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与发表｜吴子林：论文写作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气”

吴子林法理杂志 2024-01-11

来源

《福建论坛》2020年第9期

摘要

学术研究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童庆炳提出，论文写作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气”。为此，写作者首先必须博览群书、铢积寸累、秉心养术以激发生命的活力；其次，读书是生命的“对证”，与生活实践互动互构，由此形成问题意识，并将学术研究“三原则”落实于具体的研究实践；再次，发挥汉字精神，赓续五四乃至古代传统文脉，并与西方述学传统相互融贯，创造独具风格的述学文体，抵达“行文简浅显”的学境。

学者的思想明灭于著述之中。古人云，文因道生，道因文明。行文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学术研究是一项个性化的事业，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怎样写出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章，治学者不能不深加思虑。20多年前，在《文心雕龙》的研讨课上，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童庆炳先生言简意赅地说：“论文写作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气’！此后，童庆炳先生在不同场合又反复提及。根据我的体会与理解，这里的“气”既指文章之思想意义捃拾古今、力究本来、自成境界的魄力，又指文章之语言形式随物赋形、兴发感动、不拘一格的笔力。没有“气”的论文，形同钱锺书先生所批评的汉赋 ——“板重闷塞，堪作睡媒”。述学文体不仅关涉学术书写形式，而且关涉学术思想的戛戛独造。那么，我们应从哪些方面下功夫，才能写出有“气”的论文呢？童庆炳先生对此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它们散见于随笔、散文、论文和讲演之中，本文试整合疏解以观并阐发之。

一、“累积，不停地累积”

学术论文要呈现论者对于事物的结构性理解，提出富有解释力、说明力或指导力的新观点或新思想，其写作必须经历一个铢积寸累、秉心养术的准备过程。用刘勰的话说，应“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词”。（《文心雕龙·神思》）刘勰的意思是：学识修养醇厚，方能文思滔滔；经验阅历丰富，方能笔力纵横。与：

先谈读书的问题。近代学者钱基博先生区分了“看书”“读书”“看书”务博，览之于目；“读书”务精，不仅览之于目，还得之于心，且讽之于口。譬之兵家战争，“看书”是开疆拓土，“读书”则是得地能守；“治国文之道，两言尽之，曰积理，曰养气。积理富则言有物，养气盛则辞毕达。读，养气之事，而看则积理之事也。”在与意大利学者、作家翁贝托·艾柯对话时，法国电影界的泰斗卡里埃尔认为：“书中自有教义，书不仅是容器，储藏所，更是伟大的‘拐角’，从这个拐角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乃至决定一切。书是起点和终点。书是世界的戏剧，乃至世界的终末。”童庆炳先生说：“书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世界上有的，书里都有。世界上没有的，书里也有。书是人的灵魂的微笑，书是人的心智的坦露，书是人的生命的颤抖，书是人热血的涌动。书就是大海，就是高山，就是草原，就是沙漠，书是另一个大自然。书是人与自然社会心灵的交涉。书是无穷的力量。”童庆炳先生称图书馆为自己的“学术保姆”，因为，“它是一个知识的海洋，是永远挖掘不完的宝藏，是一个思想的圣地，是无穷的精神财富，是力量的源泉，是无数的召唤结构，是打开人生和世界的钥匙……”（第 108页）在《人生七十感言》里，童庆炳用那饱含诗情的笔触写道：“感激你们……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刘勰、李白、杜甫、苏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席勒、马克思、恩格斯、普希金、别林斯基、卡西尔，等等；你们留下的书本犹如知识的宝藏，让我挖掘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疲倦……如果我是倒影，那么你们就是湖水和树林；如果我是树林，那么你们就是湖水和倒影；如果我是湖水，那么你们就是日夜陪伴我并使我美丽的元素。”（第 306页）正如清代藏书家张金吾所言：“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

必须指出的是，浩如烟海的书不是拿来读的，而是拿来用的——用以觉解心中之困惑。在一次讲演里，童庆炳先生谈到，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概括了四种读书方法：其一是“计时沙漏式”读书法，这头进来，那头出去，读之前后自己没有如何改变；其二是“海绵式”读书法，什么都读，什么都吸收，挤出来的还是那些东西；其三是“滤浆式”读书法，有营养的豆浆都流走了，留下的是豆渣；其四是“选矿式”读书法，抛弃矿渣，选取宝石。读书是汲取书中的精华，不断化入自己血肉，生成自我思想、精神的脉络。当然，只有第四种方法才是可取的。童庆炳先生所推崇的就是第四种“选矿式”读书法。（第 149页）童庆炳先生说：“读书，只要我们确定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天天去读，天长日久，就一定会使你对于你所读的专业书，熟悉到如数家珍的地步，那么就一定有自己的体会，你把自己的体会理论化，那么学问也就会源源不断地做出来”；“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学问家，都承认这样一个道理：累积，不停地累积，这是一种巨大的可怕的力量。”（第 157页）读书勤做笔记，便是蕴藏、蓄积这股力量，这是论文写作前重要的预备工作。为此，童庆炳先生花费毕生心力做了数量极其可观的读书卡片与笔记（这笔精神遗产尚有待整理）。

