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汪朗忆汪曾祺：老头儿“下蛋”
老编的话：父亲节来临，本号特辟“背影”专题，刊登新三届学友缅怀先严、不忘来处的系列文图。今天推出最后一篇压轴之作，汪朗回忆父亲汪曾祺写作中的点点滴滴，敬请垂注。今年5月是汪曾祺去世20周年，谨此献上小号编者对汪老先生的无限景仰和绵绵思念。
作者自画像
汪朗，1951年6月生于北京，1978年10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入学前曾在山西忻县插队三年半，在太原钢铁公司当炼钢工人六年半。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经济日报》，先后从事国内、国际多个领域的经济报道，当过几个部门主任，大致还能胜任工作。2011年退休。
最近几年，业余时间写点儿关于吃吃喝喝的文章，编过两本集子，好像还有一点点影响。仅此而已。
本文作者
“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妈妈这样叫，我们几个儿女这样叫，就连他的小孙女也这样叫。有时外人来了，我们在言谈话语之间，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
“老头儿”之称呼用于汪曾祺，在他60岁以后。虽然他后来戴上了“著名作家”甚至“著名老作家”的帽子，参加各种活动被人恭恭敬敬地称为汪先生、汪老师、汪老，但是在家人中间，他始终只是“老头儿”，和和气气，平平常常，随随便便。
老头儿汪曾祺
“老头儿”文章写得好，全家人都同意。惟一投反对票的是孙女：“爷爷的文章一点也不好，和别人的不一样，没词儿!”当时她上小学，老师让学生从名著中挑点花哨的辞藻用在作文中。她在“老头儿”的文章中找了半天，毫无所获，于是很恼火。“老头儿”听了哈哈笑：“没词儿，好!”
其实，又何止是他的孙女，当初我们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也看不上爸爸的文章——当时还不是“老头儿”。倒不是有词儿没词儿的事，而是一点没思想。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合时宜。1960年代初期，他从张家口劳动改造回北京，写了三篇小说《羊舍一夕》《看水》《王全》，后来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了个薄薄的小集子。
年轻时的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爸爸当时挺兴奋，一来这是他解放后出的第一个作品集，尽管只有3万多字；二来稿费给得高：“千字22元，一级标准，和郭沫若、老舍一样”。从说话的表情看得出，他意不在钱而在名。既然是少儿读物，我们自然要读上一读。读过之后——嗨！没劲。里面全是凡人小事，没有抓出坏人，也没有树起英雄，和我们常看的作品全然不同。
记得当时看过一篇小说，还挺有名。说的是一个老农民到城里为合作社卖菜，为了多卖些钱，在菜中洒了点水，结果受到当社长的儿子的批评。农民老子不服气，说这样做是为了社里，社长儿子说那也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坑蒙拐骗，于是老子接受了批评，提高了认识，改正了错误。看了这样的小说，你马上会明白为什么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但看了爸爸的小说，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教育意义。
汪曾祺夫妇与子汪朗、女汪明及妻妹(右1)
后来长大了一点，被发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明白了农民实际是怎么回事，后来又明白了小说不能当政治教科书看，回过头来再看爸爸写的这几篇东西，才觉得有些意思，里面的人都是活人，都很健康，文字也挺顺溜、有味，看来，他的东西得懂事后才能看出名堂。但是再想多看，没了。从解放后到1970年代末，30年他只写了三篇小说。
爸爸重写小说，已是1979年。第一篇是《骑兵列传》，写的是“文革”中接触的几个革命老干部。说实在的，不好看，像是一篇人物采访记录，文字也有些涩，不过，当时几乎所有小说都离不开大是大非，与政治多少都得沾上一点边，爸爸恰恰对政治搞不太懂，写成这样已属不易。
中年的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接着，他改写“旧社会”了。不写地主剥削农民、农民奋起反抗，写了个《受戒》，一个小和尚的爱情故事。当时还是1980年，这样的东西没有人想到要去写，写了也不可能发表，爸爸对此并不是不知道。但他心里有一种冲动，非要写出来不可，哪怕就是给自己看也要写。
他当时觉得，“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之所以会出现“打砸抢”，是人们对美好的东西已经淡漠。对此爸爸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于是他想通过小说写出人世间的美好事物和美好感情，不管是什么时候的，让人们重新认识美，珍惜美，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美的东西。这期间，他连续写了几篇这类题材的小说：《受戒》、《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还有《天鹅之死》，一篇很短的东西。
汪曾祺全家在中山公园
