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曼 ：来自德国的观察，跨文化视角下的疫情生态 | 抗疫·见证·行动特别策划第16期

“乐天行动派”午餐分享会第38期

“跨文化沟通中应双向学习，建立联结的而非割裂的世界。”本期嘉宾方曼，心理咨询师，家乡在武汉，就职于德国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对中德两国在这次抗疫中反应的异同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本期“乐天行动派”午餐分享会“抗疫·见证·行动”特别策划，我们邀请到方曼来为我们从跨文化视角来谈谈德国政府、媒体、社会和公众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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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方曼发言实录 （根据速记整理）：

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看看“跨文化视角下的疫情生态”。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简介。我就职于德国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所在的研究部门叫AMA（A Mindset for Anthropocene），发起了东西方对话科学与艺术系列沙龙，组织一些跟中国文化相关的议题探讨。我在（德国）这边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在带领在德华人成长与沟通的团体，进行内在的探索。

这是我们所里工作的情况。大家可以从图片上看得到，我们研究小组主要从事跨学术、跨界，包括政商、NGO组织以及公民社会、宗教领域之间的探讨、合作。我们机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是“将知识向行动进行转化”。我所在的AMA项目主要聚焦在内在成长的外在转化，以人为基本的研究与实践重心，旨在探索与整合有利于人类心灵发展的各类途径，通过提升自我觉知为依托撬动个体对他者、对组织、对环境的洞察，激发个人内在的潜能，促进知识向行动的转化，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如下：

 请你们为我们留在家，我们为你们守护在这里

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一直到二十四五岁，到北京工作了八年多，先后到法国进行交换，之后来到德国。我在德国待了有五年多时间，在欧洲待了差不多有六年时间。这是一个背景情况。所以，（我）从疫情一开始就很关注——我们家人有一半人在武汉，有一半在湖北省各个地方——从年前武汉下令封城的那一天一直跟到现在，所以对武汉情况非常了解。

这边是从（京鄂）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平台总结的情况中给大家摘取的一些数据，国内新增确诊病例数是从1月23日（武汉封城）进行统计的。根据IWILL平台的总结分析能够看到，大概在1月20日之前国内信息基本上是闭锁的，直到1月23日突然宣布封城，这个情况大家都掌握，我不多说了。

这个是德国疫情的情况。截止到4月15日德国感染数是13多万例，死亡3495例，康复的有7万多例。德国是从2月15日统计起的。下面，我给大家大概捋一下德国疫情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我挑重点说，介绍过程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德国整个政府、媒体、社会和公众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他们是怎么互动的。

2月15日，德国第一例病例被发现。这个病例是一位企业家和他的妻子。从2月28日开始，全球最大的旅游交易会柏林ITB被取消。ITB展会非常有名，有一万多家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实际上，在德国的华人非常有预防意识，大多数华人在2月份出门的就很少，或者出门会非常有意识地防止跟其他人接触。2月28日，我出去了一趟，开始囤货。当时我路过火车站的一家药妆店，大黑板上用英文、德语写着已经没有口罩卖了，意思是大家不要再问了。2月初的时候，在国内一起抗疫的朋友给我邮寄了口罩，我收到了一盒口罩。在收到这盒口罩之前，我从其他华人朋友手上“化缘”买来了一袋口罩，还买了手部的消毒物品，还买了新鲜食物，用新鲜水果做了果酱，打算长期自我隔离。

紧接着到3月2日，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相当于中国卫健委机构）把德国疫情的危险等级提到中级。这时候联邦卫生部长斯潘开始建议取消在德国有一千多人的活动。这是研究所和政府之间的互动。紧接着又有一些新的病情发生，3月10日，德国国会大厦的穹顶对游客关闭。3月11日，默克尔总理、卫生部长斯潘以及罗伯特研究所的所长三位，一起在媒体上发声，建议民众尽可能避免举行超过一千人的大型活动，许多电视节目和音乐会暂时被取消。要知道德国政府很难对企业以及其他机构进行强制性的建设，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建议。当时交通路口也开始排查和检测患有新冠病毒的人。后面每天都有新的疫情发生。

