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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丨黄宗英命运断想：最难演的角色是赵丹妻子
命运断想
作者：黄宗英
我，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国十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属牛。母亲怀我产期未到，忽阵痛，赶忙遣人去请产婆。产婆未到，我就已经生出来了。家人都说我是急性子。母亲很开心，她头胎二胎生的都是儿子，就盼生个女儿，女儿就来了。我有两个姐姐，是前娘生的。母亲（陈聪）是续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里，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焐在父母的大被窝里玩耍。
五岁时，我到京都第一蒙养园（幼儿园）去，进园时，须口试。试罢，我听一老师说：“我要这个小斜眼儿。”那时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边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亏得姜老师要我。而小我一岁的大弟弟宗洛，就没老师要。因考试时，老师问他：“你在家跟谁玩？”宗洛答：“跟小妹玩。”问：“小妹是你什么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师对家人说：“这孩子连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冤枉。
到我七岁时，父亲黄曾铭（字述西）从北京西城电话局调青岛电话局，任总工程师，全家迁居青岛。我非常喜欢青岛，喜欢在海边沙滩玩沙子，堆沙坑，盖房子，蚌壳做锅、碗、瓢、勺，与宗洛过家家玩，我当主妇伺候他。
我们家住青岛龙口路2号。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两层楼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里院小片空地上种了花生、芝麻。我父母从来惯着孩子。母亲是世袭中医世家。孩子病了，她会开小药方抓药，分量都写的是古字。母亲西式小学毕业，闲来教我们诵读唐诗、宋词、《千字文》，还教我们孟子曰。父亲则领着我们爬墙上树跳沟。他说：“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没出息。”
我八岁时，父亲给我买了辆四个轱辘的自行车，是后轱辘旁有两个保险小轱辘，待我能骑上去走了，就摘掉一个小轱辘。青岛是丘陵地，我在江苏路第一小学读书，就从坡上骑车去上学，只有大狗吉利跟着我送我到学校。
我九岁时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随父母回祖籍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奔丧。这一年冬天，我父亲也死了，他是生伤寒病死的。父亲病时，没住医院，是请日本医生来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细细的煮粥。父亲吃下去不久就腹泻，泻个不停……我被老张妈从被窝里喊醒，去到父亲房里，老张妈叫我跪下。我只见父亲被人架着站起套丝绵（套丝绵是为了在棺材里骨头不散），我叫了声“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头。
因父亲的死，家道陡落，从月入360元大洋到无分文收入。无奈只好投靠亲友，举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树德小学上学，上四年级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讲题是“废铁救国”，劝慰大家捐出废铁制造枪弹，打击侵略者。我是端着锈铁锅、铁铲、锈钉子上台的，穿着从张家花园张二小姐处借来的蓝色蓬袖短上衣。我获得全市比赛第四名，奖品是一横的匾额，上书“舌粲群英”，我把它献给了学校。
我的斜眼儿是怎样治好的呢？原来在北京，父母带我去看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医孔伯华。孔大夫说：“不用开刀。每天厨子买菜时，切一片薄牛肉片，贴在眼左侧。孩子觉得黏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过来了。”果然，到我十三四岁时，就再也看不出是个斜眼儿的丑丫头了。由于我爱织毛线，又会做鞋，看起来颇贤淑，就相继有富裕人家来说媒了。说媒的条件都是允上学、允出国留学、允照顾母亲弟弟。我和母亲都觉得要被人买了似的，何况我还小，就哪家也没答应。
我在学校里功课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术四则题讲“鸡兔同笼”时，我的名次才落下来。放学回家，我半个钟头把作业做完，就临成亲王大字帖，临灵飞经小字帖，还在家里的旧英文打字机上练习盲打，想着可以去当秘书也想当护士。开滦矿务局招考培训护士，不收学费，还发津贴。娘不让我去报名，说当护士太苦。
待我长到十六岁时，大姐已经在金城银行工作，当簿记；二姐在齐鲁医院工作，搞社会调查。她俩都有钱补贴家用，母亲也靠卖首饰支撑。每次我陪母亲去兴业银行开保险箱时，我眼看箱中的首饰渐渐见底，只有一条金项链、一些碎珠子了。母亲顶真地告诉我，待她死时，一定要在她嘴里塞两三粒珠子，到了阴间，阎王爷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为人，不投身猪和狗了（我没做到）。
正此时，大哥宗江从上海来函，说参加了新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剧团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兴奋，娘也高兴，就回信说去。
大姐为我找了个旧皮箱，并送给我一件新的猫皮短大衣，说：“这件我没穿过，只适合teenage girl穿，送给你正好。”还给了我20元钱。母亲也凑了20元给我，怕我到了上海一时不能就业，吃不上饭。如此这般，我出门谋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当时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间里是在灶间的楼上，房间很小，我搭了个地铺在小铁床前，就已经挨着书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铺盖了。