勤做读书笔记，一可专其心志，不致过目即忘；二可摘录精华，备日后查阅检视；三可发抒己见，积理养气。读书广，腹笥厚，摘记富，他日论文便能以平时摘录修饰之，融会贯通，施诸实用，便尔蔚成巨著，出其所见以诏后人。曾国藩有言：“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他的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真正的天才必然是“兔子”材质与“乌龟”工夫的结合，而最终成为某行业一流的人物。钱锺书先生被誉为“文化昆仑”，其去世后留下了颇为可观的手稿，其时间跨度是 1910—1998年。经杨绛先生整理，这些手稿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外文笔记 178册，3万 4千多页；二是中文笔记，其篇幅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三是“日札”——读书心得，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共 23册，2千多页，分 802则。钱锺书先生手稿后来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影印出版，计有《容安馆札记》3册、中文笔记 20册、外文笔记 47册；它们以原貌公之于众，如杨绛先生所言，可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钱锺书先生的这些读书笔记是一个“活物”，它们斟酌古今、融会诸学、兴味充沛、启人心扉；其中，作为一种“断片”式写作，钱锺书先生的“日札”是灵光乍现的及时捕捉，形同传统评点的现代“转世”，其“心蕴优雅，瞬绽光华”，充分体现了汉语的流动性、生成性和思辨性。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便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这种由“碎金”状态的读书笔记“集成”的皇皇巨著，其价值可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媲美。林语堂先生称《日知录》为笔记、随感一类的文章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不是由于其中的逻辑论证，而是由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而这种正确性只能由后世来表示赞同或反对”；其中，“即使是两三行的观点，也往往是几年潜心研究之所得，是再科学不过的东西……3个世纪以来，还是没有任何作者能对他的论点提出疑义”。这些评语移之《管锥编》，亦为确论。

那么，读书做学问的兴趣源于何处呢？

在童庆炳先生看来，有四种境界：第一境，看出门道所引起的兴趣；第二境，欲罢不能所引起的兴趣；第三境，获得成果所引起的兴趣；第四境，释放生命活力所感受到的幸福。童庆炳先生所赞赏的是第四种境界：“做出学问来，就会激发生命的活力。在做学问中生命的器官不但没有生锈，而是越来越敏锐。不但有学问的欲望，还引起人的感性与理性的一切力量的活跃。这样，人也就能期待生生不息，与天地相参，与万物合一……春意盎然的温暖的人生是每一个人的期待。”这种生命状态，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用朱光潜的话说，是“人生的艺术化”。（第149页）因此，童庆炳先生说：“我一直很推崇一句话，叫‘有待乎内，无待乎外’。‘有待乎内’，就是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内心有所体会，有所收获，这是一种内在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无待乎外’，就是做学术研究要能够正确面对外界一切，坦然面对风雨，淡然面对名利，不要等待外界给你什么。其实，外界给你什么，不给你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很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心的收获。朱自清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说是‘有待乎内，无待乎外’。”

显然，“有待乎内，无待乎外”，这是治学的一种态度和境界。童庆炳先生说得好：“读书一定要读出心得来，有了内在的心得，就有了见解；有了见解，就有创新，也就不会人云亦云。不要去等待外在的名与禄。……要是觉得做学问只是为了谋生，只是手段，只是为功名利禄，那么这学问迟早是做不下去的。”（第 149页）因为，治学态度是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学术伦理的问题。“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不出任何刚劲伟大的作品，写得多不代表写得好。只写良知与实在召唤自己去写的文字，这是研究者作为求真者寻求表达的方式。体会学术的庄严和高远，体会学术和人格的相合与砥砺，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贯穿到心灵之中，从中可以看出灵魂的指向，这样的学术研究就是有血有肉的，就是有灵魂的。”

