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丨美国《侨报》董事长谢一宁不幸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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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丨美国《侨报》董事长谢一宁不幸遇害

人大新闻系78级新三届 2019-01-05

谢一宁

美国《侨报》董事长

谢一宁不幸遇害

洛杉矶华人媒体从警方获得证实：美国《侨报》董事长暨美国格律媒体集团总裁谢一宁，美国当地时间15日在侨报大厦被枪击身亡，享年58岁。

据了解，本次侨报大楼凶案的枪手为美国侨报40多岁的资深业务员陈中启。他疑因与谢一宁在工作上产生分歧，因而在16日上班时间，携枪进入侨报大楼後，便直接对谢一宁开枪数次。

警方抵达现场并拉起警戒线

谢一宁秘书小龙告诉谢的同学说，警察局还在收集证据，家属要到星期三才能见到遗容。其余的时间安排尚不清楚。

谢一宁简介

谢一宁，1960 年出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谢一宁刚从体校毕业。那时的他是一名跨栏运动员。用他的话来说，“也就找了两本书复习”，随后他“轻描淡写”地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然，事实上，这个过程远没有谢一宁说得那么简单。

当时，广东潮州的谢一宁，面对的是连灯都没有的现实。陪他勤读考上大学的是，一根蜡烛和一根芯油灯。“十七八岁的我就着蜡烛读书的时候，报上所写的全是我完全看不到的‘莺歌燕舞’，也正是现实和新闻的反差，让我有了考上新闻系的决心。”

1982 年毕业后，谢一宁进入中国新闻社任记者。 1984 年之后曾经多次参加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事件的采访工作。1984 年其新闻作品《李宁笑答外国记者》等曾获得中国新闻一等奖。

1984 年至 1987 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专业学习。 1987年外派担任中国新闻社驻白宫记者。 1988年获得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名誉副州长及奥克拉荷马市荣誉市长称号。

1991年担任美国《侨报》首席记者。 1992年起任《侨报》美西版总裁，现为《侨报》董事长暨美国格律媒体集团总裁。

在其经营之下，美国《侨报》已经是拥有日报、周报、中文网站、英文网站，并在全美15个华人聚居的城市设有发行点的全国性媒体集团。

大学同学的悼念

徐世平：鲜活的人，可惜啊！马上侨报要发公告了。我们有合作，下月他还计划来上海。

胡舒立：一宁是个有才情的记者，有激情的媒体企业家，有爱心的侨领，他的人生有许多大故事。人去了，关于他的生命的大故事刚刚开卷。

杨大明：1982年盛夏，人大新闻系70位同学结束四年学业各赴南北西东。大家每人提供一张照片，一段赠言，集成一本纪念册。一宁的话极为质朴：“尽量记住别人的优点，你的心地便会广阔而又深邃。”这些年很多人看到他的事业和风光，殊不知都离不开其真诚、谦逊而且潇洒的底蕴。相识四十年，同学又同行，他始终是很本色地活着，在今天看来尤其可贵。怀念一宁。

张伟光：死者谢一宁，我的同班同学。美国允许持枪的又一受害者。

孟国治：小谢不幸遇难。在美同学刚刚核实的，被一个东北前员工杀的。我刚刚求证了北美凤凰卫视总裁。

范蔚萱：永别了，一宁！一年了，一个接一个噩耗传来，将这颗心捅得千疮百孔。已不知该如何了！愿你在天国安宁！

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一班一组合影，前排左起周建明（组长)、李培禹、季洪光、刘南昌；后排左起张伟光、汪朗、马常青、张纯、谢一宁、朱舫、饶立华

张援春：好难过，一月份从洛杉矶过还约了他，是我改变了计划没见他，哪知道再也见不到了。

杨小兵：翘课几天，怎么回来就看见如此噩耗！国人多见的戾气怎不南橘北枳地改改？想想多次去那里，有一次甚至车上看到他们带招牌的楼，都因被安排讨厌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和事先无法决定时间而没和小谢约定，加上心想反正有的是机会，错过了和他见面，怎知机会竟就没有了……

