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丨袁晞：如影随形的档案
作者简介：
袁晞，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工作，高级编辑、文史学者。出版有《〈武训传〉批判纪事》《社论串起来的历史》《冷战时代的我们》等专著。
本文作者袁晞。
“看过自己的个人档案吗？”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没有。”
档案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很神秘的东西，除了几亿农民，每个有工作的成年人，还有大学生、研究生都有一份自己的个人档案。档案一般从高中毕业或参加工作开始记录，直到去世那一天。人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的档案，却不为被档案记录者所有，甚至大多内容也不为被记录者所知。除了自己填写的一些例行表格，还有申请、检讨一类，至于单位、组织记了些什么，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这种情况近些年有了一些变化。比如有的人从单位退职经商，俗称“下海”，之后单位便将离职者的档案交到省地县人事部门下属的人才交流中心存放。到了退休年龄，要办社保，社保局要依照个人档案确定工龄，因为下海没有了组织，只好由本人到人才交流中心取出自己的档案送到社保局。社保局用后便退还个人，而人才交流中心正人满为患，不愿再收回。于是，这个跟了自己半辈子，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终于物归原主。
我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档案：比A4纸大点、5厘米厚的纸盒子，盒面上有“干部档案”“正本”六个红字，下面是个人姓名。盒里的档案分为专业材料、任免、奖励、处分等类，用印有不同颜色字迹的白纸隔开。字的颜色也是有讲究的，比如第六类“参加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及民主党派的材料”用红色，第九类“任免”用绿色，第八类“处分”用蓝色……
我看的档案的主人在单位没有升官，也没有得过表扬受过处分，大概也没得罪领导，因而档案很薄，内容很少，除了本人不同时期填的表格，就是工作过的几个单位领导写的很一般的好话，可用一个词语概括——淡而无味。
而档案对历史和历史研究者，是有意义的。
我看了两本外国人写的涉及个人档案的书，与我看的中国档案正相反，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一本是英国学者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一部个人史》，另一本是美籍匈牙利记者、作家卡蒂•马顿写的《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如书名所示，前者是个人档案，后者是家庭档案，都是直击心灵深处的文字。
加顿艾什的故事开始于1980年。这个二十多岁的英国交换生驾车经过检查哨进入东柏林。他在这里租了一个房间，住了近一年，最初的目的是为写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论题是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
进入东柏林后的加顿艾什即被东德国家安全部（即臭名昭著斯塔西）监视，派多名线人跟踪，并给他建立了“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德语缩写为OPK三个字母，东德的文本解释为“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持有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建档的目的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
对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一切，这个傻呵呵的英国青年并不知情，照常在东德生活，直到德国统一，斯塔西崩溃，他才知道自己被斯塔西记录了两英寸厚的档案，还给他起了个代号叫“罗密欧”。
多年以后，已经是牛津大学教授的加顿艾什来到柏林，查阅自己被记录的档案，再对照自己的日记，试图还原往日的生活。斯塔西的档案比本人的日记要详细得多，这位英国人某日约会女友，线人事无巨细地记下了两人的身高相貌、服装打扮、言行举止，几乎是每时每刻、一举一动。比如：女、30至35岁，1.75至1.78米、身材苗条，头发是中等金色的卷发，着深蓝布外套和蓝色牛仔裤，穿黑色皮靴、戴红色小软帽，连配件棕色手袋都没忘了记。还有，16：52目标男女进入咖啡厅，18：45离开；20：40看火炬游行；21：20两人进入甘曼尼餐厅……
国安部把一个个线人和特工的报告汇集起来，形成档案。一次无心的对话，一次随意的接触，都被记录下来，国安部无所不在，无所不查。在东德这样一个控制严密的国家，一个英国学生想探索这个国家，想写文章评论这个国家，当然被视为“持有敌意负面态度”，而被时时监控。很多跟他谈话的东德人，出于对国安部的恐惧，都将谈话记录下来。
柏林墙倒塌之后，一大群人冲向国安部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曾掌握一切的令人恐惧的建筑。此时，一些特工正忙着销毁机密档案。不知是幸事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保存了下来。
德国统一后，成立专门的部门——高克机构——负责保存和整理斯塔西文件。这个机构全名冗长：“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联邦授权记录局”。机构及这么长的名字都体现了德国人概念的严谨。高克机构现在的档案排起来长达110英里。其档案室就是当年国家安全部的中央档案室，可以称为在曾经的“国家恐怖部”地盘上所新建的“国家真相部”。
