪式是否仍旧是一种带有神秘感的“亚文化”，抑或很可能早已是川西乡村社会中的“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倒不是要寻求一种明确界定，而是希望由此探问，袍哥文化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如何，乡村民众对此有无挪用、改变或再度诠释等文化实践环节。它或许能够从（新）文化史维度，进一步论证袍哥在川西乡村对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杀死亲生女”（第一章）和茶馆“讲理”（第八章）的情景，故事里的袍哥组织显然是控制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并且街坊邻里也可以以之作为“民事法庭”（页124）。但如果回到故事的结尾，由于雷明远可能再纳小妾，而引发了雷大娘的激烈反对。细读之下，我们或许会感到些许讶异。雷大娘在寻求熟人帮忙之外，也开始准备到法院打官司（页182-184，沈宝媛对此事件的记录见页345-346）。由此或可探问，为何雷大娘会有到法院打官司的考虑？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容易了解雷大娘的真实想法。但如果作者能够提供一些同时期类似的纠纷案例，读者应该可以更立体化地理解川西乡村社会运作的逻辑，看到袍哥等非官方力量某些可能的“限度”。以袍哥为代表的非官方权力当然有在官方权力“真空”之时趁虚而入的过程，但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或在一些社会领域而言，非官方权力是否并未取代官方权力，后者仍旧等同于地方统治权威？

当然，正如书评开篇所言，《袍哥》的书写颇具挑战性，更何况作者另一部时间跨度更大且材料更甚丰富的三卷本《袍哥》已在写作，或许我们的好奇将在那里得到更多满足。

“Talk to the Author” 下期书评征集：

第十六期“Talk to the Author“活动将阅读和讨论复旦大学日语系王升远老师的新著《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三联书店，2017年12月），现征集书评人，具体信息请见：

“Talk to the Author” 往期回顾：

王雨 | 如何走下去：Pluralist Universalism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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