于晓东：难以置信！

杨新贵：小谢遇难？太突然、太令人难以置信！噩耗！

李培禹：痛哉！6月5日和他通电话，告他周建明突然离世，他痛苦之极，一再问怎么这样？是啊！怎么这样？

郭庆光：一宁夏天回来体检，跟我说听到周建明去世了，他对自己健康也有些怀疑，打报告批准回来体捡。没想到身体没什么倒出了这种事。

卢盘卿：七月一见还在眼前，没想到刚开手机，看到的竟是这般噩耗。刚失建明又走一宁，都是突然走的，老天不公啊！

今年7月北京同学聚会，右4谢一宁

朱舫：七月相聚记忆犹新。一宁谈笑风生，快人快语，还是当年“小广东”的风格，在大家面前还是“小同学”。约大家组团美国见。不曾想竟是永别

高永伍：小广东，永别了！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在北京，在河南，在美国，唉，需要交流的事太多了！

张岳庚：痛悼一宁！！

季洪光：沉痛悼念同室一宁，我们七月刚见一面。怎么会有这种事，真是难以置信。心里真是堵的厉害，太难受了。

张纯：骇人听闻，难以置信。

杨新：难以接受这等事发生在咱们同学身上。

马克：7月刚聚过，今天惊闻噩耗。九山顶聚会就是为他接风时动议的，还提到明年希望同学到洛杉矶。

吴工圣：小谢，小广东，一路走好！

刘扬：为谢一宁哭！

张亚：痛悼一宁！

赵海啸：为一宁哭！

姜波：悲从天降！难以置信！小谢呀！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般不幸？！在我的记忆里，他脸上永远洋溢着真诚的笑容，永远散发着春风般的温暖！

今年7月北京同学聚会，左2谢一宁

罗杰：惊悉噩耗，悲痛不已。追忆促膝，宛如昨日。祈求一宁在天国祥宁。

李宁：痛哉！一宁安息！

鲁晓晨：痛悼一宁！怎么会有这种事？

陈湘安：痛悼一宁！！

陈保田：惊闻噩耗，悲痛不已。愿一宁安息！

余良军：痛悼一宁，怎么出这种事？

刘世芳：为一宁哭。

前排右5谢一宁

卓培荣：在异国他乡突闻谢一宁遇害，惊愕、悲伤之极。刚毕业那会儿，我们曾在一个楼上班，一个食堂吃饭，几乎天天见面，好像同学的关系又延续了好多年。想起许多往事，历历都在眼前。

2016年6月我同张援春、我太太梁正旅游到达洛杉矶，已称谢总的小谢邀请我们参观侨报大楼，在当地最好的中餐馆设宴款待我们，还约来在洛杉矶的同学张大青、杨劲桦、米鹤都夫妇共聚。可惜当时留下的图片没在身边，今天不能用于对小谢的缅怀。

许群：继周建明后今年又一同学不幸逝世，而且以这样的方式，真是揪心的痛！

孟国治在帮谢一宁理发

郭少达：痛失一宁，悲凉悲痛悲愤，前路茫茫，人类文明仍在被黑暗面吞噬中，吾辈要更加努力，奋力向前，向上。

陈平：几年前在珠海匆匆见过一面，还相约退休后去洛杉矶拜访，慢慢倾听他的海外故事。几个月前他将悼念周建明兄的小诗发过来，其情也切，其心也悲，没料想几个月后就是天人永隔，别人悼念他了。

鲁难：2016年7月到小谢办公室一叙。当时为LY案胶着中，欲前往苹果公司要求解雷君的iPhone，咨询小谢意见。小谢认为，此举有可能让有司以境外势力策动为由干涉，不利于推动事件发展。我接受了小谢的意见，离开洛杉矶。