毋庸讳言，不少学人缺乏童庆炳先生说的“生命状态”，根本无法做到“有待乎内，无待乎外”，而大都废书不观、投机取巧。钱穆先生曾对此学风痛加针砭：“梁任公尝云：‘初学勤发表，可助读书。’今人都信此说，乃竞务于找题目，因为有了题目即可写文章。实则在读书方面的工夫是荒了。因此在学问上没有入门，而遽求发表，而且多多益善。直到今天，能发表文章的是不少了，但是真能传授后进的则实在太少了。人人无实学可授，如此下演，支离破碎，竞创新见，而并无真学问可见……纵有高论，也难有笃论。纵有创见，也难有真见……”在 1963年 3月 8日新亚研究所第 37次学术演讲讨论会上，钱穆先生说：“我只希望诸位能先多注意读书，且慢注意发表。能先注意求入，且慢注意能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如今游谈无根、思想贫乏、气味枯索的论文铺天盖地，钱穆先生之论言犹在耳，令人唏嘘不已。

二、“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求善求美”

卡尔维诺说，第一本书将给你下定义。对于很多人而言，博士论文可能是“第一本书”，甚至是终其一生最为重要的“第一本书”：它对每个人“下定义”，预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童庆炳先生对学生的博士论文写作要求特别高。在指导学生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倘若学生不认真读书、不潜心研究、不努力写作，童庆炳先生决不含糊，决不容忍 ——这是他的伦理底线和价值标准。从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到写作、答辩的全过程，每一个学生都得经受一个殚精竭虑、脱胎换骨的严峻考验。凡是没有认真读书，论文东拼西凑、胡言乱语的学生，都被童庆炳先生严厉“吼叫”而推倒重来，一遍一遍反复修改，如若没能达到标准则一概推迟答辩毕业，丝毫不留情面。作为童庆炳先生的及门弟子，北京大学周小仪教授感受非常深刻，他道出了童庆炳先生弟子们共同的体会：“做童老师的学生不可有侥幸心理。特别是那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让人无可逃遁。即使是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这种眼光的压力。拉康曾经谈到注视与自我建构的关系，说是那些飙车的人心中所感受到的是伟大赛车手的注视。我深以为然。我想我和师兄们会有同样的感觉，做出好学问，自然感到振奋；想偷工减料，就会觉得肩膀后面有人看着。他不在场，却有威力。”

童庆炳先生深知，读书是不同生命的“对话”或“对证”，知识义理总是与生活体验相通的。因此，他一方面要求学生认真读书，另一方面还要求学生永远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读书不仅是读“书本”的书，还要读“生活”这本书，要将认识与体验相结合，将书本知识、创造实践和生命体验贯通起来。童庆炳先生回忆道，1958年他买了一本朱光潜先生刚翻译出版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如获至宝；然而，“我能认识书中的每一个字和句子，可一行行读下来，竟然是一无所得。我捧着黑格尔的书，可不知他这位老先生在说什么”。在随后的 20多年里，政治运动频仍，生活艰辛，遍尝世态炎凉，痛苦、曲折、困惑、喜悦、解放等情感跌宕起伏。1980年前后，童庆炳先生“归队”，适逢“美学”热，黑格尔《美学》三卷本已全译出版。再次翻开黑格尔《美学》，原来不甚了然的竟都读懂了，还有了自己的体会，体悟了全书的深刻性和启示性 ——“不懂的书页变成可理解的真知灼见”。童庆炳先生的体悟是：“对于读书重要的是你的生活实践和实践中的体验是否足够丰厚。读书是一个对话的过程。书作者是一个主体，读书人是一个主体，读书就是读书人主动与书作者的一次对话。当读书人还没有足够的知识、生活、实践和体验准备的时候，那么读书人就不能成为够资格的主体，对话活动就不能实现。”（第 206页）

何谓“体验”？德国著名哲学家加达默尔说：“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也就是说，“体验”是“以身体之”（直接性、感性），又“以心验之”（超越性、理性）。童庆炳先生说：“人的这类体验越多，那么人的超越性的思考就越多，人也就越成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此之谓也。”“我终于明白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做事或做学问，既要读书，也要实践；第二层是说读书与实践两者有互动互构的关系。实践越多，体验也越多，那么读书也才能读懂读透；反之，读书越多越深，实践也就越自觉，收益也就越大。‘读书’与‘行路’两者互动互构。”（第 207页）心灵之丰富性、创造之奥妙就在这里。

