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昔日大学生，今朝名报人
——37年未见，今秋喜相逢
老编的话：一个实习生，一个实习老师，一段五个月时间的相处，一份跨越37年的情谊。这样的师生交情，即使在新三届同人中也不为多见；搁到今天，估计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也正因为如此，才弥足珍贵，值得回味……我有一封信一直保存至今，掐指算来已经36年了，信是当年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傅绍万1982年4月17日写给我的。其实那是一封很平常的信。你好！早就想给你写信，但一直拖到现在，多次想给你写信，这却是第一封信。想想原因，自己也觉得矛盾可笑。我觉得，像你现在的境况，朋友甚至弟子必然极多，我不便去打扰你。但是，我又深知，你是一个平易、和蔼、极重感情（真正纯洁的友情）的人，存在那种想法是极不该的。我觉得，认识一个人，有些时候，并不需要多么长的时间。看《红楼梦》贾宝玉初见林黛玉，便说，“好像在哪儿见过。”开始，我也把这看作贾宝玉的乖张。但与你相识之后，我才觉得那是极自然、极合情理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会根据某些观念，在头脑中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形象。一旦相见，当然会自然地说，“我在哪儿见过的。”我对你，就有类似的感觉。有的人，有才能，但缺高尚的品德。你呢，德识才学都是我所饮敬的。我们相处时间不长，但你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也将是长远的。这会慢慢看到的。你做的梦，“灵验不灵验”？怎么说呢？这件事，本应早告诉你。一则，你一直那么关心，再则，也该请你拿主意。但因种种原因我很少向人说。是的，我有了女朋友。本系80级，21岁，山东人。从她入校，就相识，交往，慢慢有所了解。你上次来京在培禹家相聚不久，关系就挑明了。她还不成熟，况且人的世界观在不断变化。今后如何发展，是难以预料的。从我这方面讲，将来分配出现意外，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的。（这当然都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具体情况，我就不讲了。你若再来京，我定领她见你。学习方面的情况，和培禹大同小异，也时常写点东西，不过水平太低，只作练笔罢了。2018年中秋节的前几天，好友李培禹在微信里告诉我，他们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的同学要在天津蓟县九山顶搞一次入校40周年的聚会，他和当年一起在《天津日报》实习的傅绍万、卢盘卿联名邀请我参加。我立刻回复他一定参加。因为我和傅绍万已经37年没见了，不知他现在变成啥样了？培禹介绍说，傅绍万刚从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的领导岗位上退休，他干得特别棒！我听了好生感慨，37年前的小傅竟长成好大一棵树！如今也退休了，弹指一挥间啊！我驾车如约前往蓟县的九山顶。天高云淡，夕阳落山，满月照人间。我和小傅在九山顶山庄大院相逢了。哎哟喂！忘记是先握手后拥抱的，还是先抱在一起然后又握手言欢的了。小傅还是小傅，在我面前，还是有点儿腼腆，他把他的爱人介绍给我。我说：“我是未谋其面，早知其人啊！你们在校初恋时小傅还请我拿主意呢。”在40多人的见面会上，李培禹首先把我介绍给他的同学们，大家热烈鼓掌之后逗他说：“要说尊师典范，还得看人家绍万，让老师坐在太师椅上，自己找把塑料凳紧挨着老师坐，尊师之情不在言表……”大家的欢声笑语充满会客大厅，他们同学中的新华社高级记者端起照相机，把这欢乐的场面都收进了镜头。
那天晚上，绍万在我的房间里直聊到子夜。第二天，我们又接着聊了一个上午。他刚退休，很自然我们是从退休谈起的。但我是有意让他谈谈他在业内怎么干得那么出色。他说得平淡无奇，我却听得颇有深意。
同学们说他是尊师典范，当了领导干部还是坐塑料方凳，让我坐太师椅