高克机构允许德国公民（也包括在这里被留有档案的加顿艾什这样的外国人）索阅自己的档案。而看档案远不是从容不迫、心安理得的事情，更不是为了满足知道幕后故事的好奇心。这样的国家历史、这样的个人以往，使看到档案的许多人错乱和无所适从，有人不得不迁居，因为曾告发过邻居；有人离婚，因为他（她）的另一半是当年害其坐牢的线人；还有人自杀，因为子女发现竟然被父母出卖……
据统计，到1996年已有超过110万人向高克机构申请索阅档案，有42万人看过了自己的档案。除了一些负面的情况外，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在阅读过档案以后，不但松了一口气，而且能更踏实地继续现在的生活。
曾经强大的斯塔西不仅跟踪外国人，也花很大力量监控本国人，监视所有斯塔西认为需要监视的人。其官员疑神疑鬼，照他们的思维，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就不能不生疑。英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泰勒的专著《柏林墙》中有数字：“1957年斯塔西警官的数量是17,500人，到1973年，即乌布利希（东德主要领导人）离开人世的那一年，斯塔西警官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52,700人；而这还没有计算大量的兼职密探，即‘非官方同事’。”
根据东德内部统计，1988年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个“正常”年份，非官方同事多达17万，其中有11万定期提供情报，其他则提供“共谋”式服务。泰勒还写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40年内，至少有60万人为斯塔西工作过。一些专家更是宣称在此期间，东德的人口降到1,800到1,600万。即便我们只看斯塔西的官员，即拿薪水的斯塔西警官的数量，那么每320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秘密警察。”
在斯塔西的严控下，人的尊严被蹂躏、被矮化，成千上万的人千方百计地要逃离这个自己出生的国家。
线人，德文缩写为IM。如今IM在欧洲语言里就像党卫军的SS一样令人恶心，代表着暴力和兽性。在今日德国，不论你是知名政治家，或是学者、牧师，只要被发现在斯塔西的档案中是IM，便立即名声扫地。
加顿艾什虽被监视，但因为是外国人，似没有性命之虞。卡蒂•马顿一家却是险象环生，是面对牢狱之灾和生命危险的惊心动魄。卡蒂的父母的都是生活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德国入侵时期，两边的家族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凭借着运气和聪明，卡蒂的父母逃过了匈牙利纳粹箭十字党的追杀，侥幸活到了战后。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是历史学家，他们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失去了工作，战后也没有干本行的机会，二人只好分别担任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驻匈牙利记者。“为西方服务”被苏联控制的匈牙利新政权所不容，秘密警察开启了对他们近二十年的监控。
许多年后，卡蒂重返布达佩斯，查阅解密档案，她家的档案要用超市大购物车推出来，“堆得像小山一样”。匈牙利的斯塔西叫国家安全局,缩写为AVO。这个机构设在安德拉斯街60号原箭十字党总部的楼房里，
匈牙利的告密者与德国同行一样细致入微，连卡蒂上小学前的涂鸦也在档案中。马顿家的档案与加什艾顿的异曲同工：上午10：05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开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11:43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中午12:20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12：30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卡蒂为这样的记录感慨：“多亏了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卡蒂看了档案才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匈牙利档案专家告诉她：“不管你父母信任他们与否，你们生活圈里的人都在告密。那时就是这样。”
马顿夫妇不知道，他们常打交道的美国公使馆，还有个更危险的人，即匈牙利安全局策反的美国人，他也给马顿夫妇造成极大伤害。这个人后来被美国当局发现，没有再获得任命，甚至没有养老金。
匈牙利安全局早就打算逮捕马顿，斯大林的去世打乱了计划。在1955年2月马顿先生还是被捕了，四个月之后是他的妻子。刚上小学的卡蒂一直记得父亲被捕那个恐惧的夜——在她们姐妹合用的房间里，头顶的灯亮了，母亲压低声音说：“孩子们，你们必须起来，他们要搜查你们的房间。就是现在。”
几个月后，“母亲不见了！怎么离开家时都没告诉我？都没有吻我？”“我俩坐在一起哭泣。有生以来第一次，没人来安慰我们。”五十年后卡蒂回忆说：“我一定处于巨大的震惊之中，因为直至今日，只要一想起那个初夏的下午，我就会有生理上的强烈反应。”
马顿夫妇在囚禁中都被同监房的人告密，“马顿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家庭。只要对家人有利，他几乎愿做任何事”；夫人“无法忍受长期得不到两个女儿的讯息。”马顿先生被迫“合作”，按要求描述他接触的所有外交官和新闻人，卡蒂在档案中看到的描述长达四十六页，“在父亲的笔下，这些外交官仿佛处萨默塞特•毛姆的文学世界……秘密警察得以近距离观察敌人，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政治内容。”
