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其他
知青 | 刘福泉：插队十载，愁思困惑中的命运安排
本文作者
刘福泉，生于1950年，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插队，1978年返城进工厂，1988年医院后勤管理，1992年苏州市外办对外合作交流中心工作，2010年退休。
1966 年初夏， 我们初中即将毕业，但“文革”开始了，随之是 “十年动乱” 时期，学校处于不正常状态，因此初中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非但如此，进初中时，小学毕业证书交给了学校，后来说是遗失了，所以我们小学、初中毕业证书都没有。始料未及，不可思议的是两年过后，我们被冠以“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了。
当时，学校在军代表、工宣队的带领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动员活动，人人都要表决心，而且一定要写上愿去农村滚一身泥巴、愿去工厂沾一身油污。在“文革”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谁也不敢有异议。后来说是每个班级可以推选两人留城，关键时刻谁愿意推荐别人，人性使然，所以全校一片“红”，大家都下乡去。
我们刚满十八岁，在愁思困惑中被迫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支撑我们的唯一精神支柱是锻炼两三年后能调回城市安排工作。有一个同学出生干部家庭，以为有留城的希望，事后懊丧地说下乡过后参军去，下乡后他真的如愿参军去了，几年后复员后回到苏州安排进了工厂，这也是一条出路。此次农村征兵开始时我也在推荐人员名单中，因为眼睛近视的原因未果，否则也是一次机缘。
随后是下乡前的准备工作，有关部门发放了回纺棉毯、棉花胎、蚊帐劵，这是当时的标配，都是需要凭票购买的紧张物资，又购买了热水瓶、脸盆等日用品。在浑浑噩噩中去派出所迁出了户口，这表示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在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没有一切，因为这关系到粮油、布票、煤球，甚至豆制品、糖等生活必需食品、日用品的发放和供应。当然，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对此，现在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是第一批，主要是66、67届初、高中毕业生，大多是去苏州地区农村落户。68届因年纪稍小，稍后分配到苏北农场，拿工资，吃食堂，条件相对好一点。69届有部分分配到安徽广德等地的小三线， 大部去苏北农场。农村的好处是比较自由一点。
1968年10月29日， 在苏州市中心察院场召开全市欢送大会，由驻军6307 部队的师长向孝书主持。这是第一批， 下乡学生共4400 多人，分乘几十辆公交车， 送去苏州地区各公社。我们去的是太仓县茜泾公社，位于长江边，80多公里的路开了三个多小时，因为当时的公交车车速不快，并且砂石公路比较狭窄，两辆汽车交会还要等交车。我们坐在车上，目光呆滞，默默无语，心事重重，愀然不乐，对自己的未来是一片迷茫。
自此，人生经历中长达十年的农村插队生涯开始了。
刚下乡时，由于统一建造的住房还没有造，所以安排我们三人住在一家农户家中，吃饭分别在三家农户。当时我们满脑子是去农村接受锻炼的幼稚想法，三人还主动轮流倒马桶、洗刷马桶，现在想想很可笑。后来又搬到生产队会议室旁的一间房间里住宿。不久统一标准的住房造好了，每人一间，约十平方米左右，配有两只竹凳，搁上一个竹片床板，就算是床了；一只白板的方台子和一条板凳。另有一间灶披间，约六、七平方米，砌一个两眼灶，三人共用。屋后有一小片竹林，半埋一缸，作为粪缸，用三根竹头和稻草搭成一个坡顶，遮风雨，避野眼。