当生活实践和实践中的体验足够丰厚，知识、生活、实践和体验准备充分时，自己就成了够资格的主体，在读书这一生命“对证”过程中，便能发现、分析、解释、理解、论证、回答某个问题。学术研究以回答问题为导向，提出、研究问题是思想的创造，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研究。所谓问题意识，指的是形成或提出值得研究的问题的意识，它可理解为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否清晰、具体和明确，即能否把存在的问题抽象、转换成一个可进行理论研究的问题。如何对问题形成自己的判断，在问题中看出问题之所以是问题的缘由，建构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issue），或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question），体现了研究者对问题的凝练和抽象能力。研究始于正确地提问，提出研究能够直接解释、论证或证明的问题，明确了自己的研究的直接思想对象，才可以说是开始了真正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问题意识决定论文的选题，并直接影响写作的成败。概括说来，问题意识的形成路向大致有三：

其一，学术史问题，即贯穿一个学科的全部历史，并且推动学科发展的问题，包括体现本学科的内部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体现本学科前沿、重点、难点或热点的前瞻性、实践性问题（如新学科分支，新理论、新方法与学科的融合等），它们对于认识事物、建构理论、改变实践具有结构性的意义。聚焦学科学术史中存在的概念、知识、思想、观念、信念、意见、理论等“结构性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其二，身世或时代问题，即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当代问题。它们源于急剧变迁、问题丛生的生活世界，源于日新月异、姿态万千的艺术实践。一流学者往往能将镶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基本问题抽象出来，成为研究意识中的问题并予以讨论，揭示这些被称为时代命运的问题症结之所在，将研究所得与理性解释吸收进既有的学科问题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学科问题体系的结构，建构崭新的学科话语体系、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故钱穆先生有言：“凡做学问，则必然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备具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

其三，个人学术思想问题，即以独特的视角看待世界，把对整体生活的反思和对周遭世界的反思结合起来，将问题的召唤与个人意识相呼应，以自己的方式发问，提出研究的主题，形成一个经过思索、探究而获得证成的独创的观点、思想或理论。在“我注六经”的原则上“六经注我”的创造过程，把自己的存在命运与世界的现实融合在一起，必然存在个人诸多思想的困惑与疑虑、矛盾与冲突、艰难与险阻，而往往呈现为有待突破的学术瓶颈状态。这种个人学术思想问题一旦得以破解，便迈向了自由创造之境。

“对于学者来说，找到‘好题目’不容易，把好题目经营好，做深做透，做到‘题无剩义’的地步，这是一种‘境界’。”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也是童庆炳先生的及门弟子，在研究了童庆炳先生所指导的博士论文后，他发现：“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童庆炳先生不主张凭借一种先验的艺术直觉与思辨冲动游离于史料之外而设立一个命题。博士论文命题的设定应该是自己多年读书思考与研究的积累。在他看来一部博士论文的成功与否，命题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决策性意义。这个命题必须是历史的，同时又具有学术的时代感。”因为，这种“有着重大的决策性意义”的选题，奠基于坚实的学术研究史，其价值已被历史认可，若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自然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也就意味着研究的成功。当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必然要与诸多先贤展开学术交锋，论文的撰写要求“精而细”，即“小题大作”，而不是“虚而大”或“大题小作”。这不仅非常考验研究者的学术功底、相关学养，还与研究方法休戚相关。

为此，童庆炳先生提出了学术研究“三原则”：

其一，历史优先原则。这里的“历史”有两层意思：一是客观存在过的一段生活，二是对某段客观存在生活的记录和研究。我们要依靠第二义的“历史”来探究第一义的“历史”，必须“深入历史语境”，将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予以考察，让它们从历史的尘封中苏醒过来，以鲜活的样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变成可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并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这里的“历史语境”，除了包含“历史背景”的一般性情况，把握一般的历史发展趋势、特点之外，还要进一步揭示作家作品或学术思想所产生的具体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包括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显、心理状态等，具体深入探讨孕育、产生作家作品或学术思想的内在根据。研究者建构“历史语境”，旨在解决一系列问题，如，理论家或思想家提出一个理论、一个观念、一个术语，为的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难题？他们遇到文化的、历史的，抑或美学的哪些困难？想要如何面对、处理它们？为何如此处理？有什么特殊的好处，使得他们采用了这样的观点或理论？通过这种“深入历史语境”的处境分析，我们对作家作品或学术思想的研究便具有了历史具体性和深刻性。

其二，“互为主体”的对话原则。“深入历史语境”的研究，激活了蕴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鲜活的生命力，体现了作为阐释者的研究主体性。童庆炳先生认为，西方思想是一个主体，中国思想也是一个主体，要取得一个合理的结论，需要两个主体互为参照系进行平等的对话，盲目的本土主义是不足取的。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乃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如艾略特所指出的，我们“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传统文化是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如何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为此，童庆炳先生提出了“互为主体”说：“中西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应该是‘对话’问题”，“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是实现新的形态的文艺理论建设中的基本途径”；“对话不是简单地对比，更不是简单类比它们的相同方面，对话首先要确定对话的主体。‘古’、‘今’、‘中’、‘西’大致说来是四个主体。”把“古”“今”“中”“西”理解为四个彼此“对话”的主体，我们便能把囊括古今中外的一切真理性的思想吸收，融合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来。

