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朱学勤，1952年生于上海，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1985至1991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2年获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思想界论战中，被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原题
读左方
《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左方今年八十岁（2014），最近出版了口述自传，回忆了他创办和主持《南方周末》的许多往事，读来意味深长。我与左方相交于1994年。那时《南方周末》正准备从四版扩至八版，他四处寻访后继者加盟，邀我去广州恳谈。在他的主编办公室，一个细节引起我注意，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一概称他为“老左”，不称“左总”。那时称领导为“×总”，已经从企业扩展至各行各业乃至党政机关，可谓时尚。我曾在上海电视台听记者当面称D任命的市级主官为“×老板”，后者闻之，甘之如饴。左方显然厌恶这一风气，反其道而行之，令属下一律称他为“老左”，同样是甘之如饴。此事虽小，却使我印象深刻。另有一事，亦见风骨：当时在京、沪两地，我见《南方周末》记者站青年人用奥迪轿车出入采访，而在广州总部，他身为主编，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左方解释说：“北京、上海高层大院门禁势利，如不乘轿车进出，总被挡在门外，是我破格批准，那是他们的工作需要。至于我自己，没这个必要。”两件小事，让我看到了左方早年所染理想、中年追求巴黎公社平等原则的底色。我还问他：如何“降服”那些桀骜不驯的青年人，带出这样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左方如老顽童一笑，称自己为大“盗”，能拿到别家拿不到的新闻，但是他这个“盗”服的是庄子之“道”，“盗亦有道”，遂颂庄子九字诀：二十年后，在这本口述自传里，我见左方详解这一“九字诀”：“先入”，身先士卒，见风险先上；“后出”，撤离时断后，检讨、降级、受处分，为首者担待，不委过下属；“均分”，当头不能拿大头，散财聚人；“知可否”，为首者须判断哪里是软肋，哪里是地雷，既要抢新闻，又要保护人。当年我就是被他的这一“九字诀”吸引，一见倾心，引为同道。二十年南北暌隔，见面机会并不多，但我始终惦念左方，关注《南方周末》，即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九字诀”早有所知，但此次读全书才知道还有更精彩的“六字箴言”。
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号
那是1987年，他问策于当时的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黄文俞。黄在当地被称为新闻界老祖宗，思想家型的报人，左方称其为“精神导师”。《南方周末》请他撰文，为创刊五周年纪念册增色。黄称封笔多年，只可以信代文。但在那封信里，他写下“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这句话先成为《南方周末》报训，后成为整个南方报业集团的报训。“六字箴言”即出于1987年秋天左与黄的那一次夜谈：左问：新闻改革的对象是谁？这个首要问题大家为何都不讲？黄答：不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敏感，大家不愿意讲，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嘛。一解放，我就在新闻单位工作，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派人去苏联取经，毛泽东曾经指示先全部照搬过来。以后慢慢改。所以《真理报》的办报理念、宣传方法、规章制度、乃至组织结构全部照搬过来。所以全国的报纸都是一个模式，这就是《真理报》模式。黄答：你没有办过解放前的报纸，只有对照才能看清楚。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萧乾。黄答：倒回到三十年代新闻进步传统中去。我们中国本来有很优秀的新闻传统，解放后把这些传统给扔掉。你的任务是要跟我们中国原来的新闻传统接轨。我也曾接过一次轨，但是偷偷接的。黄答：那是1957年，陶铸叫我筹办《羊城晚报》，并交代说，如果你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我也很烦恼，全国的报纸一个样，你让我办一张区别于全国的晚报，那该怎么办？我去找了邬维梓，这个人解放前办过报纸，解放后调进《南方日报》，大家称他为“编辑王”，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他在深夜拿了很多解放前与香港的报纸，偷偷到我家里去。他告诉我，你要办一张新的晚报，要遵守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规则，你要敢于碰新闻，抢新闻，要搞点社会新闻，人家不敢弄，你要弄。晚报应该以副刊为主，每天要出两个副刊，一个文艺的，一个杂谈的。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办了两个副刊《花地》和《晚会》，另外再在一版开辟专栏《五层楼下》，全是社会新闻。没有想到，就凭这一个专栏、两个副刊，《羊城晚报》风行全国。我这是偷偷接了一次轨，你可以公开接轨了嘛。黄答：突破点在市场。如果领导批评你，你就说你们是要上报摊的，要读者掏钱买，而你又规定一年赚多少钱，我不这样报纸卖不出去，说不定还要赔钱呢。那么，什么是黄文俞指点的《真理报》模式？左方后来果然到北京询问萧乾。萧乾说破四点：第一，它只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不依照社会实际办报；
