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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丨我们父亲，走过野人山的缅甸远征军老兵的一生
翁新京，女，1955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来到四川省内江市白马电建三公司，1971年在内江市五初中毕业，下乡到四川乐至。1974年招生进内江铁路技术学校，后期成人教育毕业于内江教育学院，先后在内江铁路机务段子弟学校、重庆铁路中学和内江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2010年退休后定居成都。
翁新良，女，1956年生于北京，1965年随父母支援西南三线建设来到四川内江，1975年7月在电建三公司子弟校高中毕业下乡，1977年到内江卫校读书两年回三公司医院工作，后调入白马发电厂医院工作至退休，现定居重庆。
我们的父亲母亲
一位抗战老兵的人生
作者：翁新京 翁新良
老编的话：今天，是日本二战投降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国家浴血奋战的老兵们……
我们的父亲母亲是湖南湘乡人，本世纪初年已驾鹤西去。他们历经苦难、跌宕起伏的人生，是中华民族百年沧桑、灾难深重的缩影，折射出曲折坎坷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也是人民为抵御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而不屈不挠奋斗牺牲以及祖国崛起日益强大、人民万众一心建设国家，这一可歌可泣、壮丽乐章中的一个音符。
父亲名叫翁继光，他家世显赫，祖上是晚清重臣、同乡人曾国藩麾下的武将，跟随曾国藩征伐太平天国立下赫赫战功，内眷被皇帝封为“诰命夫人”。民国初期，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授予家族后人一块金匾，上书“光前裕后”四个烫金大字和赵恒惕的亲笔题名。这块金匾直到家道衰落之后仍高悬老屋门楣之上许多年。
父亲1916年7月出生，当时虽然家道已在衰败，家境大不如前，但是仍然由奶妈喂养长大。父亲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父亲七岁之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爷爷自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生活，成年后生活奢侈又不善经营和管理，在父亲七岁以后，家境逐渐变得一贫如洗。
爷爷抛下家室去远方谋生，留下奶奶和几个孩子苦撑。父亲只读了两年书就辍学帮奶奶做事，小小年纪就要养家糊口。父亲曾用稚嫩的肩头挑着沉重的木柴，步行一二十里路送到到县城大户人家；在冰天雪地的严冬，父亲衣衫褴褛，赤裸着双脚挑着一担城里人烤火用的砂罐到县城沿街叫卖……
父亲十四岁那年由同乡人带领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最初几年父亲给一名朱姓师长当勤务兵、侍从，父亲善良忠诚、机灵活泼、勤劳能干，深得长官喜爱。朱师长是广西人，同乡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大员经常到朱师长家里做客，父亲跑前跑后侍奉照应，他们都昵称父亲“小鬼”。
抗战爆发后，朱师长受命奔赴武汉前线抗敌，父亲随从前往。在一次日机对武汉的轰炸中，朱师长和家眷全部罹难，父亲也在现场却幸免于难，原因是敌机突然袭击时，父亲正端着饭碗在屋外院坝吃饭，日机炸弹投在房顶上，屋里的人都被炸死，父亲则毫发无损。人们说父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在这一时期，与父亲同在国军部队服役的小弟参加台儿庄战役阵亡。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随国军部队数次在本土与日军浴血奋战，并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在战场上，父亲和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在一次战役中，父亲所在部队被日军包围在山头，在等待突围的时候，极度疲惫的父亲睡着了，连突围的信号枪响都没有听见。等父亲醒来时，看到山坡下横尸遍野，全是牺牲了的战友和鬼子兵。父亲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只有沿途讨饭、四处打听，一个月后才找到部队。
后来，父亲跟随远征军部队先后两次奔赴缅甸和泰国作战，所在部队经过整编，加入戴安澜将军的200师。远征军挥师南下，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难万险，将士们同仇敌忾，誓死报国，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腔热血遍洒南亚。如今，回望曾硝烟弥漫的中缅战场，往事历历再现......
