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丨童润棣：与日本人打交道三十年的印象

童润棣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童润棣，1954年出生于南京，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初中，1970年参加工作，7年间干过机械操作（刨）工、装配钳工，后调入科室，从事统计、设备管理和生产。1984年通过坚持5年业余学习日语，经社会招聘，调离原工厂从事专业日语翻译工作，直至退休，期间于1989年～1991年被特聘去香港某公司，专司对日贸易工作。

原题

日本印象系列篇

作者 | 童润棣

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奔七之年，忆及过往将其记下，算是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点印记吧。

我曾两次进出日本商社

年轻那会儿，我有过两次在日本商社(贸易公司)南京事务所工作的经历。这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机会。

第一次是1988年5月间，业余自学日语近五年后，通过招聘考试转职当了几年企业技术引进的翻译。引进工作结束后，正在另谋用武之地的时候，市政府外事部门下属的“外事服务公司”推荐我去一家日本大商社MB公司南京事务所进行应聘面试。

面试是日本公司聘用雇员的主要方式，对受聘者来说是重要的一环。日本派驻MB南京事务所的所长不过三十岁出头一点，在中国台湾学的汉语，唐诗宋词可信口吟诵，可谓是一个中国通。事前得知，这个所长不会要比自己年龄大的，当时我虽已年近35岁，但我还是愿意试试。

所长和他的助手面对着我，用日语和我东扯西拉地聊天。聊着聊着，那所长冷不防突然发问:“你几岁了？”我的年龄当然不能直言相告。我知道日本人也有生肖属相之说，便想不妨“忽悠“他一把，不成功就算见一回世面罢了。脱口说道:“我属狗”，其实我属蛇。

谁知那所长来了兴致，他笑了。很快便天干地支的推算一番之后，打着响指说:“哟——希(好)！”当场就拍板录用我了，薪金报酬除去外事管理部门拿去“大头”外，也比我原单位高出不少，外事服务公司也为我被成功录用而高兴。

上了几天班，虽然事务所的有整洁舒适的办公环境，有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办公设备，但我觉得工作氛围让人有压抑之感。因为，那所长虽然对与之贸易合作的中国人满脸堆笑谦恭有加；而对中方员工说话时，常常把双脚交叉架上办公桌，身子在办公转椅上几乎呈横躺的状态，好一派盛气凌人的样子，还屡有女雇员被骂哭的情况。我想，这厮既然系统地学习过中华文化，尊重别人——这一点总该懂的吧？我向他委婉地提出过，没用。

我找到口口声声说是外派雇员“娘家”的外服公司老总，希望他能出面，为派出雇员争取最起码的尊严。孰料，老总笑嘻嘻对我说:“人家是花了高薪雇佣你们的，受这一点委屈还不能忍忍吗？”我没好意思对他说：人家付的高薪，大部分可都让你们“娘家”拿去了啊！老总的“笑嘻嘻”比日本所长的无礼还让我不能接受，我找到医院的朋友，虚开病假条交给“外服”，没干满1个月便放弃了这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回到原单位。

过了几个月后，通过归国老华侨L先生的介绍，我再一次走进了日本十大商社之一的CR公司。听L先生说，这一次找到我算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先是公司高层找了在上海TJ大学教授日语的朋友，这朋友找到归侨L先生。L先生原可以推荐他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的一个国内好友，而他儿子的这位好友，也是我的好友，当时他已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于是便把我举荐给了L先生。

尽管是多方辗转才找到的我，但“后门”却关得紧紧，面试是必须的。面试的“考场”在南京丁山宾馆的一间客房里。四个日本人在上海事务所一个中方雇员的陪同下，围着我轮番出题，从个人的生活习惯，到学习日语(我坦陈日语是自学的，他们对此并不介意)、从事日语工作的经历以及婚姻家庭状况，越问越详细，越问越具体，还问到我会不会以此为跳板，去日本“扒分(对当年众多国人赴日打工挣钱的一种说法)”。我的沉着应试表现，得到四位考官的认可，顺利被录用了。

