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丨一个中共三栖间谍的“十死余生”

原题 

一个中共三栖间谍

的“十死余生”

作者：刘晓蕾

原载《文史精华》2013年第2期

周镐和妻子吴雪亚在南京玄武湖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统局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由戴笠策划，向汪伪政权最高军事当局派遣了一名少将级的高级间谍。这名间谍活跃于伪政权的上层，成功地猎取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情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伪政权的军事走向。在日本投降时，这名间谍又成为汪伪首都南京风云一时的人物。其后又在国民党高层活动，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而同时，他又成为中共杰出的谍报人员、秘密共产党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最后被蒋介石亲下手令杀害。他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三栖间谍”的周镐。

周镐，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乡七里冲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

军统局秘密召见

1943年初春的一日，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局长戴笠在办公室秘密召见了本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

“周镐同志，现在上峰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赴南京重新建立军统站。委员长对这件事也十分重视，他希望你能够积极掌握军队，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大反攻。”

周镐好像不太理解戴笠的意思，问道：“建立军统站的任务，我一定完成。可我只是一名上校军官，去南京如何能掌握军队？”

戴笠诡秘地一笑：“南京还有大人物呢。现在还用不着你操心，到时自然会有人与你接头的。”

“是什么人？如何接上关系？”

戴笠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儿，低声吐出了三个字：“周佛海。”又开玩笑似地补充了一句，“你的本家啊。”

周镐听后，心里暗暗吃惊——周佛海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

接着，戴笠详细地向周镐交代了赴南京的任务、联系办法、联系人等一系列事项。周镐虽然跟着戴笠的节拍不断点头，但毕竟这项任务太重要了，他担心自己掌握的情况不够多。

戴笠显得很有把握：“现在，你了解这么多就足够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嘛。要知道，军统的人独立作战的能力是很强的啊。”说着拉开抽屉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纸，郑重其事地交给周镐，“这是委员长的手令，你看了还留在这儿。”

周镐看了手令，更觉此行责任重大。

戴笠说：“现在，你的秘密身份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南京潜伏站站长，在局内也是绝对保密的，除了委员长和我，没有几个人知道。希望你也要注意特工纪律，连家人也尽量少知道。你到了南京，至于周佛海会给你一个什么职务，我们现在也不可能知道。我还要告诉你，昨天，军委会已批准你晋升少将了。”

就这样，周镐接受了使命，在军统京沪区区长程克祥的陪同下，带了一名译电员，由军统的秘密通道，一站一站地通过了日军的防线，顺利地到达了南京。

周公馆“意外”失火

周镐到南京后，立即就在军统事先安排好的地方住了下来。译电员与周镐不住一处，以免目标太大引起怀疑。此时的周镐，人生地不熟，也没人来接头，就到处闲逛。他利用这些空闲日子交了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军界、政界、商界都有。这其中有一位湖北同乡徐楚光。徐是中共党员，日后引导周镐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晃将近半年了，周佛海那边仍是不见动静。周镐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就在这时，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周佛海的西流湾8号公馆发生了一场火灾。

周佛海时任汪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警政部部长等要职，主管军事和财政，稳稳地坐在了第三把交椅上。自从周佛海下水当了汉奸后，一直是脚踩两只船，与重庆的国民党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0年夏天，周佛海手下的伪特工组织破获了一部军统地下电台，周也不向日方报告，就擅自将电台保留了下来。有趣的是，周下令仍用原来的密码向重庆方面发报，而军统那边竟然毫无察觉。后来还是周佛海自己向重庆方面说明了原因，并亲自给戴笠发了一个电报要求保持联络。

重庆方面正需要物色一个伪方的高层人物作为内应，双方一拍即合。蒋介石为了拉拢周佛海，指示戴笠要军统的人安排好周佛海母亲的生活，戴笠不仅做到了，还亲自为住在贵州的周母做了寿。对这些，周佛海自然是感恩戴德，于是来个投桃报李，把蒋介石在苏州生活的如夫人姚怡诚侍奉得妥妥帖帖。双方配合很是默契。