其三，逻辑自洽原则。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观念/思想总是属于被解释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解释的概念，或者说，中国传统的观念/思想只是被研究的对象，属于被对象化的东西，而不是正在被用来进行思考的活的话语。现代中国知识人已然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代理念的代言人，总是一味地援引西方某种理论作为自己的后援。童庆炳先生主张，必须让中国传统的观念/思想与西方观念/思想一道成为参与诸多问题讨论时共同的思想资源，为问题的破解一道提供思路；中西对话不是为对话而对话，而是为了古今贯通、中西汇流，让中国传统的观念/思想焕发出青春活力，实现现代转化，自然地加入到中国现代形态的理论体系之中。只有学贯中西、中西互证、古今沟通，中国传统的观念/思想才能被真正激活而往普遍处生长，成为世界普遍观念、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童庆炳先生指出，所谓“逻辑”不仅是形式逻辑，更是辩证逻辑，要以全面、深入、变化的眼光来考察问题；所谓“自洽”，就是我们所论的问题，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证西，或中西互证互释，都必须做到“自圆其说”，实现古今中西“学理”的贯通与融洽。

那么，学术研究“三原则”是如何落实于具体的研究实践呢？童庆炳先生指出，这具现于“进” —“出” —“进”三个研究过程：

一“进”，是通过读书、调查，搜集资料，梳理资料，进入到研究对象中去，使研究对象烂熟于心。在这一过程中，要采取“无我”的态度，如果是观念先行，合我观念者取，不合我观念者舍，那么你掌握的对象是片面的，最后的研究结论也必然是片面的。这个“进”完成于对于资料的梳理，从中发现研究的“空白”点，继而提出自己的问题，寻找到亟待开拓的学术空间。只有自己十分熟悉的东西，做到如数家珍的东西，你才能有体会，有心得，才能提出看法来。

二“出”，不能停留在研究对象的资料上面，要与它拉开一段距离，从对象中走“出”来，审视业已掌握的资料。这样，研究对象的真实面目方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上述的“语境化”，即不是抽象地进行逻辑推理，而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历史文化语境予以考察、理解；这是一种“出”，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力图在整体联系中理解部分的意义。二是研究问题的视点，即立足一定的角度形成观察对象的视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与学术假设。这是一个“有我”的过程，它考验一个人的全部才能与功力。

三“进”，是论证的过程。在掌握了对象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研究，提出自己的论点，然后要返回到研究对象中去，对材料加以处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求证自己所提出的假设，即“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从逻辑上讲叫作归纳论证，就是用个别的事实去支持一般性命题或观点；“讲道理”从逻辑上讲叫作演绎论证，就是使用大家公认的道理来推衍出个别的或特殊的结论。“摆事实”与“讲道理”必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全力“证我”的过程，即证实“我”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论证过程。这样去做，就有可能实现创新。

“进” —“出” —“进”，即“能入—能出—能入”，或“具体—抽象—具体”，在这反复往返的过程中，研究主体心理的诸多矛盾 ——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认识与意志、直觉与逻辑、信仰与智慧、个性与共性等——平衡协调，融化无碍。这样，才能体会比较复杂的情感，洞察光暗交错、善恶并列的现实人生。

童庆炳先生认为，一个研究者只有走完这全过程，才能拿出真正有见地的研究成果；研究做得深入、全面、完善、成熟，自然胸有丘壑，做到收放自如；反之，思考不深入，材料没吃透，功夫下不够，研究必然不成熟，材料堆砌，论点泛化，漏洞百出，沦为“无根之学”。“要是我们文学研究都能进入历史语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是揭示作家和作品的产生，文学现象的出现，文学问题的提出，文学思潮的更替，那么文学研究首先就会取得‘真实’的效果，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求善求美。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做下去，我们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研究，就会落到实处，真正地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理论说服力会加强，也必然会更具有学理性，更具有专业化的品格。”因此，童庆炳先生晚年将“深入历史语境”作为建构“文化诗学”（其文艺思想之集大成）的理论“支点”。

三、“谁也不可能把他的语言格调‘偷去’”

