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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渐文献】周长浩:河街郑家老屋追忆

周长浩 鸿渐风 2023-04-30

【鸿渐文献】

河街郑家老屋追忆

周长浩


  我196218岁时离开天门,虽在国内外闯荡多年,但乡音腔调始终未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愈老愈烈,这是人之常情。本人幼年失怙,对家世知之甚少,只知我们老家是乾驿周氏。有幸拜读澳洲雪梨子的天门怀旧文章《亁驿的两个周氏家族》,才知道了我们周家的支脉渊源。更觉惊喜的是雪梨子先生是我本家老弟。我家也在《河街的回忆》开篇中的郑福台老屋住过几年,我和房东家一直有联系,和她家老二倪政柄的莫逆之交延续至今。无论国事沧桑、家事琐细我们都能推心置腹互为帮扶。受雪老弟系列文章启发,我也来补充一二。

 

  “郑福台”应该是“郑福泰”,这是郑家在旧社会的商号名,估计是解放后大家都不敢提及过去的商号,后人以讹传讹读成了“郑福台”——大屋的地基高过河街,在河街的门面有五级青石板的,很抖火,叫“郑福台”还蛮形象的。

 

  此大屋是典型的明清建筑,政柄友近年来念念不忘他们家的祖屋,每次我们碰面,他都要反复提起,后悔自己在W.G时期因恐惧亲手烧了老屋的房地契,落实政策时又未能据理力争,要回被无理充公的一大部分,对不起祖宗,糟践了历史存留。


  郑家老屋原来规模很大,直通正街和河街,前后包括天井和好几进房屋院落,面向正街的是铺面大门,面向河街有台阶的仅是后门。我见过政柄兄弟们叫家(ga)爹的老人,是屋主人。那是五十年代初,老人清瘦,白胡须很长,戴一副眼镜,吃斋念佛,常给小孩子们画符驱病。我有次害眼睛,老爹为我画符,口中念佛手持毛笔在额头、太阳窝画符咒。



  那时医药不发达,民间还相信求神拜佛的习俗,我有次害病还被大人领到渡口头靠正街口一个骑楼,向供的什么神求过香灰。回想起来,我们这一辈人小时候都有自然抗病的经历,多数小孩抗过来了,增强了免疫系统,少数抗不过来的就夭折了,或留下麻脸等后遗症。成年人特别是老人,贫穷无知和缺医少药,使他们早衰早过世,是年少的我们看到的普遍现象。

 

  郑老爹有三个女儿,就是政柄妈妈辈的三姐妹。当年住在郑福泰老屋的有倪政柄妈妈和他们四兄弟;政柄大姨妈一家:朱大伯,儿子祖发和玉庆、美庆、园庆三姐妹;倪政柄的三伯父伯母和两个堂兄弟政钊(欢哥)、政辉(群佴);郑家亲戚耀佴、瑞佴兄妹;房客中有我和政柄的同班同学邓永清母子;机关小职员马镇北一家五人:马妻彩英婶娘,儿子承武,女儿妮雪和小弟;雪老弟一家:他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那时他还未出生,我和他爸爸妈妈很熟,知道是我们周家亲戚,我叫他们小牛叔和梅枝幺。我住在郑家老屋的时间是1956年以前,以后由于和倪政柄的关系还经常去玩。雪老弟时代的“郑福台”比我那时看到的缩小了很多,仅是河街部分,没有了正街的铺面痕迹。


作者夫妇与倪政柄周采莲夫妇(中间)2009年在京合影


  我跟着伯父家从隔壁陈家花行搬来郑家老屋时,父亲已过世。几年前父亲瘫痪在床,母亲出去帮白医生家作保姆,只能顾及自己一人的生活,在武汉工作的伯父当即决定把父亲和我接到他们家生活,当着母亲和亲友说:“有我周楚玉一碗饭就有明玉和毛佴吃的。” 父亲过世,伯父安排完丧事后,再一次对母亲和亲友说:“毛佴是周家血脉,我周楚玉有责任把他培养成人,读书直到大学!”我白天在这边上南关小学,晚饭后到东门我母亲住处睡觉。每年伯伯回天门过春节,家境虽不宽裕,礼行总要到堂,年夜饭要等长镛大哥到东门白医生家礼节性拜访,请我母亲回来后才开席,春节几天我也必须留在周家睡觉。1956年伯母过世后我们搬出郑家老屋,伯父安排我和小姐姐在学校开伙,每月汇来伙食费。

 