周佛海作为伪政府的三号人物，与国民政府方面的联系，主要就是通过这部电台去完成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这部电台使用频繁，日军特务系统已有所觉察，天天派出载有设备的侦察车在城西一带测试，范围越来越小，眼看就要测到周佛海的西流湾8号公馆。而这时，周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但军统方面已获得了日方对周加以监视的情报，遂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周佛海。于是，周不得不决定销毁电台以毁灭证据。

某日，周佛海公馆因佣工“不慎”，引燃了大火，把个周公馆，连同那部地下电台，烧个干干净净。这一来，周佛海可以放心了。但电台没有了，与重庆方面怎么联系呢？到这时，周佛海才想到要与周镐接关系的事。

周佛海找到周镐后，第一件事就是将电台重新启用。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二周商议后，在周镐的建议下，将电台安置在南京新街口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内。因为银行系统商业电报频繁，日方不易发现。这部电台就由周镐全权负责。后来，为了与重庆方面联络方便，周镐又建议周佛海在上海架设了一部电台。

第二件事，就是委周镐以重任。周镐一上班，周佛海就给他挂上了少将肩章，职务是伪军委会第六科科长。生活上也是待如上宾。从此，周镐就身兼了两个少将。

高层指令下达

1944年，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侵华战争也开始呈现出颓势。中国战场上中共的军事力量迅速壮大，华东地区的新四军异常活跃，就像是插在日军腹地的几把尖刀。为了挽救败局，日本军方作出了一个新的部署，即调集主力关东军第六军南下，驻扎杭州；在华东地区组建新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以对付日益壮大的新四军“扩张”，确保“后方”的安全。

这一部署，对蒋介石来说，正是想做但是又做不到的事，一直是块心病。因为抗战一旦胜利，国民政府远在重庆，根本就来不及跑到京沪杭富庶地区来接收；而新四军早就在南京、上海周边地区虎视眈眈了，届时就会近水楼台捡个大便宜。

于是，蒋介石亲自给周镐下了一道秘密指令，主要内容是：“工作重点，应放在防共方面，重点是积极扩充军队，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反攻作战。”

蒋介石的密令，当然不能太具体，详细情况则是由戴笠向周镐作秘密指示的，具体任务是戴笠拟定、必须在近期内完成，那就是调整伪军部队的布防，策反汪伪军的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军统所能做的，就是让周佛海委任周镐担任了苏北绥靖公署和第二方面军的总参议，为周镐开展工作铺平道路。

周镐随即找到了周佛海，将军统的指示做了传达。周佛海遂在周镐的协助下，以伪军委会的名义下达了一系列命令，有意识地加强了华东腹地的军事力量。周佛海约见了伪军的实力人物项致庄、任援道等人，命令他们立即扩充军队，随时准备对付新四军的“越轨行动”；又组建了警卫军第二、三师，由军委会参谋长祝晴川掌握，自己亲自调度。

此外，周佛海又将伪军的兵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防，将孙良诚的二方面军调至苏北，吴化文的三方面军调至皖北。同时，又执行了国民党党务系统二陈兄弟的指令，任命了打入伪军内部的张耀宸为十二军军长，驻防杭州。

经过这次大调防，伪军的作战对象已完全改变，其主力都集结在了京沪杭一带，主要任务就是针对新四军的“扩张”。

在这一部署完成后，周镐才来到了苏北的孙良诚驻地。

孙良诚脚踩三条船

孙良诚，字少云，天津人氏。早年是行伍出身，后成为西北军的一员猛将，颇受冯玉祥的重用。因其战功卓著，成为西北军的“十三太保”和“五虎将”之一，其后不久被蒋介石所拉拢。蒋为分化西北军，封孙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明为提拔，实际却削去了兵权。以后，蒋介石对孙良诚一再弃用，引起孙的强烈不满。抗战爆发后，孙恨恨地说：“你老蒋不用我，中国的地方大得很，哪儿没饭吃？我有几万条枪，就不愁没有荣华富贵！”于是，孙拉出了西北军的老人马下水当了汉奸，混了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职务。从此，汪精卫要哄着他玩儿，日本人要供他军饷，他凭着几万人枪，成了草头汉奸王，日子过得倒也舒坦。