1982年夏天，他们这届大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当时很多人寻找门路想尽办法留在北京，想进中央报刊。面对这人生的重大选择，每个毕业生都不能不认真地、慎重地考虑。傅绍万清楚地看到，北京的新闻单位人才济济。有的人干了多年还在群工部拆信封，处理来信来访，并没有多大发展。就他个人来讲，家里很穷，学校发张票去看电影，得走着去，宁可走一个多时也舍不得花几分钱坐公共汽车。逛公园也舍不得花一角钱买门票。北京确实有很多好东西，但不是穷人呆的地方。他觉得北京不是他的北京。他决定回山东去，那是自己的家乡，进《大众日报》说低也不低，那是省委机关报；说高那是个施展个人才能的极好平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平时采访积累素材，将来可以搞创作。这么一想就回山东了。 当年九月份到《大众日报》报到，他满怀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大众日报》比新中国的历史还长，1939年1月1日在沂蒙创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刊物，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座落于省会济南。他满以为会留在编辑部，出来进去都有一种自豪感。却不料人事处长和他谈话：“下滨州记者站去吧。”他大失所望，块块阴云掠过心头。处长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太幸运了，过去大学生来了先干校对，起码得干三到五年，有的现在还在干校对呢。说实话，大学生不一定会写稿子。”至于他傅绍万会不会写稿子，那得看以后的实践。他不再说什么，背起铺盖卷儿去记者站报到了。当年同在天津日报实习的李培禹(左)，也从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岗位上退休了
滨州那地方确实很穷，环顾四方一共才三座楼，喝的水是带泥性味的黄河水。站长领着他跑了几个地方，一般在县招待所住下，弄辆自行车到处串，到乡镇党委办公室，记者证一亮，人家蛮热情，积极提供新闻线索，骑上车就去了。晚上回来买只烧鸡，喝着小酒，滋兹地边喝边聊，聊完写稿，他干得挺带劲儿，挺有兴致。这样干了四个月，领导就把他调回编辑部了，安排他上夜班负责一版。内行人都明白，一版是要闻版，是一张报纸最重要的版面，每天编辑处理的都是最重要的稿件。这使小傅感到责任重大，一定要用心，每天记笔记。同时通过阅稿了解每个记者的写作能力、写作风格和写作特色。总编辑每天晚上都要到夜班去指导工作。听听他对具体稿子怎么处理，怎么安排，听他谈谈他的想法和观点。小傅每天把这些记下来，认真学习思考。工作固然很累很苦，但有付出就有收获，自己的思想业务水平很快得到很大提升，干了不到半年他就对本职工作熟练掌握、游刃有余了，除了编辑好一版版面，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言论、评论。这就是说，除了本职工作外，自己又给自己加载。下夜班睡到十点，十点以后出去采访，为避免影响同宿舍的人，在厨房里坐着小板凳，膝盖上垫上个纸壳子写。干一版有个好处，站得比较高，发现的题目份量比较重，而且可以有自己的风格。有一次他到省委大院去找素材，他觉得单纯写好人好事表扬稿没什么意思，当时中央号召转变机关作风，这一下好人好事就有了魂。他下了夜班一会儿就写出来了，发表以后反响很好。省长还有个批示，说省委接待室的事迹很感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小傅于是写了篇通讯《小屋春秋》，完全是散文化的，读起来很美。在一版当编辑还有个好处，就是发稿子发得顺。那时候一张报纸才四块版，在一版发个通讯那影响是很大的，一晚上就出名了。天长日久他写的多了，发的多了，他连着发了40多篇，就有人议论了，说利用职位的便利给自己发稿了，想出名了，等等。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这是常见病，他可以喝酒、打牌、扯闲篇，别人要有点追求做点事，他就要说三道四。听到这些反映，小傅心想算了，搞创作吧，有潜能就要发挥，不能浪费了资源。从1986年开始写小说了，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中篇，一开始是写着玩儿。潍坊有位作家看了，他说：“哟！起点挺高的呀！我给你推荐到《小说家》发表吧。”能行吗？《小说家》那可是很高端的文学期刊啊！