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丨黄培：“非典”期间我被隔离14天

作者档案

青年时期的作者

黄培，1952年出生，大学就读北京经济学院统计系，高级统计师。曾任国家统计局调研员，《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编辑部主任，为国务院领导提供统计信息咨询。现已退休。

原题

“非典”期间

编辑《统计摘要》

作者：黄培

自从我到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工作以来，每年都要参与编辑各类全国综合性统计资料性年刊。如果要问编辑哪本书印象最深刻？我肯定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统计摘要-2003版》（以下简称《摘要2003》），因为它是在2003年春天北京爆发“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期间完成的。我的《效率手册2003》，清楚地记录了17年前编辑此书的过程。

一、编辑准备工作

2003年初，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按照计划执行着。元旦过后上班的第二天，国家统计局就召开了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时任局长朱之鑫传达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布置了2003年全国统计工作，组织大家观看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国家统计局的录像。

几天后，时任综合司司长郑京平主持召开了全司处长与支部委员联席会议，讨论2003年综合司工作和创新计划。郑京平对我说：局领导指示：为了及时反映国内和国际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摘要2003》需要增加一些金融、股市、汇率、国际收支平衡表等资料……当年我是《摘要2003》编辑部主任，负责组织实施该书的全部编辑工作。

《中国统计摘要》是为及时反映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而编辑的一本综合性简明统计资料性年刊。2003版收录了2002年社会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同时简要列示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资料。它是国家统计局的拳头产品之一（另一拳头产品是《中国统计年鉴》），每年5月出版。它被设计成1/16开本，可以随身携带，便于随时翻阅，被众多的经济工作者所喜爱。朱镕基总理的书包里就装着这本书。作为编辑部主任，我知道自己工作责任的重大。

因为要为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提供统计信息咨询服务，编辑工作在两会闭幕后才正式开始。3月末，我向国家统计局各专业司24个专业处发放了《摘要2003》的统计表，要求各专业处按照编辑要求填报统计数据。那时信息技术与网络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为了收集《摘要2003》新增的统计数据，我先后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的统计司取得了联系，并根据保密工作流程，取得了所需数据。

如果按照往年的《摘要》编辑流程，经过全局各专业司20多位编辑的通力合作，一个月后，我就可以把经过领导审批的终审稿给中国统计出版社印刷了。五月中旬，我们就可以拿到新书。

二、突发SARS疫情

如果不是史老师（我先生）的学生成为非典型肺炎（SARS）感染者，我也不可能成为知道北京SARS疫情的普通人。

2003年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SARS）病例。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以及时任北京市的有关领导误判疫情的严峻形势，既未告知公众，也没有采取任何控制疫情发展的措施，致使SARS病毒首先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中传播开。

其实SARS早在三个月前，于2002年年底就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了，之后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其中：香港是重灾区之一。而当时为了避免疫情引发的混乱和恐慌，各级政府一直没有发布相关的讯息，老百姓仍旧像往年一样做着欢度春节的各项准备。2003年寒假，被北京市政府邀请的2000名香港大学生，如期来到古都北京参观游览，陪同旅游的接待人员是来自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

2003年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向外界宣布，非典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但没有引起北京研究者的重视，北京市各医院的发烧病人越来越多，医院床位不够用，只好让发烧病人在刚退烧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出院。

那时史老师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安全工程系工作。3月下旬，安工系一名安徽学生开始发烧咳嗽，吃药、打针和输液都不管用，做各种检查也查不出病因。无奈，校医院决定将这位发烧的安徽学生送到了首经贸的合同医院——朝阳医院。

校医院要求学生所在单位派人陪同，史老师不愿意让其他老师去冒被传染的风险，与几个学生一起到朝阳医院安排学生住院。据史老师说：“朝阳医院发烧门诊人满为患，在院子里搭了临时帐篷，医护人员身穿全套防护服，严阵以待，气氛极其紧张。”为了让学生尽快住进医院，史老师在各科室之间办手续，最后终于将学生送进了病房。该学生住院后，即被确诊为疑似SARS患者。而陪同他的史老师那天只戴了个普通口罩。

也许是执政者低估了SARS病毒的危险性，也许是没有想到它会演变到这种程度。从史老师的第一个安徽学生发病起，又有几个学生陆续发烧，可怕的SARS病毒像幽灵一样在整个校园里弥漫，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击中者将是何人，师生们都非常恐慌。

可当时“SARS可以人传人”的信息尚未对社会公开披露，市政府也没有公布预防SARS传播的具体措施，按照工作条例，没有病假条，职工要正常上班。所以与SARS患者密切接触的史老师每天照常上班，我也没有理由不去上班。

当我把SARS疫情告诉给我的办公室同事时，他们都忧心忡忡。我们办公室共有4个人，其中3个人的孩子当年都在大学念书，也包括我的孩子。

三、我被隔离在家

盼呀！盼呀！终于盼来了换帅的那一天。

2003年4月17日，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成立。三天后，中央任命王岐山同志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开始部署预防非典传播的各种措施。