没想到，局势变化很快，日本人快靠不住了，后台汪精卫也死在了日本。眼看好日子过不下去了。于是，孙良诚就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就在这时，周镐奉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来到了孙良诚在扬州的驻地。双方一接触，孙良诚得知了来意，立即将周镐待若上宾。对于周镐带来的重庆国民政府的意图，孙满口答应。周镐此行，完成任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于是，周满心欢喜地回去复命了。

周镐前脚走，孙良诚的又一批客人到了。这是中共的情报人员。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派遣第18集团军秘书长兼晋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长申伯纯等人，持了亲笔信去见了孙良诚，动员他在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其后，新四军又有多批情报人员先后与孙与孙部的将领接洽起义之事。孙良诚对共产党方面的来人，表现得也很诚恳，表示一定考虑中共方面提出的建议，并厚着脸皮向共产党要饷。对此，共产党方面都尽量办到。

此时的孙良诚，真是好不得意。他暗自思忖：大家都看中我，还不是看中我的几万人枪，看中我驻防位置的重要？老蒋那边现在还去不得，我以前与老蒋翻过脸，此人太阴险，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能过去。共产党的力量还不成气候，到时还不一定能打得过老蒋，看来，暂时也不能答应。日本人快不行了，但还没垮掉，目前还不能翻脸，不管怎么说，现在吃的饷还是小日本的。看来，只有保住这几万人枪，才能保住我的荣华富贵。

正是这样一种心理的驱使，老奸巨滑的孙良诚就抱定了观望的态度，脚踩三只船，看看局势的变化再说。

惊心动魄的三天

1945年的8月上旬，日本即将投降。消息传出后，南京乱成了一锅粥。而此时全中国最急的人，当数蒋介石了——日本人投降了，这上百万军队和数不清的装备要接收，沦陷区的财政要接管，这么大的地盘要派兵驻守；而“中央”远在重庆，新四军则近在咫尺，一旦落到共军手中……这一切都不堪设想。怎么办？只有寄希望于远在南京的“二周”了。

于是，蒋介石在重庆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于8月11日连发3道电令，第一电命令国军“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电则严令第18集团军“就地驻防，不得擅自行动”；第三电是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有效之防范”。同时，又命军统火速下达了命令，任命伪方任援道为国民党“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南京至苏州一带的治安；军统则命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迅速向南京方面挺进，尽可能抢在新四军前占领所有的东南重要城镇。

8月12日，委员长侍从室又向南京发出了蒋介石的一封紧急电报：任命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周镐为“南京指挥部”指挥。

有了蒋介石的手令，周佛海之流摇身一变，都成了国民政府的要员了。

这时的南京城，中共地下党已在城内张贴散发朱总司令的文告，发动群众准备迎接新四军入城了。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嫡系军队远在重庆等大后方，其他部队也远离南京，而新四军南京支队已兵临南京城郊的龙潭。抗战胜利，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欢迎中国军队入城，而这时的中国军队只有新四军了。

周镐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行动。毕竟就在南京城中，比谁都要来得快。

周镐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在8月16日，自作主张地在新街口闹市区的原伪中央储备银行内，先行成立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并于当天就强行接管了电台和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宣布接管汪伪政权。周镐还通宵达旦地起草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和其他有关文件。这些行动，并没有请示蒋介石和戴笠。

第二天，电台广播了汪伪政府已被接管的新闻，报纸也套红发布了周镐的公告。南京地方名流看了报，听了广播，纷纷前往新街口原中储行，争相一睹这位重庆大员的风采。周镐均一一予以接见。

