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乔冠华身后事：为何会有四块墓地？

原题

揭秘乔冠华的身后事：

为何会有四块墓地？ 

作者：徐庆全

乔冠华和龚澎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再说乔冠华》在公号推出两天，接到了上海福寿园伊华的邀约：过来看看乔冠华的墓地吧。

坐落在上海青浦的福寿园，有诸多名人葬在那里，福寿园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承。我早就想到那里去看看了。

伊华原为福寿园副总，现为中国福寿园生命服务学院院长、福寿园人文纪念馆馆长，也是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我和伊华缘锵一面，她与我的一个亦师亦友的老大哥熟悉。我这位老大哥是改革开放以来殡葬行业的奠基者之一，任过中国殡葬协会会长，也当过世界殡葬协会轮值主席。有了这层关系，我和伊华也有联系。作为创业时期的副总，伊华的功劳很大，这是老大哥早就跟我说过的。

记得司马迁曾阐释过“孝道”。他说，子女尽孝，有三个层面：殡、葬、传。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孝道，往往注重前两者，忽略后者。伊华在福寿园创业时期，她接过了后者，尽力在“传”上下功夫。她所做的具有开拓性的一件事，就是通过章含之，使得福寿园立起了章士钊和乔冠华两座墓地。一时，福寿园以情感维系和人文传承兼顾的理念而名声大噪。

我关注乔冠华，自然关注他的身后事。此前，陆续看到有关乔墓园迁来迁去的报道，深为乔身后的不安宁感叹：“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政事 家事 身后事

我在《再说乔冠华》中，说到了乔去世后《人民日报》39个字的报道。这个39个字，也预示了他身后多事的结局，进而又有了四块墓地的故事。

中国人讲究的是“盖棺论定”，关于乔的39个字，不仅“棺”没盖上，“论”更谈不上了。1982年，中央的两位领导人曾经去看过乔，说他的结论也“一风吹了”，并讨论过他的任职问题，但中央的意见并不一致，结果乔只是在一个协会挂了一个顾问而已。政治是非的纠葛，在那个还讲究政治站队的岁月里——虽然已经是1982年了，但这种政治讲究仍没有完全解构，依然有效，这就不免延伸到乔的身后事了。

伊华为我讲解福寿园墓碑后的故事

一个人身后最大的事是，入土为安。但对于乔来说，身后事还不止于此——政治事和家事的双重纠葛，远不是一走就了之了。他一定是带着这种纠葛踏上西行之路的。

从政治上来说，乔与他的未亡人章含之是捆绑在一起的。他没有盖棺论定，他的身后事一定也连着章。两人的爱情本就凄切哀婉，令人扼腕，因所谓政治结论连在一起的身后事，仿佛就是为了加重这份凄婉的造化弄人。这也成了章的一个挥不去的心结。

在乔谢世十多年间，章先后出版了《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等几本书，谈及她与乔的生活及政治命运，辨误、辩诬、自辩充斥其中，可谓“心有千千结”，“妾身千万难”。

从家事来说，乔与章的结合并未得到乔子女的认可。

乔冠华和龚澎

乔的原配是龚澎，执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1970年，龚澎撒手人寰。在乔和龚的子女乔宗淮、乔松都及外交部的老人眼里，乔和龚是金童玉女，是郎才女也才，郎貌女也貌。这一对光彩夺人的绝配，从四十年代开始，驰骋于外交领域，风云三十年，成为外交领袖周恩来总理所倚重的左膀右臂。

仕途上，两人都是外交部主持一个部门的领导，乔下笔如有神，龚折冲得当，两人相得益彰；相比之下，龚主持外交工作的能力似乎比乔更胜一筹。龚以其卓越的才能，相夫教子，不但使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只需一杯茅台酒相伴的夫君心无旁骛，中规中矩地安心工作；而在仕途的升迁上，她也把属于自己的机会留给夫君——在她眼里，外交事业更需要夫君这样的人才。“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的说法有些俗，但在乔、龚二人身上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乔冠华在联合国