启功先生曾送人一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这里，“行文”讲的就是写文章。童庆炳先生解释说，“简”，就是简明扼要。这是很难达到的，是千锤百炼的结果。“浅”，就是深入浅出。“显”，就是明白如话，显豁地表达深刻的道理。在童庆炳先生看来，学术研究有四种“入”和“出”：一是“浅入深出”，一个简单肤浅的道理，却以学术话语装扮起来，故意让人觉得高深莫测；二是“浅入浅出”，形同白开水，什么味儿也没有；三是“深入深出”，有学问却晦涩抽象，读起来很难懂；四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意蕴丰富——“简浅显”是治学所追求的最后结果，是治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第148页）

以启功先生为例，童庆炳先生对“行文简浅显”做了极好的阐释。启功先生的代表性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论书绝句》《汉语现象论丛》《启功絮语》《启功赘语》等，与流行的呆板论文、专著不同，启功先生的这些论著对问题抓得精准，提得显豁，析解得深刻。用王安石的诗句说，它们“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总能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启功先生思考的往往是类似的这些问题：汉语的成语为什么多为四字句？八股文没有一点好处吗？汉语的语法是什么？汉语的声调、声律从哪里来的？古人为什么喜欢骈体、对偶……“这不是人人都接触到的寻常的现象吗？启功先生能够把这种寻常的现象，转换为真正的学术课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国文化特质的视野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和结论。他的学术达到很高的境界，可没有那些看起来令人生畏的名词术语，没有故弄玄虚的把戏，没有呆滞的板着脸孔的说教，有的是深入浅出的解释，是清楚明白的阐述，这就叫做‘境愈高时言愈浅’（启功先生题咏白居易的一句诗）。”（第73—74页）

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每一个民族都发展了一种最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特性的写作系统”。姜亮夫先生精辟地指出：“整个汉字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从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职是之故，“中国文明就是能直见性命，所以不隔”。可以说，启功的论著充分体现了“汉字精神”，而“直见性命”。

试举《汉语现象论丛》书中一例：

词与词的关系，在“葛郎玛”（grammar的音译，指“语法”——引者注）中，动词有及物、不及物之分，副词只形容动词、状词及另外的副词，但不能形容名词代词。还有词位不同，词义以至语义也因之变化的。例如英语“我是……”是正说，“是我……”即是问话的开始。而在文言文中，则不然。那么它们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一次开会休息时，和友人刘宗汉先生谈起句中词与词的关系问题，他说：“总是上管下。”这轻松的一句话，使我觉得顿时开窍。复会后，台上讲的甚么，我已听而不闻。低头默出几首唐诗，几句古文，逐字看它们的关系，果然没有一处是下管上的。当然这里所谓的“管”，不只是管辖、限制，也包括贯注、影响、作用等意思和性质。

这两段文字自问再发而为文，所写的即自己脑子里所想的，表达自然、亲切，这就把自我、把“余情”调动起来了。为了说明词与词之间“上管下”的关系，启功先生信手拈来，列举了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还有韩愈的文章、训诂书《尔雅》等，结果发现“不但词与词之间是这样，句与句之间也是这样”。启功先生用“谈话风”愉快地谈论问题，从头到尾都平淡如话，扪心切肺，“敛衽无间言”。

童庆炳先生概括得好，启功先生的生活是艺术化的，其学术研究也通常是艺术化的，即以诗论诗论词论画论书法；“它们是文学创作，但也是学术研究。创作中有研究，研究中有创作。他的论书论词论诗的作品中，字字句句都含有他的长期思索过的见解……他寓学问于艺术、化深奥为浅易的学术风格是一贯的。”“每当翻开启功先生的著作，一股清新的学术之风扑面而来。尤其他的那些不古不今不雅不俗实际是汇古今雅俗于一炉的‘絮语’，那种亦庄亦谐的精辟之论，给我以启示以思考以情趣以娱乐。”（第 74页）

五四以后，白话文成了写文章的正统。被誉为“鬼才”的批评家胡河清（1960—1994）有一段精妙的议论：“文章漂亮，全靠写的时候体内蕴发着一股精气。用文言写如此，用大白话写更是如此，文言的文章典故多，精气欠缺时可以借些现成的词藻来弥补；而一进入白话文的话语系统，能够借以掩饰的故实性文字就少啦。因此根据我的体会，越是写大白话，就越要在养浩然之气上下功夫。如果心浮气躁，耽于游乐，也决写不出有灵气的白话文章。”白话文章不披任何外衣，是最能泄底的一种形式，一个人的性情、学识、思想在这最本色的形式中袒露无遗。一个人如若腹中空空、见解庸常浮泛，没有才情趣味，根本不可能达到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说的“意思好文章好”的高妙境界。