下面照片是侨报建设中的新楼效果图，小谢很自豪地介绍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了。

张晓晖：在去看婆婆的路上，收到同学发来的链接，看了一眼标题我就惊呆了，谢一宁！小广东！我急急忙忙点击链接阅读，希望不是真的，但事实太无情了。

1978年入学后不久，就听说新闻系有个穿跑鞋跑步的，跑得快、跳得远，那个年代大多都是穿球鞋跑步，能穿跑鞋这人得多牛。后来在校园里经常见到谢一宁，印象最深的是他把跑鞋两只鞋带系在一起后，把跑鞋搭在肩上。

可能都是应届毕业生上大学的缘故，互相有认同感，迎面碰到很自然就会点个头，打个招呼，在我心里谢一宁是一个小朋友。

纪念入学30年活动后的一天接同学电话，问还记得谢一宁吗，我说当然记得了，小广东啊。同学说谢一宁邀约一起吃个饭。从毕业就没见过面，我爽快地答应了。饭后一同到地下车库取车，谢一宁说张晓晖认识你30年了，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真不容易，人生能有几个30年。我当时开玩笑说，不难，有机会。

谁能想到那次同学们一起吃饭，竟成为我和小广东最后一次见面，而从今以后坐在一起吃饭竟成为世上最难、无法再实现的事情！

谢一宁（右4）在大学田径队

杨劲桦：小广东，好朋友。还答应去看他的新大楼呢。凭什么动不动就杀人呢？

田川：小谢遭此横祸，真是令人难过。那位瘦瘦的白白净净的小谢，不应该遭此横祸的！看来这媒体是很难做呀！

王耀华：沉痛哀悼！还记得2000年去美时看过他，白面书生如此成就如此不幸，叹之哀之！

马小琳：小谢校友遭此横祸，真是令人难过……

张梅芝：怎么会这样？难以置信。谢一宁是多么出色的一个记者！人大新闻系的骄傲，中国新闻人的骄傲！

刘继杰：感恩节的前夕，出现这样的悲剧，很令人惋惜。悼念谢一宁同学。

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毕业照，谢一宁三排左6

李黎：谢一宁之遇害令我极为震惊和无比悲痛！我与谢一宁是人民大学78级一个英语班上的同窗，大学期间就非常熟悉，1980年代中期我俩几乎在同一时段来到美国，他在华盛顿做中新社驻美国首席记者，我在北卡杜克大学读博，经常来往，他来北卡时就住在我家，我去DC几次也都住在他那里，我们两家曾多次一起旅游，用餐，钓螃蟹……等等。他到西岸后，我们的交往并未中断，在旧金山和洛杉矶都多次聚过……谢一宁有很高的审美品位、艺术格调、与生活情趣，对古诗词颇有造诣，并且他自己的诗词写的也相当不错。

肖业祥：小谢早逝，万分可惜。当年在人大我们几个老广时有往来！天妒英才！如同列侬被嫉妒小人枪杀一样，令人痛心！小谢在天国里安息吧！

田生：1986汉城亚运会，金浦机场爆炸，谢一宁刚好在爆炸现场附近，他趁警方还没封锁现场，冲进去抢拍照片，第一时间发出来，当年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延伸阅读

谢一宁的两首悼亡诗

被乡人称为“二十五孝”的谢一宁，最感伤的莫过于父亲的离世。他在家乡在老屋内写下了一首——

青玉案•清明

谢一宁

杨絮柳烟凤山雾，冥纸飘，断肠处。

旧栖新垅相对苦，哀思茫茫，

凄泪几许？且看清明雨。

华章炼成谁与叙？香茗煮就捧无主。

衣锦归来空换取：南屋空余，

北堂肃穆，龛炉香一炷。

质朴如他，无争如他

谢一宁

昨日偶从培禹处惊闻建明兄猝逝，不知所以，不知所措，哀思难抑，彻夜不眠。40年前，我与他同居一室，他少言寡语，却总像大哥一样关心我。毕业后我长年漂泊海外，偶有机会回京，总是先拜见他。我还清晰记得在他那间生着小煤炉的陋室里畅谈的情景，几次与同学们欢聚，也都是他劳心操办。从京城到边陲，从校长到教书匠，他清心寡欲，无怨无悔。质朴如他，无争如他，我为作为他的同窗而骄傲。如有机会，请一定替我向他的家属致哀。