1973年，乔与章含之梅开二度，共同生活了十年。乔与章的爱情有古典美的悲剧元素，但外交部老人眼里则化悲剧为非议，政治连着家事，章就更不受他们待见了。这且不算，乔的儿女更视悲剧为闹剧，论及乃父晚年，落日泛秋声，竟是“一片伤心画不成”，“取次花丛懒回顾”了。章也是乔松都连提都不愿意提到的名字！

2008年1月，章谢世；3月，乔松都出版了《乔冠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一书；2009年清明节，乔的子女在乔落葬的苏州墓旁，又起了一座墓地，这是乔冠华和龚澎合葬墓地。这几个时间点，虽然让关注乔冠华的人如我，有些眼花缭乱，但背后的蕴意是耐人琢磨的。

如此，身后事了犹未了，墓地事自然有波澜。

四块墓地

且说1983年，带着“政治结论”的困扰，乔冠华病入膏肓。谈及后事，他对章含之说，希望死后归葬故乡——江苏盐城建湖县的东崔庄。9月22日乔冠华去世后，骨灰放在章含之身边。思念之情可以长久，但骨灰终究入土才能安。1984年年底，章来到乔的故乡，接洽落葬事宜。

乔未有“盖棺论定”，兹事体大。盐城地委觉得需请示江苏省委办公厅。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吴镕先生了解此事。

1980年代，吴镕先生对江苏省包产到户的推进工作不遗余力，曾参与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2012年，我发起并主持一个纪念农村改革“五个一号文件”30周年的会，特意邀请他北上与会。在会议期间的闲聊中，我提到乔冠华 江苏选墓地的事，不想吴镕正是当事人。他讲述了在江苏乔墓地两次变动的情况：

当时，盐城地委在请示电话中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如何接待章含之？第二个，乔落葬问题如何处理？

省委办公厅一位负责同志的回答是：第一个问题，“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第二个问题：“你们看着办吧”。

如何“看着办”？盐城地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是，乔冠华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怕不大适宜，结论是“暂不同意”。章含之怅然返京。

乔冠华与章含之

稍后，江苏吴县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为之不平。他说，乔冠华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工作中有大功，即使没有“盖棺论定”，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章含之想选择什么地方为乔落葬都可以。章立即来到苏州，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落葬地。1985年清明节墓地落成，乔有了第一处安身之所。

至于吴镕所讲的乔墓第二次动迁回乡的事，先按下不表。

福寿园：乔冠华

第二个安魂处

乔冠华在苏州的安葬很低调，媒体未曾喧嚣，但也有人知情者到墓地来拜祭。口口相传，乔的墓地在苏州在当地不是什么秘密了。

13年后的1998年，上海经营殡葬事业的福寿园副总经理葛千松来到这里后，就有了现今坐落在福寿园的乔冠华墓。

陪同我站在乔冠华墓前的伊华，向我讲述了第二块墓地的故事：

葛总瞻仰乔冠华的墓后，以他行家的眼光，觉得墓地和一代英才乔冠华的身份并不相称，令人惋惜。1999年公司年中会议正好在苏州东山召开，葛总再一次提到了乔冠华的墓，并带全体中层干部去实地瞻仰。乔冠华的墓确实简陋，周围是杂乱的传统墓地，荒草萋萋。一看之下，我倍感心酸：这样的墓，很难和墓主叱咤风云的一生联系起来。周围的山民告诉我们，每到清明，总有位一袭黑衣的女士来到山上扫墓，那女士就是章含之。当时我就想，乔冠华的墓应该放在福寿园这样的花园！