启功先生的“絮语”或“谈话风”，赓续的是五四以来现代文章的“新传统”，即现代中国的“文人传统”，故其著作总氤氲一种“文人气”。文体学家刘绪源先生指出：“这里的‘文人’，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即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真正的大文化人都是最好的专家，并且往往不是一门的专家……这些‘专家之上的文人’，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能以自身的文化积累与自由心情，走破人为的学科界限，将各种学问乃至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尽力打通，复现为有机整体，为完整的个人所用。于是，他们的写作，便能贯通并激活漫长的中外古今文化的积淀，也能使整个社会体验到悠远醇厚的滋味。”

得益于五四的“文人传统”，“絮语”或“谈话风”，自然是启功先生最为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其所追求的是“横向的逻辑”精神，喜欢用一种直觉感悟去“体认”事物，用自己的身体感官去感受事物，用自己的心灵去想。净土宗过去有一个比方：一个虫子要从竹子里面出来，往上爬，一节一节要无数节。但是，横过来，一下就出来了。尚杰指出，“汉字是‘横向逻辑’性质的文字、横向的文字、无 being的文字、非对象性质的文字”，这种从人的身体出发、浸透着心情的文字，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因此，比起西方“形式逻辑性质的文字纵向的文字、垂直的文字、being的文字对象性质的文字”，这种汉语书写距离我们更近、更真实得多。启功先生恰如其分地使用了这种语言，其“行文简浅显”总让人想起弘一法师离世前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结体似离欲合，似聚欲散，用笔疾徐相间，方连又断；着墨浓淡枯厚一任自然，透着对人生的无限感慨……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浓度、自由的精神，隐隐浮现。

然而，随着学科分工、管理日益精细，人们被迫以某一方面的能力来适应某一方面的工作，人为限制、割裂而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专家”。那种“专家之上的文人”，那种能写一手好文章的知识人则渐趋灭绝。“他们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都很敬业，但对于自己的专业未必都有浓厚的兴趣，音乐或文学在他们只是谋生的饭碗。于是，本来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都被分工成一项项专业，从而尽失其味。”因此，当代学者大多与五四以来的“文人传统”相隔绝，他们习惯性地用几乎完全没有汉语内涵的新语词，用西方那种逻辑思维、抽象演绎的方式来写作，从不认真对待自己的母语，不去关注语言的简洁、得体、优美、细致、深刻，不去追求言辞达意的中国式表达与个人化言说。迷失了“汉字精神”，大量的学术著作、论文只能越来越抽象晦涩、佶屈聱牙、空洞苍白而不堪卒读。有的刊物别看它刊发了很多作者的论文，其实只是一篇论文、一个作者 ——这些论文都“长”得一模一样，都是一种“复制”的写作，不是一种可以动员思考的文本！这是无文时代悲哀的学术图景。

在现代的利益分疏化社会中，研究项目或研究成果成为竞争学术地位控制权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学术地位又成为获得外在利益的手段。以低于人的事物，甚至更低的事物来理解人或更高的事物，研究成了手段，研究品质随之不断下降。作为当下学界的“时文”，学院式的论著基本“断气”了。充斥其中的是西方式平面化、单线条、封闭式的推论长链，目之所及皆“概念的木乃伊”，以及言不及物、味同嚼蜡、呆板乏味的“统一标准”。其实，逻辑的线性的方式并不能表现那些非线性的存在，跟汉语这种以任意性为标志的自然语言格格不入。刘绪源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在这几十年时间里，整个文化界确有一种难言的乏味感，好像缺了灵动滋润的气息。缺了什么呢？缺的就是‘文人’！是那些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没有他们各具个性而又总能启人深想的声音，没有他们种种有益复有趣的看似随意的发挥，没有他们从悠长的文化之水中汲取营养并对今日社会人生的即时感应，整个文化生活竟真的变得机械干枯起来了。”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活动。”“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无生命的制成品，而是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将语言看作一种创造。”“语言并不是结果，而是一种积极作用的力量。”我们不能仅仅将语言视为一种表达手段，还应视之为一种认知手段，一种“构成思想的官能”，一种揭启未知真理的行为。

思即言。思维与文字同构，思维与语言共生。人们怎么看世界，其答案藏在人脑里，藏在语言的幽深处。用加达默尔的话说，语词就是认识过程本身，是人认识得以完成的场所，也是使事物得以完全思考的场所。你是这么认识的，你才会这么陈述。而且，“每一个语词作为当下发生的事件都在自身中带有未说出的成分，语词则同这种未说出的成分具有答复和暗示的关系”；语词未说出的部分存在着“意义之展开和解释的无限性”，而激发读者的情感、思想甚至改变现实世界，参与对世界的物质性建构。