我们姐妹刚记事的时候，就开始听父亲讲述他那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尤其是父亲随部队战略转移，历时二十余天徒步从缅甸穿越原始森林野人山回到祖国云南边疆，那艰苦卓绝，险象环生，九死一生的过程，让我们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那时中缅边境的原始森林莽莽苍苍，无边无际，人迹罕至。部队在杳无人烟、密不透风、没有道路的茂密原始森林中艰难行进，先头部队劈开树枝灌木开辟道路，后面部队小心翼翼跟在其后，还有抬着伤病员的担架随行。因为日机还在空中轰鸣着跟踪追击，部队还要时时防备不能暴露目标。将士们一路风餐露宿、蚊叮虫咬、忍饥挨饿，饥渴难耐时就采摘野果充饥。在原始森林行军，最大的危险是致命的乌烟瘴气和毒蛇猛兽攻击。
漫长难捱的行军日子一天天过去，牺牲的将士越来越多，有的是因伤病交加而亡，有的是被毒蛇猛兽伤害致死，有的是因瘴气侵蚀夺命……部队行进中，战士们往往走着走着就倒地身亡，父亲看到沿途都是战友们的遗体。这次长途跋涉无数壮士倒在了异国他乡的原始森林，没能回到祖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当伤痕累累的部队踏上云南边疆的国土时，父亲和战友们回望来路，仰天长叹，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每当父亲讲述到这里的时候就面色凝重、黯然神伤、泪光闪闪，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片悲壮的原始森林……
从缅甸回国后部队一直驻扎昆明休整，随后父亲被选拔到由美军医生执教的部队医疗卫生培训班学习。父亲敏而好学，熟练掌握了医疗技术并学会了拉丁文，后来担任国军部队军医和司药主任。
抗战结束不久，父亲在战场上参加了解放军。当时解放军部队在前线缴获了美国援助国军部队的八卡车医疗器械和药品，父亲奉命夜以继日将这些医疗器械和药品分类整理并将拉丁文使用说明书翻译成中文，详细列出了各类药品的疗效、用途和用量，极大缓解了作战部队医疗物资的紧缺，及时治疗了受伤的解放军战士。部队一位营长感慨地对父亲说：“你立了大功，挽救了许多受伤战士的生命！”为此父亲荣立二等功。
父亲亲历了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也曾向我们讲述那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我们从记事起，就看见父亲荣获的这两大战役纪念章醒目的高挂在家里墙上熠熠生辉。
父亲在解放军部队的这一光荣历史，使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按照国家政策成为第一批“离休干部”，享受了应有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彻底结束了父亲在“文革”政治运动中因有国民党部队、尤其是参加远征军（远征军又称为青年军，是国军精英部队）的经历，而饱受责难和歧视，遭受打击和迫害，甚至还牵连所有子女前途命运的不幸遭遇，从此在政治上扬眉吐气。
如今，远征军的辉煌过去，已被历史重新认识和定位。在云南腾冲那片中华儿女、国军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与日寇殊死战斗的热土上的国殇园里，父亲的姓名也镌刻在高高的远征军将士名录墙上，这一切告慰了所有牺牲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将士，包括九泉之下的父亲。
1953年10月，父亲从解放军华北部队转业到北京电力企业，从此一直从事医生工作。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前与我母亲相识并结婚。
我们的母亲叫王云娥，1919年8月出生。母亲的祖上也曾做官，到了母亲的祖父这辈官运不济，母亲的祖父在京汉铁路武汉徐家棚车务处任高级职员，每月俸禄有一百多大洋，家里生活优渥。外公十五岁成婚，十六岁就有了我们母亲，外婆比外公大三岁，外公娶了两房小妾。
母亲九岁时外婆病逝，别人送的挽联太多，密密麻麻从家里挂到大街上去了。九岁的母亲就能记住很多挽联上的悼词，后来经常讲给我们听。母亲是家里大小姐，也是外公的掌上明珠，经常带着她参加各种活动和赴朋友饭局，因为母亲聪明漂亮又和外公年龄差距不大，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外公的小妾。外公在鬼子占领湘乡时，在颠沛流离的逃难路上染病而亡，终年只有三十六七岁。母亲和外公父女情深，悲痛欲绝……
