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孙瑞祥，1958年出生。复旦大学新闻系1978年入学、1982年毕业。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三级教授，文学博士，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父亲是影响我一生的人
在我儿时的眼里，父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爸爸从小就兴趣广泛，是“素质教育”的践行者。爸爸爱好无线电，少年时参加过莫尔斯电码发报兴趣班学习（因此“文革”时被怀疑是特务）。他对电器情有独钟，可以自己“攒”矿石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家里常年订阅无线电爱好者杂志。那时也不知道爸爸从哪里淘换来的并非正品的电阻电容器，散装的，论斤卖，可能有数千只，堆在一起像是一座小山。
我读小学时就经常协助父亲用万能电表测量这些电阻电容欧姆Ω值，分门别类插在硬纸板上，用圆珠笔逐一做好标记备用，我还学着用电烙铁焊接电子器件，可好玩儿了。
每隔一段时间，我老伯（中学物理老师）就会从河东区乘坐火车“塘沽短”赶过来呆上一天（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哥俩儿见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摆弄这些自制的收音机，一整天吱吱啦啦响个不停，我在一旁看着听着，感到乐趣无穷。
父亲年轻时从卫生学校取得医士资格，担任塘沽区副食品公司保健站医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技术革新运动中，父亲发明了“耳针探测仪”用于临床（据说人的一些疾病可以通过耳朵得到反应），效果不错。因此荣获“天津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父亲的名字刊登在天津日报1960年4月13日第四版“光荣榜”上。前两年，好友从天津日报电子资料库里帮我查找到了这一信息，佐证了我的记忆。
天津日报1960年4月13日光荣榜
父亲学医，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表、酒精灯、酒精棉球、针头消毒盒这些医用品家里都有，还有几本红十字医学手册我也时常翻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父亲有时在节假日或者晚上需要出诊，时常会带上我。有时父亲会让我给生病的邻居们（大多是本单位职工）测量血压、把脉心跳次数、听诊肺部杂音、看舌苔，他用现场教学的方法给我讲了不少医学知识。我从小就有三大职业理想，记者、医生、教师，如果我当时的理科成绩好，说不定就报考医学院校了。
1973年拍摄的全家福
父亲喜好钻研，是个多面手。公司保健站解体后，父亲在单位里转行做了会计、统计工作，算盘打得特别好。后来父亲调入天津塘沽对外客运服务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地点在新建的塘沽胜利宾馆，这是一家涉外宾馆。塘沽是个港口城市（天津港），国际海员多，父亲所在公司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洋烟洋酒不少，我也因此沾了光，很早就见识了万宝路、555、威士忌、龙舌兰。
1985年夏天我结婚，就是父亲从对外客运服务公司要的新型中旅接送我们的。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还在天津日报社广告处塘沽办事处任职。他喜欢舞文弄墨这类差事，常常是一个人既负责接听电话、复印传真、承揽广告，又要给企业出谋划策创意文案，这期间他与朋友合作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新闻和广告作品。
父亲在天津日报发表的部分新闻报道作品
父亲生性好玩儿，对新鲜事物都有兴趣，乐于和年轻人交往，住平房大杂院时总有一些年轻人过来和他聊天。父亲与隔壁邻居家的中学生说话投机，爷俩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还约定以敲墙为号传递信息，比如“吃饭了吗”“请过来一趟”等等。后来干脆扯出一条电线连接两个电铃，我爸爸有事找他就按铃，联络起来更方便了。20世纪80年代初挂历很时兴，属于紧俏物品，父亲朋友多有来路，每到新年，与年轻人互赠挂历、欣赏挂历成为父亲的一大乐事。
父亲20世纪80年代初坐在自制的沙发上
父亲的钢笔字很漂亮，他的绝活是能用一支笔书写成空心双线字，一笔连到底，一气呵成。我中小学时所有的课本都是父亲给包书皮并用双线字一一书写封面，同学们都很羡慕，可惜这些空心双线字没有拍照保留下来。
父亲会讲故事，会变魔术戏法。夏天的晚上，我们在自家院子里乘凉，爸爸给我讲北斗七星和古代传说。每每家里来客人酒足饭饱之后，爸爸便拿出扑克牌等道具给他们变戏法，我站在一边看，感觉很是神奇，有时他也解密一二教我两手。
我结婚后父亲在我家留影
父亲还会拉二胡，识简谱，我上小学时父亲手把手教我拉二胡，凭此技艺我中学时入选塘沽四中文艺宣传队任二胡伴奏手，学校发给我们的演出服是日本进口快八（音译）涤纶面料制成的中山装，穿在身上格外精神，演出结束不肯上交，放在家里成了我的“逛服”。上初中时，爸爸送给我一双苏联进口皮鞋，尖头高腰，很是时髦。不知是什么渠道买来的，尺码有点小，我爱不释脚硬是给撑大了。那可是我第一次穿上皮鞋，再配上不褶不皱的演出服，心里美滋滋的。
1985年按照传统习俗庆贺父亲60大寿