哭建明

酒自独酌诗问天，何忍着我哭同年。

红楼一统共日夜，白云分飞漫无边。

天山有眼书带紧，林苑无珠董圃闲。

今宵痛思四十载，明起年年烧纸钱。

6月7日洛杉矶

延伸阅读

老编的话：我们在此转载陈燕妮1990年代中期采访谢一宁的一篇旧文，悼念这位值得尊敬的新三届报人，也是老编们的同班同学。

记得本号创办之初，曾想推送此文。在征求谢一宁同意时，他一口回绝，理由是当年此文发表后，给他惹来了不少麻烦。现在，斯人已逝，麻烦该不会如影随形吧……

陈燕妮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01出版

谢一宁自述

陈燕妮录音整理

我是1987年4月份到美国来的，当时我是中新杜派驻美国的记者。那时候我是中国外派记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才 26 岁。我出国之前曾经受过两年的国际新闻和英文训练，然后才到美国来的。之所以能选上我，我想可能和我比较年轻有关。

我派出来时的正式名衔是“中新社驻美国特派员”，中新社在美国华盛顿其实只有一个记者，我想我也可以算是“白宫记者”了。在美国，凡申请到了白宫核发的进出记者证的记者都可以算是“白宫记者”。

美国的新闻制度比较健全，基本上每个大的新闻机构比如《纽约时报》、美联杜等都有专门的记者每天到白宫上班，因此，这些记者形成了一个白宫记者团，专门采访美国政治上层消息。

按照惯例，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一般是在白宫新闻发布厅内发布，发布厅旁边有一个小门通向新闻秘书处，大厅中有一些凳子供记者听发布会用，后面有一个高一些的台子是让电视记者摄像用的，在它的旁边有另外一个小门通往白宫记者的办公区。办公区内设有一个一个的小隔间，白宫记者们白天就在那里上班，当然，只有大新闻机构才能在那里设立一个小隔间。代表中新社的我当时的办公地点设在我自己家里。

里根和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都在华盛顿。当时，中国派驻华盛顿的新闻机构还有《光明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内新闻机构。

谢一宁（后左1）与大学同学（2016年洛杉矶）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的透明度是很高的，比如说白宫或者美国国务院都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它会把总统当天的日程每天一早就录音录好在白宫的一部电话上，我们这些人每天都会打电话进去听总统一天的日程安排，比如说总统今天早上要和记者见面、上午十点半又要会见什么重要的客人或者在南草坪又要有个什么事件的重要新闻发布会、十一点半要和哪些人在哪里吃饭等等，全部讲得清清楚楚。

总统在白宫与客人的一般会见在会见之初是允许记者拍照的，会见之后新闻秘书会在会见结束后的半个小时或十五分钟之后发布会见新闻。现在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接见外人的格式和美国已经比较接近，但是给我的感觉是美方发布的新闻要比中方多得多。

比如说我们的一位领导人和美国的一位领导人会见之后，双方都会有新闻发布会，你去找我们的新闻发布官去向情况，他总是说那句话“在友好诚挚的气氛中，双方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面对这样的“新闻发布”，作为记者，你可以把昨天写好的稿件重填一下就算是今大的新稿了。

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去参加美方的新闻发布会，美方的发言人一般会大讲一篇，倒不一定有模式，但总之是会讲出一些内容的，你听完他的话后还可以不断地追问其他内容。美方新闻发布官一般来讲很少说“我不知道”、“我不愿意讲”或者是 “没有评论”这样的话，他总是拐弯抹角、或多或少地讲一点。