母亲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记忆超群，聪明绝顶，深谙国学、精通古文、饱览诗书。那时曾经因为看书入迷，额前头发经常被煤油灯烤焦被她奶奶责骂。不仅如此，母亲数学心算神速，同学无人能及。母亲还能歌善舞，至今还记得母亲给我们讲述她小时的事情：母亲上小学时，每当学校举办文艺演出，母亲总是被她年轻漂亮的小妈打扮得花枝招展，画上浓浓的舞台妆，蹦蹦跳跳到学校去参加文艺演出。
母亲有过三段婚姻。母亲十七岁初嫁，成了湘乡城里最大绸缎铺朱老板家的大少奶奶，朱家大少爷也是大老婆所生，与母亲年龄相仿，婚姻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幸福美满。婚后母亲执掌绸缎铺生意，不久生育了大女儿和一对龙凤双胞胎。这对双胞胎刚一岁时，二十岁出头的丈夫患肺病去世，母亲请遍良医，用尽良药，也无法挽救丈夫的生命。
不久鬼子占领湘乡，一对双胞胎儿女不幸夭折。刚二十出头的母亲，父逝夫亡子殁，人生从山顶跌入深渊。几年之后，母亲又和在湘乡驻军的一个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战时带兵杀敌的国军军官相识，婚后随即同赴内战前线的江苏泰州、徐州等地。
国军兵败如山倒，军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母亲带着孩子回到家乡等待丈夫归来。不久丈夫归来，但是很快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十五年。母亲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生活无着食不果腹，饱受折磨走投无路，无奈离婚带着几个孩子再次改嫁我们的父亲。
年轻时的母亲很美丽，母亲小时候和年轻时的照片因为经历战乱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看到的母亲最年轻时的照片就是和父亲并排合影的一张两寸半身结婚照，那时的母亲34岁，父亲37岁。母亲已生育过六个孩子，历尽战争摧残和生活磨难。照片中，还在部队服役的父亲身着黄色军装，清瘦的脸庞，一双略略有些外凸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一对长长的、轮廓分明的大耳朵与众不同。母亲完全是素颜打扮，留着浓密乌黑的披肩直发，一张俊俏的瓜子脸，长长的、黑黑的柳叶眉下是一双虽然不算很大，却明亮有神、顾盼生辉的眼睛。
从我们记事起到成人后，父亲曾多次掩饰不住对母亲的爱意，自豪地对我们说：“当年你妈到部队探亲的时候，战友们都夸你妈长得漂亮又很有文化。”
虽然父亲初识母亲时一见钟情，但是没有成过家单身的父亲，要接纳母亲和她前夫所生的三个分别为七岁、五岁和三岁的年幼孩子，一下子要多出好几张嘴吃饭，况且父母婚后还生育孩子添加人口，有了我们这两个女儿，这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是需要极大勇气面对这样的现实，要极富担当精神才能承受。而父亲就是一个极具同情心有无限大爱的人，他可怜母亲孤儿寡母正饱受恶人欺凌，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因而义无反顾接受了母亲和三个孩子，并始终视如己出。
从父亲认识母亲确定关系开始，享受供给制的父亲就按时把部队每月32元的津贴寄给母亲30元，用做母亲和三个孩子的生活费，自己只留2元零用钱。从此父亲就将生活的重担压在了自己的肩上，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父母婚后，母亲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和第二任丈夫所生的三个孩子还在湖南老家寄养在亲戚家，父母二人在北京生活条件相对很好，母亲肚里的孩子不缺营养，先天发育很足。
母亲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哥哥姐姐们早已从老家来到北京和父母团聚一起生活，家庭人口骤增，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此时母亲肚里孩子缺乏营养，先天发育不足，生下来就瘦弱不堪。这一切，我们从未听父亲抱怨过一句，却是从小就听母亲经常对小女儿说：“你生下来就像个瘦猴儿弱不禁风小的可怜，不像你姐生下来白白胖胖人见人爱！”
在善良待人，同情弱者，乐善好施这方面，父母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也是他们结合的感情基础之一。他们的爱心时时温暖着亲人，也曾温暖过外人和素不相识的人。