3月13日的时候，德国人开始囤粮。新闻报道了消毒剂、厕纸、肥皂、面纸需求量比原来超出很多，大家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超出的比例。3月13日，政府联邦制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揽子危机计划”，开始对于这次疫情中的各方面进行补贴。我身边的华人朋友，包括自由职业者或者做经营活动的人，因为疫情受到影响而不能继续营业的，他们只需要在网上提交一个申请，2-3天内就会到账9000欧；政府对这些人进行补贴，非常快。后面德国足联球赛取消。也是在3月13日，德国宣布全国范围内关闭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直到复活节假期（复活节假期4月14日结束）。同时，超市，比如LIDL超市和Kaufland（相当于武汉的中百仓储、中国国内的家乐福）宣布它们将日夜坚守，所有店铺被政府建议关门，但超市和药店始终开门，这个是政府规定的。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有关于疫情的笑话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这边特别愿意买厕纸，跟我们SARS期间买盐是一样的感觉，开始有人开玩笑：警察提示大家重要物品不要放在车内显眼的地方，现在不能放在车内显眼地方的东西成为了厕纸。

紧接着，德国卫健委宣布边界问题，有些国家就不能去了，土耳其不允许德国人进入，土耳其公民也不允许进入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3月16日，德国边境关闭。可以看到，德国的抗疫政策是一步一步收紧的。总理在3月16日下午2点表示，娱乐场所暂时关闭，不允许有旅游目的的人在酒店、招待所过夜，这些场馆暂时关闭。同时，3月16日，宣布边检关闭。3月17日，德国卫健委宣布疫情风险等级为高。当天，外交大臣也宣布，他们将拿出5000万欧元，把在国外旅游的德国居民组织回国。

3月18日，默克尔在执政14年内首次发表电视讲话，这意味着德国的封城行动正式启动。要知道德国的封城行动不像我们中国说关就关了，只是建议，并没有警察把每个人禁足在家。我知道我武汉的家有保安、志愿者守在路口不让人走，德国没有。

3月18日，我还出门了一趟，因为我们所在的小城波斯坦人口密度非常低，平时见到不多少人，看到店铺确确实实关了；但也有极少数的，比如土耳其、亚洲场馆没有关，在正常营业，所以，这完全是选择性的。Liebe是一家巧克力门店，当时还是开着的，不过里面有一个小的指示牌，选购的时候边上会有一盒手套，你可以戴上手套选购，避免其他巧克力被污染。这边也有很多商店贴出我们这里有网店，大家可以网购，等等。默克尔发表讲话之后，德国的警察、医生开始在社交网络媒体上发“请你们为我们留在家，我们为你们守护在这里”，跟我们当时是完全一样的状况。

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的：上半场，在国内帮着我武汉的家里找物资；中场，帮德国传递关于疫情的信息，也帮他们找回一些物资，但后面越来越困难，上周得到了使馆消息，中国已经往德国运了口罩，是默克尔和中国政府联系的；

到了下半场，我开始组织全球疫情的连线活动，这是我们之前进行的几场活动，组织一些国际对话，有全世界的朋友们，各个领域的朋友们，包括心理咨询师、教练、在企业的、跨文化研究的、做生态保护的、有作家、哲学家、科学家，也有一些实务工作者，也有一些社会活动家。

文化差异是我们在跨文化沟通里必须意识到的

我以口罩为例谈一下跨文化的事情。首先从日常方面聊一下；从个体角度深入进去，可以站在更便于理解的层面谈这个跨文化议题。在口罩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到德国人和我们不太一样的空间边界意识和时间知觉以及自我需要的驱动力。

1. 空间怎么说？我身边有很多的德国朋友，在这期间我会跟他们交流，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德国人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到3月18日为止，以我们单位为例，新冠病毒不是他们讨论的话题，也就是所有的会议都在正常进行，该写书的写书，该写文章的写文章，大家没有把新冠病毒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是因为他们觉得工作的时候干工作的事情，不要把个人的、情感上的问题带到工作场合来说，这样显得不专业。在德国生活久的人或者在西方待久的人有这样的意识，工作和家庭、个人是决然分开的，和同事只谈工作上的事情，不谈家庭和个人的事情。这里面也有情感上的，西方同事之间很少建立朋友关系，甚至说这在西方都是禁忌，某种程度上不太寻求同事之间的朋友关系，这两者是要分开处理的。