白宫记者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都是在追问中过日子。值得回忆的是我在多年的白宫记者生涯中结识了不少朋友，直到现在，我和 CBS 驻白宫的首席记者以及很多台湾记者仍保持了长久的联系。台湾《中央日报》的社长，当年就是台湾《联合报》派驻华盛顿的记者。

当年在一同工作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会有信息沟通，但也会发生很多争执。当然，在谈到美国新闻透明度高这点的同时，必须提到的是这里面也会有很多小小的骗局。曾经给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是这样的。

中国“1989年事件” 发生之后，中美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就中断了，一直就不能恢复。所以中国领导人那时到美国来顶多是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会议，而参加联合国会议并不表示访问美国。

大约是在1991 年初，中美关系有点解冻的迹象，当时我们的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围绕着他会后去不去华盛顿访问的事情一直有很多说法，因为这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否真的解冻了。在北京时钱外长就对此事不露风声，直到到了机场他在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也还总是说“我没有说我要去呀。”记者再问“那你就是不去了？”他又说“我没有说我不去呀。”

当时在华盛顿的我作为中方派驻的记者，其实知道钱已经获得了美方的邀请要到华盛顿访问，而且钱其琛当时开出的条件就是必须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

钱其琛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当天早上九点钟是和国务卿贝克会谈，这时候一大堆记者都在国务院门口等着，人多极了。警察把记者们围得很远，不准靠近。按照当天国务院公布的日程，说钱其琛外长会在国务院的访问结束后到商业部去会见商业部长。

有些记者比较聪明，就打电话去白宫了解总统的行程，白宫的录音说总统当天 11 点半要会晤国务卿贝克。这一下就成了个大新闻，有记者立即评价说钱其琛虽然已经到华盛顿来了但是美国总统并没有见他，中国方面很没有面子。

但是，等到钱和贝克的谈话结束后，贝克不见了，只有钱一人走出国务院，所有记者这时全部围过去，大家全部在问同一个问题“你下一程要到哪里去？”钱外长一句话都不讲，一头钻进汽车里走了。

这时，所有的记者就赶快跑，一直跑到商业部去看情况，但是大家全部都跑空了。其实当时布什确实是见到贝克了，只不过贝克是做为钱其琛的陪客见到的布什。当然，白宫方面为此故意施放的新闻发布障眼法避免了大批记者到来而增添的混乱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在华盛顿工作这么多年，我主要是负责发布美国比较重要的与中国有关的新闻，这些新闻多数和白宫及国务院有关。除此之外，我还要关注比如移民问题之类和美国国会有关的新闻，再有就是当地华人的新闻。但是在处理华人新闻上，我会选取比较大型的华人社团年会或者华人在美国的发展状况之类比较大的、带有总体意义的事件予以报道，同时，我也会做一些调查报道，比如说布什政府总共任命了多少位华裔担任联邦政府的官员之类调查报担任白宫记者这么多年，我的上级对我的发稿量没有要求，而且没有人监督我工作，所以，这对我们个人的工作素质要求很高。

在我的感觉中，中国派驻国外的记者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在需要了解的这三方面中，政治和经济其实都比较好了解，难的是你要对你所接触的这个社会、这些人进行了解。我到美国已经快十年了，但我知道自己对美国的很多东西还不是特别了解。那么，如果你不能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的话，你的工作就不能做得比别人好。

而且，作为一个驻外记者工作对你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要求，那就是你对自己国家这一边的事情掌握多少？也就是说，你对自己本国的政策和国情是不是也真正掌握了。你所做的事情是要把国外的东西介绍到国内去，那么你必须介绍得明了，同时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我海外的采访生涯中，我记忆比较深的是对台湾著名人物蒋纬国的采访，我的这次采访在当时曾经引起过相当的轰动。在这次采访中，蒋纬国第一次说他赞成邓小平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他表示自己非常尊重邓小平，表示他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绩非常认同。

