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马长山：我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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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上海市法学会授权，由“法理杂志”根据采访视频转录整理并校对。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先后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一百二十余篇，代表著作有《法治的社会维度与现代性视界》《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法治发展、法社会学、未来法治等。

在积极服务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大局、推动人类科技向善发展的研究志趣导引下，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马长山老师日前接受了上海市法学会的深度专访。在该次访谈中，马长山老师就智慧司法研究领域的几个前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譬如，应当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应当如何克服代码编写中的价值偏好？应当如何调适法学教育以因应司法审判领域的人机协作新动向？等等。马长山老师对人工智能法学、未来法治发展的灼见中，浸润着他的为学之法、治学之道，更是他于之经心耕耘的美好结晶。那么，是何种契机促使马长山老师与智能互联网等新型技术体式结缘？又是怎样的体历成就了马长山老师于人工智能法学领域深研的动议？其中看似“无心插柳”的生命经验又会如何启示后学晚辈的自我修养、品质淬炼？这些问题或许均可在该篇推文中找到答案——

Q1：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我们体会更深的是对司法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将来一定会快速地进入司法，简单的比如证据的审查，一些诉讼文书的自动生成，一些笔录，或者包括庭审的一些程序、材料递交等。因为这是简单的脑力劳动，完全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方式来替代，而复杂的劳动还是由人来继续完成。

我们以前也在追求司法效率，追求司法公开，追求司法公正，但是始终突破不了人的局限、制度上的瓶颈、物质上的制约，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融合，使我们可以做得到更多的事情，比如说数据多跑路，人少跑路，甚至零跑路。原来你要开庭你得买车票，尤其路途很远的，北京、上海、广州的，你得抽时间，你得到法院去，现在都不需要了，我打开摄像头就可以开庭。所以这样的问题都是人工智能给司法带来的重大变迁，提升了司法的效率，促进的司法的客观性，让司法更加阳光。

所以我对司法人工智能应用有着非常好的评价，当然实现法律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相互转化是不能离开人的，它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人依然是主导作用，不能替代人，我们也要高度关注它的风险和问题。

Q2：您认为应如何克服代码编写中的价值偏好？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放到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分析它，要想让人克服自己的价值偏好我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如果能克服的话，它就没有偏好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多的依靠的是人之外的因素，也就是我们在设计算法时，要进行开放性的设计。

比如我们设计司法一个模型，刑事案件一个模型、民事案件一个模型、一类案件一个模型，你在设计算法的时候，不仅仅要吸收法院的司法人员、技术人员的意见，还要吸收律师、立法人员或者社会公众的意见，让这些人能了解AI技术，让了解法律的人参与的更多，他们就更会提供一些不同意见。

如果这个算法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审计机制？建立这样的审计机制来对这种算法偏好进行纠偏，也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保持开放性、民主性，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挽救机制、纠错机制，通过算法审计的方式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这样我觉得才能把算法裁判可能有的偏好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把它完全克服我认为不太可能，但控制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Q3：司法审判领域的人机协作背景下，法学教育应如何更新调整？

过去我们的法律都是物理空间的法律，因为我们调整的对象都是物理空间的人、财、物、社会关系，现在我们出现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双重空间，我们人、财、物，除了自然的物理状态或者自然的生物状态之外，又出现了数字状态，这就使得我们原来的法律关系没有办法涵盖，法律需要新的规范。

作为人才的培养需要新的知识，从本科、研究生到博士，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复合型人才，比如清华大学已经设立一个专业叫计算法学。这样的学生培养可能需要接受相当多的计算机知识的培养和教育，或者说联合培养，也可以是计算机的本科生去读法学的研究生的机制。

除了这样一个培养机制以外，对教师也有很高的要求。要求教学的老师也应该有跨学科的知识，不要求教师能设计算法，但教师至少要懂得算法的原理，至少能发现其中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个要求，除了老师、学生，在教学方式上应该开门办学，包括和司法界、实业界，比如阿里、腾讯、京东，还有各种人工智能的开发公司，尝试和他们联合进行教学活动，比如说设置教学实验基地，或者把实业届的人请来给学生做讲座，形成这样的互动。不能再继续照本宣科，拿着法条讲法条，这种方式已经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人才培养。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学生、老师和就业方式上全面推进改革。