CR与MB不同，不派日本人常驻而推行的是员工本土化，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当时在我国的“北上广”等大城市已有六个事务所，聘用我之初衷就是为了开设新的南京事务所业务，扩大日中贸易。包下了宾馆办公房和出租车，置备了所需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办妥工商管理申请和税务登记等相关手续，这些全由我一人搞定。后来又增聘了新的同事，寻访外贸客户，联系进出口产品的生产厂家及询价报价等日常事务由事务所打理，必要时会有相关业务部门的专业人员，以出差的方式来给予指导和后援，进行日中贸易工作。

我在CR公司南京事务所工作了26个月。后来，被香港一公司特聘去港从事对日贸易工作。我想，这机会不错，在1997香港回归前去开开眼界，还可再学点粤语，何乐而不为？于是乎，我离开了日本CR公司南京事务所。

与狼共舞

“一匹狼”——是我曾经工作过的那家日本CR公司中国贸易室主管久保先生的绰号，这不是我给他起的，他的日本同事背地里就这么叫他。听说此人在公司里，下属与之共事怕他、躲他；就是上司有时也让他三分，其德行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次久保先生来南京，事务所包房所在的宾馆总经理，在大厅见到我，听说公司主管中国贸易的人来了，意欲礼节性拜访一下，与之见见面以表敬意。他随我上楼来到办公室，我向套间里的久保先生通报说：某总来见，已在客厅等候。谁知他竟让人猝不及防地歇斯底里大叫：“要见你去见，我不要见他！”硬是让人家进了门却吃了个闭门羹。“狼”性如此，我算是初次领教。

久保又一次来南京。那天，我陪同他去拜访了有合作关系的外贸公司。从一家公司出来，路过街边一个炕山芋(烤红薯)的摊贩前，有几个人围着废汽油桶做成的烤炉等着购买。他问我：“这东西好吃吗？”我用日语答他:“饥者易为食。”他咂咂嘴，显然表示不满意的神情(曾有日本同事告诉我，此君一旦咂嘴即表示不满，要发飙)。

我也觉得所答与其问意不太相符，紧接着说道:“日语里不是称这种食物又叫‘八里半’吗？说明它好吃呀！”(糖炒板栗的日语发音为“库里”，和表示里程的“九里”是同一个音，称烤红薯“八里半”，隐喻其味美与栗子相比，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刚说完，又听到了他的“嗞嗞”的咂嘴声。他就是这样刚愎自用的一个人，你答不上来被他难倒，他看不起你，你不被他难倒，他会觉得没面子。也许是在外边的缘故，他并没有发作

回到办公室刚坐下，久保突然问我：“童君，我问你，汉语拼音你会吗？”从他的口气中我感到来者不善，我笑着回答他：“作为大汉民族的子孙，哪能不懂汉语拼音呢？”“那为什么有的中国人就不会呢？”我客气地回敬他：“这很正常吧。不正如在你们日本人中，也有不知道日本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人吗？”“好！那中国的各个朝代你能报得出来吗？”

他还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我毫不犹豫地一口气从“夏商周秦汉”说到“唐宋元明清”，最后还反诘他一句：“你还想知道各朝代的起止年份吗？”他顿时软了许多说：“那就不用了。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中国一年四季都有些什么花开？”我想，你还没完没了呢！“春天里开迎春、牡丹；夏天开荷花和睡莲；秋天开的有菊花。”

说到这里我突然打住，眨巴着眼装傻地看着他，他以为我没词了，盯着我紧逼一句：“冬天呢？”我便笑答他：“这还用问啊？四季里的花除了在春夏秋三季开过的，不都是在冬天里开吗？”他一时语塞，考问诘难我的兴致也烟消云散了。

久保先生回日本后，似乎对南京之“战”的战而不胜还心有不甘，想用“经济制裁”来扳回败局。他发来传真，提出以后我们出差外地并超时（包括节假日）工作时，不可既享受出差补贴又计算加班工资。我知道他这明摆着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讲歪理，因为不管哪家日本商社，这种叠加计算均是合理而没问题的。但我如由此及彼来与之理论，他一定会怼我“那你另谋高就啊”。

我回他传真“请您打开贵国出版发行的《新明解国语词典》某某页和某某页，上面的解释为：出差是指去日常工作所在地以外的城市进行公干；加班是指非正常工作时间进行工作或付出劳动的行为。” 告诉他“出差和加班是空间和时间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理当分别计算”。谁知，就这么一个回合，久保先生竟不战而退，没再言语。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事再有出差加班的计算，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了。