其实，他本人接受了我对他的访问就是个新闻，再加上他谈出的这些事情具有许多价值，所以这个采访一出来就闹得很大，一直闹到他到纽约时记者在机场上还要他证实这件事情是否属实，这还不算，这件享甚至闹到台湾的“立法院”，说是要立法不准他入境台湾。

这个采访说起来本来是一件不会出现的事情。当时在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蒋纬国访问美西，当地的一个台湾人社团为他举办了一个酒会，我一直听说蒋纬国演说才能非常棒，歌也唱得非常好，就觉得这样一个欢迎会对我来讲是绝对应该参加的。那么我就参加了。

当时的我已经是《侨报》美西版的总裁了，看到我来了，很多人相当吃惊。就在那个酒会上，有朋友介绍我和蒋纬国认识，认识之后我就提出想对他进行采访的要求，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家庭也是一个历史家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这样就有了第二天我在他住的酒店里对他进行专访的事情。

我们的采访用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谈兴很高，谈了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常常游离主题，需要常常把他“拉回来”，尽管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理由和是非，但是这次访问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我提到过这次采访本来是一件不会出现的事情，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和我的新闻理念有关。我一直认为，一个记者的立场应该是超然的。因此在海外多年，许多说起来我不应该参加的场合我都有所参加，我觉得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有好处的。

从我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我一直很感激中新社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在 1950 年代初由一批从海外回来的中国著名老报人自己筹资创办起来的通讯社，相对于中国的新华社来讲它是一个民间通讯社，因此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目标，也就是主要向海外华人报导中国大陆的情况。

也正因为中新社是面向海外读者的，因此比较重视制作能够让海外读者接受的东西，而不是搞新华社的那种“新华体”报道。这种开明、自由的气氛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我一直在想，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书读得也不比别人多、成绩也不比别人好的人，为什么会发展得比别人快一些？后来我明白其实靠的就是我幸好身处中新社开明的工作气氛中。

在中新社，从来没有人会要求你一条新闻应该怎么写，他们会让你自己去写，让你自己去发挥，这样，如果你有十分的能量你就能够发挥出十分的能量。但是如果你进入新华社，有可能你有十分的能量结果连一分都发挥不出来。

在我学新闻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新闻体制对很多青年人的发展有所阻碍和淹没。我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想要发展，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国改革的局面，再就是要把握自己的发展机会和时机。我一直记得我在人民大学上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胡舒立，现在，这位同学已经是中国《中华工商时报》的首席记者了。当年，当她意识到中国的新闻教育还是僵化而且死板的政治灌输时，她就把我们课上应该读的书全扔在一边。

胡舒立当时很少去上课，整天就是抱着自己的英文书不放。她读过很多书，但是对于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之类里面夹杂着大量虚假、言不由衷东西的课程她全都不读，只求最后通过考试。

事实也是如此，当我们在接受新闻教育的时候，新闻教育的一个总目标就是要我们学会写一篇像《党的好干部焦裕禄》那样的文章，我并不是要抹杀这篇宏文，这是当年很轰动的一篇报告文学。但我认为这不是新闻，一个好的新闻记者绝对不应该只会写这个东西，这篇东西只要花上几个月时间专门对党的政策进行了解就能够写了。在这种新闻教育的培养下，中国的不少记者一旦遇到灾难性事件时就立刻变得束手无策。

在中国，榜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的是一个信息时代，我们的记者这时该怎么办？是不是还在写焦裕禄？国外的记者就不是这样，国外的记者非常“难缠”。比如说当总统不愿意回答问题而从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记者会大喊一声“总统先生，我的问题是什么什么。”外国记者拼命地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对他的老板负责，也许是为了对社会负责，并不管你回答还是不回答。