接管后的第二天，周镐派出财政部卫队和部分陆军部队，在南京全城开始全面行动。首先控制了车站、码头及交通要道，又派人占领了伪政权的各个重要机构，同时抓捕汉奸。一时间，汉奸们惶恐不安，四处乱窜。一天下来，周镐的南京指挥部人马就逮捕了汉奸40多人，昔日市长、部长们，统统关押在中储行，几十人挤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闷得透不过气来。

在抓捕伪军政部部长肖叔萱时，遇到了肖的卫士反抗。在枪战中，肖被击中腿部动脉，结果不治身亡。伪考试院院长陈群受到惊吓，竟然自杀毙命。就连伪府的代主席陈公博也是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对周镐的行动，日本人一直是不闻不问的，也不知究竟如何是好。日军都集中在一些据点、军营中，一个也没出来。倒是部分伪军对周镐的接管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在拘捕伪军校总队队长鲍文沛时，军校1000多武装学员包围了新街口中储行周镐的总部，并架起了重武器。周镐自知不是对手，只好放人。但双方对峙的局面仍没有缓解，支持陈公博的武装到处设置路障，甚至要攻打周佛海公馆。南京城已经失控。

周镐的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蒋介石任命周镐为南京指挥的本意是，在南京一带维持现状，防止新四军进城，以等待正规军的抵达。而同时有好几支伪军部队都接到了蒋介石的委任，如任援道、十二军军长张耀宸等，就是被周镐打死的伪军政部部长肖叔萱也与重庆方面有联系。没想到，周镐的行动太过火了，更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周镐居然搞出个让冈村宁次投降的投降书，如果冈村宁次真的向你周镐投降了，那以后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还怎么搞？我这个委员长还往哪儿搁？这些，都犯了蒋介石和军统的大忌。

这时，蒋介石急于制止周镐的过火行为，但又无兵可用，最新收编的伪军也不便进城。于是，蒋介石又下达了命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

周镐接管南京三天后的18日，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来到中储行找周镐，说重庆方面已委托日方维持南京治安，请周指挥到日军司令部面晤。同时，日军重出兵营，开到市中心包围了中储行。周镐受到两面夹攻，只得随小笠原一同前往。刚一到位于大方巷的日军总部，就被扣押。

第二天，南京伪系统的报纸纷纷复刊，都登出了同样内容的消息，为周镐被捕而喝彩：“‘一日皇帝’周镐昨日被日军缴械……南京指挥部作鸟兽散……”

军统局人马到达南京后，周镐即被移交关押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后又押解上海。

中共特别情报员

周镐被军统逮捕后不久，戴笠就在南京郊区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死去。因周镐在军统中原来就是级别很高的特务，他熟人也多，几个人为他作了保。加上主管这个案子的戴笠也死了，于是，周镐在关了半年多后就被释放，但谁也没给他个说法。

周镐出狱后，在家悠闲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俗话说，旁观者清。周镐第一次站在军统外看军统，再回顾军统的所作所为，使他从内心感到，自己的的确确是受到了蒋介石和戴笠的愚弄。周镐陷入苦闷之中。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敲开了周家的门。此人就是周镐初到南京时碰到的那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徐楚光。

徐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此时的秘密职务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共两党的高级谍报员又一次相遇在南京。

周镐被捕后，徐楚光一直关注着他在狱中的情况。当周镐出狱后，徐通过对他一段时间的观察，并根据周镐过去的表现，认为周镐是完全可以争取的。于是，徐看准了时机，在周镐傍徨苦闷时，及时地与他接触，解开了周镐的思想疙瘩。徐楚光反复向周镐宣传全国的形势，并带去了许多进步书籍给他阅读。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周镐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终于有一天，徐楚光向周镐亮了底牌。在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中，徐楚光说：“党目前的工作十分艰巨，你参加革命工作，一项紧急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进行策反。这项工作既复杂又危险，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就是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你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周镐说：“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同意接受任务，我要求加入党的组织。”