   1962年考上大学,我一封信报喜,伯父立即回信:伙食费涨到12元。开学前到武汉他单位门房,六年来再一次见他,只见一个衰老瘦削、衣着邋遢的小老头,这哪里是我那心目中高大伟岸、威严体面的爱讲究的伯父啊,他才55岁!这六年特别是近三年的大饥荒,伯父一人在外该受了多大的困苦!可他信中从不提及,每月寄钱分文不少。三年以后他因病拿劳保病休,我母亲说,再也不能要伯伯的钱了。我一心盼望大学毕业,拿工资孝敬伯父。66年开始文革,混乱中等待分配工作,拖到68年中秋以后到山西军垦农场报到,才拿到第一次的工资,立即汇40元钱回家以报伯父养育之恩。不久收到伯父去世的电报,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我和长镛大哥都不能回家奉灵送他老最后一程。以后听母亲说,我寄回的钱伯伯还没有享用就撒手西去,只好用做丧礼。伯父活着没有享受我的孝敬,这使我终身愧疚。

 

   这就是我们的父辈!家族责任、男子汉的担当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伯父生于1907年,几年私塾后开始学徒,一直从事布匹行业,1948年受雇汉口泰和裕布店管事,公私合营后转为武汉棉织厂。伯父结交同行业拜把兄弟多人,武汉、天门都有。由于在汉谋生常年不在家,且交通不便,家里一旦有大事(如父亲过世,伯母过世),电报通知也来不及赶回,在天门的拜把子爷们就会过来主事,礼仪排场、银钱用度会为伯父拿捏的分寸得体,既有体面又不铺张。花费由他们垫支,伯父过后结算。这些言行处事在这个大屋周围甚至城关都有一定影响。


作者伯父乾驿濂溪堂周楚玉(字伯康)先生(1907-1968


  郑家老屋留下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那时的小学尚有民国遗风,政治运动还没有影响到,老师资质高、师德好,且受人尊重,德高望重的陈萍老师还教过我小学低年级。学校很重视学业考核,初小升高小要考试,并张榜公布名次。高小毕业班班主任刘忠心老师治学严谨为人宽厚,课堂上对顽劣者敢于惩戒,家贫者放宽考勤,比如特许孙伯武同学早晨挑一担酒糟后晚些到校。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刘老师组织春游到西门尾子堤上打仗,就是现在CS对抗的原型,我们自己缝白灰布袋作武器。在教室外走廊上办自制手工艺品展览,多年后同学们谈起这些趣味活动还兴味盎然。66年大串联时,我一人步行从城关去仙桃与同学会合途中,在彭市碰到恩师,只见老师头戴破草帽放牛,他拉我到一个小馆子吃了东西,互道珍重匆匆而别。多年后我夫妇才有机会接恩师师母到京沪旅游,尽了些许弟子之礼。

 

  那时,学习负担不重,下午放学很早可以自由玩耍。郑家老屋孩子成群,男孩女孩各年龄段都有玩伴,例如我、政柄和邓永清同班,我堂兄长镛和倪政欢同班,小几岁的又是几个。河街是娱乐休闲集中地段,小学生可到戏园子看幺锣,而评书和皮影馆对小孩子来说只要不喝茶不占位就不用交钱。


小学毕业照:前排左四为作者太太程福玲;二排左一是刘忠心老师,左九为倪政柄,右三为作者;后排右一为孙伯武,右四为邓永清


  对我们影响很深的是郑家大屋的文化氛围。老屋的楼上有很多旧书可以随便看,男孩子爱看七侠五义,包公案等匡扶正义的小说。父辈和大哥大姐们用过的课本和书籍出自民国时期,也是我们爱不释手的读物。有文化的婶婶们会讲古话,都是好人好报之类。

 

 父辈男人们都在外面忙碌很少露面,只有当孩子们打架犯错时,就要他们出面调解,对自家孩子惩戒。这个场合就会附带把他们在社会闯荡多年积累的人生经验,交友做人的要义倒出来。这是原汁原味的民国遗留,尚未受到“新词汇”的染杂。我伯父常说:“在铁路和邮电做事最好,哪一派政府都需要”就是一例。可能与伯父这一家训有关,我们家兄弟俩后来都吃了邮电这碗饭。

 

  平时和我们相处多的倒是这些婶婶们,倪政柄的妈妈念过书,主持公道有威信。倪爸爸是办织布厂的,解放初因受不了“三反五反”的冤屈而自尽,倪妈妈“打断了牙齿和血吞”,很少公开抱怨,贫寒逆境中抚育四兄弟成人。我眼见他们有时中午只有稀饭没有菜蔬,临时买一块腐乳将就。同屋的倪家三婶娘来自渔薪河的大户人家,知书达理有大家闺秀风范。倪三叔日寇入侵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抗战有功,虽未参加内战也在新政权下归入另类,以后甚至成了“极右派”。倪三婶忍辱负重、相夫教子无怨无悔。朱家成分好,大姨妈在街道任大组长,对外应付着街道政府的各类差事。


 新政初始几年,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很紧,大屋内还是亲情“乡和里靖”谦让客气之风,亲戚邻里和睦相处。院内言辞宽松,对统购统销后供应蚕豆,晚稻米不长饭的怨言也可以发一些。年轻一些的梅枝幺、彩英婶娘会用新的说法讲老的道理,容易为孩子们接受。这是指我们这些年岁小的孩子,康哥、欢哥们应该和大人平起平坐了。那时候,高中学生当干部使用,1954年大水,上襄河防汛,就是一个高中生带领一队民工包一段大堤。