但是，中国的记者绝对不会这样喊。在中国曾经有一部书叫作《百名记者的自白》，这部书中也介绍到我，我在有关我自己的部分就以《记者的悲哀》为题目。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广东，面临的生活现实是连电灯都没有，我上大学是靠着一根蜡烛和一根芯油灯读出来的，当我拿着蜡烛读书的时候，报上所写的全是我完全看不到的“莺歌燕舞”。

在看到这样一个大反差之后我一直想考新闻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考上了新闻系，我就可以说实话。我们家乡人说话比较自由散漫，两个人如果吵架的话，一个人骂另外一个人讲话不实在就说“你嘴臭，你嘴臭过报纸。”

可喜的是我们的党正在不断地在修正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在使自己发展，比如对于文革就已经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1991 年是我的生活有了重大改变的一年，这一年，我到旧金山创办了《侨报》美西版。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当地已经有很多中文媒体了，但是比较客观、详尽地反映中国大陆情况的报纸还没有出现。

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所起的作用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顶替，对全世界来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样的大形式下没有一份反映当今中国状况的报纸，这对华人社会来说是个损失。而且，创办这样一份报纸的市场也已经具备了。十年前，没有多少大陆移民到美国来；而现在，在南加州已经形成了很活跃的大陆新移民市场。与此同时，来自世界上其他各地的华人也想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而这，也成为我们这张报纸取向的出发点。

我们的报纸刚在旧金山创办的时候，就有人威胁说要打我，而且我还接到过这种电话，电话中说“某某天你走出电梯门口的时候，你就会死在那里。” 为了创办这张报纸，我的家曾经被人砸了，我们在洛杉矶的办公楼甚至被人对着楼开过枪。我们刚开始进入办公楼办公的时候，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员工的车子被人砸了十多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些，慢慢让不喜欢这张报纸的人适应这张报纸的出现。

发展到今天，我们在美西已经做到许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份报纸的程度了，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通过我们几年来举办各种活动，已经有很多人喜欢这份报纸了，在加州报业市场中，《侨报》已经争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了。近来，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种报纸在南加州也开始增加，比如《新民晚报》等等，对于具有同样倾向报纸的增多我心里并不别扭，我希望的是有更多的华人能够更快、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如果别的报纸也能够帮助读者达到这一目的，我认为是件好事。

我曾经在国内做记者，后来又到国外也做记者，再后来又领导手下的记者，分析起中美两地记者的区别来，我认为区别是很大的。从我目前的角度回头去看国内的一些记者，我觉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要做什么都不太清楚，这是致命的东西。现在，尤其是新华社的不少记者的脑子还停留在哪一天开了哪个会议，这个会议形成了怎样一个文件上面，然后他把这个会议形成的文件加一个“新华社北京十月十二日电”之类的“电头”登出来就算完成任务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读者究竟想要知道什么？一次会议之后，记者应该把民众最想知道的东西用人们最能够接受的语言写出来。

当然，养成发 “文件新闻”习惯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第一是他本人可能确实不了解读者要看什么；第二，他可能了解了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话，你的嘴又“臭过报纸”了。在这方面，我曾经有过一次亲身经历。我的新闻报道曾经于 1984 年在国内获过奖，那时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

那一次，我是因为一篇特写得到了中国新闻一等奖。得奖文章是一篇只有八百个字左右、写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的东西。我之所以得奖，说回来还是要再次感谢中新社的开明气氛。当时，体操明星李宁要去开奥运会了，那次是中国是十年后第一次组团参加奥运会，政府组织了十分庞大的代表队，并开了一个记者会，我们一大堆中外记者去采访这个新闻。