Q4：您是如何与法学结缘的？

报考大学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作家，这大概是好多年轻人的梦想。我阅读了很多的小说，也很痴迷，但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需要体验生活。怎么体验生活？我学法律，是因为法律处理的每一个案件都是生活真实的体现，特别受巴黎圣母院那样的文学的影响，我想将来我可能学了这么多的法律，处理这么多的案件，我就会写小说，变成一个作家。

学法律大概学了不到一年，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没有成为作家的才华，于是我决定好好学习法律。我是抱着一个非法学的目的误打误撞学了法学，学了法学之后，我也感觉很高兴。因为原来我想成为作家的时候就想拿起笔抒写社会的行为，鞭挞社会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从事法律工作，我直接就在从事着主张正义、伸张正义这样的工作。法律就是正义，维护社会正义，维持社会秩序，主张权利。我觉得法律虽然没有文学那么浪漫，但是它更直接，学习法律的人的工作和价值追求是合一的，这就像医生，医生也是这样的，他的工作和价值追求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在西方的宗教里面有三种穿长袍的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不需要经受审判，直接升天为天使，一种是穿红袍的红衣大主教，因为他是拯救灵魂的；一种是穿白袍的医生，因为他是救死扶伤的；还有一种就是穿黑袍的法律人，因为他主持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人的灵魂都是高尚的、圣洁的，所以我为我的法律职业感到自豪。

Q5：从法治理论研究到人工智能研究，是什么促使您在新的领域不断探索？

走向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是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大概是四、五年前，我看到好多学者讨论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几年前博士后开了一个纪念大会，我又是年龄比较大的博士后，所以我被要求在大会上做一个报告。当时我就想别让我讲，我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让更年轻的去讲。后来所领导说你要讲，你是我们选定的。

我想面对那么的老师、同门，还有那么多年轻优秀的学者，我上去把我以前研究的东西再重复一遍是没有意义的，我总想说点新东西，哪怕我不成熟，但是我讲的是新的东西。所以我开始去搜集资料，去看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方面的内容，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搜集了很多资料，慢慢研读，形成了自己的一点想法，然后我就在大会上做了报告。

因为准备一个多月了，但只给了我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其实很快就可以讲完，去个开头，去个结尾，加上几句感谢，中间也讲不了多少。我讲完之后很轻松，我觉得终于把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下来之后所领导就把我喊过来了，说长山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我说什么事，他说你这个想法挺好，你能不能把它写一成篇文章？我说我能行吗？领导说：“你写，你要写，就算我跟你约稿，那可是我们权威期刊。”我想对方有着这么高的期待，我要好好写，所以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写这篇文章。

写完之后我心里也没有底气，我跟领导说：“稿写完了，给你看看？”他说：“我不看，我约稿要按正常程序，你按正常程序投，走到哪儿算到哪儿。我向你约稿是看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但你写到什么程度要按程序走。”

也就是说一审不过审就完蛋了，我投到系统里边去一审、二审、三审，中间大概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改了不下七、八遍，最后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

到现在看，发表后获得的反响还算可以，那之后让我有了信心，我觉得原来我这个年龄也可以研究点新的问题，后来我买更多的书，更多的做研究，更多的向年轻人学习。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有好多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不少都是我当时引进来的。因为我们的团队需要新鲜的血液，需要研究新鲜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给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我不懂可以向他们问，向他们学，跟他们交流。

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所以渐渐我就走向这条路。现在我觉得我也在学习当中，我也很感兴趣，我会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

Q6：您从事法学教育多年，有什么心得分享？

我最开始走上讲台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第一次上课，学校还很重视我，我做了五年机关干部，回到学校，让我给大四的本科生讲课，我的压力非常大。