2. 从时间概念来说，中国人的信仰里有一个“无限”的概念，生命在一个无限的时间河流里轮转，我们有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的概念。但德国是基督教传统下的观念，时间是有限的；无论是科学角度，还是基督教传统，时间都是线性的，有起点和终点，这样让他们有一个时间是有限的概念。基督教传统里会说，最后上帝有判决，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所以西方人有一种内在的普遍张力，即科学利用我的时间。在整个疫情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德国同事会严格地执行他在半年前乃至一年前的计划，在这个计划过程中有什么会议、要会什么人，现在没有办法面对面会谈，我也要在网上进行会谈。我身边的德国人基本上很少会像华人朋友一样，（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生命是最重要的，德国人不是，德国人是该工作就要工作，因为工作是我一年前、半年前定下来的。我跟德国人打交道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德国人特别遵守时间，这和他们的传统分不开。所以，你会看到德国人对于口罩的事情或者对于新冠病毒的事情似乎都没有特别地上心，因为他们的工作、生活计划不能被这些东西打破，他们在严格坚持自己既定轨道上的事情，也是线性的。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朋友抱怨：“德国人死脑筋”，始终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非常自律的位置上。

3. 需要的驱动力。我建议德国朋友多囤一点东西，包括买口罩，他们给我这样的答复：一方面是“如果我囤东西囤多了，会有内疚感，其他人怎么办？我买多了，其他人就买不到了”，因为这个时间段上超市东西是有数的，我买光了其他人买不到。中国朋友会买很多，从国外买、从自己能够得到的渠道买，我们有一个概念是“要为亲戚朋友多囤一点，以防他们没有”。另一方面，德国在疫情初期，默克尔讲话也好，德国的卫健委也好，会直接告诉大家最后（可能会）有60%的人感染，他们不会有我们这样一种怕吓到大家的意识，他们会把信息全都沟通出来，透明、公开地告诉大家，最后至于每个人如何选择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政府最主要的义务是要公开、透明宣布一些真实的信息。

再有一点是，德国朋友经常跟我提到的，一开始武汉封城决定下来后，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不是被关起来了？”我说不是的，这是大家的自由选择。德国朋友常常跟我强调：我需要有我自己选择的自由，这是在我们过往国际连线中德国朋友经常强调的一点。

如果我们再往深看这个事情，他们对于界线感——另外我要提一下：德国人家庭感没有那么强，但对整个社会有更多责任意识，也就是他们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是全社会的概念；而我们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是费孝通所说的“涟漪效应（差序格局）”，先从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亲近的家人开始，慢慢衍生到社会概念。所以，在德国你会看到他们跟家庭的连接可能不是那么强。社会空间的个人距离，他们和中国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空间的意识，对于时间意识，对于他们如何感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这样的一系列基础之上，我们各自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意识也不一样。在瑞士，人会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对他们而言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或者选择死，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哪怕我知道新冠病毒会让我受到危害，我也要有自由活动的权利。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对道德责任的意识，以及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意识。

这个照片是我在楼上拍的，两个人在交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没有戴口罩。这个是公园，警察只是用一些布条拦一下，但已经没有人进去了，跟我们拿砖头堵起来不一样。渐渐地我们发现已经有人开始戴口罩了。

这是医院的情况，轻症病人基本上待在家，医院没有任何挤的情况，而且医院和诊所不接受无预约的上访。

这是4月7日，我去补了一次货。距离上一次出门将近一个月时间，蔬菜、食物吃完了。这一阵子大家开始提高警惕，逐渐戴上口罩。

个人自由和决策问题，德国政府是这样做的：将所有数据公开出来，每天感染了多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把ICU床位公布出来——德国ICU病床有2.8万个——各个州有多少个ICU、多少空床公布出来。到现在（4月15日）为止德国有8325张ICU病床是空着的，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开始接受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病人。德国一整套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套非常完善的医疗体系之下的，每个人为每个人负责，但还是在比较放松的管理体系之下。

另外一个给大家谈一下跨文化议题的“情与理”。最近我看到新闻说德国很多中国留学生因为好心在街上发放一些口罩给大家，但有些德国人不理解，有的还报警了，说有人在贩卖口罩。这是误会，不是普遍的，但会有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会发生。前一阵子，我帮忙德国联系口罩事情时，有一个比较深的体会：