徐楚光向党组织汇报了周镐过去的情况，说周富有正义感，在军统任职时，就为党做过不少工作，接济过地下工作者经费，还曾多次掩护地下党的同志。党组织又对周镐进行了多方考察，认为周镐已经具备了党员的条件。遂经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批准，委任周镐为京沪徐（州）杭特派员，并决定吸收周镐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6年的一天，徐楚光来到周镐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周镐和他的妻子吴雪亚，并说：“从今天起，你们将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周镐夫妇几乎同时从口中迸出一句话：“真是太高兴了。”当周镐夫妇还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时，徐楚光已斩钉截铁地向他布置了第一项任务：策反孙良诚。

从此，周镐真正地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真正钟爱的事业中。

蒋介石让周镐摆脱困境

就在周镐准备出发前往苏北孙良诚总部的当天清晨，几名便衣特工敲开了周镐家的大门。周镐一露面，便衣特工不由分说就将他带往保密局，既不审，也不放，一关就是几个月。周镐一直在思忖，究竟是什么原因把我抓了进来？

此时，徐楚光和地下党也在分析，是叛徒出卖，还是其他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最后的结论是，敌人没有抓到明显的证据。于是，立即派内线到狱中通知周镐，要他死咬住是冤枉。正巧，毛人凤上台就任新局长（军统局改为保密局），正要笼络人心，一看周镐这个老军统被抓了进来，也就乐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亲自批准将周镐释放。

周镐回家后，仍然在思考赴孙良诚部策反之事。徐楚光也找到了周镐。但考虑周镐刚刚放出来，行动很不自由，马上出发到苏北极易被怀疑。就决定暂时将这一计划搁一搁。

周镐更是急得不得了。这一晃，又是几个月。

正在徐楚光和周镐一筹莫展时，蒋介石为周镐开具了“通行证”。

原来，蒋介石接到了孙良诚“通共”的密报，就决定派一得力干员前往调查。其实，孙良诚的确是在与中共方面接洽，蒋介石的情报很准确。于是，蒋介石想到了周镐，马上就叫毛人凤找到周镐，向他下达了任务。蒋介石为了周镐工作的方便起见，还特为他下了一道命令：任命周镐为暂二十五师高级参议。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自遴选前去调查“通共”的人，竟然就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情报员。而周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无法脱身执行任务时，竟然是蒋委员长的一纸手令将自己送上了路。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嘲弄？

就这样，周镐以少将高参的身份，大模大样地前往孙良诚在苏北宿迁的总部。

虎口脱险

周镐到苏北见到孙良诚后，开门见山表述了此行的任务：“兄弟此行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来调查你的通共嫌疑。”说罢便将蒋介石的意图和盘端出。孙良诚先是气得七窍生烟，继而又吓得战战兢兢，一会儿又大骂老蒋不是个玩意儿。但孙的为人一向狡诈，在中共方面还没绝对把握取胜时，他是绝不会一头栽进去的。因此，他还不想与蒋介石闹翻，毕竟还拿着人家的薪饷。

于是，善于演戏的孙良诚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对周镐说：“一定请周老弟在蒋委员长面前为我美言。”周镐一口答应下来，但还是说：“只靠我说的不算数，先生能躲过一时，可躲不过一世啊。蒋介石心狠手毒，你只有投奔共产党这条路可走，别无他途。”孙良诚听周镐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已知周镐必是共产党无疑。到此时，也的确也没什么好路可走了，就决定答应下来再说。但脑子一转，又来了一个狮子大开口：“投共，我孙某早有此念，但军费实在太少，老蒋又不断地克扣，请贵军能够接济1500两黄金。”活脱脱一副流氓军阀的嘴脸。

周镐看这家伙太过分了，就说：“这个数目太大了，我要请示上级。”就这样，在取得了孙良诚的口头承诺后，周镐回到了南京。一方面向地下党汇报，同时又到黄埔路官邸见到了蒋介石，说孙良诚绝无“通共”情事。蒋介石当即表示满意，还表扬了周镐。