第二，它只是对上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三，是用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来写报道，文体也是“公式化”的，我们新闻界称为“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文体，《人民日报》的语言；
第四，它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谁说传媒是商品谁就要打成右派。
上述问答实在重要。富有文学想象力的小说家或可以此为蓝本，创作出汉语版《基督山恩仇记》开头一章，城堡囚室中长老与新入狱者那段著名的狱中对话。但在我读来，它首先是珍贵史料，应该载入现代新闻史甚至中国改革史。三十年来，《南方周末》被称为新闻改革的“黄埔军校”，培养的大量记者、编辑散播于各地，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过去和近段时间发生的风波，本身就是新闻热点，引起全国读者乃至世界同行的关注。以此为题的中外博士论文也已经多达数篇，其中以英文写作的一篇就在我们此次左方新书发行座谈会所在地香港大学。“你倒回去接轨”，不仅点亮1980年代新闻改革的方向，甚至说破整个中国改革的秘密。中国改革，1980年代是黄金十年，而改革的轨迹却是一条双重复合线：既是外向的，又是内卷的；既是前卫的，又是退行的。纵观大陆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经济改革，乃至1980年代稍有起步即被刹车的政治改革，哪里不是如此？连胡耀邦都说过，改革就是退步，要退够。这正应了马克思当年的那句名言：人们只有退至无可再退，历史才会念起它的魔咒——这里就是罗陀斯，这里才有玫瑰花，你就在这里起步，就在这里起舞！让黄文俞与左方说中国汉语，只须六个字——“你倒回去接轨”！却比“摸着石头过河”明确，也直白、坦诚得多。从左方回忆黄文俞教诲，至萧乾说破什么是《真理报》办报模式，再“退行”至1957年那一天夜深人静，右派邬维梓带着解放前报纸来教诲黄文俞，三点接成一线，历史居然是在“退行中”前进？1983年左方在资料室冷冻六年后被解冻，再加另外两个多年被歧视的资深“老编”，受命创业，以致南方日报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是一个造反派加两个右派，创办一份《南方周末》！这让我想起在历史大关头钱钟书与李慎之痛心疾首相对无言的场景，沉默中钱钟书以诗代言：“星星不灭余烬火，寸寸难燃溺后灰。”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余烬火”犹在，“溺后灰”亦未死灭。后者确实“难燃”——一“溺”再“溺”；但它和前者同样顽强，一“燃”再“燃”，“一寸、一寸”地燃，“一寸、一寸”地接，“一寸、一寸”地向我们逼近。左方回首自己的后半生，借用文革后曾身陷“三种人”之冤屈，将这一特定概念扩而言之：这是一群少数人，如果在1950年代，肯定被打成右派，如果活在1960年代，他们将参与造反，如果活到1980年代，他们一定会成为改革派，为自由，为民主，为平等，如地下水一再冲出地面，“三种人”其实是一种人！回首来时路，1980年人生不算短，左方为什么用年青时心仪的那篇苏联小说勒编作结——《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又打上了一个问号？我问他何时想到这一书名，拍案叫绝。他说这是十几年前就想定的，这一生要么不出书，要出，就只能用这一书名，只有这一书名才能概括他少年立志，青年从戎，壮年办报，晚年反思的坎坷经历。其一，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真理报》办报模式，至萧乾所言“新华体，人民语”，这是一条“以娥为师”的死路。这样的“钢铁”“炼不成”，在它的输出国以失败告终，在它的诸多输入国也同样“炼不成”。纵然有个别国家还在“炼”，外强中干地“炼”，结果还是怨声载道，注定“炼不成”。这是历史；其二，正如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左方青年时代的志向，就是要成为保尔·柯察金式的钢铁战士。至中年参与文革造反，也是为追求实现巴黎公社的梦想，此后亲眼目睹政治斗争的卑劣，民生社会的残破，终于发现这一梦想纯属虚妄。文革后被冷冻资料室六年，反而给了他大量阅读，痛定思痛的沉思机会，他终于明白前半生是被什么东西耽误，必须突围而出，另寻新路。在这一层意义上说，“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不仅总结了历史，也凝聚着他的晚年反思，反思之后大彻大悟。这是人生；最后一层，当然是忧虑《南方周末》的命运。所有人都知道《南方周末》的辉煌与遭遇，乃至奥巴马访华，指定只见一家媒体，那就是远在岭南的《南方周末》，这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新闻界绝无仅有。奥巴马作为二战后美国最为低能的总统，并不足道，此举能说明的是，《南方周末》已经突破《真理报》办报模式，获得世界性承认。1983年创刊时，只是一份软性副刊——星期六报，“穿墙破穴”30年，居然成为拥有百万发行量的时政大报，连奥巴马这种人都刮目相看，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改革史的奇迹。《南方周末》见证了新闻改革的起始，也见证了中国改革的颠扑。《南方周末》的命运不仅与左方、江艺平、钱钢等历任主编的业绩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与整个中国改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一层意义上说，又何尝不能感慨：钢铁还是炼不成的？一本书凝聚三重隐喻，“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里有左方，这里有《南方周末》，《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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