《岁寒三友》写的是旧社会三个贫寒之士相濡以沫的珍贵感情；《寂寞和温暖》写的是一个右派下放劳动时所感受到的温暖，里面自然有爸爸自己的影子。写作《天鹅之死》的起因，是当时北京玉渊潭公园落下几只天鹅，游人都十分欣喜。没想到，竟有人为了饱餐一顿用猎枪将一只天鹅打死了。
当时我们家就住在玉渊潭附近，爸爸常去公园遛弯。他听说这件事情十分愤怒，赶写了这篇小说。他把天鹅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借小说人物的对话点出了天鹅之死的原因：“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这段话表明了他在这个时期写这些小说的目的。
汪曾祺与老师沈从文
那一段，爸爸确实有一种强烈的写作冲动。当时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两间房里，只有小屋的一张桌子可供写写画画，可住在小屋的小妹妹经常上夜班，要睡到晚上九点多十点才起床，爸爸着急写作，又不敢吵醒女儿，憋得四处乱转，那模样，好像一只母鸡想下蛋而找不到窝一样。
等到妹妹一醒，他马上蹿进屋里，铺开稿纸，头也不抬便动起笔来。这时候，就是闹八级地震他也未必在乎。时间一长，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一见他心神不定的样子便问：“老头儿，又憋蛋了?”“老头儿”也欣然接受这一“尊称”，常常在写文章之前郑重宣布：“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
汪曾祺67岁书法作品
“老头儿”的蛋一般下得都挺顺利。他在写作之前总要静静地想上好一阵，目不旁视，凡人不理，我们几个做儿女的名之为“直眉瞪眼”。一旦动起笔来，就很少中断，往往一气呵成。他的文稿，都很干净，间或有一两处增删，但是没有涂成过大花脸。
有时蛋也下得很苦。《寂寞和温暖》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翻看北京师大出版社新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在这篇小说最后有一小段话：“1980年12月11日六稿”，一篇文章写了六遍，在“老头儿”将近60年的写作生涯中绝无仅有。其实，一再重写的原因不在“老头儿”，而在于审查官——我们全家人。
我们一家虽说还有干文字工作的，但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不沾边。妈妈在新华社当英文编辑，虽说年轻时也发表过几篇散文，还有些意思，但是自从搞上新闻之后，早就远离了形象思维。“老头儿”公开宣布过，搞文学，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嗑这棵树的虫”，但是文章写成之后他却心甘情愿地让这些外行横挑鼻子竖挑眼，而且从来不生气。
《寂寞和温暖》写作前，社会上已经有不少描写“右派改造”的小说问世，像《大墙外面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等等，而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于是我们也撺掇“老头儿”把自己的经历写一写。
汪朗越来越肖乃翁，形似而且神似
写成之后一看：怎么和别人写的不一样?小说中的主人公沈沅当了右派下放改造，既没有大恶，也没有大苦，关心她的好人还不少。特别是里面的一个领导干部挺有人情味，又让她回乡探亲，又送她虎耳草观赏——这盆虎耳草是从他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搬过来的，还背诵《离骚》和龚自珍的诗勉励她。
这样的领导，那个时代哪里会有?不行，文章得改，向当时流行的右派题材小说看齐，写得苦一点，惨一点。“老头儿”倒是不反对，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一遍通不过再重写一遍，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什么大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大家都很疲惫，不想再“审”了，只好由他去了。
汪曾祺作品全集
以后，“老头儿”的文章看多了，才发现，他表面虽然随和，骨子里其实很固执。他就是不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血淋淋、惨兮兮的东西去刺激人们的神经，尽管生活中存在这些东西也罢。他所坚持的是：“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
可以说，在“老头儿”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就是四个字：“美化人生”。这就是他所认为自己这样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至于其他人为什么而创作，那不是他的事。“老头儿”听了这样的“歪批”，不知道会不会哈哈笑。
一晃儿，“老头儿”走了快两年了。真想再听一声：“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
汪朗兄妹回到江苏高邮父亲故乡
(原载《中国教育报》1999年4月4日，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图片选自网络)
背影：父亲节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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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