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丨徐世平：中国第一个"洋教练"，其实是我请来的

徐世平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简介

徐世平，1959年11月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历任该报体育部副主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评论部常务副主任和主任等职。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副董事长、总编辑。2004年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兼任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现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

原题

中国第一个“洋教练”，

其实是我请来的……

作者：徐世平

原载：微信公号重读历史

中国体育，一直主张“走出去，请进来”。

不过，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事，主要是官方操办的。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走出去请进来”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职业化，市场化，外加媒体的掺和，变得很有趣，而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则乐见其成。

二十多年前，中国足球请来了第一个“洋教练”。但是，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这位“洋教练”的中国行，我是始作俑者。回想起来，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来事儿”，这也是天性使然。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我则愿意去试一试。

1992年1月30日，中国足球队在经历了曾雪麟的“5.19”、高丰文的两个最后“三分钟”，徐根宝再次遭遇了一个“黑色9分钟”。中国亿万球迷欲断肠。第二天，我在《新民晚报》体育版，写了一篇千字文：《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仍是一篇充满悲情的好文章。

这篇文章，打动了一个人。

他就是当年时任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裁方宏。

中国足球队蒙难“黑色9分钟”，身为球迷，方宏夜不能寐。第二天，他读到了我的文章，自然感慨万千。他说，“输了球，我们不能光是理怨和指责，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应该为中国足球分担忧愁。”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里产生：能不能为中国足球队聘请一位德国的优秀足球教练？上海大众有这样的财力，也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当天，方宏将自己的想法，同公司的管理层沟通，并征求了德方副总经理斯蒂芬.梅斯曼的意见，两人一拍即合。

然而，大众汽车公司，仅仅是一家股份制的中外合资企业。他们在国家体委并没有什么关系。于是，方总想到了媒体，想到了《新民晚报》，想到了我。

第二天，方总派大众汽车的财务经理余亮坤、总经理助理徐斌到报社来找我。我同他俩，素不相识。不过，大众汽车和方宏总裁的激情，令我感动。于是，我们仨精心策划了一次以中国足球为主题的拜年活动。

2月2日，是小年夜。上海大众汽车董事长陆吉安、总裁方宏，驱车到德方副总经理梅斯曼的家里拜年。其中，带去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性的计划：为中国国家足球队聘请一位德国的“洋教练”。

这次拜年，大众特意派车，也将我接去，以便目睹这次重要的拜年活动。第二天，我在《新民晚报》的显著位置，刊发了一篇文章：《为足球拜年》。

在这篇文章中，我详细披露了大众汽车公司聘请“洋教练”的具体想法。一、我们要请最好的德国教练，钱不是问题；二、我们希望请来的教练直接执教国家队，而不是顾问；三、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同时，几位老总还呼吁中国足协支持，并积极配合寻找合适的教练。这篇文章，引发巨大反响。

很快，中国足协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开始了与大众汽车公司的接触。短短四个月后，一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老头，便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之中。他成了中国历史上请来的第一个执教练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洋教练”。

很多人不知道，请施拉普纳来，居然是缘于我的一篇文章。这就是舆论的力量。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我还参与了这次“舆论动员”的全过程。我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当然，施拉普纳在中国的“足球使命”，并不尽人意。他在中国足坛的功过是非，足球圈内外的人已有足够多的评价。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施拉普纳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足球，甚至有人将施拉普纳经比作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代表、德国人李德。李德何人？他生搬硬套西方的军事理论，且骄狂不羁，目空一切，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将施拉普纳比作当年的李德，恐怕源于施拉普纳刚来中国时说过的一句话。施大爷说：“作为教练，我有一句格言，教练是为权力而奋斗的。”在他看来，主教练的权力是第一位的，没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便不可能有所作为。

于是，有人便联想到了当年的李德。认为他也是以“救世主”的姿态来中国的。然而，施拉普纳刚到中国时，还说过很多的话，也许后来人们或是真的忘记了，或是因为“某种需要”而刻意忘记了。

