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欣
原载《党史文汇》2003年7期
当年在陈赓主持的中央特科情报科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名叫欧阳新。欧阳新曾在苏联军事学校学过炮兵。1929年底，他和刘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都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刘鼎任副科长，做陈赓的助手。欧阳新在特科连续工作6年，后期参与特科的领导工作，是特科的资深人员。中央特科是当时中共中央为应付面临的险恶形势而设立的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人警、宪、特务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障党中央领导机关和在沪地方党组织的安全。欧阳新到特科后化名王子春，他的真实姓名及其早年经历已不可考。传说他本来姓刘，是湖北人。特科设在险象环生的上海，在秘密环境中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养成了不记姓名的习惯。大家用的都是假名字，谁都不问对方的真名实姓，在外面活动也常更名改姓。在各种场合认识欧阳新的人，有的称他“老王”“老刘”，因他个子高，块头大，也有人叫他“老大”“大汉”或“大块头”“大块刘”，等等。
陳賡曾在此成立“中央特科”，與敵展開秘密斗爭
30年代初期，国内竞办新闻通讯社的风气较盛。当时特科的关系中有个《时事新报》记者王安之(又名王雄，1931年被捕后叛变)，他有个朋友在广东办的南华通讯社工作，由于资本短缺，人手不够，除了设在广州的总社外，南华通讯社只在南京有个分社。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因此，南华通讯社的老板很想在上海设立分社。特科知道后，为了利用它打开公开活动的局面，就替南华通讯社出人、出钱、挂招牌，办起上海分社，并派欧阳新去当记者。其时盘踞上海租界的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常想拉拢新闻记者给他们作宣传，欧阳新就利用对方的这一企图，以记者身份同他们打交道，从中获得了一些有关英、日政治动向和外商活动的情报。他还以记者名义接近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及来往于上海、南京的军政官员，并同某些反动军官交上“朋友”，得到不少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情报。欧阳新在大革命时代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留苏期间又学会俄语，加以长得个子高，外貌有点像白种人，这使他在上海进行情报活动有了一些方便条件，即使有时不幸被捕，也能凭此吓唬敌人将他释放。1930年春天，他到情报科不久，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报科在上海敌特机关中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发现一个从江西苏区逃来上海的红军中的叛徒史书元，正在利用一品香旅社作掩护，直接找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联系，进行一笔龌龊的出卖革命的政治交易。此事经由陈赓报告中央特委后，周恩来命令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三科(行动科)的同志全体出动，把一品香旅社团团包围。这家旅社的大门和四面近处的几条街口，都被全副武装的“红队”封锁，附近的所有巡捕也都被监视起来。陈赓亲临现场指挥；刘鼎作杨登瀛的专家，陪他进入旅社参加宴会，借此侦察、监视史书元的行动；欧阳新则以记者身份进入旅社“采访”，准备把这个叛徒抓起来。结果敌人发觉情况有异，叛徒史书元慌忙溜掉。这次行动受挫，欧阳新和把守旅社门口的几位同志被捕。欧阳新一被捕他就哇哩哇啦，满口英语，不讲中国话，并且一直向巡捕抗议他们无故捕人，声称他是记者，要给外国某大使、某领事打电话。敌人不摸底细，看他长得象白种人，“来头不小”，又没从他身上搜出任何可疑的证据，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1930年夏天，“立三路线”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命令情报科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陈赓马上带领刘鼎和情报科的全体同志，化装成各种人物，冒着种种风险，开始进行侦察。欧阳新也参加了这次侦察工作，他以记者的名义活动，可以出入驻在上海的外国兵营。为了较准确地了解外国驻军的武器装备，他设法调查了军火仓库的情况。同时又以记者身份进行对国民党军事情报的搜集。这样，他把上海外国驻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摸得更加清楚，在这次侦查行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他们跑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搜集了各种资料，终于查清了上海的中外驻军情况，以及军事要塞、交通、地形、重要建筑和市政设施、监狱、码头、银行、粮库等各方面的情况。最后由刘鼎把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汇编成一册《上海情况资料》，报送当时中央军委的参谋长刘伯承。后来“立三路线”的错误计划被制止，上海暴动也没有搞。但这份资料仍为中央军委掌握上海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情报。直到建国后，刘伯承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陈赓、刘鼎，同他们谈起“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的时候，还说：“不过，我们的共产党员是非常英勇的。就拿你们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来说，那也真不简单哪！”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位于上海武定路930弄14号（原武定路修德坊6号）。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为中共特科机关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潘汉年接替陈赓为情报科长，欧阳新留在情报科做潘汉年的助手。中央特科在重新建立情报关系过程中，欧阳新通过在上海市社会局的熟人吴汉琪，在法租界巡捕房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展新的情报关系，又有新的贡献。吴汉琪是欧阳新在陈友仁处做翻译时认识的，此人原是北伐军的政治工作人员，现已沦为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手下的情报人员。