所在生产队有农户二十多户，近百人，拥有耕地两百来亩，百分之四十种棉花，其余的种植水稻，在当时苏南农村属于地少人多的乡村，安排人员插队是地方政府硬性规定。当初下乡时年终分红每10个工分一元零几分，后来最低年份跌到六角都不到，意味着做一天10个工分，只能挣六角钱，农闲时节工分低于10分，挣的就更少。
刚下乡时，正好赶上秋收秋种，收割水稻，翻耕、平整土地，种植小麦、油菜，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早出晚归，弄得天天腰酸背痛，好在当时年轻，睡一觉就恢复了。
夏收夏种是比较忙的季节，收割小麦后，马上要耕田、放水、平整，然后插秧。那时早上四点起来开早工拔秧，六月的清晨，秧田的水温还是很凉的，刚踏下去，大家就马上跳上岸，这个温差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没有办法，还是得下去。坐在矮凳上，双手在稻秧根部的浑泥水里不停的拨动，拔下一把后，用稻草一扎，再继续下一把。到6点多钟结束，回去烧点泡饭吃，8点多再出工，挑秧、插秧。这样一个早工记2个工分。
当时生产队还没有拖拉机，只养了一头水牛，两头黄牛，用来耕地，后来两头黄牛因年岁已大，干不动活了，先后被杀了后分肉。水牛生了一头小牛，欢蹦乱跳，四处闲逛，因为是雄水牛，不宜耕田干活，后来卖掉了。所以所有农活全靠肩扛手提，挑担荷重是基本功，播种时节挑秧苗，收获季节挑稻，农闲时罱泥挑河泥，卖棉花时挑棉花包，分了稻谷后还要挑去加工厂轧米，等等。我们也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力使用，挑担挑得双肩肿痛，只得忍着，也别无他法。
去镇上粮管所卖棉花，有脚踏车的可以载两到三包，走路的只能挑两包，大约120斤左右，虽然两三里路，路远无轻担，还是有点份量的。所谓镇，乡民称为“街上”，东西长约100多米，公社所在地， 西端南北向即浏河到浮桥的公路，供销社、邮政所、卫生院、药店等散落两旁，汽车站仅一根铁杆挂块铁皮牌子，但觉得很亲切，因为这里坐上汽车可以通往苏州。卖完棉花，大家照例去街上兜一圈，无所事事，瞎看而已。
苏州地区农村水网密布，乡村运输都是用船，学会摇船是必须的，其实也不难，只要掌握好橹的重心和平衡，不要脱橹仁头就可以了。生产队每月要去太仓西郊装粪，一般是三人一组，河道狭窄的话，一人掌舵，两人背纤，遇到桥梁，在桥上将纤绳丢下船，过桥后再背上。一日三顿在船上吃饭，带有行灶，先烧点肉食，然后烧饭。在粪水旁吃饭，饭香共臭气齐扑鼻；与粪水隔船舱板而眠，任是美梦也不香。船在江湖，身不由己，入乡随俗，莫可奈何。
有时也要到上海装氨水，一般是到北新泾，从蕴藻浜走，那条线河道较宽，适宜摇船。因为潮汐原因，水流湍急，有时夜里也要摇船，三人轮流摇船，一人摇，两人休息。虽四处漆黑一片，但河面总泛有一些白光，转弯处时前面看不见河，摇近就看见了，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矣。
农闲时节，公社总有些大小水利工程摊派到生产队，如开河，划好线后，各个生产队负责一段，全部是人海战术，自带铁搭、扁担、粪箕，装土、挑土。还有是“做海塘”，即在长江边的土堤靠江边一侧砌一道石堤，阻挡江水对土堤的冲击，无任何机械设备，全靠肩扛手提。有时大队也有派工，我就参加过一次造桥，河两边用石头砌好桥墩，上面盖水泥预制板作为桥面。但在用手摇绞盘机拖水泥预制板时，发生钢丝断裂事故，一个太仓本地浏河知青被击中腹部，当即送医，诊断为脾脏破裂，手术摘除，后来因残安排回了浏河。
不是农忙季节，农村还是比较空闲的，晚出工，早收工。农活也不太忙，颇有点田园生活的感觉。村民住宅比较分散，自南至北两三百米的距离，散居五六处。生产队长住在最南端，当队长一行走出住宅，饲养员先看见，便将旁边旗竿的三角小红旗升起来，大家知道出工了，陆续从各自住宅走向中间仓库、水泥晒场，短暂聚会、安排当天工作后，便各自分头去了。当时没有电话，公社广播也只有生产队会议室才有，这种原始的联系方式就这样一直维系着。派工前照例唯一的富农分子在大家面前低头认罪，这已经形成一种程式，见怪不怪；异曲同工的是贫下中农家中吃饭间朝外墙壁的架子上，摆着毛泽东的塑料半身像和四本书，吃饭前对此鞠躬，这也是“文革”在当时农村中的一点世相吧。