福寿园里的乔冠华墓园

年会结束后，我就到北京去找章含之，一波三折，最后终于叩开了章家厚厚的大红门。

我跟章谈东山访乔墓的感受，真诚地希望乔冠华墓地能够迁移到人文纪念公园。章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第一，她对福寿园以“人文纪念”的落葬理念感兴趣；第二，乔冠华去世那么多年，还有人不远千里、辛苦奔走，来关心他的身后事，令她感到温暖和感动；第三，章含之始终有一份解不开的上海情结，早年她是在上海长大的，上海是她的故乡。我把章含之说动了。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章首先提出先将父亲章士钊南迁福寿园。她说，不久前曾大病一场，大病之后，她觉得要赶紧做些事了。她决定先为父亲章士钊做三件事：一是为父亲出全集；二是将父亲生前的物品放到博物馆里珍藏；三是因为“八宝山”太冷清、太寂寞，她想为父亲重新找一块墓地。她对我说：

虽然我父亲祖籍湖南，但在上海他留下了重要的人生足迹。而且父亲和老乔这样的人物是属于整个民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安置在中国大地任何地方都是有意义的。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福寿园要成为人文纪念公园，可以有更多的人去瞻仰他们，这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月之后，章含之抵沪参观了福寿园。她的观感是：“我觉得福寿园比你们形容得还要好。完全摆脱了阴冷的感觉，是安葬父亲的理想之地。”在接受上海东方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她强调说：“找到福寿园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福寿园公司管理层与章含之商讨章士钊和乔冠华墓园设计

于是，2001年清明节前，章士钊落葬福寿园；2003年清明节前，乔冠华的铜像与墓碑落成。福寿园就成为乔冠华第二处安魂之地。

伊华说：“章士钊是政治活动家、大学问家，他落葬福寿园，吸引了大量媒体，落葬仪式热烈。”

我插话问：“媒体报道中，也说到了乔冠华迁葬福寿园的消息。你们的举动实际上也解构了政治结论上对乔的束缚。盐城是不是因此受到了刺激，才有了2004年将乔迁葬回乡的举动？”

伊华默然不答。

乔冠华“魂归故里”

那我就回过头来再说盐城将乔迁葬家乡的事。还是吴镕的回忆：

盐城有二乔：胡乔木和乔冠华，都是值得纪念的人物，也应该是家乡的骄傲。2000年前后，盐城市建湖县在东崔庄乔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将乔“魂归故里”的要求。

这时，我在江苏省政协任副秘书长，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来此事。我也赞成，就到苏州与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说了两层意思：第一，乔冠华是在当时特定情况落葬苏州的，现在既然家乡有要求，合情合理，予以支持；第二，但因乔墓在苏州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块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

我觉得苏州的答复合情合理，随即将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

于是，2004年，乔冠华“魂归故里”。这是乔第三处墓地了。苏州方面依然保留了原来的墓地。

2009年清明节，一座新的墓地又在原墓地旁出现，这是乔冠华和龚澎的合葬墓，由乔的一双子女乔宗淮、乔松都的家人建成。他们也有了寄托对父母爱思的场所了。

算起来，这是乔冠华第四块墓地了。

乔冠华的四块墓地，折射的是活在历史延长线上的政治尾声。如今，时已过，境在迁，“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的状况，想必不会再现了吧？“乔老爷”地下有知，定当会再开怀大笑。

外一篇

再说乔冠华

作者：徐庆全 

关于乔冠华与章含之，我写过几篇文章……我对1975年到1982年那段转型中的历史非常关注，而乔冠华的命运则比较突出；且，在对外交部老人采访时，对乔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与世长辞。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登出一条消息：“新华社北京22日电产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39个字，应该是最短的讣告了，为读者留下诸多的想象空间。

近日闲翻书，读到杜修贤回忆乔冠华的文章《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一书，第267-289页），也让我对乔的“沉浮人生”有了一些理解，就“再说”一篇吧。

先从章含之的回忆说起

1999年，我还在《百年潮》杂志任职，社长郑惠先生与章含之女士熟悉。有一次陪郑去于光远先生家谈稿子后，出来后直接到了章含之家（两家挨的比较近）。郑惠希望章能够写点回忆乔冠华的文章。章说，她正在全力编辑《章士钊全集》，目前抽不出时间来。不过，既然谈到乔冠华，章很健谈。她谈得最多是她和乔的委屈，以及与这些委屈相关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之间的事。

