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童润棣:那个口水四溅专唱高调的指导员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童润棣,1954年出生于南京,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初中,1970年参加工作,7年间干过机械操作(刨)工、装配钳工,后调入科室,从事统计、设备管理和生产。1984年通过坚持5年业余学习日语,经社会招聘,调离原工厂从事专业日语翻译工作,直至退休,期间于1989年~1991年被特聘去香港某公司,专司对日贸易工作。
原题
“这不是跟共产党算账吗?”
作者 | 童润棣
列位看官,见到这个标题千万不要被吓到。我这也不是标题党,要讲的是我年轻时一段真实的经历。
当年,我在城南的一个小工厂里当工人。那时,我们厂里的结构不以车间来划分,而相当于车间的级别称之为“连”,负责人被叫作“连长”,连长负责安排生产;另外还有一个专管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员”,搞得像部队一样,但指导员比连长大,因为“政治挂帅”“政治指导一切”嘛!
其实,指导员在一个小工厂的日常工作中,没什么事可干。无非是在全连员工开会时,指导员会口沫四溅地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加上一些爊不烂煮不熟的话。会后,那些老师傅私下里打趣一般地胡嚼蛆,有的说“指导员的话,东耳进西耳出就行了”;有的则说“我连进都不进,让它直接从后脑壳外头就走掉了。”
到了文革后期,政治态势已不那么如火如荼,整天喊口号的热度也有所降温。编制称呼已改成了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工厂里“革命加拼命”、“活着干,死了算”表忠心之类的壮志不再那么凌云。每周六天每天八个小时之外的超时工作,虽然还不能以加班费计付酬劳,但可以按时间计算成调休。
作者年轻时旧照
某一日,在全连的例会上,指导员说完他的国际国内大好形势后,突然正言厉色地说:“有的同志注意了,有件事昨天我听了很生气!一个老师傅加了一点班,就跑到我们这里来,要开补休条,这是干什么嘛!这不是跟共产党算账吗?太不像话了!啊(此时他用的是第二声,显出咄咄逼人的腔调)!”指导员此话一出,震动不小。“跟共产党算账”——谁敢承担这样的罪名?
虽说文革后期政治氛围不再轰轰烈烈,但工厂里还要定期出黑板报宣传栏。由于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小工厂没什么能人,厂部大门口黑板报栏的写写画画就当仁不让地由我负责,带上一二人每月两次定期组稿、抄写、插图、美化,搞得还算像模像样。
厂部是厂部的黑板报专栏,各车间也有一个用三角木架支起来的黑板,用于紧跟形势做相应的宣传。
定期给厂部搞黑板报的日子,都是脱产进行的。而某一日,指导员要我下班后连晚把车间的黑板报完成了再回家。我说:“不行。下班了不回家,会让父母担心的(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无法即时告知父母)。”无意中把指导员搞恼了。
次日,指导员在车间大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他说:“一个小青年,觉得自己能写写画画,就了不起啦。骄傲什么呢?忘记了这不都是党培养的吗?啊(又是第二声)!”为此,我纠结了一阵后,主动找到指导员,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我:“指导员,我们来算一笔账,好吗?”
他:“好,你学吧(他有浓重的外地口音,把“说”说成了“学”)。”
我:“你比我大很多岁,对不?”
他:“我比你大一辈人呢。”如果可以表示尊敬一点的话,称他为父辈是没有问题的。
我:“解放前你参加地下党了吗?”
他:“莫有(没有)。”
我:“也就是说,你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应该只能从新中国成立那天算起,对不?”
他:“是地。”
我:“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满打满算从一生下来就得到了党的培养,对不?”
他:“唔……这个……”他有点语塞了。
我:“我是解放后第五年出生的,这样算来,你接受党的教育要比我多五年。你能问问自己吗?党对你比我多五年的培养,怎么就不能写写画画的呢?”