2003年4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六里桥办公区有两名工作人员被确诊为SARS患者，局内各单位加强了防疫力度，严格排查SARS密切接触者。鉴于我与史老师的夫妻关系，综合司副司长万东华通知我：马上回家进行自我隔离两周。那阶段，司长郑京平去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挂职锻炼，司负责人是万东华。

每年两会过后，编辑《摘要》都是综合司的重点工作。那些天我都为搜集数据、编排综合表，计算速度表与经济结构表忙碌着。在离开办公室前，我将各司填报好的二校稿放在了统计局办公室的交换处，通知统计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叶礼奇把稿子取走，以便排版。

SARS期间居家隔离的感觉，与今年新冠肺炎期间的隔离截然不同。17年来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家管理更现代化、人性化、具体化了。

17年前我一个人被居家隔离，度日如年，心中惶恐不安，充满了恐惧感。鉴于史老师与SARS患者密切接触的程度，我最害怕他被传染，每天数着日子，向苍天祈祷，期望能平安地度过14天潜伏期。

那时通讯技术尚不发达，还没有微信，广播与电视台除了定时播放疫情通报外，没有过多的娱乐节目，市政府发布的各项防御SARA病毒的措施也不像现在这么细致。心里极度空虚的我，在度过了隔离初期的恐慌与焦躁后，开始胡思乱想，我每天都要问史老师：“为什么我被隔离？而你却去上班？”

SARS期间，安工系留校学生有85人，占首经贸全部留校学生的14.3%。史老师告诉我“在师生都比较恐慌的情况下，作为领导他要为人表率，要坚守工作岗位，要坚持每天去上班，给学生在思想上吃个定心丸。”为了稳定学生的情绪，史老师向学校教务处建议，为留校的安工系学生开面授课，并安排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授课。他还建议安工系分团委组织留校学生开展多种体育比赛，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看到史老师每天忙碌的身影，我也渴望尽快去上班。在我多年的编辑生涯中，还没有哪本书曾经被推迟出版过，我担心推迟出版会影响到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性与时效性，就给万东华以及当时主管综合司工作的局领导姚景源打电话，要求尽快上班。

我的建议被他们坚决否定。他们告诉我说：“为了确保全局职工的安全，SARS密切接触者必须隔离14天后才能上班。”他们还告诉我说，在我被解除隔离后，局里将派专车接送我与《摘要2003》副总编辑李小维上下班，直至编辑工作结束。”我家离单位单程15公里，那时我还没有私人汽车，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在密闭的空间容易被SARS病毒感染。

四、《摘要2003》出版

隔离期满2周后，我于2003年5月6日开始上班。此时，防御SARS疫情传播已经成为北京市属单位以及中央机关首要的工作任务。国家统计局按照国务院机关的通知，采取了在家办公与轮流上班的制度，为减少单位内部人员之间的接触，到岗人数为原来的1/2。我们编辑工作的方式也随之进行了调整。

上班当日，我就与出版社的叶礼奇取得了联系，请他将三校稿送到综合司。与此同时，李小维与各专业司的编辑也进行了沟通，要求他们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第二天到综合司校对统计数据，以确保《摘要2003》的编辑进度不再被拖延。

那时国家统计局的办公地点在月坛南街75号，即现在的统计局西办公楼，综合司在三层办公，302房间是间大屋子，里面设有综合司会议室、资料处和新闻处。按照过去的工作习惯，在《摘要》三审的时候，我们常常采用集体会审的形式，就是各专业处的编辑坐在一起审稿，遇到问题大家及时交流，当场解决，加快审核速度。综合司会议室可以容纳20多人。

SARS期间，我们将过去的审核方式彻底废除。为了避免人员交叉感染，采取了单人单审的校对方式。我和李小维把会议室进行了彻底消毒，把稿子分别摆放在会议桌的不同位置，打电话让各位编辑分别到302房间校对，确保会议室每次只有一人。第一个来校对的是人口就业司的梁处长，她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我们看后立即推广，通知各专业司的编辑到302房间必须戴上口罩与手套。每个编辑校对完稿子，我们就把他们接触过的座椅擦一遍，防止交叉感染，顺利地完成了三校的任务。

编辑《摘要2003》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请司领导终审全部稿子。按照过去的工作习惯，我在落实了终审中发现的问题后，要去领导办公室汇报。遇到领导质疑的问题，我要详细地解释，汇报时间比较长。而SARS期间不适合这种长时间近距离的交谈。

我跟万东华电话沟通后，他说：“我去会议室听你汇报。那个屋子大，又通风，咱们坐的间距远一些。”我与万东华都戴着口罩，同方向坐在会议桌旁边，彼此隔着一米的距离。我向他汇报了我是如何落实他终审中提出的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摘要》终审，所以我尽量汇报的细致一些，他没有提出过多的质疑。我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汇报方式，所以记忆深刻。

2003年5月19日，《摘要2003》出版，印数6000册。6天以后的5月26日，国务院机关恢复正常工作，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国家机关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自此，国家统计局恢复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秩序，我们将新出版的《摘要2003》送到了统计局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办公厅的所在地中南海。

五、SARS疫情结束

2003年5月29日，北京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首次为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撤销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我在《效率手册》中写道：“SARS疫情终于结束了，全市人民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经过四个月的SARS疫情折磨，大家都感觉“高兴地健康地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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