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特辑】
编者按：
这是一位80后女性对两场疫情的片段记录。2003年“非典”，她还是中学生，需要父母千叮咛万嘱咐，以免被染上那叫人闻之色变的“非典”。17年后，“新冠”汹涌来袭，角色却颠倒了过来，轮到她来叮嘱年迈、甚至“呆”了的长辈了。两相对照，世事轮回，不变的是老百姓的艰难与疾苦，还有相濡以沫的亲情。让人看到到一个年轻女性已显沧桑的心。
我决定带着行李去上班
文/阿西
从18点到23点半把版发走，我一遍又一遍地更新着数字和越来越多的细节。
武汉新增了136例，北京、深圳、广州，日本、韩国、泰国。确诊217例。确诊218例……
版面上更新的一则法新社的报道写道：来自巴黎巴斯德研究院流行病学部主任Arnaud Fontanet说：
遥远的记忆被翻找了出来，17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在上高中，北京。
我没手机，家里不允许看电视，我也不看报纸，外面非典沸沸扬扬，我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学校开始消毒、熏醋，训导主任每天婆婆妈妈地广播，我才知道社会上“闹传染病”了。
学校楼道教室里的熏醋和消毒水味一天比一天浓重，我感到非典一天比一天严重，有一天，学校宣布：停课。
我们和老师靠固定电话联系，每周返校一次，也不进教学楼，就在操场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上交一书包本周做完的作业，再领一书包下周要完成的作业，聆听老师的车轱辘话：别以为你们这就放了羊了！你们记住！你们是要会考的人！放学不许结伴出去玩儿！都给我回家！到家打电话来报告！
那时候，我觉得大人们都有点儿神经了，我爹居然拿走了我的钥匙，坚定不移地天天把我反锁在家里。我敲着防盗门跟他抗议，我想去同学家玩儿，就在马路对面儿的小区，就两步路，哪儿恁么寸就染上了？
电视里要么是空中课堂，要么是忙碌的白大褂，看空中课堂让我昏昏欲睡，看白大褂让我烦躁不堪。我感到与世隔绝，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年前，家里在饭馆定了两桌初二和初三的年饭，虽然疫情日益紧迫，武汉封城，但老人家们还是不愿取消聚餐。
我说的话，他们都不听，更愿意相信手机里那些养生贴和鸡汤文。他们听我气急败坏地阻拦，大概就像看着一块血淋淋的鲜肉一样：太生猛、不成熟、欠收拾。
我现在全部工作都变成了追疫情，每天刷官媒稿库，刷自媒体路边消息，刷外媒报道，淹没在无边无际的疫情新闻里，下夜班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晚上十一二点，凌晨一两点，三四点……
我对疫情知道得越多，就对家里不听话的老两口越搓火。
对他们 “禁足”从起初的劝说式逐渐升级成命令式，可他俩还是隔三差五趁我还没起床就溜下楼溜达去，我气得一度要没收他们的钥匙，老太太也有点儿急了，觉得我神经病。
我只好改变策略，每天祥林嫂式地在他们耳边念叨，哪儿哪儿又确诊多少例，谁谁出去串个门儿就染了病，今儿又死了多少人。老太太虽然嗓门儿大，但胆子极小，禁不住我天天这般吓唬，终于害怕了。
年三十儿，老家儿们终于取消了饭馆预定的年饭，满世界地打电话拜起了年。
返校日成了我唯一放风的机会，我格外享受在外面撒丫子乱跑的感觉，想尽各种办法在外面多停留一会儿。
有一次返校，我决定走着去，一来不坐车，减少跟别人接触，二来又可以多在外面闲逛一会儿。等我边走边玩赶到学校门口时已满头大汗，随即就被门口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给拦住了：
医生拉着我不让进门儿。可我没发烧，我没病！医生问，那你为什么体温这么高？
医生不放心，叫我站在阴凉处晾会儿。没多久，我的体温就正常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校门。
那时虽然在北京，可我距离SARS最近的，也只是在某个返校日，听说一个同学家里有人感染，被隔离了。那时，SARS带来的病痛和死亡，于我来说，都是遥远的事情。
等返校一回家，我就又被锁住了。实在闷得慌，求我爹放我去超市买零食，他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但他自己带上口罩出去了。回来时，他一边把那包薯片放在微波炉里加热消毒，一边龇牙咧嘴地跟我说：
“你瞅瞅外面有人出去么！？大街上都没人！”老太太又冲老头吼了，我迷迷糊糊地被吵醒。
爹已经失智了，我为了给老太太解闷儿，给他起名儿叫“呆爹”。
“闹SARS呢，店都关门了，没有人营业了。”
“啊？又闹SARS了啊！”再不用我多说什么，他就乖乖地回屋了。
下午，我准备去上班了，呆爹从屋里溜达出来，靠着门框，瞅着我穿衣服、穿鞋、背书包、戴口罩，什么也不说。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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