随后，话题转到了华国锋。她说：是华国锋把乔冠华给打下去了，原因就在于乔了解毛泽东给华国锋所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根本不是毛为指定接班人而写的。

听到此话，我心里一惊，很想听个究竟。但是，郑惠对这个问题却并不在意，我也不好贸然发问，话题也就错过去了。

2000年夏，《章士钊全集》出版发行（我陪已经辞去社长职务的郑惠去参加发行仪式），章含之对郑惠说，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写回忆乔的文章了。郑惠因为已经辞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约稿了，只是含糊地让章和我联系。章大概也没把我放在眼里，彼此客气地点个头，这事也就放下了。

2002年，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我特意查找是否有关于乔冠华与“你办事，我放心”关联的回忆。还真有。书中写道：

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事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5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01-304页）

关于乔冠华为什么会被解职，1976年12月2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宣布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的决定时解释说：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

李先念讲话中罗列了乔冠华夫妇数项“罪状”：第一，在外交部把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当作“政治谣言”来追查；第二，早知道毛给华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却刁难华——毛要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第三，就是被毛批为“借刀杀人”的那封信。

在那个年代——这是必须强调的，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是“阶级斗争”意念下的你死我活，你不是无产阶级的人，必定就是资产阶级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证明粉碎“四人帮”的正义性，这种意念更加强化，渲染和夸大“四人帮”及其所谓的追随者的所谓罪行就成为必须——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三次下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的原因。乔冠华夫妇也就在这种渲染的过程中，被定为敌我矛盾了。

三项“罪状”，而非章含之所言乔知道毛给华写这个条子的底细，“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之一项。

再说杜修贤的回忆

毛的追悼会当然是最重要的场合，乔还是外交部长，理当出席。但据杜修贤回忆，乔自己对能否出席都没有把握而处于焦虑之中：

我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他，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休息，可能刚刚守完灵。我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许久，乔冠华问了我一句话“主席追悼会的语柬你领到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我估计他也没有收到请柬。

还好，乔“是要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请柬”，出现在追悼会的主席台上。

再接下来的事，就是广为流传的乔参加联大会议的发言稿中，依然保留了当年被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信号”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事情了。

其实，这件事也是一个“乌龙”。

联合国会议在每年9月第二个星期二开会，恰逢毛的丧事，乔只好错过开幕式等追悼会结束后再去。联大报告是经中央审阅的，里边有“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指示”。10月4日，中央告外交部通知已经在美国的乔，删掉这句话；5日，外交部通知乔，乔按指示删掉，在联大用的就是删掉了这句话的讲稿。

为何国内会在10月4日想起通知乔删掉这个“临终指示”？因为要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包括在舆论上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四人帮”的阴谋来批判了。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杜修贤说：“外交部马上就组织批判文章，批判乔冠华在联大发言，说他违抗中央命令，在报告中坚决不删‘按既定方针办’，为‘四人帮’鼓吹。”

其实，这里有个时差问题：中美时差大致12小时左右。中国5日上午，正好是美国4日深夜，乔接到电报有充分时间修改稿子，把那句话删得干干净净。外交部以此为借口批判乔，实实在在是个大“乌龙”。

不管是章含之还是杜修贤的回忆中，都很关注这件事的真相，章甚至利用到美国的机会专门去联大查到乔的讲稿，以此为乔洗白。在我看来，这件事只是让乔下台的借口而已，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毛的批示。

粉碎“四人帮”后，继承毛的遗志的情绪弥漫了很长一段时间，毛的话依然奉为圭臬，这才有了“两个凡是”。那时，一个人能否复出，一个人是否要被批判，引用毛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必备的一条。关于这一点，经历过这段历史或者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无需再饶舌。更何况民间还流传着乔在“四人帮”的组阁名单上呢。

从杜修贤的回忆中看，自打毛的批示后，乔在外交部已经站不住了，先是被免了党委书记，接着华不与他同机，再接着是追悼会开前一个小时才拿到请柬。这一系列的事情，中央对乔显然是经过反复考量过的。乔不明白吗？章不明白吗？当然明白，只是章在回忆中不那么写罢了。