他无言以对,脸上明显露出了落败后的表情。
后排右二为笔者(作为装配钳工,参与了身后重达32吨的重型设备的制造)
没过几天,我接到厂劳动部门的调令,把我从机械加工车间调去装配车间。后者比前者从表面上看要苦一点脏一点,但这是我心向往之的去处,因为机械厂装配钳工的技术含量高过刨工工种。任何时候,我很注意自我培养,总想着多学点什么来武装自己。
指导员把我叫去办公室谈心,一脸坏笑地问我:“你对这次调动有什么看法呢?”我说:“工作需要呗。”他反问道:“难道这里不需要吗?”我也不客气地说:“那边更需要吧!”他无话可说,他失算了。因为,他本想打击我一下的,可结果完全不是他想像的那样。
在新的岗位上,我除了努力工作、钻研技术外,照常做些写写画画的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那天是星期四,厂休的日子。那天下午当噩耗经电台电视台披露后,厂领导特派人傍晚找到我家,要我立即赶到厂里,挑灯在黑板报专用的一整面山墙上,用白色粉笔写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的黑体大字。
随着“四人帮”的被抓、被审讯、被送进秦城监狱,宣告了“文革”的彻底结束,十年洗劫过去了。一些老师傅和同事们听说我跟指导员算账后,为我“捏了把汗”的担心,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左为笔者(中日谈判工作间隙时留影)
外一篇
话说尴尬忆当年
作者 | 童润棣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秋天,名古屋以兄弟友好城市的名义,给南京市赠送30万册NHK(日本广播协会)的《初级日语》教材,并通过南京各大书店向市民免费派发,NHK还在一定的时间里配以汉语通过电台进行广播教学。
赠书那天,30万册教材被蜂拥而至的市民一抢而尽。我因上班而未能去领到教材,自己动手用残次品元器件组装的收音机也无法收听到NHK的广播教学。
在业余夜校里学习日语,要想提高听力和能够“上口”说出来,就成了一种奢望。1980年秋天,名古屋市来南京在朝天宫举办“日本家用电器展览会”。能有这样的展览会,对我等不想学“哑巴外语”的人来说,不啻是一次提高听力和练习口语的绝好机会。
去展览会那天,遇到了与我有同样目的的夜校女同学。我们在一个展台前怯生生用日语向一名日本人搭讪说了声“你好”,对方友好地回以“你们好”的同时,给了我们一张名片。看着名片上“野尻正己”这个名字,我心里纳闷:“尻”这个字在古汉语里是“屁股”“臀部”的意思啊,日本人怎么会用这样的字眼来做姓氏呢?而且还是“野”的。我便问他“尻”这个字在日语里是怎样读的……未及对方回答,只觉身后有人在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那人低声说:“你们跟我来一下。”
去了展会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位工作人员。
这二人一脸严肃地对我们的姓名、单位等做了讯问笔录后,接下来问我们和日本人说了什么?
我们忙不迭解释说:“我们正在学日语,只是想练习练习听力和口语,刚和人家打了个招呼,还没说什么呢。就让你们捉来了。”
早已坐在房间里的一位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样做,是会泄露国家机密的!”我说了:“那哪会呢?”他说:“你们知道什么是机密吗?南京有个晨光机器厂,这是对外的的名称,我们内部称它307厂,这个代号对外国人来说就是机密;还有,我们每人每月的粮油计划是多少(当时还按人发放粮票油票),大米多少钱一斤也是机密呢。”
我告诉他:“我既不当家,也不理财,只是把工资交给父母,他们管我有饭吃就是了,所以你说的大米多少钱一斤我也不知道的。”我还说:“我们初学日语,你说的这些机密,我们就是想和日本人讲还讲不来呢,因为词汇量不够呀!再说了,不是有咱中方的翻译在现场吗?你们可以问问他我们说了些什么啊!”
大概看我说的没什么大错,似乎还有点道理。二位“便衣”面面相觑,互相耳语一阵后,把我们给放了。“放”的条件是要我们立即离开展馆!我们悻悻然走出展馆,那女同学手抚着胸口说:“我都快要给吓死了”。
在日本工作时参观富士电视台留影
坚持业余学习5年后,赶上我国从日本引进家电生产先进技术的高潮,通过招聘考试,成就了我人生中重要的转折,从一家机械厂调去电子配件厂。当上了专职翻译的我,于1985年两次陪同代表团去日本进行研修访问和商务谈判,后又被特聘去香港一家公司从事对日贸易,多次往来于香港日本之间。在增长见识阅历、提高工作能力的同时,凭借着“一技之长”,让我这“文革”中的初中毕业生,跻身于先“富”一族,较早地奔上了小康之路。
弹指间40年过去了,如今我业已退休安享晚年。若干年前,曾偶遇当年那位被吓得不轻的女同学,得知她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早已当上了某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是改革开放惠及于我们的改变——忆及那次难忘的尴尬经历,令我们不胜感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大步走向世界,世界也在刮目相看中国。搁在今天,外语学习爱好者还会遭遇那种令人不堪的尴尬吗?我想,一定是不会的!
作者近照
20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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