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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日打破发文周期,在周一推发本文,因这类新闻话题有时效性,追踪探究更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与急迫性。关注民生,呼唤公义,是百姓的本能,也是传媒的本分。
“武疯子”为祸何时休
特约撰稿/详煦
前些天,各类媒体都在报道9岁男孩被疑似精神病患者戕害致死的嚇人新闻。凶手持续施暴愈半个小时,竟无一人上前制止。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一个“武疯子”的螺丝刀下。
每个有良知的人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会痛心疾首。而当 “精神病”这样的字眼映入眼帘时,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脖子上的那块硬疙瘩。那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十九岁的我和两个工友外出逛街,我们三个同龄的女孩子并排走着,我在中间。突然间,我的后颈挨了什么硬器的重重一击。我惊恐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个二三十岁戴眼镜的陌生男子怪兽般站在我们身后。他半弓着身子,舌头露在外面,喘着粗气,脸部痉挛抽搐,像喝醉了酒一样绯红。碰到“武疯子”了!那一瞬间,我整个大脑都是懵的,求生的本能促使我和两个同伴向前飞跑。庆幸的是那个“武疯子”追赶了我们几步便停了下来。惊恐万状的我们一口气跑回工厂,跑进宿舍,关上门。我坐在床铺上,惊魂未定,感觉心嘭嘭直跳,腿依然在不停颤抖。情绪稍稍平复后,才感觉到脖子上火烧一样的疼痛。工友撩起我的头发,就看到脖子右半边红肿了好大一块,应该不是用刀砍的,因为没有流血。虽然痛得钻心,可是当时的我只知道默默流泪,或是由于年轻,或是由于囊中羞涩,想都没有想到要去看医生。剧烈的疼痛持续了几乎一个星期才慢慢好转,而我的脖子上,就此永远留下了一块硬疙瘩。如今早就不痛也不痒了,但仍似一块千斤重石,深嵌于我的脖子深处。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后,我工作以外的时间几乎都是像猫一样蜷缩在家,很少出门。不得不外出时也是东张西望,时刻戒备。人群聚集的地方我素来是“畏而远之”,从来不敢领略那种率性“伸长脖子”看热闹的快感。有一次在马路上一个熟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让我这个“惊弓之鸟”差点被吓死。这些年笼罩在我心头那种阴霾、那种恐惧感觉,就好像人总是置身于山巅的一个跷跷板上。一头是我单手抓着翘板,另一头是一个隐藏在云雾中的巨大手指,指甲尖戏谑般地稍微按压着晃动的翘板。而我,则随时可能掉入无底的深渊……比较起来,我算幸运的,那个9岁男孩 竟被活活打死了!
这些天网上舆论铺天盖地,群情汹涌。有人说“围观者的冷漠,比杀人犯更可怕”;有人说“仅仅谴责人性是一种廉价愤怒”;也有人说“家长除了教会孩子明辨善恶外,还要让孩子学会不去惹神经病”……关注、同情、追问、激愤,老百姓不能不对这类事件忧心忡忡。这既是精神疾病防治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个人根本权益的保护问题,更是社会性的生存环境危机问题。不幸的是,这类事情屡屡出现,频频折磨着芸芸众生脆弱的神经——2012年3月14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发生一起精神病人发病致6人死亡的刑事案件。死者中,有2人系该精神病人的父母,4人为其邻居。2016年9月22日17时40分许,广西玉林市兴业县龙安镇秧塘村发生一起精神病人突然发病用铁棍伤人事件,共造成4人死亡6人重伤。2017年2月18日,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嫌疑人胡某疑与店主姚某因应聘等问题发生纠纷,随后持菜刀将姚某砍死。之后胡某当场被警方挡获。事后调查胡某持有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2018年5月3日广东揭阳榕城发生持刀伤人案,造成二死一伤。凶手男性,二级精神病人。