我第一次上课非常紧张，端一杯水，那时候我跟学生年龄是差不多的，下边学生都在望着我，学生想看你这么年轻的老师会讲什么。我端起水在那儿喝，不停地喝，学生就说这个老师怎么不讲课，一直在那儿喝水。我喝了五分钟才开始讲，讲了几分钟之后，渐渐地缓和了好多，刚开始就是这样的。

后来有些时候，我也想每一次课自己做到充分的准备，会让自己能够更有信心。做老师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台上一分钟，台下那是一身功，你得有一桶才能倒出一碗，所以我们做老师是个很踏实的工作，我在这方面体会很深。

Q7：您最注重学生哪方面的品质？

我的学生应该说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优中选优，我看中的有这几条。

第一个是人品，人品好他才能把他的才华发挥到光明的地方，如果人品不行，人容易走弯路，所以我对学生的选择第一位考虑的是人品。

第二个是学品，我们是走学术道路的，走学术道路要求我们年轻的老师要勤奋，要向上，要研究新鲜的事物进行知识的创造。我不支持重复性的研究，也不支持对西方法学解读性的研究，因为解读思想就相当于你总在台下看戏，总说这个演得好，那个演得好，但你从来不上台演戏，你永远不会演。你可以用他的技术武装自己，去演一台比他演得还好的戏。所以我认为对年轻人来讲应该创新。

第三个是要有好的方法，要厚积薄发，不能投机取巧，不能走歪门邪道，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走捷径是离目标最远的方式。很多年轻人可能有时候走捷径，投机取巧，但这会留下问题。我们真正走这条路要踏踏实实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一颗种子都是自己种下形成的果实，这样心里是踏实的。

Q8：您作为前辈有什么话送给学生和青年学者？

要不我们不走学术这条路，如果走学术这条路，就尽量要把学术人生变成一种生活，而不是一种生存。生存是什么？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你走学术这条路，不是一个好的谋生方式，但你要把它作为一种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态度、生活追求，这个时候你会把你的价值理想注入到你的教学科研工作当中，你会带着激情去写文章，你会带着理想去传播给学生你的思想，去培养人才，我们活得很有价值，我们是有理想的存在，是一种生活，而不是生存。

新兴技术到来，使得我们的法律体系面临着数字时代的挑战和改造，像这种巨大的时代任务，不是靠一个人两个人，甚至不是靠一代人两代人能来完成的，有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投入到这个时代里，回应这个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去解决现下的法律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提炼出法学的命题，就能生成法律理论，变成法律制度，使得我们工商业时代的法律向数字时代的法律进行转型。所以这就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这是其一。

其二，我也希望年轻人更多地实现团队合作。我们学术界有一种情况，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就是独自打保龄球，因为学术是个很自由的创作活动，但你自由的创作活动其实包含了共同的交流和评价。我希望年轻人能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多交流、多互动、多探讨，共同来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

其三，我们年轻人能够有耐心。不是说我现在年龄大了，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我也年轻过，我那个时候是非常苦的。还是那句话，年轻人最开始不要太着急，不要为了评职称，为了你的考核合格就不求甚解，不停地发文章。你确实很快的达到了你的目标，但其实耽误了你很好地厚积薄发和科研创造的黄金时期，走捷径是离目标最远的方式。

我能理解年轻人面临的那种压力，但我的意思是走捷径的部分不要多，不能成为主体，你还要立足长远，厚积薄发，那你才方为大雅。站得高看得远，不是看着现在而是面向未来，我认为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四个建议，是我们年轻的老师，尤其是做人工智能研究的老师，要多学科的交流，不仅要学法学，还要学计算机，学大数据，至少通识的东西我们要学。同时我们要广泛跟司法界、实业界，像阿里、腾讯、京东、抖音这些相关的业务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包括会议的交流、研究合作上的交流等更多的交流。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拿到第一手的、鲜活的资料，能第一时间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去应对它，形成自己的法律的领域、法律的挑战、法律的问题，进行学术的创造，我认为这样才担得起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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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王婧 刘欣 陈舒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