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金鱼：母亲的苦难人生(上)

Original 陆羽金鱼鸿渐风 2023-04-30

母亲的苦难人生(上)

陆羽金鱼

每年清明，我都会从天门自驾回老家一一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去看望长眠在此的母亲。

母亲常说：“我是武汉人，我要回武汉。”话语就这么简单，又那么直白，语气中流露出的执着，让人心酸。

从下放开始、几乎一辈子在天门工作，最后从市人民医院退休后，母亲自以为户口能转回原藉武汉，几个舅舅也为此做好了各种准备，但几经周折后，她失望而归。去世后，将老人家安葬到武汉，是她生前遗愿。

站在母亲墓前，我转身俯瞰浩瀚的长江。浑浊的江水，沿着山脚缓缓向东流淌。它洗不清我对慈母凄惋身影的长久追忆，也带不走我对慈母椎心泣血的无尽哀悼。

丧父失学

人人都说黄连苦，母亲的一生却比黄连还要苦十分。母亲名叫傅素芬，1924年7月11日出生在武汉市汉阳龟山脚下的鹦鹉大道10号(解放后的地名)。

母亲兄弟姐妹九人，她排行老八。我的外公是汉阳兵工厂顶尖的热处理技工，负责着“汉阳造”最关键部件：步枪的撞针淬火工作，撞针又名扳机，硬度低了子弹不能击发，硬度高了容易折断。

1935年春，厂里一名采购员将进口的特种钢材，用一批劣质钢材调了包，将特种钢材运给了地下党。用劣质钢材制成的撞针，硬度根本达不到质量要求。这名采购员晚上找到外公家，讲明了缘由，让他帮地下党保守机密。

那边扳机质量难过关，这边又要为地下党守密，外公左右难以圆场。厂里追查时，他选择了保守党的秘密，最后抛弃了一家老小，自刎身亡，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外公的死，给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三个未成年的女儿，被分别安排到三个哥哥家中。大舅傅光炎、二舅傅光德、三舅傅赶生三兄弟在汉江上淌划子摆渡，在岸边扛码头，籍此养家糊口，我的家家（外婆）也由三个舅舅轮流供养。

外公去世那年，母亲只有十二岁，她和我小姨都在汉阳女子学校读书。年底，学校大门外的优秀生栏里，挂着我母亲和小姨妈傅素玉的像片。当她拿着全5分的成绩单，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却并没受到应得的夸奖，当时二舅家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

是啊，成绩再好岂能当饭吃？随后便辍学在家，同家家一道做些女红，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她为失学之事，痛哭了好几天。好想好想重返学堂，但那仅仅是一种奢望。

苟且偷生

当年，汉阳一带的人们都说“傅家的姑娘，个个聪明能干，人人貌美如花”。我的四姨素珍，是傅家最美的女孩。她身材修长匀称，皮肤洁白无瑕，美丽脸庞上长着傅家特有的高直鼻梁，还有那薄薄的小嘴唇，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黑眸明亮。用芙蓉出水、美若天仙来形容她的美，一点都不为过。她十八岁时，嫁给了汉口王姓商人，育有一儿一女。

一次四姨回娘家，看到我母亲生活艰辛，心疼难忍，全然不顾众兄弟们的反对，毅然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二舅家。

母亲在姐姐家照看我的表哥表姐，同时负责厨房的食材，日子过得十分顺心。不久姨父病亡，四姨妈便一人支撑着商号，日渐兴隆。

1938年，日军即将占领武汉，亡国奴的恐惧让俩姐妹心悸。她俩商议后，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姐，结伴逃到长沙，住在有生意往来的商号。不到三个月，日本人即将攻打长沙，她俩又逃到广西。不久逃难到此的人传言，日本兵正向此开来。消息让她俩惊恐万分，慌慌张张跟随着逃难人群，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到了陪都重庆。

陪都生活

1939年的重庆，经常遭日机狂轰乱炸，躲防空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年底，我四姨嫁给了重庆德国电器公司老板，他们家族是望族。我母亲也在那里帮忙，分管食材，后来学起了电器维修，一家人总算安定下来。