1992年6月15日，施拉普纳夫妇经法兰克福、转道香港飞抵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此后的两天施拉普纳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参观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等等，在这些场合，极善演讲的施拉普纳说了许多的话，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他到中国来不是为了钱，他在德国的收入远高于在中国的收入，他来中国是因为对中国足球有感情，比如他说起了资助中国教练李应发等人到德国进修的例子。

第二，他不是上帝，不是神，“我们不能指望一晚上就会出现奇迹”。

第三，他说据他的了解，“中国足球缺的是自信心”“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让中国足球恢复自信”，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事业。

也就是说，施拉普纳从来中国的第一天起，便没有说过，或曾经想以中国足球的“救世主”自居，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了万能的上帝。但是，施拉普纳的奋斗目标也是很清楚的，即要恢复中国足球的自信心。怎么恢复自信心？施拉普纳也许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永不言败”，是他面对挑剔的新闻界的一贯做法。

从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后第一次亮相——万宝路杯赛、戴维斯杯赛的出师不利，到后来的兵败伊尔比德，施拉普纳都是如此：“永不言败”。以至于有人挖苦他是“打胖脸充胖子”“永远不服输的老纳”等等。施拉普纳认为，作为教练，作为一个主帅，他不能“言败”，他应该给人一种充满自信的样子。

但是，施拉普纳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讲究谦逊、并将其视为美德的国度。毛主席他老人家便有一句名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施拉普纳永不言败，老不谦虚，自然会引来许多中国人的反感。在中国新闻界的眼中，中国教练都是谦逊有加的，即使是赢了球，大赢特赢，照样数说自己的不足。在许多人看来，谦虚有一个好处，他不会得罪人，也不会犯错误。但是，施拉普纳既不懂中国的文化，也不懂中国的传统，更不知许多世俗的东西。

方宏请来了施拉普纳，一时之间，他也成了名人。方宏出身书香门第。他是著名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清代散文名家，有《狱中杂记》等名篇）的后代，从小受过良好的礼教传统教育。然而，方宏性格内向，不好张扬。出名，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人生压力。因为施拉普纳，我同方宏交往较多，也成了好朋友。我曾数次去方宏位于巨鹿路的家，喝茶聊天。在交往中，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这种压力。

有一天，方宏约我去他家，商量筹备成立“上海大众振兴中国足球基金”的事儿。方宏非常考究地烧了一壶茶，还给我倒了一杯洋酒，亦茶亦酒，相谈投机。这次谈话间隙，方宏还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打来的。江总书记在电话里对方宏说：中央警卫局的战士向他反映，桑塔纳轿车的刹车片的声音比较响，是不是派些人到北京来看看……江总书记还叮嘱说：产量上去了，一定要注意质量，这可是立身之本啊！

方宏很激动。他对江总书记说：“明天就派人去北京”。他还说：“我们一定注意产品的质量，请总书记放心。”放下电话后，方宏感慨地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日理万机之余，还来关心我们生产的汽车的刹车片，真让人敬佩！他特地关照公司的人，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那一天，我们谈到深夜，方总谈到了做名人的感受：名利之欲，劳心累体。这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我与方宏之间的最后一个电话，是1993年春节（应该是１月２３日），当贺岁的钟声敲响时，我打电话给方总拜年。但是，他不在家。他母亲说，他在医院里陪夜。陪夜？！陪谁呢？我问了电话，便将电话打到了医院的病房里。原来，他妻子患了晚期结肠癌，正住院治疗。从电话里听出，方总情绪低落。我很吃惊。我对他说：“方总，新年好！”但是，方宏答非所问：“会好的，会好的……”什么会好的？我感到莫名其妙，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四十五天之后（3月9日），方宏总裁从他位于公司五楼的办公室纵身跳下，当即身亡。一年后，“洋教练”施拉普纳也黯然离开中国。

1993年北京。声望高的“施大爷”那时常常被请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场合做“中国式嘉宾”。摄影邓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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