再一次与久保过招，是一天早晨小车先接我，再往金陵饭店接久保先生同去事务所。因途中堵车到达金陵饭店时迟了几分钟，未等我细说晚到的原因，久保就冲我咆哮：“我不要听你的理由，如果公司来了高级领导，迟到了怎么办？”我说：“堵车迟到我也没办法。要是贵国首相来访，会有警车鸣笛开道，保证不会堵车的。”我这么一说，他更是火冒三丈：“住嘴！”反正我该说的已经说了，坐上车便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一天里工作照常，旁若无他，倒也相安无事。下班途中坐在车上，久保突然向我发问：“童君，你是什么血型？”“你问这干什么？”“血型与性格有关，我想知道。”我忖度他是自找台阶，就没好气地对他说：“与工作无关的事不谈，好吗？”车到金陵饭店，久保下车，我未说通常惯用的“明天见”，而说了 “撒哟喔拉啦”（再见，即较长时间分手时的道别用语）。他立即把刚伸出车外的一条腿收回车内，问我“你，你什么意思？”神情显得有点紧张，我重新说了句“阿喜它妈打(明天见)”，他这才缓过神来：“那好，明天再见！”他是怕我一气之下不辞而别，他不好向总部的上司交待哩！

后来，我离开CR公司南京事务所去了香港工作。再后来听曾经的日本同事告诉我：久保得急病死了，死于他的性格怪戾，死于他的与人为敌，时年40又8。

误入情人旅馆

那一次与香港老板同去日本出差，干完公务之后尚余一日闲暇。因为我们是在香港订妥的返程机票，无法提前班师回朝。我们以前虽曾多次去过日本，但闻有“未登过富士山或未看到盛开的樱花，便不可谓到过日本”之说，所以决定借此机会去富士山，以补缺憾。老板亲自（他有国际驾照）驾驶租来的黑色丰田轿车离开东京都，驶出138国道沿东名（东京至名古屋）的高速公路向富士山方向疾驰。我们打算当晚在富士山下的附近住一宿，第二天一早再披着晨曦驱车上山。谁曾想我们在登山前一不留神误入了“情人旅馆”。

那是一家叫作“金色小屋”的郊野旅馆，是一幢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连起来的二层建筑楼群，共有一二十个单元。楼上住人，楼下停车（因其在郊外，来者必定有车）。我们来到一间亮有“空室请进”字样的一间楼前，停好汽车攀螺旋形梯级而上。敲门无人应声，推门入内后只听“啪”的一声，房门被自动锁上了。

我二人正诧异间，突闻电话铃声大作。拿起听筒，传来了一女子热情洋溢的声音：“欢迎光临！请问您二位来这儿休息还是住夜？”我大惑不解，不住夜来此做甚？（后来方知，这旅馆是可以按小时计费的）只听老板急呼：“不行不行，里边只有一张大床，怎么住法？”

我问电话里那女子，有无两张单人床的的房间？她答曰：“您二位如果一定要两张床的房，只有一间还正好空着，向南走到头亮着“空室”灯的便是。”她还要我们立即离开这个房间，因为三分钟之后，房内与服务中心相连的计算机系统就要开始自动计费了。未及多问就又听“啪”的一声，锁上的门给打开了。原来这里的一切全由服务中心控制着的，真有点侦探小说里的味道哩！

第二间房里，客厅宽敞。有衣架、沙发和彩电冰箱。套间卧室里，床单枕套干净洁白，羽绒被轻柔温馨。只是多了些普通宾馆客房决不会有的东西：床头柜上放着两包安全套。客厅书桌上的服务指南里，印着配有彩色图片的女性自慰用具的价格（按型号大小不同600至1000日元不等）。电视机里有一个固定的频道，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免费的成人节目。

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成人杂志等图文资料，以助入住者提高兴（性）致和情趣。浴室里冲淋、卫生设备一应俱全，却没有配备毛巾和浴巾。我们猜想，这种性质的旅馆即使备有毛巾和浴巾，恐怕来客也不会用的，人们都怕染上“爱滋”呢。不得已，看来我们只好用换下的内衣权充毛巾揩而擦之了。