父亲爱美食，厨艺也很好，现在家里还保留着50年前父亲亲手抄写的一本菜谱。酱爆肉丁、焦熘肉片、独面筋、涮羊肉……，制作步骤详实，笔记工整清丽。记得在六七十年代，他经常做的下酒菜是滑溜里脊。那时家里有七八口人，妈妈只负责大锅饭菜，比较精细的下酒菜必须由父亲下厨。下班后父亲顺路买回两三毛钱肉，一两颗黄瓜。滑溜里脊用料简单但制作有难度，主要是要掌握好火候和芡粉。我在家里排行最小，那一碟少得可怜的下酒菜，只有我可以陪吃。有时再加一碟油炸花生米下酒，那可是很金贵的美食，不能叫吃，而是叫“数几个”。
父亲50年前抄写的菜谱
冬天我负责给父亲温酒（52度直沽高粱酒），一个酒壶恒定二两，小酌怡情。夏天爸爸托天津对外供应公司（友谊商店）朋友买来听装瓶装青岛啤酒（国际海员专供）。有时派我到饭店用朔料桶买回散装啤酒，放到自来水龙头下冲凉后再喝。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从来没有喝醉过，不是酒量大而是能够控制，只是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心情郁闷，喝多过几次。
1995年2月父母与我们的三口小家
那年头父亲的工资只有62元，每月要给奶奶10元（爷爷在50年代初就去世了，我没有见过爷爷）。尽管并不富裕，但父亲每个月都要到饭店打几次牙祭，什么红旗饭庄、渤海餐厅、恩德成……，塘沽有名气的馆子都吃遍了。父亲退休后在天津日报上发表的新闻报道，有不少都与餐饮美食有关。我小时候父亲总是带我一个人和他一起下馆子，饭店里的酒肉香气扑面而来，令人垂涎三尺至今难忘，如今再也没有那种味觉了。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对厨艺颇感兴趣，看大厨做菜是我的一大乐趣。1982年我入职后还给朋友们置办过家庭婚宴呢，三五桌的宴席都能顶下来，什么焦熘肉片，香酥鸡腿、松鼠桂鱼、油焖大虾，拔丝山药均不在话下。
2008年我给回国探亲的女儿做拔丝山药
最难忘父亲当年指导并陪伴我高考的日子。1978年7月20-22日是我参加高考的日子，考场在塘沽八中，离我父亲当时的工作单位塘沽区副食品公司蔬菜批发站很近。连续三天都是7点半和14点半开考。早晨6点多，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考场，从西林村住家到考点骑车大约20多分钟路程。中午我步行到父亲单位，父亲从食堂买来可口的饭菜，饭后在他的办公室休息片刻，父亲守在一旁准时叫醒我，下午考试结束父亲再把我驮回家。父亲那年53岁，心脏有时会出现房颤，连续几天来回驮着我吃力不小。记得那条回家的路坑洼不平，还赶上了下雨，我坐在后衣架上眼睛有些湿润，感到父亲很高大，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回到家，妈妈早已准备好清凉的绿豆汤，早早在凉水盆里“拔”上西红柿和黄瓜。两天的考试父母都没有问过我考的如何，或是怕给我压力，或是坚信我定能成功吧，只是按时按点悄无声息做好后勤保障，那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的准考证
1978年秋全家送我到复旦大学读书
我小时的一点儿文学功底和组织能力也是父亲培养出来的。我在塘沽向阳街第一小学上学时担任班长，在塘沽第四中学上学时是校学生会主席、塘沽区“红代会”常委。我经常有机会在大会小会上发言，曾经有一次让我在全区规模的大会上代表全区13万青少年发言，发言照片在文化馆门前橱窗里展示了很长时间。老师说我的发言很不错，其实那篇发言稿就是在父亲指点下完成的。我的作文成绩一向优良，多次被学校当作范文推荐，上中学时还在刊物上发表过习作。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住进地震棚，那时我上初三，街道社区委托我做抗震宣传。我一个人负责定期出版抗震救灾油印小报，从采访写作、组稿刻版、推印发行，都是我一人完成，大概出版了五六期，很有成就感。父亲每期必看，在行文和措辞上教会了我很多。
1976年我代表塘沽区13万青少年在塘沽区实验小学操场发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全家住在地震棚里
父亲对我的职业生涯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小学时父亲告诉我一个名词，记者是“无冕之王”。这是我后来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做记者、做新闻学教授的最原始动力。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家长作风”，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讲话，语气平和，1978年在我如何填报高考志愿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那时填报志愿都是在公布成绩之前，不像今天有很多参考依据。父亲的一句话坚定了我的信心：只要是你有兴趣、认准了的，爸爸就一定支持你。于是，我毫不犹豫首选新闻学专业并如愿以偿，录取后才得知，那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天津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想来有些后怕。
2018年纪念入学40周年重回母校
正如父亲所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入对了行，走对了路。此后有了十年做记者的经历，担任经济消息报天津记者站站长、天津日报特约记者，发表了十余万字新闻作品，获得过省级新闻一等奖。做教师也很努力，以同等学力获得博士学位，荣获天津市级教学名师称号，担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学新闻、做记者、培养新闻学子，研究新闻传播，这就是我40余年的职业人生，无怨无悔，乐此不疲。
父爱如山 感恩有您
2020年6月21日写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