西方的概念体系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由逻辑关系构成的、从一般到具体的金字塔型的概念系统，其优势在于清楚地表达事物间知识论的从属关系。它关注更多的是人的“心智 ”（mind），更多考虑的是认识能力、思维形式和理性决定，主要表达了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能力，却很少表达我们对人的思考能力。比较而言，中国思想更重视发展一种表达人与事物之间的价值论上亲疏远近、轻重缓急的概念体系，思考实践上的重要问题。换言之，中国思想比较关注人的“心事”（heart），譬如，需要、欲望、愿望、理想、梦想、压抑、失望、激情、依赖、信任、猜疑、嫉妒、羡慕、叛逆、同情、牺牲、忍受等等，这些“心事”可能解释着行为和生活的本质，可能更能够解释价值观、道德选择和宗教信仰。如果说“心智”为“物”立法，体现一种“逻辑的可能性”，是“抽象的解悟”“思辨的智慧”，v“学问的生命”，“心事”则显示了“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体现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具体的解悟”“存在的智慧”，属于“生命的学问”。

全球化文明的意义不是要削弱不同领域的文化的个性，而是要使它们更完全地成为他们自己；与此同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妄称可以靠自己实现普遍性：一个文化对普遍性的开放，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碰撞、融合来实现的。童庆炳先生深刻认识到，理论的根本问题是哲学的问题，凡有成就的学者无不得益于哲学的思考。为此，他要求每届博士生必须精读若干西方哲学原典（如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两个逻辑”等）与中国文论典籍（如《诗品》《文心雕龙》等），并跟学生一起精读、研讨；其意图是要把西方哲学的思辨性、思想性带入中国的学术语境，与中国重体悟、重史料、重实证的学术传统相互融合。童庆炳先生认为，“人生的全部都在你感性与理性全部展开的过程中”，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直觉体悟与逻辑思维应相辅相成，彼此沟通，相互融贯；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取得丰硕的创造性成果。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谈到其当年硕士论文《超越故乡》的写作，这离不开童庆炳先生的点拨，不过先生说自己只是对其论文的题目、内容有过重要提示和指导，还帮莫言搜集了部分资料，至于论文的整体，特别是思想，包括那语气与格调，则完全属于莫言他本人；“一个人的思想和内容可以转移到另一个人那里，但一个人的语言格调是无法借用的，谁也不可能把他的语言格调‘偷去’ ”。（第 149页）显然，在童庆炳先生看来，论文写作也有属于研究者自己的、不可替换的述学文体。

数十年来，童庆炳先生与黄药眠、启功、钟敬文等现代“文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潜移默化地继承了五四“文人传统”，既从事长篇小说、散文随笔等文学创作，又博览群书、潜心学术，自由出入各种学问之间，自觉打通古今中西，而得心应手地运用“谈话风”著书立说，形成了一种无法褫夺的“语言格调”。对此，刘莉莉教授有极好的概括：“几个相同偏正结构的词组，或者动宾结构的词组，或者几个句式相同的短句，组成一个长句。因为相同词组、句式和动宾结构，产生了叙述的细致、不厌其烦、耐心点拨的味道。甚至有些让人感到特别亲切的絮絮叨叨。”“童先生的特有语气来自他的生活经历，更来自丰富内心世界和高尚的人品。童先生热爱文艺学，热爱学生。重复的句式，是耐心凝固成的；絮絮叨叨，是诲人不倦的表现。这种语气，是他一生对文艺学的执着、热情和献身精神结果。”著名作家、学者王蒙先生评价说：“童老师文如其人，写什么都那样诚挚、清明、深情而且正直。他的生活内容非常丰富，见多识广，多读多思，他的文字也是涵盖四面八方。”的确，10卷本《童庆炳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以“一清如水”的大白话来写作，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迹；它们出才情，出见地，出思想，出断制，与启功先生的著述一样，抵达了“行文简浅显”的学境。

凡以学术为志业，视写作如生命者，不能不思量：如何“复活”当下学术论著的“生气”？如何有效接续现代“文人传统”？如何重写中文、重塑述学文体？如何展现各自思想、人格、学问、情趣上的魅力？倘若我们都像钱基博、钱穆、钱锺书、黄药眠、启功、童庆炳等诸先生那样沉下心来读书思考、钻研问题、严谨治学，真积力久，问题意识、论述对象、思想方法、文章趣味等交相辉映，自然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写出一篇篇神完气足、吐淬淋漓的文章，创造出属于自己、属于时代、属于世界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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