卡蒂和姐姐被送到乡下一个勉强糊口的百姓家寄养，“这时我感到，自己已与熟悉的一切一刀两断。父母、祖父母、玩伴、宠物狗、我的房子和玩具，均已不复存在。”卡蒂明白，如此智慧的父母亲，也无力对抗一个政权，“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
父母被分别判刑十三年和六年。最令他们心碎的是，要在狱中错过孩子的童年。
世事多变。1956年春天，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和之后匈牙利一把手拉科西的下台，促使马顿夫妇被释放。他们重回记者岗位，真实而勇敢地报道了这一年秋天匈牙利发生的事情。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后，马顿一家经历千难万险逃出了匈牙利。马顿夫妇永远离开了深爱的祖国和那个多瑙河横贯的城市。
卡蒂在专为中文版写的自序《送给我的中国读者》一文中说：“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
马顿家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全家到达美国五年后，匈牙利情报部门又把马顿夫妇当作招募对象，专门派代号“花”的间谍来美国，寻觅马顿夫妇的弱点，企图把马顿或夫人诱回匈牙利，其上司认为“他们需要不受干扰的两小时，‘说服’他归顺。”
档案记录这件事情的B卷宗开始于1962年。读档案的卡蒂紧张得手心出汗，生怕父亲经不住威胁利诱而动摇。好在种种偶然和必然，阴谋没有得逞。
匈牙利间谍追逐的马顿夫妇，同样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相信。不久前卡蒂才吃惊地知道，FBI也有他家厚厚的档案，她申请得到了215页，另有一些仍没解密。
为什么马顿夫妇能提前出狱？为什么他们一家能离境？他们是不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特务？FBI的备忘录怀疑。卡蒂写道：“它显示了冷战妄想的深植人心，不管是在布达佩斯，还是在华盛顿。”“我的父母吻合既定类型，身不由己，在两大阵营的眼中都变成有用的资产。”
直到1967年，克格勃在美国的高官变节，匈牙利的招募计划因暴露而放弃，FBI也才确认马顿夫妇不是敌方的间谍。FBI档案中1968年7月呈送局长胡佛的备忘录总结说：“马顿夫妇此时似乎没有构成安全威胁。”卡蒂感慨：“这是父母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的最后一份文件。至那以后，父母开始过上了郊外普通夫妇的生活。”
翻看档案，卡蒂•马顿有双重的恐惧，先是得知自己父母身心被摧残所受刺激的恐惧；接着是担心父母受不了折磨而违背信仰、出卖灵魂的恐惧。幸好她的父母守住了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道德底线——“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这让女儿感到父母的人格更加完美。
读过档案的卡蒂更多地了解和理解了父母，她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我获得了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他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相比。”
加顿艾什在书中提到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很多中国人也看过，泰勒说这部电影“向世人揭露了斯塔西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滥用国内窃听机制以致摧毁无辜生命的肮脏行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存，兄弟之间互相出卖、夫妻之间彼此背叛。在斯塔西毫无人道可言的秘密窥视下，生活不再是原本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亲密友好、相互信任，而只是充斥着不计其数的出卖和背叛。”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加顿艾什先生和卡蒂•马顿女士回到柏林和布达佩斯，寻找当年监视他们的人，想知道他们当年是为了什么，怎样成为线人和特工。现在又是怎样看待以前的所作所为。
对斯塔西和AVO而言，其主要特征是残忍，恐惧不只是用来对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还是吸收线人为自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很多人是出于各种各样的恐惧而为国安部门工作，也有很多人为了得到五花八门的好处和利益，有的为做生意方便，有人为了能出国顺利，还有的为了一份工作、为了一笔钱……
一名线人如何被拉进“组织”，就好像鱼被引诱上钩的过程一样，一开始“只谈专业的事”，最后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可以出卖了。有的线人甚至“把国安部看成笔友一般，不断地写、尽量地写、详细地写。马顿的法国保姆兼法语老师一直“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卡蒂后来才想到：“难怪她总是匆匆忙忙，原来她肩上有更重要的任务。”
告密，是一种特别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人际背叛行为。任何文化和社会，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美德的价值体系。两本书的作者找到的那些当年的线人和专职特工，都不愿为自己肮脏的过去忏悔。面对指控，完全否定是最常见的第一反应。