寄去了,《小说家》的编辑约小傅去谈修改意见。修改后，过了一段时间，还真给发了。这不仅使他获得了成功的快感，更给了他搞文学创作的自信。于是他又写了第二个中篇，是写老家农村的事，有人说像贾平凹的风格。他把这小说寄给广东的大型文学刊物《花城》也发了。看来他完全可以在文学之路上大步迈进了。使他想不到的是，这时报社领导提拔他当官了，要他当总编室副主任，当年他32岁，很年轻。领导找他谈话挺有意思的：“这人哪，都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比如我吧，我未必很愿意干这个官，但既然上级看上我重视我，就得好好干。孔子曰为人谋士不可不忠。小傅，你说呢？”听了这一席话，小傅把小说创作放下了，开始研究新闻业务。
左起高永伍、傅绍万、罗杰
1992年报社又换了领导，小傅要求当个机动记者，不要官，只想写稿子。领导说：“你不懂，你原来当官，官没了，人家以为你犯了错误呢。”哈！这一点小傅倒没想过。正式任命时，领导宣布：傅绍万，正处级，机动组副组长，大记者，也叫特别记者，那年他35岁。他感到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除了采写大稿子，还负责写总结，往北京新闻刊物上投。再一个工作是给领导写讲话稿。领导外出开会，要他一起去，干什么呢?根据领导的观点写成文章。有时省里的领导让他为其写一篇文章，一般是看一个星期的资料，然后写三天，省领导再看看，再改上几天，这种活很受锻练。报纸改版，领导让他出去考察考察，写一个改版方案。他很快完成了。报社综合改革要他拿方案，他一个晚上就拿出来了，包括干部、人事、机构改革。1996年3月，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去理论评论部当主任。他说我是学新闻的怎么去搞理论呢？他说我不会写。领导说，你写的挺好啊！那些社评不是写得很好么。他还是说：“干不了，干不了。”也是谈了三次，还是谈不通。领导最后说：“不听就算了，你竞争上岗吧。”这不是跟领导弄僵了吗？不能啊！该听还得听啊，这样就干上了理论评论部主任，后面又加上个总编助理。在新闻单位当头，光是指手划脚没人服你，你得首先当个工头，题目定下来以后，大家讨论讨论，思路差不多了，各人就挑题目吧，你写哪个，他写哪个，剩下的就是主任写了。反正不闲着，干活，写社评。以前以为干记者很风光，干了理论评论部发现这里面学问很深，感觉自己太差了。读多少书都是有用的，必须不断地学习。报社的一把手是干理论出身，他很重视这一块。傅绍万干到1998年当了副总编，还不到40岁。不当理论部主任了，比以前轻松了些，可以研究些问题了，他的精力开始转向经济、城市这块了，有个栏目要他的文章，他就供稿。出差也带着本，随看、随记、随写，回来就发，不管国内国外，回来后都发一组文章，结集出版了一本书。2003年3月份傅绍万提升为《大众日报》总编辑。干了两年，2005年接任《大众日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当了一把手，一干就干了13年直到2018年退休。2005年他接手时报社的净资产8.9亿，总收入16.7亿。2018年他退休时交给报社净资产56亿多，总资产76亿多，都差不多增长了6倍，这期间曾有两年净利润超过7个亿。报社职工对他办报业务很信任，但搞经营行不行?要打个问号。就他个人说，觉得当总编还比较适合，搞经营不太懂。不懂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学习管理，学习经营，学习市场，学会算账。他说：“作为报业集团的一把手，头脑一定要清醒，主业是什么?副业是什么?仔细分析分析，哪些是挣钱的项目，哪些是花钱的项目。挣钱的项目还有哪些潜力可挖，让它挣更多的钱，花钱的项目使劲控制一下，能暂时不花的就先不花，能少花的就尽量少花。那么多的公司，实际看看，哪个是最主要赚钱的？还是报纸。报纸收入主要是广告，人家为什么在你这登广告？就是因为你报纸办得好，影响大。这就明白了，一定把报纸办好。”他把大家集中起来，研究怎么把报纸办得更好？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只要让每个人认识到办好报纸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就会焕发出高涨的热情和积极性。新闻版、专刊、副刊，都群策群立，不断改进，集中力量埋头干了几年报纸，《大众日报》在全国省级报纸中影响力名列前茅，广告源源不断，报纸净利润增长800万，这是不小的数目。