一个人在农村最最难的是吃菜问题。镇上早晨有菜买，但不可能天天去，而且一个人吃，买多了也不行，冬天还好些，夏天惹馊，只能现烧现吃。所以一般只能用鸡蛋来对付，大队部旁小店收购农家鸡蛋每斤六角九分，卖出每斤七角二分，中午或者蒸个鸡蛋，或者煎个荷包蛋，早晚就吃萝卜干了。有一年冬天，在河里罱泥的时候，一条一斤多重的鲢鱼跳上船来，赶快按住，收工时去生产队仓库称了一下，账上记下两角钱。鱼切成三段红烧，对付了三天。
那个年代，苏州南酱店的各种酱菜、萝卜干的生意特别好，因为我们每次离开都要带上不少，尴尬时就作为过饭菜。有一年秋天，种了一些大青菜，一时吃不完，就洗干净扔在屋檐上，待稍干瘪些，弄一只甏腌起来，一个多月后打开看看，可以吃了，腌菜梗切成段，大家一起当吃粥菜吃，鲜美清脆；菜叶则切细炒来吃。记得当时大闸蟹三角五分一斤，当然也吃不起。总之，就这么胡吃吃，谈不上口味，更奢谈营养了。
洗澡也是个问题，一来没有足够多的柴烧水，二来没有洗澡盆桶，所以每天只能擦擦身。一脸盆水，先洗脸，再洗头，后擦身，然后洗脚，最后洗袜子。有一次实在觉得难过，借了老乡的脚踏车，来回骑行十几公里去浏河镇浴室洗了个澡。一般都是回苏州时到浴室彻彻底底地洗干净。
记得有一年“五一”劳动节，由于经济原因，我们不准备回苏州了，因为来回车钱要3、4 块钱，而当时农村务农一天挣的工分相当于五、六角钱，每月最多预支5元钱。4月30日晚上开会开到10点多，时值“文革”期间，政治狂热，农村也经常开会。思乡情战胜了一切，我们毅然决定：骑脚踏车连夜赶回苏州。当时三人骑一辆车，大家轮流踏行，一人踏，两人在后面打瞌睡，80多公里的路程，骑了6个多小时，终于在早上6点到达苏州。这事印象最为深刻。
1970年初，苏州市组织了上万人的拉练活动，由各部门、各工厂的干部、工人参加，路线是从苏州，经昆山、太仓、浏河、沙溪、常熟，回苏州。全程200多公里，耗时十几天。
我母亲也在其列，事先得知消息，估算那天应该到达附近，我买了几条鲫鱼烧好，借了脚踏车找过去，骑行了十几公里，在陆渡镇附近的村庄遇见大队人马，正在吃饭休息，因为厂旗高扬，很快就找到了我母亲，短暂见面后即分手。工人应当在工厂好好干活，耗时耗力出来走路，真不知是练脚筋，还是搞脚筋！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手表属于奢侈品，很少有人带手表，农村尤其如此。大家只能估算时间，一个是看太阳，面朝正南方向，根据太阳的方位，推算时间，正负误差在十五分钟之内而沾沾自喜，真无聊，也是无奈之举。还有是看公路上的公共汽车，预先记熟汽车时刻表，加上开到目之所及公路的时间，即为当时时间。当时稍大的汽车站，墙上陈列目的地的票价、距离，所以我们推算出当时公共汽车的票价是2分3厘每公里。枉读九年书，用于此等细枝末节处，令人哭笑不得，实在是有负当年之辛苦读书。
因为“文革”，当时没有什么书可以看，我家中原有一本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张友鹤选注的《聊斋志异选》， 时刻带在身边，闲暇时反复研读。一直想看《红楼梦》，新华书店柜台陈列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本一套的《红楼梦》， 标价3.45元，旁边注明“凭单位介绍信购买”，只能望书兴叹。后来邻家小弟借给我上下两册的石印本《金玉缘》（ 《红楼梦》的一个版本），第一次拜读了《红楼梦》全书。几十年后，我收藏了十几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和各类“红学”著作，忙于生计，却发现已没有充裕的时间研读了，只能抽空泛泛读过。
“文革”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鲁迅的书没有被禁，所以我买到了《中国小说史略》和《鲁迅杂文选》上下两册。那时我还买了许国璋的《新概念英语》四册，有心自学英语，限于当时没有有声读物和播放设备，仅记了一些单词，不了了之。那时，农村没有电，使用煤油灯，名副其实的挑灯夜读。