我们被锁在房内后，电话铃又响了起来，那女声告诉我们须先把一夜的房钱一万一千日元付了。墙上有一个气动的传送装置。照示意图上的说明，揿一下按钮，便弹出来一个透明带盖的有机玻璃圆筒，直径五公分许，长度二十公分左右。我放入卷起的两万日元纸币，再揿一下按钮，只听“扑”的一声，那圆筒已被传走。片刻，圆筒又“扑”的一声给送了回来，里面装着九千日元的找头。

老板说需要发票回公司报账，我挂通服务中心的电话并又操作了那传送装置，透明圆筒再往来一次，发票也到了我们手中。墙壁显眼处还贴有一纸启事：如接贵客指示，可为您卸下车牌代为保管，以妨盗难。老板和我推敲后认为，此举哪是防盗？分明是为了保护来客的“隐私”罢了。

到此我们已完全明白：原来我们误闯了情人旅馆。我问老板是否考虑另寻宿处？我们怎能住在这种被人反锁的屋子里？异国他乡如遇不测如何是好？他说：“既已付钱，算了。”

次日一早，我就给服务中心挂通了告辞电话，房门“啪”的一声开了。就这样，从进到出，未见一个人影，我们在“金色小屋”里困（睡）了一夜。后来我对一位公派常驻日本多年的的朋友讲起此事，他听后颇觉新鲜地打趣道：“想不到你老兄还有这样的奇遇？”说实话，那次的“奇遇”到现在还不无后怕哩！如果我们误闯的是十字坡上孙二娘那样的黑店，被歹人用蒙汗药麻翻在地，捆将起来，那又如何了得？

日本在交通高峰时，雇用专职“助推”者，助力乘客上车

我和老板去了趟日本警署

我那腰缠千万贯的香港老板是个精于算计之人。不曾想，我被他一不小心“算计”着陪他进了一趟日本警署。

那次我们去日本，公干毕，老板驾驶着租赁来的豪华丰田车，我们走箱根、游热海，到了名古屋时，天已大黑。用罢晚餐后十时许，便去找地方泊车。

日本的车辆虽多，但停车场并不难找，我们转来转去地看了几处，最低的过夜停车费是每小时600日元。老板算了一下，一夜至少也得花6000日元，直呼“太贵！”我们又转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把车“免费”停在了离我们那家民宿旅馆不远处一个僻静的巷口。

次晨取车时，远远看去即感不妙。后视镜上已被挂上一橘红色塑料封套，上有类似我们家用电表上的铅封。但那玩意儿制作得很讲究，带有一个数码显示的电子锁，没有特殊工具是无法解除的。就好像是古代一种叫做“墨刑”(又被称之为“黥刑”、“黥面”)的刑罚。也就是古代衙役用刺青的办法在犯人脸上剌上文字或图案，任其逃到天涯海角都说明你负案在身。唐朝时的上官婉儿就因为得罪了武则天而被黥面，在额上留下刺青以使其受羞辱。后来上官婉儿巧妙地仿效刘宋寿阳公主的梅花妆，在额上刺字的地方以梅花形状为装饰，显得格外妩媚，并为其他女性模仿，成为唐朝流行的妆容之一。

车后视镜上扣着的塑料封套，挂在车上非常扎眼，我们既不能把它摘下，也无计将其弄成寿阳公主那样的“梅花妆”。封套里除有印着“驻车违反”四个大字和若干条说明外，还另附有简短留言文字加一手绘地图。留言上写道：警员于23时巡查至此并守侯了15分钟，认定此车属违例停泊(不知是否15分钟以内可以合法临时停车？)。请明日上午九时后到名古屋东区警察署来接受处理，警察署所在地请见附图。

按图索骥我们不费事就找到了名东警察分署，接待我们的是一名三十岁不到的警花。匀称的身材，笑容可掬的样子。她招呼我们落座、给我们沏茶，就像我们是她请来的客人。验罢老板的国际驾驶证，她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我完全相信你们不是明知故犯，但按违章条例，应该罚款一万五千日元。请不要紧张，这只是一般的处理。”我把女警员说的这番话翻译给老板听了。

老板要我对她说：“我们是外国人，能否从中日友好的角度考虑，免了这次罚款？”女警员客气而委婉地说：“实在对不起，这和国家之间的友好应该没什么关系。不过可以请示主任试试。”说着，她就跑过去和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警官嘀咕了些什么，那年长的警官走过来连声解释道：“我们是按有关规定这样处理的，请原谅不能破例。真的是对不起！”可谓客气之至，说罢他走开了。