由于多次轰炸造成众多平民伤亡，母亲出于爱国热情，报名加入了重庆自愿救护队，参加抢救在大轰炸中受伤民众。她吃苦耐劳，积极工作，是重庆救护队女队员中年龄最小、工作效率最高的队员。为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救护中，她亲眼目睹了被炸现场的惨状。不少伤者在自己面前痛苦地挣扎，眼里充满求生的渴望，最后在痛苦中断气。她万分悲伤难过，同时也深感自己欠缺护理专业知识的无奈。从那时起，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再去读书，要当一名专业护士，去亲手拯救更多的伤病者，帮助他们重获新生。”

解放后，母亲工作积极，不仅投身革命大潮，而且加入了共青团。但儿时失学带来的伤痛，自愿救护工作中激发的志向，在心中久久不能忘怀，常有个声音在内心深处高声呐喊：“我要读书，我要去读书。我要救人，我要去救人。”

1950年春未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她告别了美丽的山城重庆，告别了工作多年的德国电机厂，告别了亲如慈母、有再生之恩的四姐和家人，提着那口深棕色的皮箱，在朝天门码头登上了返回武汉的“洋船”。

重整旗鼓

母亲回到武汉后，暂居小姨妈家里。她要重整旗鼓，扬帆远行，圆心中读书梦。她报考了武汉市护士学校，成为了该校首届毕业生。1952年底被分配到湖北省人民医院附属一医院当上了一名护士，多年梦想终于成真。

1953年她结婚了，丈夫李亚斌，武昌县金口镇人，记忆力超强，让人惊叹。据医院的几位阿姨讲：“一本内科学，让他看一周，点哪页背哪页。”十四岁时便在金口小学教书，街坊都称他“小先生”，后来去武汉学中医。解放前夕，他参加了青年救国远征军，任少校医官。一九四九年初他所在部队在湖南岳阳投诚，被收编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总医院当军医。

父亲停战后返回武汉，被公派到武汉市职工医校公共医疗班深造，是个未脱军装的学生，也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与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梅是同班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卫生防疫厅工作。

1954年11月19日我呱呱坠地，一家人生活得幸福美满。当年家住武昌彭刘杨路商家巷，同屋子住着一位天门藉的沈奶奶，丈夫是国军的一位军长，随部队去了台湾。她总是讲述着天门的陈年往事和地貌风情：什么天门的四十八牌楼，东湖的鲫鱼、西湖的藕……，好一幅悠然恬静的人间仙境，似从天上降临人间的一座美丽小城。

作者与父母

1958年，父亲在省卫生防疫厅任防疫大队长，兼长航医院首任院长，是当时省厅的配枪干部。每周分别两天时间在同济、协和，各坐一天专家门诊。

反右开始，省厅召开向党提意见大会。组织上为了保护他，专门安排两名职工，左右看护，竭尽全力的拉着，不让他上台发言。但他不听劝告，拼命抛开两人，冲上台去，手持一篇《丈夫有权妻子贵，父母有权子女贵》的意见稿，尤如一架小钢炮，噼里叭啦大轰一通，不久便被划为内右。

比起那些开会上厕所躲避发言、因抄人讲话稿而被划右派的可怜人，他算得上是个自找的“白痴右派”。直至2013年病故，父亲也没得到过平反，让我也莫名其妙成为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永远的“右二代”。

父亲下放时，省厅领导给予特殊关照，除武汉黄石，给十个县市让他选择。当年由于听多了沈奶奶的“东湖的鲫鱼，西湖的藕，南门的包子，北门的酒”之类，他唯独选择了天门。到天门后，还不断恳求我母亲也到天门工作。

母亲良好的护理技术，优异的工作成效，是医院的中坚力量。当时申请过多次，领导好心劝说，做尽思想工作，不同意她到天门。她下决心追随丈夫，经常找院领导吵闹，铁了心要到天门去。院领导不堪忍受，好不容易拖到年底，才向省厅申请到一个充实基层的指标，她高高兴兴地带着我和二弟汉洪，从武汉乘轮船到岳口，再改乘马车来到梦境中的天门县城。