不久，蒋介石又接到孙良诚“私通”民革领导人李济深的报告。由于周镐上次赴苏北“有功”，于是，蒋介石又派周镐到苏北调查。周镐真是好不得意：又可以堂而皇之地赴苏北执行任务了。

正当周镐工作很顺手时，中共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站被破坏，叛徒将周镐出卖。1947年12月31日晚上，正是公历新年的前夕，周镐在家中被捕了，关押地点仍是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同时被捕并被关在一起的，还有徐楚光。这一次，周镐感到是凶多吉少了。

说来也是巧了，主审周镐案子的军法官，是周镐在军统时的一个好友，叫王鹤皋，王在审讯时，竭力为周镐开脱，多次向毛人凤为周镐讲情，说证据明显不足，周镐的罪名是通新四军，其实，是有人拉周镐加入新四军，而周本人并无此意，定“通共”罪实属勉强，这其中肯定是有人陷害。周镐在军统的另一朋友黄逸公也为之说情。最后，毛人凤拗不过几名部下为周镐的开脱，就说：“好吧，这次就依了你们，但必须有两名少将级的官员担保才能将周镐放出，以后出了事，找你们算账。”立刻，保密局少将郭旭和另一名将官为周镐具了保。周镐再一次虎口逃生。

周镐刚刚被放出来，厄运又随之而来。

黄逸公是保密局二处处长，在一次赴武汉公干时，正巧武汉逮捕了一名“共党”要犯，姓罗名纳。此人又供出周镐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黄大惑不解：周镐在军统混了这么年，看来不像是共产党，但怎么老是牵扯到共案里呢？出于朋友交情，黄逸公回到南京后，在向毛人凤汇报前，先找到周镐，只说了寥寥数语：“镐兄啊，这次，我不能救你了，你自己去跟毛先生谈吧，争取个主动嘛。”其实，这等于是向周镐报了信。

周镐知道，再迟疑就不是蹲蹲大牢的事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周镐携妻吴雪亚和儿子，连夜逃出了南京，直奔解放区而去。第二天，保密局才得知周镐已逃之夭夭，遂在全国范围下达了对周镐的通缉令。

再入虎穴

周镐到达苏北解放区后，唯一令他记挂的，就是策反孙良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通过与孙良诚几次打交道，周镐自认为与孙良诚的私交还是不错的。因此，周镐在内心是希望孙改邪归正。但他又知道孙的为人，阳奉阴为，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周镐从工作的大局出发，决定还是要拉上孙良诚一把。为此，周镐把继续策反孙良诚的打算向苏北兵团政委陈丕显作了汇报。在尚未得到批准时，周镐就给孙良诚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语恳切，一吐肺腑之言，要孙一定要识大体，及时警觉，不要再被不仁不义者所欺。孙良诚接信后，还着实感动了好一会儿。

就在孙良诚收到周镐这封信的同时，蒋介石给孙良诚的委任状也到了苏北睢宁县孙良诚的总部。蒋这次是给孙加官晋级，委孙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一〇七军军长。在杂牌军的同级将领中，委以如此高的官位，孙是第一人。这一来，把这个孙良诚又搞得受宠若惊了。他想起了几天前在南京的事：在励志社的大礼堂，与冯治安、刘汝明等西北军将领一道举起右手向蒋介石宣誓效忠。之后，还向新闻界发了通电。这不，回来没几天，蒋介石的委任状和军饷就到了。孙良诚明知什么宣誓也好，加官晋级也好，都是蒋介石拿杂牌当炮灰去打共产党搞的把戏。但被这一阵迷魂汤一灌，也就飘飘然起来。什么起义不起义，又一次抛到了九霄云外。