最后，女警员开出了一万五千日元的罚款通知，并给我们解除了“驻车违反”的“黥面”，但说明并不是要当场缴交罚款而可就此将车开走。她告诉我们只要在七天之内去日本国内任何城市的任何一家银行或邮局缴纳罚金即可。

结果，我们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去银行或邮局缴付罚金。老板说了：“我就不信，日本人会为了这一点点小钱去惊动国际刑警或香港警方不成。”嘿，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那以后不久，我们又两次去日本公干，进进出出并未遇到过什么麻烦。

这么一个老板，我只好学着港星周星驰的腔调在心里说：“I 服了 YOU！”

拒绝诱惑

日本男人的好色是出了名的，在闲聊中他们谈色、谈性、谈女人，就像喝茶时磕瓜子一样，那是再随便不过的。对于这些，在与之交往中我常常用转换话题或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虚以委蛇地应付罢了。可有一次，两个日本人真枪实弹地“请”我与他们一同召妓，可算是经历了一次火线上的考验哩。

那是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唯一的一次单独一人出差日本。抵达东京的当晚，日方某株式会社的社长A先生带着另一家合作公司的B老板到我住的酒店，请我去居酒屋吃日本料理；餐后又同去一家台湾人开的卡拉OK。我等三人刚刚落座，一个 “妈妈桑”（女掌柜）即叫来甲乙丙三位小姐一对一陪侍在侧。坐在我旁边的甲小姐自我介绍说，她来自国内南方某大城市，已有六七个年头了，回国探亲重返日本不久，她说她不想在日本长期呆下去，再过两三年就回国云云。对她所说的这些我只是“哦，哦。是吗？”地敷衍着，同时埋头看点歌簿，找寻我熟悉的日语歌曲目。

我们还未唱几首歌，甲小姐的步步逼近，几乎使我无可退让。她还拿起茶几上一种做成女人乳房形状的巧克力糖块，边欲往我嘴里塞边对我说：“你看，这日本人是不是真能想得出来？你也尝尝这个。”任她自说自话，我未予理睬扭头避开了。转头看那两位东道主似已然入戏，各自搂着小姐进行着肌肤的摩挲。甲小姐向我介绍说，另两个小姐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大陆人，从东北某市来，我还是“哦，哦，是吗”，头也不抬只管翻看点歌簿。

甲小姐不仅毫不介意我的无动于衷，她步步“紧逼”，且加强了攻势。还要硬往我嘴里塞那女人乳房状的糖块，一边说：“像你们到国外出差的，就应该放松放松、活动活动啦！等一会这两个老头一定要带她们去开房的。我也跟你去酒店，好吗？”我说：“在这里唱唱歌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其它活动。你最好用这个时间去陪别的客人吧！”她却忸怩作态地说：“你这个人真好，不像有的男人一来就动手动脚的，我最讨厌那样的人了，一点品位都没有的。”

闻此言，我不禁愕然，她还抬我捧我呢！但却像让我吃了一个苍蝇，她这样的人也能侈谈“品位”二字？我告诉她，做我们这一行的，都有严格的外事纪律，你是从国内出来的更应该知道。她竟还不罢休，并拿腔作调起来，“哎——哟，就你一个人到日本来，又没有别的同事，怕什么呀！你在国外做什么事有谁会知道啊？有不少国内来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来找我们玩玩的。”“那也不行，真的不行！”我正言厉色地相告。

她先是一愣，旋即跑去两个日本人跟前，与A先生低声耳语一阵，不知她说了些什么，只听到A先生一个劲的“哈依、哈依，OK、OK”之后，她回到我的旁边对我说：“你真的不必担心啦！老板说了，今天是他请客，全部的费用他都包了，不要你掏一毛钱的呀！”话说到这一步，我不能再忍耐了。她把我当成了什么？我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我站起身来，尽量平静地对A、B二人说：“实在对不起，刚到日本我感觉有点累，想早点回去休息。谢谢你们的招待，我这就失陪了，你二人尽兴吧！”见我这样，A先生只好起身埋单结账。