异乡挣扎

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憧憬，往往有天壤之别。当年的天门县医院只不过是座庙宇，名为东寺。我家被安顿在阴森的大神殿，那里供奉着一尊尊造形各异的菩萨罗汉。每当黑夜来临，那些神像在昏暗的油灯下，似乎在不停地晃动，尽显阴森恐怖。我睡在用几根木条和芦蓆围着的房间，殿外不时传来大群野狗“汪、汪、汪！”的嚎叫，我惊恐地蜷缩在被窝里颤抖……

1960年，父亲最终被判刑，去沙洋农场机械厂服刑改造。母亲一人带着我们仨弟兄，艰难地挣扎在生死线边缘。

母亲是个异常坚强的人，无论生活多么困苦磨难，无论精神受到何种摧残，都能勇敢面对，尽力承受忍耐。从我记事开始，很少看到她流泪。也许夜深人静，趁我们熟睡，她一个人躲在被子里痛哭；她从12岁开始迭遭不幸，流泪至今，泪水早已淌尽……

父亲的遭遇对母亲打击巨大。她白天咬紧牙关，故作頑强，努力工作以减少心中愁苦。夜深人静，她一个人躲在被褥里无声抽搐，以泪洗面。她回忆那段痛苦的经历：“见绳想上吊，见水想投河。”但一回到家中，见床上鼾睡中的三个幼子，左右为难：“要是我死了，三个孩子么办啰？”

一天，母亲带我上街理发，走到东湖旁的街口处，小偷偷走了她的那个红斑点花灯芯绒小钱包，里面装有一张刚从汪元英阿姨那里透支的十元钱工资，包里还有少许的医院食堂的饭菜票。当年这十元钱，可是我们全家四口人十多天生活费啊！

她坐在东湖边捶胸顿足，时而悲声嚎啕大哭，时而躺在地上打滾：“这让我么办啰！这让我一家人么样活哟！”我极伤心无助，只是站在她身旁，扶着她的肩膀“妈妈！妈妈！”地叫着，默默地陪着她痛心流泪。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小偷便产生了刻骨的憎恨。

我婆婆陈金姑，是长江北岸最大财主陈家的千金大小姐，每当回忆天门的往事，老泪纵横：“我……我那可怜的素芬啰！每晚坐在床边，痴痴地看着你们三个伢头，叹气落泪，整夜整夜睡不着。”她用挂在左肩上的方格手帕，擦拭眼中的泪水，“我整天跟在她的身边，怕她自寻短见……”

为儿活着

一场政治运动刚暂息，上天又来殃祸中国百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仨兄弟靠母亲口中省下的食物，艰难生存。

我不到六岁，上天门机关幼儿园，中餐也只能管个半饱。整个人成天只感觉到一个字，饿！好像上帝将我带到人世间，就是特意来让我体会这个“饿”字的真正含义似的。

母亲给我和二弟分饭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年天门县医院食堂是用土缽子蒸饭(米饭是我母亲因患严重胃病的病号饭，其他人都是杂粮饭)。她把米饭分给我们兄弟俩，自己在一旁忍受着胃部的刺痛，慢慢艰难地咽着杂粮。望着我俩狼吞虎咽的样子，眼里流露出慈祥而满足的微笑。

三两米饭，我与二弟平分。母亲先会用一只瓢羹（勺子），在钵子中间将饭划成两半。我们兄弟俩的四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紧盯着那只刻有USA字样的不锈钢瓢羹：

“瓢羹歪过来了”

“这飘羹本来就向内弯着”

“我的这半少些，他的那半多些”

不管母亲怎么个分法，俩兄弟都觉得她偏心。每天都为分饭争吵，每餐都是粒粒计较，总感到瓢羹的底部偏离中线，自己分得的饭比对方少，那怕只少了一粒米饭。好像所有的饥饿，都是由这只美国制造的不锈钢瓢羹带来的。

儿时分饭的不锈钢勺，作者保存至今

我每天上幼儿园，与同班同学程某结伴而行。我们俩舍近求远，从人民医院绕上大街，在淌子街的摊铺旁徘徊。双眼瞪得大大的，贪婪地紧盯着街边的各种“美食”，不时地吞咽着口水，一副馋相，就像刚从饿牢里放出的慌食鬼。