记者会之后，代表们三三两两地和记者谈话，参加那次记者会的几百名记者可能绝大部分人都会去写中国究竟组织了多少人的代表团去参加奥运会、代表团的团长是谁等等等等。而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因为这些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使我感兴趣的是体育明星李宁，他当时一直在和记者聊天，讲自己每天早上吃什么呀、每天怎么锻炼身体呀、恋爱的情况呀、是自己洗衣服还是有女朋友帮他洗呀，一个月领多少钱呀。

当时在中国，有很多东西是很神秘的，包括运动员、领袖人物等等，听了李宁的话，我认为这才是表现一个运动员内心世界的东西。所以，我放弃了所有资料性的东西，专心写了一篇《李宁笑答外国记者》。

记者会开完之后，我回到办公室用了半个小时就把这篇东西写了出来，把稿子交上去之后，我就走了。后来，这个东西就获奖了。这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是个很大的突破。我已经为这次得奖感谢过中新社给我的写作环境了，其次，我想感谢的是中国的新闻制度那时已经有松动的情况了。

当然，现在我对我手下的记者所写报道内容也有所限制，第一，我不允许我的报纸出现分裂国家的言行。我对总编辑的要求的是如果有涉及分裂祖国统一的报道你要报给我知道，因为我的报纸是反对这些的，第二，如果涉及到反映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报道，我要求手下人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看看是否真的是这样。

你翻开《侨报》来看，会看到很多反映中国落后地方的报道。我赞成的是社会的“新闻责任论”，这是我十多年前就信仰的一个理念，十多年后，我想让他在我身上体现出来。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三条设限。

当然我的报纸还是个不成熟的报纸，现在只是一个起步。从白宫记者到《侨报》美西版总裁，我在 20 岁到 30 岁之间走过这样一段长路，过去十年来我经历改变得很快很多，几乎没有时间让我静下来总结一下、反省一下自己。我常常很想能有时间停下来看看自己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可惜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个时间来做这件事。这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现在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事情一定是做错了的。好在我常常写日记。这对于今后自己对自己将要做的反省，也算评据。

陈燕妮思绪

除年龄之外，他超级老成。在海外营造左派报纸其实有说不出来的不容易，认真说要取得人心一向的认同，更有很多要老命的困难，他的报纸和他一样年轻，因为是熟朋友，就眼看着他一直在碰着各种试探之路。

他的美西版，说是一个版，其实是远远分在两地的两块，他和他妻子因为这份报纸也自造两地相思，他在旧金山，她则在洛杉矶，两地虽说听上去都在加州，却是两处连气温都各有特色的不相干。加州人管从洛杉矶北去旧金山叫“上去”，相反的行程则叫“下来”，不管是“上去”还是“下来”，开快车也要五六个小时。

他不常“下来”，他妻子任红雨一副小女子的样子，瘦弱、开朗，坚韧，比他更加年轻，掌握着洛杉矶版的整个运作。在陌生的异国，创业之初挨个拜访当地各居一方势力的人士，这个小女人干得一无遗漏，十分艰辛，一说是她小时看相时，竟就曾被人说是有“帮夫相”，如今算是活生生地应了罢。

创业维艰的苦处果真了得，那时至今，时常看到他们夫妻俩好不容易在洛杉矶团聚时去餐馆静静吃饭的样子，他们小小的女儿十分听从地端坐一边。这次访谈和他约了好几次，那一阵子，每次他“下来”的日子都被我打上主意，最后定下的是 1995 年圣诞前的某天。即便是长约，得到的环境依旧恶劣，他的员工和客人们在我们郑重录音的门外纵情歌唱，他本人也隔三差五、毫无防备地被部下的吆喝声拽走。

和他谈话时我常常不得不关上录音机，问他“这些都是可以写出来的吗？”这样，反复了总也有四五次吧。他反复回说“是”，然后睁起眼睛来反看着我。相比之下，我倒虚弱。他的位置和状态无论以往还是现在，都有机会成为一种势力和一个官僚，我常常就有不少有关的判定和猜测。和他谈过长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我原是错了。

谢一宁（后左1）与大学同学（2016年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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