潘汉年想从社会局打开一个缺口，他本来也认识吴汉琪，但因吴汉琪早已知道潘汉年的共产党员身份，他不便于直接出面和吴汉琪打交道，就让欧阳新设法同吴汉琪恢复旧交，并且一起研究了从何处着手，确定了开展工作的步骤。当时陈友仁正在上海，和宋庆龄、邓演达等一起反对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独裁的政策，国民党无中生有，在社会上散布陈友仁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谣言。欧阳新将计就计，假称自己仍在陈友仁手下做事，找见吴汉琪，向他表示自己要为陈友仁的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国社会民主党”效力，彼此在“反对共产党”“反对第三国际”的目标上是相同的；还说他除掌握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党务外，与欧美各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和这些社会党关系密切的国际劳工组织也有联系。其时正好国际劳工组织有一个代表团来华活动，欧阳新哄他说，他正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急切需要帮助这个代表团搜集中国赤色工会和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他们将会为此不惜高价付酬。这时，报纸上也正引人注目地报道了社会民主党欢迎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的新闻。因此，吴汉琪对欧阳新的话信以为真，毫不怀疑。同时，他急于想从欧阳新手里获取有关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情报，好向社会局的老板吴醒亚表功。另外，吴汉琪生活腐化，急想发财。他和欧阳新见面不久，就告诉欧阳新说，他瞒着原妻娶了一个姨太太，一妻一妾，分居两处，开销很大，眼下正需要一笔钱“救急”，问他能不能帮忙。欧阳新当时给他50元，他讲至少还得100元云云。他听说国际劳工组织愿出高价收买情报，喜出望外。因此一谈他就上钩，开始按照潘汉年和欧阳新的设计接受我们指派的任务。此后，通过吴汉琪的关系，欧阳新认识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译的徐某，此人的长兄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任总务处长。欧阳新要求徐、吴帮忙从警备司令部和社会局花钱搜集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后的口供材料。后来徐某真的帮助他找到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一个录事，欧阳新答应论件给钱。这个录事提供了一些普通党员被捕后胡乱应付敌人的口供。1931年6月2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被顾顺章出卖而在上海被捕。党中央及时得知确实信息后，要求中央特科具体侦察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里的向忠发的情况，特别是要打听向忠发在何时被押送去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以便中央特科组织武装力量拦截囚车，营救向忠发。潘汉年立即要欧阳新利用徐某和他在警备司令部一个长兄的关系，打听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的情况，比如有什么新口供，敌人准备如何处理，等等。欧阳新对吴、徐二人有意强调要向忠发的口供笔录以及从向忠发的案情中发现中共活动的情报，只要情报真实可靠，可以付给高价。党中央得知向忠发已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秘密处决，又从内线情报传出向忠发投敌叛变的消息。但是，既然已经叛变，为何又被处决？周恩来办事一向精密细致，对于有关党员政治生命的大事，一定要取得确凿的证据，才来作出判断。他便要求中央特科设法抄录向忠发在受敌人审判时的口供。中央特科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法文翻译鲍文蔚和欧阳新通过徐某，原已收买了警备司令部的那个录事提供被捕人员的口供记录。可是这次审讯向忠发，那个录事没有参加。通过徐某、吴汉琪去找那个录事，要他设法抄录向忠发的口供。他们提出要求：抄出向忠发的全部供词，须付1000元的高价；而吴、徐二人的酬劳费还须另外付给。过了几天，那个录事终于沟通了当时出庭的另一个录事，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上海云南路477号楼上“福兴布庄”旧址，这里是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和开会的地方
周恩来初看这份口供，曾经怀疑这些口供是不是敌人伪造的(敌人经常采取这种手段，以混淆真相)。但经仔细研究，周恩来终于发现，许多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的机密，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这就肯定了向忠发确实已经叛变。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立即枪毙他，可能别有原因。周恩来又令特科继续侦察。不久，欧阳新又从吴、徐处得到情报，据徐某的长兄说：当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忠发已决心自首叛变。蒋介石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呈报，即按蒋介石的电报执行了。(按：另有一种说法：熊式辉第二封电报向蒋介石报告了向忠发叛变的事。蒋介石马上改变主意，又下令“暂缓处决”。但熊式辉收到第一个电报后已于24日凌晨将向忠发枪决了。)1933年4月，武胡景继潘汉年领导特科，欧阳新为特科的第二负责人，主管特科的警报工作，同时参与对“红队”工作的指导。因为武胡景在领导特科工作中违反了过去中央特科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在敌人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表现惊惶失措，用暗杀国民党公开警探人员的手段代替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叛徒和奸细的斗争。欧阳新也没有根据自己长期在特科的工作经验，来批评和克服武胡景的错误领导（以后他曾因此受到党组织的严重警告处分），以致没有完成中央交给特科保卫上海党组织和保存特科干部的任务。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和共青团江苏省委、上海工联等机关，多次遭到敌人的大破坏。到1935年2月，党在上海的上述组织都已不存在，基层组织也七零八落无人负责了。环境非常恶劣，上海无法立足，欧阳新与武胡景等一道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欧阳新到苏联后，因受苏联共产党清党的影响，不幸于1937年七八月间被捕处死。
视频：最后的特科——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