在一起又一起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整个社会似乎对这些精神病人中的“武疯子”毫无办法。悲剧发生后,精神病鉴定资料甚至成为了精神病人的免死金牌。作为一名侥幸逃脱“武疯子魔爪”,却留下了“终身后遗症”的苟活者,我想说:这些“精神病人”,这些“武疯子”本应该待在医院或是有监护人的严格监护,为什么这样失控乃至光天化日之下残害生命的惨剧一再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亿精神病患者,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超过1亿,严重精神病患者超160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到嚇人的数字。其中有多少是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即“武疯子”),尚无权威数据。我想,近年来“武疯子”伤人事件频频发生,重度精神病患者中“武疯子”所占比例应该不小。更由于我国在精神病鉴定以及心理咨询领域的滞后,还有人们的观念偏差,大多数患者及其家属并不知道或认为这是疾病,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平日里貌似“你好我好大家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在无法确定的隐形非定时炸弹之中,不知何时就会被炸得皮开肉绽甚至丢了小命。一是贫穷困境:资料显示:我国92%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患者及其家庭均为社会弱势群体。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绝大多数都在基层和农村。而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患者占83.6%。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费大多数以万元计,很多需要10万到三四十万的治疗费用。如果一个家庭有人患上精神疾病,这个家庭就陷入了深重的经济泥潭。虽然我国精神病患者治疗费已纳入医保报销,但是个人负担比例仍然非常大。很多患者的亲人因根本无法负担医疗费用,杀死男孩的“武疯子”冯某,每月上千元的药费,靠父亲开“摩的”和打零工一点点地赚。为了让他服药,父母吃了9年的冷饭。一些家庭因无力承担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有的因忙于生计,外出打工,终止了治疗,甚至放弃了监护责任;还有很多家属,看到有好转的迹象,便武断停药。一旦停止或减少服药,精神疾病有七成复发的可能性,而惨案大都发生在其停药后。如去年武汉江夏,一位患精神病的男子停药后,在高速路上开车时突然发病,用甘蔗刀把同车的妻子砍得血肉模糊。
二是传统偏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里有个精神病患者,是丢人的事情,耻辱感、挫败感令他们对此事讳莫如深,羞与人言。这导致很多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和救助。那个冯某的父母从河南搬到湖南,从常德迁到长沙,是为了生存,也为避人耳目。在他们老家河南滑县和长沙,均没有相关部门知晓并登记过冯某有精神病史,他们获得的社会救助几乎为零。孤立无援,想不出事也难。三是道德滑坡。在这个男孩被害事件中,在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里,围观者数以百计,却无一人挺身而出,令人慨叹!这样的场景几乎屡见不鲜。自从那些扶起老人反遭讹诈,见义勇为被责罚判刑之类的事情多了以后,即使在人命关天的危急关头,人们甘当瓜众打酱油,世风逆吹,人心趋冷。除了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这教如杨改兰般的无数蚁民如何能看到生的希望?
四是管理滞后。我国早在2013年5月1日起,即颁布施行了《精神卫生法》中,其中有“精神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的表述,但各责任方究竟应履行哪些责任,如何具体覆盖实施,并无进一步细化的责任清单。于是,我们看到,精神疾病人群散在民间面目模糊;治疗费用求告无门难以落实;社会支助基本上自在自为;总是在恶性事件发生后再追责、调解、补偿。那个冯某长时期游离于地方主管部门视野之外,即反映了相关方面在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方面的薄弱和缺陷。正如11月10日《北京青年报》所引《人民日报》文章所言:“只有国家承担起治疗责任特别是兜底责任,才能确保每一名精神障碍患者都能得到应有救治,防止他们散落民间,才能有效消除“武疯子”之害”。这才是治本之道。
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家有‘武疯子’,世代难脱贫。村有‘武疯子’,岁岁不安宁。”这么多年,我摸着我脖子上的疙瘩,“惶惶不可终日”。希望每一位精神病人,每一个“武疯子”都能“病有所医”“病有所监”,希望老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宁的环境中,免受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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