或问，为什么乔已经失势还能够代表中国出席联大？杜修贤也说得很明白：

自从乔冠华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五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是无法取代的。

想来，中央在追悼会前一个小时才给乔发请柬，就是考虑到联大已经开幕，“别人一时是无法取代”乔，才给他个颜面的。在这个考虑中，乔早已被打入另册了，所谓的没有删掉那句话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外交部队乔的批判

在外交部，第一次揭批乔冠华夫妇，大概在11月初。据当时在外交部系统对外文委所属对外友协任职的宋天仪记载，11月2日下午，“参加外交部第一次揭发‘四人帮’大会”，开始“批判乔冠华夫妇的”。他写道：“历史又重写了，外交部重点又在攻乔夫妇，批邓时期的重点对象王海容、唐闻生的‘小团团’翻身了，目前是歌颂的对象。”

第二天下午，“全友协传达外交部核心组简报：乔冠华、王某（干部司长）、杨某（政治部主任）的检查交待，以及部核心组的发言情况。乔等承认她们上了江青的当，在批邓运动中整王、唐的材料，想打倒王、唐，结果为‘四人帮’抬了轿，在外交部引起了两派内战。但从中看出，外交部确实矛盾复杂：乔夫妇与王、唐不和，毛主席找他们四人和解无效；毛主席指示华总理等五人小组处理外交部问题；毛主席不要唐当他的翻译，而是华主席圈定了冀朝铸（周总理翻译）等等，王、唐也承认它们（她们）发展一帆风顺，骄傲等。”

11月12日，“全友协传达外交部核心组第2期简报，内容是乔冠华的检查；外交部政工简报，传达了毛主席在乔写的上告王海容、唐闻生材料上的批示：‘乔冠华借刀杀人，是借中央之刀杀王、唐’。”（宋天仪：《文革日记》，207－208页）

12月24日下午，“外交部系统五千人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乔冠华罪行大会”。乔冠华等被定罪。（宋天仪：《文革日记》，211页）

说到底，外交部的批判，还是落实到毛的批示上。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对1979年9月4日在外交部传达的一份对乔的定性材料中，似乎不提毛的批示了。杨荣甲的记载说：

华主席给乔看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乔却对人说，对华还要看一看。江青曾对乔说“对华主席还要看一看”，乔对人说，江说的有些道理，华长期在地方工作，一下子管这么多事拿不下来。华一次让乔留下，乔说这是“陪太子读书”，是“乡下绅士”。1976年，乔到朝鲜进行秘密访问，金日成多次提到华主席，乔回来后不转达金对华的问候。（杨荣甲：《外交部文革——我的经历与思考》，290页）

为什么会如此？不必再解释了吧。

我的感慨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去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悼念她。我写了一段感慨的话，再抄录如下：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之后，章含之解释说，在北京好的房子都是大红门，大红门非常凝重、厚实，具有历史的沉重感。推开一扇大红门，我们就能看到一段历史。的确，在她的书中我们也的确读到了历史，但是终觉意犹未尽的，那两扇大红门只开了一半，令史家有思之枉然之感。

章含之不遮挡的是她在外交工作中的具体作为。赶上了七十年代中国外交凯歌行进的大好时机，她作为一分子，也为此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代表团的活动中，她尽心尽职；在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身为翻译的她展现了非凡的才华……。这些对历史补充的细节，为史家所看重。

而她遮挡的是，身处“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指唐闻生、王海容）掌握”的外交部，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她和乔冠华的作为。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当年嫁给乔冠华之后，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甚至是高层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尤其是在1975至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毛泽东在“四人帮”集团与邓小平的平衡过程中，乔冠华与“四人帮”、与毛泽东、与华国锋、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被毛“借刀杀人”批评的行为，是属于自身的选择还是无奈的自保。还有，在这一过程中，章含之与唐闻生、王海容如何由友谊演变到竞争并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竞争？有论者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含之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这一切，都成为谜团，令史家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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