下乡最初的几年，是最无助的时候，这个年龄段理应是长身体，发奋读书的时间，却全然没有思想准备，走进了完全陌生的天地之中，从事着人类最原始的劳动，过早的承受了生活的重担，失去了人生前进的方向，时刻感到孤独、无奈和迷茫。每当夜晚，万籁俱寂，在煤油灯的荧火之光下读书，感到的是一种享受、宁静、忘我而超脱。这期间，试着写了一些诗词，虽然稚拙，却是当时真实生活的写照，真切思想的感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五一”回苏途中
菜花百现千柳隐，
何故姑苏久未临？
遥寻北塔出天际，
急步中街见思亲！
1969.4
春日有感
麦浪微波含新绿，
柳丝轻摆露嫩尖。
款款春风邀作伴，
踏青不见虎丘山！
1970.3
雨日
—-清平乐
江风阵阵，疏雨东西任。小小茅屋何所奔？浊酒也难解闷！
幼年性喜攻书，原来用处全无。何若孤床一觉，双亲幸见梦苏。
1970.5
无题
节前返苏城，抑喜久复萌。
常念外婆孤，戴月大步奔，
乍见尚健安，悬心稍微稳；
近视老喜容，皱纹势更深；
复言年迈体，自谓无用人。
见闻颇心酸，不觉热泪盈。
意尽小孙力，只望老欢心，
奈今度江郊，相慰不久逢。
育恩苦难答，自愧成此身！
1970.9
春雨
满树桃花含珠泪，
一群飞雀聚灶台。
心中只盼春光媚，
窗下急急怨徘徊！
1971.4
赠友人
天尚风云常难测，
人能疾祸永无侵？
明月清夜无觅处，
唯安良治病自行！
1971.4
夏夜
朦看月斜扇不止，
倦身犹自汗如珠。
四处蛙鸣一片闹，
周围蚊舞二掌逐。
1972.6
题图
草屋平地立，三载痛流失。
何日东风起，笑颜送人离。
1972.7
梦事
夜半梦中忽堕泪，
鼻酸心痛状至哀。
借问小君何所梦？
其思日日夜空悲！
1972.12
无题
—-江城子
1978.4
年轻人吃点苦，艰苦环境锻炼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是遥遥无期，该读书时没有书读，一无专业所长，将来何以立足社会、报效家国，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殷切盼望回城是一个心结，也是我们迫切的愿望和诉求，但现实却是严峻的。我们每次回到苏州，都要去所在地派出所报临时户口，走时再注销，因为当时有关部门认为我们这批人是不安定因素。居委会的老头、老太们，听说我们回家了，三天两头来探望，无话找话，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再去啊，有没有报临时户口等等，让人感觉时刻处于监视之中，这也是当时的维稳吧。
有一年秋天，短暂回苏州后再去乡下，因为外婆罹患子宫颈癌，在上海肿瘤医院激光治疗，所以我准备转道上海走，先去探望外婆。外婆告诉我：“ 医生说治疗已结束，可以出院了 。” 我即去办理出院手续，外婆是苏州珠宝厂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每月12元，享有医保，就医前单位开具四联记账单，上海也可使用，无需另外交钱。一起坐火车，将外婆送回苏州后，隔日我再去乡下。
外婆回苏州以后，继续吃中药，当时郊区的长青公社卫生院有个郎中姓钱，说是能治癌症，无须病人到场，根据病历和家属描述即开方子，开具的中药里面有生半夏、生南星、生附子等含有较大毒性成分，说是以毒攻毒，一贴药将近一斤，每次开七贴，服完再转方，而且指定去临顿路的一爿药店配药。病笃乱投医，也有许多人远道去求医问药，竟日门庭若市。二年后，外婆还因癌症去世，当时我在苏州，为她送终，未留遗憾。外婆火化当日，我一人喝了许多白酒，晕天晕地，吐了大半脸盆，自此白酒滴口不沾。
1970年代初，七O、 七一届相继分配，全部留城安排工作。此举对于六八年前后下乡插队的老三届们极为不公，不啻是一声惊雷，回城梦碎，希望渺茫，哀声遍野。随后苏州地区部分直属企业如苏州钢铁厂、苏州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等也在下乡插队青年中招工，有关系者即循此回城了。剩下没有路的，要么面朝黄土务农，要么自谋出路。面对此种局面，势必也要自己寻找出路，学点技术。