我们俩分工明确：我望风，他下手。虽然做贼胆颤心惊，但饥饿让我们不顾一切。今天偷得两粒盐，隔几天偷一片酱萝卜。有一次作案失手，被人发现狂追，我逃到十字街口时，被瞎子的拐杖绊倒，下巴裂开个大口，鲜血流淌。我捂着伤口，哭着回家，找外科白自传主任缝了三针，至今都还留有长长的伤疤。

二弟小我两岁，他出生时，父亲参加汉江分洪，在指挥部任省医疗队队长，因此给他取名汉洪。灾荒年时，他才三岁，我还记得他当年的可怜模样：一层发青的薄皮包裹着骨架，胸前的肋骨尤如两扒稀拉的“哈撒”（排叉）挂在那里，细脖上长着个大脑袋，双眼深深凹陷，浑身上下很难找到几两肉。发亮的菜青色肚皮凸得老高，似乎看得见内脏。

他像只饿狗，整天在医院里到处穿行，一双眼睛在地上东张西望，寻找着别人丢弃的残食充饥。一次在通往传染病房的路上，他突然快步走到前面，捡起地上一个沾泥灰的梨核，如获至宝，高兴得不知所措，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哥哥，你看我的运气真好！”边说边将那个脏梨核放在袖口擦了擦，咬成两半，递给我半个：“哥哥，分你一半。”

由于经常捡些肮脏的食物，他常喊肚子疼。夏日的一天，他肚子疼得厉害，躺在家门口的地上，满脸痛苦地哭叫。我摸他的薄如纸片的肚皮，硬梆梆的一坨又一坨。医生诊断后说他得了蛔虫梗阻，三两麻油下肚，才保住了他的一条小命。

那年“五一”加餐，二弟抱着花瓷汤碗，挺个青色大肚皮，一歪一歪地缓缓向饭厅走去，嘴里不停喊道：“加餐啰！加餐啰！”走到半路，他突然一头栽倒在路边低矮的冬青树旁。母亲连忙跑过去，抱着他“洪洪！洪洪！”不停地叫唤，轻轻摇晃，小心拍打着他那瘦弱的身体。良久，他睁开眼睛，嘴里依然有气无力地念叨着：“妈……妈！加……餐啰，加……餐啰……”

长期忍饥挨饿，我患有严重的肠胃病，且双脚都与众不同，每只脚的四个指头都是曲卷得很厉害，那是长期穿着不合脚的鞋子造成的。我读初一时，母亲给李勋伯伯家的大儿子方哥哥做媒，介绍曾祥桂与之见面，俩人情投意合，即将谈婚论嫁。他们送我一双蓝色网球鞋，当年那可是件不菲的礼物。我如获至宝，正值生长期的我，将这双鞋子穿了一年多，直到后来鞋子太小，双脚十个指头痛得都不能走路、每只鞋子也被大指头顶破个大洞，母亲才帮我买了一双新鞋……

1966年，W.G开始，大字报铺天盖地，今天造反派执政，明天保守派当权，我母亲成天提心吊胆，全然不知所措。小小年纪的我，每天都到天门俱乐部广场去看大字报，观察党中央最新指向和两派势力动向，运用北京-武汉-天门权力更迭的时间差，告诉母亲何时应该加入哪一派。可怜的母亲就像墙头一根孤单的小草，为了生存，在冰雪寒风中颤颤巍巍地挣扎摇晃，被风霜扫得东倒西歪，今天加入造反派，过几天又要加入保守派。

母亲对我准确的分析判断十分赞许：“要不是我的微威，我不晓得又要多受几多罪哟。”后来，家门还是被大字报封了，几度夜半惊魂遇抄家，提心吊胆......

（未完待续）

（责编：风雪林）

【作者简介】陆羽金鱼，本名李志伟，现年64岁，生于武汉，长在天门。曾下过乡，打过零工；养过路，教过书；当过工人，下过岗。后调入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从事管理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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