有人面对白纸黑字，拒看档案的影印本；有人觉得没有什么事让他感到罪恶，“我做的是我分内的事”；有人回忆国安部里早就没有了理想，“大家只是为了保有一份工作而工作”；还有人说，在克格勃眼里，我们无足轻重，东德国安部“不过是被占领国的代表”。卡蒂找到早已平安退休的“花”，他不承认所做的一切，卡蒂“看不清他藏在巨大、厚实的眼镜后的眼睛。”
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人，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加顿艾什写道：“和我谈话的人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为政府工作的人说：‘责任不在我们，在政党。’为政党卖命的人说：‘问题不在我们，在国安部。’谈到国安部，刺探国外情报的人说：‘责任不在我们，在他人。’跟他人谈，他们又说：‘责任不在我们组，责任在XX组。’而跟XX组的蔡泽维斯谈，他却说：‘与我无关。’”
在找过这些人之后，加顿艾什总结说：“在这次寻觅中，我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天性邪恶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软弱，任由环境塑造他们。人性，他们都太人性了。然而，他们的行为的总和却是一大邪恶。”卡蒂说：“我一开始就被告知，只能责怪这个制度，不能责怪已变成齿轮的个人。”其实未必，被迫执行者也有“抬高枪口”的选择。
世界各国的档案正在不断解密，让人们更加准确地了解历史。中国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外交部解密了一批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档案；一些外国档案翻译出版，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200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2007年开始出版由亚•尼•雅科夫列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这两套苏俄档案为研究苏联和完整认识苏联起到了极大作用。
“档案”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分类保存以备查考的文件和材料。”这也太简单了！有多少人和事存在于档案里，存在于掌控档案者的手中。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档案里装着多少个人的秘密和宏大的历史。
加顿艾什认为：东德想必是现代史中，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严密、滴水不漏的国家。而新德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大量将过去统治中的资料让民众知道的政府了。他还说：“如此大规模、有系统地对民众公开秘密警察档案，是史无前例的……经过这个事件，我们应该对历史、对记忆、对自己、对人类本身，都获得更多的体会才对。”
如今，布达佩斯多瑙河东边的安德拉斯大街60号，改建成了恐怖博物馆（House of Terror），用实物和音像展示20世纪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恐怖。去匈牙利旅游时，我去了这个地方，几小时参观也让人恐惧和压抑。我去那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数是大中学生，他们不是出生在那个时代，大概也想知道自己的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
合上档案，卡蒂•马顿理解了“平淡和人生的可预测，恰恰是人们罕得的珍宝，20世纪缺少的就是这两桩。”她写道：“这虽然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特定时期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
经历过苦难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和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她在中文版自序中说：“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的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在信息更加公开、透明的现代社会，档案也不像过去那样神秘。可以希望各个国家的档案机构开放更多档案，让人们有可能完整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对中国的普通人而言，人事部门是不是可以在退休时将档案退还给个人，让人可能回顾和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工作中即使没有功过，也一定有是非。
加顿艾什写道：“在这个影印、传真、光纤、卫星的时代，各种揭发文件在顷刻间便传到了全世界。昨天，你的秘密还被安静地躺在一个灰尘满布的档案柜中，今天，就已经呈现于千百万人的早餐桌上了。”
是的，没有哪个时代信息传播像今天一样广泛和快速。全球化的21世纪，大多数人生活在民主自由的阳光下，但愿档案不再是统治的手段，而是还其本来面目——历史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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