果不出甲小姐所言，A、B二人各携乙、丙小姐移师宾馆开房去了。揽客不成的甲小姐很有点悻悻然，送我们出门时，我听她骂了一句“真是阿木灵”（上海话：“呆子”或“傻瓜”意思）。她不知道，我不只是会日语，粤语和沪语我也听得懂哩。可怜那小姐当晚没赚到钱，说我呆、说我傻，由她去说吧！

出得那家卡拉OK，走在东京的霓虹闪烁的夜街道上，我的感觉是——外面的空气真好！灵光一闪，我心里竟默默胡诌出一首诗来：

任你把嘴唇涂得鲜红，

任你把胸脯垫得高高。

我拒绝！

拒绝这潇洒和无聊，

即使不要我花一分钱钞票。

我自信！

我是个堂堂正正男子汉，

不会让这污浊的香风毒雾迷倒！

这算是我年轻时的一次“艳遇”，而我拒绝了。

旅日购物记趣

那次，逗留东京的最后一天，完成公务后，去秋叶原的电器一条街逛下来，回饭店时间还嫌早，我又信马由缰走到御徒町一家叫“多庆屋”的廉价店。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店家，整个一幢七层高的楼里，小自砧板、家用磨刀器、鞋拔、甚至于打麻将用的骰子等日用杂货，大到电脑、家用电器和金银首饰，无所不卖。如果把七层楼平铺开来，倒有点类似北京的秀水街，但它不像秀水街被传说的那样，是一个专宰“老外”的去处。这里的东西不仅价廉，还可免缴政府规定的消费税(当时此税率是3%，后经两次调整，现为8%)。因此，这是一个名声在外的众多外国游客必到，和不少日本工薪族喜爱光顾的去处。

林林总总买了近十万日元的东西后，乘电梯下到一楼，边门有一个摊点上一阵阵“千元均价”的吆喝声把我吸引了过去，均价叫卖的有帽子、手套、围巾和其它日用百货，一千日元任选。循声趋前挤进人堆，有一种围巾只剩下最后一条，立即被我抓在手里。那是范思哲设计的名牌BURBRRYS的仿制品，除感觉稍薄外，从颜色搭配到外观质感几可乱真，但它没有鱼目混珠地冒用名牌商标的字样或图案，吊牌上还注明了100%化纤制成。在正规的百货商店里，一条羊毛真品的标价是二万七千日元，按其当时（二十多年前）百分之三的消费税计算就得近千日元呢，哪有不买的道理！可我掏尽口袋，囊中所剩已不足一千日元了。我忙向那店员解释：我得去一下银行再来买这条围巾，他“哟西、哟西（好）”地应着，照规矩包扎好放在了一边。

真是不巧，我跑了几家银行，皆因过了营业时间而无法用美元兑换日元。银行小姐告诉我，必须回到住宿的饭店才可兑换日元了。我只好回到店里向那男店员说明情况，告诉他我买不成了。可他说：“那我给你留到明天。”我说：“那就算了，因为我是外国人，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日本回去了。不过，我是否可以用美元付款呢？”他连忙跑去收银台问过管账的小姐后，满怀歉意地向我打招呼：“实在对不起，我们这里不能用美元结算。”

那时我就想，东京这样的大都市，怎么就没有倒卖外汇的“黄牛”呢？在我进退无路欲罢不能的时候，那店员又紧盯着问我：“你现在有多少日元？还差多少？”我只好掏出袋中所有的硬币，他在我手掌上拨弄着数了数，连声说：“530就530，OK！”

我说：“那也不行，我还得留下回饭店坐地铁去新宿的车票钱呢。”他竟又不厌其烦地问道：“你来时坐地铁用了多少钱？”我告诉他是190日元，他立即在我掌中留下2 枚100日元的硬币，取去其余的硬币并把那条早已包好的围巾塞在我的手中，又忙着招徕别的顾客去了。

我拿着330日元银货两讫的围巾，愣怔了好一会儿。一路上真地很纳闷。我想，日本人这生意是怎么做的？“千元均价”的商品本无让价的余地，我也丝毫没有还价的意思，而那店员忙活了半天，却主动只收了我三分之一都不到的钱，丝毫没有鄙夷神色的那份真诚，好像再不买下就是我的不对了，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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