父母对子女舔犊之情恩深似海。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只要一出差到外地就克扣自己，尽量节约差旅费，为了家中饥饿的孩子们，用尽所有买点儿吃的回家。那时父亲上夜班有两毛钱夜班补助可以买一份荤菜吃，但是父亲总是省下来补贴家用，自己则只把干辣椒在锅里炒炒撒上盐带去上夜班时下饭。有一段时间，单位每天给医护人员发一份含有营养成分的“代食品”，父亲从来都没有舍得吃过，都拿回家来给孩子们分食了。
母亲经常熬更守夜为孩子们缝缝补补，夜半三更都不曾合眼；北京严冬的夜晚，母亲担心孩子们睡觉时蹬被子着凉，每晚都数次起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逐个给孩子们盖好被子；母亲那时是临时工，有段时间寒冬腊月凌晨二三点就要起床去单位上烧锅炉，那个时期的母亲几乎没有安稳睡过一个好觉。
三年困难时期的父亲母亲都是瘦骨嶙峋，母亲吃不饱饭还有繁重的工作和家务，她却每顿把定量食物分一些给总是饥肠辘辘的只有四五岁的女儿……父母当时还曾身上浮肿，用手摁一下就是一个窝。
父母对亲戚倾囊相助无偿接济。尽管我们家生活艰难，然而父母却坚持从牙缝里省下，帮助湖南乡下那些生活还不如我们的亲戚和遭遇家庭变故身陷绝境的亲人。母亲与第一任丈夫夫所生的大女儿，五岁时因生活所迫送给地主家当童养媳，从此梦魇几乎追随她一生，她也成了母亲牵挂一生心头永远的痛！母亲尽最大可能帮助她和她的孩子们度过生活最艰难的时期。
我们的姑妈家、舅舅家和姨妈家都受到父母的各种关照或经济上的援助。因舅舅早逝舅妈改嫁，丢下几个孤苦伶仃的儿女生活没有着落，父母按时给他们寄钱，并将舅舅的儿子接来北京又带到四川抚养了三年。尤其是母亲“杜鹃啼血”，将爱心点点揉碎，奉献给血脉亲人。
父母热情好客慷慨大方。1965年父亲因“支援西南三线建设”调动工作到四川内江，我们家五姊妹除了哥哥留在北京继续读书外，我们四姐妹到四川以后慢慢都有了自己的同学好友。大姐的几个同在高中寄宿的同学在往返途中，都在我家食宿；二姐下乡后回家时，知青同学们经常三五成群到家里来聚会吃饭；三姐的同学挨父母打骂，躲在家属宿舍楼梯口哭泣，父亲看到后带她回家让她吃饭并好言安抚，这位同学至今不忘，还感念我们父母；小妹上高中时有家居农村的同学生活困难，也常带她来家做客吃饭；我们的发小们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她们经常并排挤着躺在我们家床上，津津有味听母亲讲故事的情景。我们姐妹们的同学在我们家、在我们父母身边时，都有如沐春风般的感觉。
父母对素不相识的贫苦之人倾注无限同情和深深怜悯，尽可能伸出援手慷慨解囊，无论当时我们家境是好是坏都始终如一，善良之心天地可鉴。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只要看见乞讨者，无论是上门还是街遇都会施舍，绝无拒之门外或者视而不见。有时父母还会把乞讨者带到家里来，让他们好好吃顿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社会上开始大量出现行骗的所谓“乞讨者“，我们提醒父母要小心提防不要上当受骗，父母根本不在意总是说：“我们也是受过苦的人，对可怜人我们见不得！“菜市场卖菜的人都知道父母是大善人，因为父母从不和他们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看到他们卖不完的菜或者卖剩的无人问津的小个鸡蛋，父母尽量都给买下来，也不管自己是否需要。父母的这种仁慈之心、善良之举一直保持到他们生命的最后。
身为医生的父亲口碑极好。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内江，凡是接触过父亲的人无不交口称赞父亲的医德和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缺医少药的年代，父亲工作的偌大单位的卫生所仅有他一个医生，工作极其繁忙繁重，父亲废寝忘食，任劳任怨，竭尽全力为单位职工家属、甚至附近农民看病。那时职工家属及周边农民夜里有人生病，就会到家里叫门求医，父亲从来不会拒绝也从不收费，背上自备药箱骑着自行车，无论酷暑严寒风雨无阻直奔患者家里，而且对患者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职工家属和周边农民都非常感谢父亲。
父亲曾跨行业和级别评为北京市良乡县的先进工作者和优秀转业退伍军人，还获得奖金五十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可见奖励级别之高。我们从小就看到挂在墙上镜框里的那张印着良乡县长“曹庶民”，这几个鲜红醒目印章字迹的奖状。那时单位自办的油印宣传小报经常刊登报道父亲的先进事迹。后来单位领导升任电力局长，想把父亲调到局机关医院，消息传出后职工家属联名上书，坚决要求父亲留下，父亲没有半句怨言就留下了。