德国在2月底就开始联系中国厂家的口罩，但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德国人的警察系统帮忙全州购买口罩，会联系厂商？这是基于他们对于商业的相信，这时候可以信任的是商人，只要签订的协议就可以买到所需要的东西。但中国不是这样的概念，我跟他们解释了很久，中国是先要有信任关系才卖口罩，至于卖给谁不卖给谁，要看信任关系。中国人倾向于讲情、讲面子，但德国人是讲理，讲规则。这是德国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部分。早期联系中国商人处处碰壁后，最后才转过弯通过政府关系寻求中国的帮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德国商人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德国两家（呼吸机和检测试剂的）企业接受采访，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及我们是供应全球的。其中一个测试剂公司，因为我老家那边想要尝试采购，打电话过去专门咨询过，他们告诉我现在每个州的产能是4-5万盒，为了保证很多国家都能够用得到，我们现在只小批次发货，也就是四五十箱的发货，而且只针对医院和实验室购买，不对政府售卖，为了预防别人囤货。一旦签定协议后，就算中间德国政府来干预，他们也不会优先供应给德国，而是供应给合约上签订的国家或者机构。这就是德国人，他们有时候轴得让人欢喜让人忧。

话说回来，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是我们必须在跨文化沟通里需要意识到的。中国人会强调情感上的家国情怀，我们讲到国家会讲“热爱”。德国人就不是，他们讲究思辨精神，强调个体独立的判断，不被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听德国人讲自己的国家很难听到热爱，他们总在批判，给人感觉这个人讲得很客观。事实上和德国人有更深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会发现有意思的现象：他们会给你吐槽自己的父母，讲父母对自己的干涉；他们交男女朋友，到结婚才通知一下父母参加自己的婚礼。德国人会呈现出一种非常理性的感觉。但不管怎么样，无论是情感化的，还是理性化的，对于各自文化都是最宝贵和值得珍视的部分。这次IASS机构对我进行访谈，我告诉他们，中国的家国情怀或者落叶归根的信念让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自己的国家，全球华人就是把自己的根拼命地保留下来。对德国人而言，他们的理性和思辨让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上永远保持世界第一，他们就是为了一分一毫的精确去较劲的民族，他们对规则和原则性问题丝毫不会让步。

这是我们前几天复活节时（的照片），很多柏林人虽然保持一定距离，但都出去晒太阳了，边上是华人群体的人说“都疯了”，觉得“怎么这样呢”。

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上去理解看见对方

我们说文化是一道光谱，每个人都站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点上，尝试着用我们自身的感知、觉知去概念化这个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感觉感。概念化是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碰触到的、想到的甚至联想到的都整合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去，有的整合到生命体验当中去，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需要耗费极大的心力处理。事实上，我们在工作生活压力中很难花费这样的时间去做这样的内在整合，所以我们常常会简化自己的认知，把某些人归纳为一种人，把一些国家归纳为一种国家，把某一些文化归纳为某一个文化，用刻板印象去归纳一些事情。但实际上这种简化式的思维会让我们抹杀掉一个文化、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复杂性。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每一个文化都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结合体，我们都有各自历史的创伤，有对于过去的不好体验。这种对于过去的不好体验对于德国人而言就是二战的体验，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文化意识的侵蚀，对于政府决策总是保留一份质疑，这是他们对二战反省的结果。德国购物的时候怀有内疚感，不能买更多的公德意识是建立在他们过去教训之上的。我们在这样的时空压缩背景下，也有每个人个体生命对于现在这样一个情境的理解，对新冠病毒来临这个事情的理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更加立体、更加丰富地理解彼此，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上去看见对方。

从人的角度看跨文化沟通，和别的沟通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父母和子女之间都一样，都会有很多与对方发生矛盾的时候，觉得窝火、怄气感觉失望挫败的时候，可能被误解、冤枉、被忽视，实际上这些事情在不同层面发生。把文化概念放大来看，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生活地域、家庭背景、饮食习惯、宗教信仰都是文化的不同。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中国、德国的区别其实没那么大。可能一个德国人跟我们沟通交流起来不一定会比我们跟我们父母之间沟通更加困难。所以，观察是一个站位，站在这边看别人是一个位置，我们站在其中体验又是一个位置，然后超越所有的一切去疗愈自己的创伤，不断地成长，去体验。