周镐为这件事，冒着被特务逮捕的危险，又一次赶到了孙良诚的总部。但孙良诚对周镐十分冷淡，连面都不愿见。当周镐听说孙已就任蒋介石任命的新职时，不禁深深地失望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这个见利忘义的家伙，一旦升了官发了财，就有小儿得饼之乐，真是可恨可恶至极！周镐带着满腹的惆怅，回到了解放区驻地。

孙良诚“放下武器”

1948年11月。中国现代史上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在苏北平原打响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

此时，孙良诚的一〇七军已划归黄百韬兵团指挥。孙良诚过这个军长瘾刚刚才个把月，就被解放军苏北兵团围得如铁桶一般。孙这才真正理解了“炮灰”这个词的含义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呢？他又想到了老朋友周镐。

此时的周镐，正奉命马不停蹄地赶往孙良诚的睢宁军部。

此时此刻，蒋介石又派出了飞机到苏北，向孙良诚空投了慰问信和金条。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来电要孙向徐州方面靠拢。区区小恩小惠，把这个孙良诚又给俘虏了。经过一夜的思考，孙良诚又倒进了蒋介石的怀抱。孙下令将几十辆汽车准备好，随时向徐州方面突围。

当孙军的“主力部队”刚刚走出睢宁县城，就被解放军死死围住，一经交火，立即被缴械。这时的孙良诚，焦头烂额如丧家之犬。当周镐到达孙良诚的军部时，孙便哭丧着脸对周镐说：“现在，我是要真正地起义了。请兄弟再拉我一把吧。”

周镐冷冷地说：“如果是一个月前，那是多么的光荣。可现在，迟了，机会是不会有第二次了。咱们是朋友，朋友该帮的忙早已帮过了。”说毕，就带着孙到了苏北兵团的驻地。

在苏北兵团的驻地，孙良诚低头不语，一会儿看看周镐，一会儿又看看解放军首长。这时，一名解放军的军官开口了：“孙良诚，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是全军覆没。”到这个时候，孙良诚才写下了“放下武器”4个字的命令。刚刚等周镐等人转过身来，孙就对副官低声说：“你可是看见的，我这是被迫的啊。”但毕竟孙的残部避免了灭顶之灾。

之后，周镐召集孙良诚的部下开了一个会，在会上，周镐激动地说：“你们的孙长官真是不够朋友，我多次与他谈起义的事，他犹豫不定，一再坐失良机，直到今天，还想带部队突围。如果早一点儿觉醒，你们就会像吴化文将军那样，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了。可现在，晚了。怪谁呢？只能怪你们的孙长官了。”

即使如此，中共领袖还是高度评价了孙良诚放下武器的举动，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郑洞国、孙良诚将军的榜样……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中计

周镐经过一波三折，策反孙良诚的工作终于有了一个成果，但并没能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早在孙部放下武器以前，孙的一位部下就说过，我们的孙老总，有奶便是娘，只要有了富贵，有了黄金，即使良心给狗吃了，也是不在乎的。从以后孙良诚的所作所为看，此话真是一语中的。

随着淮海战役的深入发展，黄百韬兵团的被歼，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对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部进行策反，并专门就此事向中野、华野发出了电报指示。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又部分地落到了周镐的肩上。

周镐知道，孙良诚与刘汝明是河北同乡，西北军中的拜把兄弟，只要孙肯出面，这事也就成了一半了。因此，周镐对完成这一任务充满了信心。

当孙良诚得知周镐要策反刘汝明时，立马好像变了一个人，从郁郁寡欢变得亢奋起来。一天，他主动找周镐“谈心”，痛哭流涕地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周镐还真被他的眼泪给感动了，立即好言安慰，并对他更加深信不疑。