六十多年过去了，当二姐重返故地，寻访旧邻时，一些老人还清晰记得医德高尚的父亲。到四川以后，父亲工作依然如此。现在我们好些六十几岁的发小同学，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给他们或者给他们家人看病时的情景，念念不忘父亲的好。
因为有了这样大爱无疆的父母，我们家姊妹们感情上从无隔阂，血浓于水。父母婚后生的头一个女儿刚出生二十天，哥哥姐姐们就从老家到北京来共同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我们姐妹俩从小就生活在沐浴父爱母爱和哥姐之爱的家庭环境之中，父母的万般疼爱，哥姐的精心呵护使我们幸福快乐成长。
我们家姊妹还或多或少遗传了母亲的一些基因爱好文学和艺术，我们从小听着母亲的故事、童谣和歌曲长大。父亲爱好京剧和湖南花鼓戏，时不时在家亮亮嗓子表演京剧唱段《打渔杀家》等，一招一式像模像样，父母还对唱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父母还经常带着全家人去良乡剧场观看京城名角演出的传统京剧。我们从小就在有一定文学艺术气质的家庭氛围之中熏陶。至今，我们还在幼童时期就听母亲朗诵的那首民国初年的童谣《外婆桥》还不时在耳畔回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夸我好宝宝。好宝宝，请吃糖，请吃糕，糖儿糕儿莫吃饱，少吃滋味多，多吃滋味少……”
抗战时期，母亲历尽苦难。我们从小就经常听母亲向我们诉说国破家亡的惨痛往事，控诉日本鬼子占领湘乡时，夺去了包括我外公在内的六位亲人的生命。母亲逃难时险些淹死在河里，一岁多的双胞胎儿女不幸夭折；年轻的母亲为了保护更年轻的舅舅不落入鬼子魔掌，独自一人夜晚和一群饥饿的难民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爬过铁丝网到地里摘南瓜；鬼子在湘乡城里烧杀抢掳无恶不作，母亲的奶奶坚守老屋不愿和亲人一起逃难被鬼子活活烧死……
每当讲述到此，母亲与日本侵略者的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就会溢于言表。那时母亲怀着对鬼子的刻骨仇恨，参加了湘乡的地下抗日组织游击队，联络站就在自己家里；母亲以卖香烟为掩护，四处奔波为组织传递情报；母亲还费尽心机策反了四个伪军，将他们秘密送往国军部队参军打鬼子。母亲尽一个弱女子的微薄之力投身抗日，为国为家报仇雪恨！
母亲还时常满怀深情地将那首抗战时期流传南方一带的著名歌谣《难民曲》唱给我们听，曲中沦陷区人民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怒吼声，至今还在我们的耳畔萦绕：“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枪杀了爸爸又拉走我亲爱的妈妈。叫爸爸也不听，叫妈妈也莫闻，单单地丢下了我男儿一人到处飘流。吃又不能吃饱，衣服又遮不住风，破庙里挤满了我们一群可怜的难民。梦里梦见的亲人，想又那想亲人，没有那亲人，我们能不能杀那些敌人。哭泣有什么用处，去参加抗日军，打走了日本强盗才是我们的光荣”。
母亲到了耄耋之年，还能流利地吟诵表现替父从军、为国杀敌的脍炙人口的古代诗歌《木兰诗》，母亲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清亮悦耳、抑扬顿挫、极富韵味的朗诵至今不绝于耳，余音绕梁：“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何尝不是母亲与父亲一样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的一生平凡而伟大，你们的胸怀广阔而宽厚，你们的大爱无边而深沉。这一切将会融入你们的血脉源远流长、奔腾不息……
亲爱的爸爸：我们在云南腾冲瞻仰国殇墓园，肃立在镌刻着包括您在内的远征军将士姓名的名录墙下，凝视着那一排排醒目遒劲的字迹，仿佛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又在眼前升腾弥漫，将士们驰骋疆场的飒爽英姿又在脑海次第浮现……如今，您和远征军将士们相拥重逢在祖国南疆的碧空青山之下，并肩屹立在国殇墓园绿树鲜花之中。浩气贯长虹，英名永流传！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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