比如，我体验完湖北的楚文化，再去体验北京的文化，最终超越这一切，再重新反思自己的文化和别的文化，或许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不同。所以，我们进行跨文化的沟通，要觉察自己在哪里，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局内人，还是既经历过那个位置，又经历过不同的位置，最终去看见别人。我们需要觉察到自己的位置，经历着什么，承认它，看到它，最终接纳这些不同的存在，最终感激这些不同，最终再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在网上做一个键盘侠。有一些言论说“全世界在受苦，中国人战胜了危机”。不存在的。中国人那么多，国外人也有这么多，从个体到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跨文化沟通到最后会有一个双向的学习过程。西方社会，人和人之间像原子一样，虽然自由但是隔离的。这一次新冠病毒让中国人隔离开来，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又让大家连接起来，觉着可以战胜这样的困难。病毒对德国人而言，让德国人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共同体，他们在这个情况下，人和人之间反而因为这样的公共话题而被连接起来。

我们再看公众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从武汉情况来看，最后我们跟医生接触，他们说前期抗疫过程中50%以上的资源都是来自于个人和民间救助力量的捐助。这次国内启示是民间智慧和能力大大增强，我们是可以守望互助的。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一次默克尔作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欧盟领导人在灾难中起到了一个轴心、磐石的作用，把大家围拢起来、团结起来的力量，没有这样的决断力很难。虽然我们看起来他们管理得非常差，但在对民主看得这么重的国家里，她已经是非常有决断力的领导。这次疫情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世界向中国投来好奇的眼光，现在很多德国同事参与到跨文化的国际连线和对话中来。我们要停留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中，还是最终经由病毒的契机而走到连接的世界来？这都是每个个人的选择。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前一段时间老潘说了一句话，“现在要防口水”。这是一个隐喻，“口水”有两种：一种是带病毒的口水，一种是侵蚀思想的口水。在这里，我但愿水滴石穿，口水变口信，让民间的温暖与真情涌动，能够绵软地化开千里隔绝的冰封之地，让中国被世界看见，温情能够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去，让中国展现不一样的风采。

这是我们附近森林的夕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分享到这里，后期如果大家愿意参与到国际对话中来，可以扫二维码，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国际对话。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

互动答疑

问1：请问，你感觉到的欧盟整体策略，实质上是不是都是全民免疫？

方曼：英美体系和欧洲大陆体系还不是很不一样。就我了解的，德国禁足特别严格，政府也推了一个小程序，可以监控这些人尤其是患了新冠病毒的人有没有在家；德国用法律体系约束，这个法律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也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对别人可能产生伤害的时候，你要在家，如果你离开家给别人产生伤害会被提起诉讼，其他人也能够对你提起赔偿。而且，英美体系中的保险机制和德国也不太一样，德国是全民医保，至少在美国我了解的不是这样的。各个国家的保障不太一样，我们很难说（笼统地谈论）“西方国家”这一个概念，还是得分开来看。至于全民免疫，某种情况下，我从WHO包括国内专家听到说，这个病毒终究会伴随人类，所以，我觉得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战胜病毒时期。西方媒体非常直接告诉民众，说最后大部分都会感染。这只是一个信息的告知，并不代表整个民间是在防范它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时，要把不同的层面分开来说，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民众或者美国民间机构、NGO组织和企业，它们之间的行为是有不同的，我们没有办法说一个政府首脑说要全民免疫，就是这个政府不管它的民众了。不是的。我们这次经验也是这样，最后承担痛苦、承担病毒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参与到如何去预防病毒的行动中，这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其他国家，欧洲、英国、美国也好，民间有大规模、大范围的行动，且西方公民社会非常发达，政府如何看待对社会影响不大，他们是小政府的概念，我想很多关注西方的朋友们会了解。    

问2：德国死亡率低的原因，最根本会在哪？

方曼：德国医疗条件非常好，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现在所有新冠病毒治疗都是支持性治疗，最后用ICU也好、ECOM也好，维持病人的呼吸，帮助病人免疫系统恢复，所以死亡率和ICU数量呈正相关。我相信德国死亡率低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德国毕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我现在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对于什么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硬件条件、医疗装备真的很好。德国ICU的数量是2.8万台。