 

  有伯伯叔叔们的言传身教,日常生活中受到这些有文化有教养的婶婶幺爷们呵护教诲,我们在院子里感受着良好的文化氛围,有民国遗风,又不落后于新的形势。这无形中鼓励、鞭策着一拨一拨的孩子读书做人。55年倪家欢哥考上了南京炮校,周家康哥考上北京邮电学院;61年政柄的大哥政权考上了武测,朱家姨妈家园姐考上了上海海运学校;62年我和政柄考上华工和武大;低我们一届的马承武考上武大。往后,文化革命中断了中国的文脉十年,比我们小几岁的弟妹们或下乡或打工,但他们多自学成才,琴棋书画各有造诣,政柄家老四政宏做到京山县文化局长,倪三叔的小儿子群佴一手好字,尤善章草,雪老弟的客厅中堂就挂着他的墨宝。

 

  郑家大院早已不在,上述这些子弟们都已退休,他们虽无大红大紫,但可以自豪地说,为官的清廉,作学的务实都可圈可点,应该与我们年幼那一段时间这个大院的环境熏陶有关。政柄告诉我,政权哥从京山交通局长退休后,领衔省交通厅的监理多年,他全程监理的京珠高速经得住考验,受到好评,历经几任交通厅长贪腐垮台他自岿然。政柄在武钢三中教数学,后升任校长,在他治下的三中成为全省重点,每每提及得意弟子如数家珍……

  

      据我观察,在我堂姐居住的陈家大院也有此种现象。大院在庆云关以西几家,正街的北面,院子几进几落,南北向很长。屋主人陈德卿老先生,说起卖鲫鱼膏药应该不少人知道,他应该是“某一类分子”,只见他戴草帽扫过街。老先生对任何人都和善可亲,儿童长包疖上门讨膏药有求必应,在他的上房施药。他头发梳理光亮,衣服很讲究,哪怕出去扫街也不含糊。大院住户都是陈家房头或亲戚,堂姐的孩子叫他舅爹。不管外面是什麽运动,在大院内还是德卿先生说了算,大人们和小孩吵架都要找他“改跤”。当然,这固然是因为他是族长,又何尚不是他处事公平、怜老爱幼的德行所致呢?伯母死后小姐姐被安排住在陈家大院,偶尔她和大姐闹矛盾也是德卿先生来评理,他往往会说要是楚玉先生也会这样处理。

  

       小姐姐向我抱怨过管她们这一片的大组长如何刁难她,我说大形势难违呀!院子里的子弟要考学、招工都逃不脱街道居委会鉴定这一关,孩子下乡更是街道说了算。倪政柄也曾抱怨,他们兄弟虽考上了大学,以后的工作分配提干还是遭受了街道办与他家有旧隙的某黑皮多方刁难。搬家以后也去过熟悉的郑家老屋,院里的气氛比以前沉闷,57年倪三叔划了右派,投国军打日本的事也入了“罪”。有一次看到倪三叔拉板车回来,三婶热毛巾送上躺椅摆好沏上茶,热饭热菜伺候着。以后又听说,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亲情终究抵不过这场浩劫对人们灵魂的扭曲,温情脉脉不再。事涉别屋的家事我也没多打听了。

  

        这种短暂的大院环境,也只能是特殊条件下人们靠家族、亲情、友情的一种“抱团取暖”消极保护而已。即便这样也弥足珍惜,毕竟聊胜于无。特别是家庭这最后一道屏障,在那特殊年代,在残酷整人的腥风血雨中,可能这正是决定骆驼命运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此刻我不由想到了初中教导主任程白苍老师当右派,老迈身躯劳动后满身臭汗,回家受到妻儿关爱邻居同情的场景;天门中学物理老师方英打成右派反革命坐牢,留守新人队后,在昏暗中破帽遮颜回医院与妻儿团聚时的悄然。内心无比崇敬李勋护士长,不离不弃抚育五个儿子长大,等到心爱的丈夫归来。我又想到了新凤霞…… 本乡本族这些高贵的女性难道不应该像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妇妻子们一样受到国人的尊敬爱戴吗!

  

       这样的亲情关爱、怜悯之心、人伦道德在民间的坚守,正是一个民族繁衍承继的根本,人同此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017.12-2018.1 于美国佛州


 (责编:糊汤粉)


作者简介:周长浩:天门城关人,1944年出生,祖系乾驿濂溪堂周氏,1962年考入华中工学院无线电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测地所工作,改革开放后考上首批研究生暨公费留学美利坚,攻读数字通信获系统工程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投入电信系统工作,退休后为儿孙忙碌一阵,现闲居美国佛罗里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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