当时仿古书画在外贸市场比较畅销，有关厂家来不及生产，以外发来提高产量，而苏州也有可观的这方面的人才。我自小对画画颇有兴趣，心想此也是一条出路，遂决定学画。仿古画共有三类，工笔山水、花鸟和仕女，我比较喜欢仕女画。说干就干，买了一些毛笔，无非是小红豆、小蟹爪和中白云等，从练习线条开始，先用普通白纸，再用拷贝纸、描图纸、熟宣纸，然后通过有关厂家的朋友借来一些画稿临摹。说来也好笑，没有拜师，无师自通，全靠自己揣摩、苦练。几个月后，有些模样了，居然小成。即弄来色绢，直接在绢上勾线、开相、敷色。学画要有一定的天赋，至少是要真喜欢；其次要有恒心，要坐得住，定得下心来；再是一定要能静心，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最重要的是要多练多画，熟能生巧，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小幅成功之后，兴致更高，精益求精，乐此不疲。以后即为自己的一个终身爱好，虽然仅是初入门道，充其量仅达到画工水平，但手艺在身，终身不忘，受益无穷。
当年临摹的部分画片
学画利用节假日和空闲时间回苏州进行，当时因为户口尚在乡下，无法长期脱离。以后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学画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在困境中不是碌碌无为，不言放弃，而是奋力拼搏、努力过，这就够了，方不负于自己，无愧于人生！
1975年，下乡插队已经7年了，还仍旧在农村接受教育，于艰苦锻炼中成长，只不知何时才能毕业，虽回城有意天天盼望，奈岁月无情遥遥无期。那年夏天农闲回家度夏，住在楼下的李先生（众邻居都这样称呼），他在苏州罐头食品厂当生产科长，一次闲谈时，他说他们厂因为人员严重不足，而生产任务很重，主要生产杨梅、枇杷、桃子和猪肉、凤尾鱼等罐头，每年招用许多季节农民工，大都是周围吴县东山、渡村和渭塘、太平等农村的农民，有的公社农民还不愿意出来，都是派的苏州插队青年，并问我如果愿意去做的话，可以附在他们一起。我当然愿意啦，他说还以为我不愿意呢，我说我已经落拓到在乡下种田了，能够在苏州做工，真是天大的好事。
在征得生产队同意后，75年9月起，我正式到苏州罐头食品厂包装车间上班。整个包装车间除了部分正式工外，有一半多是外包工、临时工和农民季节工，里面有二、三十个是苏州插队青年，“同是天涯沦落人”，感到非常亲切，自此过了二年零九个月比较舒心的日子，一直做到1978年6月返城安排工作。
苏州市大部分下乡插队知青直到插队八年后才逐批回城安排工作。期间我父亲曾去苏州市上山下乡办公室询问插队青年返城事宜，接待者说你们家是一农一学，如果回城后，你们家就没有人在乡下了，其他一家下乡几人者又怎么办呢。原来此等事也等同摊派，但又不无道理，听此言后我父亲顿感无语， 怏怏而回——可怜天下父母心！“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此之所谓也， 所以我一直等到1978年6月， 最后第二批才回苏州，下乡实足九年零九个月。
下乡插队十年，正是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大好年华，本当应该是读书、创业的年龄段。然而历史仿佛就在这时定格，我们的正规学历止于老三届初中毕业。“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何况耽误了整整十年。试想在研究生多如牛毛的当今，初中学历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能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然而仅仅是我们不够努力吗？
对于个人而言，这十载时光的难忘历程，是人生的一场磨难，是心灵的一道伤痕，更是时代的一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