几天后，孙良诚主动向周镐提出，要给刘汝明写封信劝他起义。周镐找刘也就是为了这件事，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孙良诚写完信后，还交给周镐看了看，这才封起来，然后准备派自己的亲信副官直接送给刘汝明。副官刚要出门，孙向他使了一个旁人都察觉不到的眼色。副官心领神会，边走边说：“孙长官还有什么吩咐的？”孙良诚马上跟上去低声说道：“告诉刘长官，要他同意起义，把我弄出去就行。别相信信中说的。往后，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谁也不曾想到，就这么几秒钟的路程，短短几句话，孙良诚把大家都给蒙了，连长期从事特工工作、以精明强干著称的周镐都没能觉察。回来后，孙还说：“周老弟，我们就等着好消息吧。”

好多天过去了，刘汝明方面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周镐和同志们都焦急万分，此时，只有一个人悠闲自得地稳坐钓鱼台，他就是孙良诚。

周镐决定再派人去刘汝明部催促此事。不想，又是一去不复返。正在这时，刘汝明带话来了，说信已收到，但指名要孙良诚本人前去接洽。周镐大喜过望，心想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就立即赶往苏北兵团总部汇报。在征得同意后，周镐决定只身陪同孙良诚前往刘汝明总部。就在这时，刘汝明部又来了一位军官，是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三五五团团长，说是要与孙良诚和共产党的同志一同前往。来人叫刘铁均，是刘汝明的儿子。孙良诚立即对周镐说：“看，人家多有诚意，儿子都来了。”由此，周镐更加深信不疑。

1949年1月5日，风雪交加，天寒地冻。清晨，周镐一行与孙良诚上路了。一路上，周镐的心情异常激动，他仿佛又看到了几万人马被改编为解放军，汇成了一股铁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方开去。全国革命就要胜利了……想着想着，就过了淮河。一行人直奔蚌埠刘汝明的田家庵总部。

秉性正直、为人热情的周镐万万不会想到，此行，竟是与妻子和同志们的永诀。

一行人刚刚到达刘铁均的团部，还没坐下喘口气，几名特务就上前对周镐说：“周先生，我们已等候多时了，这边请。”周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来人架进了一间小屋。到这时，周镐才知道上了孙良诚的当，但为时已晚矣。

孙良诚则被接往蚌埠“剿总”总部向总司令刘峙汇报。当晚，刘汝明为把兄弟孙良诚接风。一边是宾客满堂花天酒地，另一边则是黑咕隆咚饥肠辘辘。

当刘汝明得知被拘之人就是南京通缉的背叛军统的共党要犯周镐时，立即下令明日就解往南京请功。几天后，京沪一带的报纸就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孙良诚设计骗来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孙立功赎罪已官复原职。

“十死余生”为革命

周镐被押至南京后，又被关进了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他太熟悉这个地方了，故地重游，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因为这是他第四次进这所监狱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次是真正的最后一次了。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次进来，是作为革命者进来的，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而他心里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刚刚开始为革命做一点儿工作，就已经结束了。

当蒋介石得知周镐已经被“逮捕归案”时，已经处在“下野”的前夕。但他念念不忘这个当年曾几次愚弄自己的军统叛逆者。于是。在下野的前一天，即1月20日，亲自吩咐总统府军务局调来周镐的卷宗，在毛人凤的报告上批了“立即处决”4个字。

春节后的一天，南京城寒风怒号，一片肃杀的气氛。一大早，周镐接到了出监的传唤。周镐知道，“十死余生，以尽全力为革命而奋斗”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保密局昔日的同事们，将手枪对准了周镐的后脑。几声凄厉的枪声，周镐猝然倒下，鲜红的血浸透了看守所刑场的土地。与周镐同时被害的，还有3名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的将军。

至于孙良诚，其结局是怎样的呢？

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孙良诚跑到了南京。但他没能逃脱杂牌军的命运。保密局对他进行了疲劳轰炸式的审问后，又被关押起来。在原西北军将领、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向蒋介石说情后，才被释放。上海解放前夕，孙良诚哀求蒋介石将他带往台湾，但蒋介石置之不理，将他抛弃在上海。孙去台湾不成，只得潜伏下来。后被人民政府逮捕投入监狱，于1952年病死在山东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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