问3：德国有没有推荐什么特效药？

方曼：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是没有特效药的。

问4：形成一个联结的世界而非割裂的世界这一观点很好，你对于个人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让大家更加主动和自愿地去理解和认同文化差异？我们如何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世界中，也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到我们？

方曼：非常好的问题。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围绕在这样的议题上。日常我跟德国人交流中有非常多的误解，我已经被不下几百个德国人问我，接触起来就问：中国人是不是吃狗肉？他们的媒体报道对于中国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很难认识到中国复杂的思维系统以及这个国家的丰富。其实我们现在同样有着本质上的问题，西方人认识中国是通过中国政府认识中国，没有通过人。我们现在认识欧洲、西方抗疫的情况也是通过意见领袖或者媒体上的宣传，没有通过人去认识西方的人。事实上我们（如果想要）融合到世界平台里面，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途径，除了我们正在组织的每两周一次的国际连线，直接邀请到德国同事，在以色列的、在美国的、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同事参与到和中国人的对话里来，这也是一个我们让他们看到中国的一个非常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人和人的交流。在上一次我们的沟通中，鸿飞老师（在德国的心理咨询师）分享了外婆和奶奶的故事，如何面对生和死。可以看到中国人也有非常多的复杂性存在。谈到个人情感层面、个人生活层面，我们的恐惧、面对的焦虑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沟通、可以看见彼此。德国人也可以看到原来这一次中国也会有那么多的民间团体参与到抗疫，他们也是自己在帮助自己，有很多人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取更多更透明更完整的信息，等等。所以，我们都是要通过彼此个人层面的联系得到更加丰富的、内在的体验，无论是他人还是对彼此。

问5：在德国轻症在家、重症患者医院收治的标准是什么？

方曼：我了解的是到缺氧。前两天，我了解到一个德国华人患新冠肺炎自己在家自愈的过程。实际上他给112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救护车上门了一次，大家全副武装，发现他血氧量还可以，就没有把他运到医院，而是让他在自己家自己隔离起来。德国父母和年轻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住所，所以这个问题不大；而且在德国居住的居民，要能在市政厅注册，包括延长签证是有居住面积要求的，少于多少居住面积没有办法在德国生活。人均居住面积保证了每个人有足够的生活空间，也保证了隔离的可能性在。

问6：可以邀请中国研究人员去介绍中国经验吗？需要什么语言？

方曼：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国际交流平台，我们用英文，欢迎中国同胞都过来。我们邀请了很多做跨文化研究的人过来，首先是我们对于自己，而且有很多心理学背景的朋友尤其是在做内在工作的朋友来，这样的话大家对于自己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和能够表述出来中国人或者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这样认知，这是两个层次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在未来能够有更多方面的成长，在和西方人交流过程中更好地去阐释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特别重要的，而这其中的文化背景是怎样孕育了我这样的气质，为什么中国人、华人在海外疫情里是最情绪跌宕起伏的一群，为什么我们是最早囤货的一群。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解释这部分就有利于我们的沟通。我最后提一点，我问德国人任何问题，他们的回应都会有一个前提在：我不代表所有德国人，我只代表我自己发表意见。但是这句话在国内会比较常听到，这里面有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异在。这边说到德国人，我很难概括地说德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能说“我遇到什么朋友，他跟我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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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方曼，就职于德国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Sustainability Study，IASS），“人类世的智识模式” AMA（A Mindset for Anthropocene）研究部核心成员，东西方对话：科学与艺术系列沙龙发起者，在德华人成长与沟通团体带领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06）、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基本精神分析概念研讨项目个人体验教师、德国国际精神分析大学（IPU）认证领导力教练、督导在训。长期致力于心理学与公共治理的跨学科、跨文化思考与实践，探索心理动力团体、冥想、家庭系统治疗等心理发展理念与技术在参与式沟通、组织有机发展及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于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 余篇，发表原创心理学科普作品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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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方：

“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为响应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的决策精神，推动民间力量安全、高效、有序地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于2020年2月2日正式启动。英文名称为China NGO Consortium for COVID-19，缩写CNC-COVID19，执行团队：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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