在新媒大潮中，《大众日报》仍屹立潮头，不断创新，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说：“其实媒体经营就是影响力怎么转化。青岛拿地搞股份制，我们拿出10个亿买原始股，大家还有议论，我说等变了现看看。不少大企业一看《大众日报》参股了，也都纷纷入股，市值迅速上升，一元钱变成了一元八，那一次就赚了7.2亿。把报纸办好，提高影响力，再把影响力变成钱。再让它反哺报纸，把报纸办得更好。那几年《大众日报》很牛啊！有两年利润七亿多。那时候招人只有清华、北大、复旦、浙大、南大几所大学的要，其他学校的不要，还要研究生，清华的学生来了也得考，考不好的一样不要，哈哈……”说到这里他不再腼腆，洋溢着掩饰不住的豪情。“我要给你点赞！”我说，“现在你也退休了，退休以后有什么打算呢？”他说：“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感悟历史的大智慧》写了60来个历史人物。《大众日报》读史札记版的编辑觉得很好，从中选了一些在他版上发，两周一篇。他后来听说我还在写，就开始发新写的。我退到二线以后，他说这栏目不要断了，就开着吧。我想两星期一篇时间还是绰绰有余，就这样一直写下来了。我从前就很喜欢历史，高考时曾报过一个志愿是北大历史系。上学时又读了许多鲁迅的杂文，我喜欢写些思辩性的东西，写些言论。现在所写的人物都是各个朝代的，主要是针对现在有很多官员，他已经贵了还想着发财，又有些商人他已经富了还想着贵。官商联手出了很多问题。我选择人物都有很明确的针对性，或能提升人向善，或对历史上的一些谬误把它辩正过来，希望能写出特色。”
37年前他们曾经到这里采访
面前的小傅再也不是37年前的小傅了，我告诉他36年前他写给我的信，我至今还保存着，上帝让我们在一起生活工作了近半年的时间。他说：“虽然还不到半年，可你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记得我读了你发表在报纸上的报告文学《李世广，你活着！》特别感动，那天晚上在办公室请你讲讲采访过程。”这事我记得，我大概给他讲了下面的情形。李世广拦惊马牺牲后，有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前去采访，人家大车队很重视，除热情接待外，停工座谈，但事后没有见报文章，等我去时，人家很冷淡，没有时间接待我。我就在津京公路旁一家大车店住了一个星期，天天早晨六点到牲口棚和车把式们一起吃早点，一起出车，一起扛木头装车、卸车，浑身泥土，满头大汗，车把式们被感动了，在车行进时，边走边给我讲李世广的故事，我坐在木头上记录，后来，他们下工后邀我到家里谈……但小傅下面讲的我则没印象了，他回忆说：“你问我哪些地方使你感动？我说细节，还有对话，似乎没有任何加工，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对话也都是人物的原话。你给我讲，要写出人物的性格就要用个性化的语言，切不可把人物生活化的语言加工成官话套话，比如李世广夜间出车，路遇倒地的病人，他要把病人背到医院去。同伴劝他别管，人家赖咱撞倒的可就麻烦了。李世广的原话是：‘到哪儿都要修好，天这么冷，咱能看他糟踏在马路边吗？’这正符合他善良朴实的性格和又没文化的的身份。如果加工成‘走到任何地方我们都应该学雷锋做好事，天气寒冷，咱能目睹他死在夜晚的马路边而置之不理吗？’这就不是李世广了。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感人的力量。采访时一定记他的原话，不能记加工后的话。”小傅说，“这印象太深刻了，我一直记着，参加工作后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做的。”9月25日，他们的聚会结束了，我和小傅也就此分手，当晚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道生老师：我们已经平安到家。此次聚会，最大收获是见到您，让我看到了一个记者的坚守，一个因为信念支撑而永远年轻的人，也印证了我的人生又一次转型所走的路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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