上海职业剧团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位戏剧界巨头主办的。第二天，大哥就带我去剧团后台见头头。我一进后台，就听见有人说：“啊，好高的个儿。”“绿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戏。”我见了领导，他们却很欣赏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吴仞之导演，看他有什么活儿先干什么活儿吧。”吴仞之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记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戏回家。我问他：“什么叫道具？”哥说：“你不是看过话剧剧本吗？”我说：“看过《秋瑾》《家》《莎士比亚》，没写道具。”哥说：“哎，道具就是大幕拉开来后，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员身上的钢笔、别针、耳环叫小道具。”我又问：“被服叫什么道具？”哥答：“……你明天听仞之的，他叫你怎么登，你就怎么登。”我又问：“那效果呢？我怎么能登观众是笑是哭呢？”哥说：“哎，效果是指制作成声响的用具，如打雷是摇铁皮，下雨是用笸箩摇黄豆，枪声是摔炮仗，亏得你说来就来了，要是等公开招考，说不定考都考不上，有两千人报名呢！”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试就进了剧团。
第二天，我跟着吴仞之边走边登记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还买了一盏简易台灯。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记本誊写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脚上床，我在灯下开夜车。
第三天，会计把我叫去，发给我16元月薪。我不愁饿肚了。
领导很满意我的登记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楼上右侧包厢（灯光厢）看戏。黄导叫我做实习生特别要看女演员的戏，每场都要看，熟悉台词、位置，以备代戏。
那时，剧团正在卡尔登剧场上演曹禺的《蜕变》。石挥演梁专员，宗江演况西堂，这是一出爱国戏。梁专员的台词常常被观众的掌声哄起。当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台下也跟着喊起来。我激动地落起泪来。我来自沦陷的华北，很久没听见口号声了。戏闭幕时，我肿着眼睛去后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红红的眼睛问：“怎么啦？”我嗫嚅地说：“戏好。”
兄妹俩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庆幸自己是在进步的团体。
双十节的时候，卡尔登剧场的门口挂起：“庆祝《蜕变》演出双满月纪念”的牌子。剧团发给每人一个月的奖金。我也有。我说：“我才来半个多月，也还没上戏。”头头说是“同喜”。我赶去邮局，给母亲寄了10元，仅显示我已赚钱了，有饭吃了。
这时候，剧团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请假一星期。黄佐临让我代梅村的戏，饰演伪组织（小的儿）。我并不怵台。小时候，在青岛电话局的舞台上，我曾演过秋瑾的小姑子王淑华。是跳着绳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儿，还让我手里拿着香烟，我哪儿会抽烟啊？糟糕，导演没排我哪句话上场，直到有人慌慌张张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灯怎么这么亮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台上人说什么。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
不久，上职剧团分成两拨人。一拨跟着石挥另组剧团，另一组就跟着黄宗江。宗江见自己的老同学郭元同（艺名异方）也跟了石挥，很不开心。元同是团里的乐队指挥兼演员。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说了宗江的心思，并对他说：“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们剧团照样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说：“我没有追求英子，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愣住了，没接这茬。后来元同就来到我们剧团。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间的二房东，把整幢房子卖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处找房子。一听说我们是演戏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西爱咸斯路和平村1号，才租到一间前客堂，一间楼顶的双亭子间。此时，丁力、孙道临、卫禹平都先后来到我们剧团。丁力、李德伦、郭元同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五个人，每人出两元钱，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前客堂。琴上还放着元同和德伦抄在谱纸上的乐谱。他俩靠抄谱赚些零用钱，有时还去歌舞厅奏乐赚些外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军暂时取胜。上海孤岛租界也被日军占领。一天黄导说：“大家都到排练厅去吧，（我们那时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前台三楼排练厅很大）有事和大家说说。”团里所有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都来到排练厅。我坐在卷起的地毯上，只见大低音提琴的影子照在黄导的脚边。黄导说：“我们不给日本鬼子卖命。”全体怵然。他又说：“剧团决定解散，发一个月工资，大家各奔前程吧。”
石挥每天抱着他的吉他弹，宗江在翻译，我则大看其书。二楼有大书房，我把《莎士比亚全集》再看一遍，还看亚里斯多德、伯来西特……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政客川喜多控制了上海电影界，建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厂。幸亏金星电影公司经理周剑云卖了个交情，没把我们二十多人的名单往上送。那时我们剧团的头面人物，刚被周剑云网罗不久，签了长期合同。记得合同上还有五年内不许结婚条款。当时，让我饰演一名被强盗掠去的少女。少女在灯节时出来看灯，被强盗看中。要拍一个长长的美少女特写。
我在兰兰大姐的介绍下，把一颗小虎牙换掉了。全片只两个女演员，另一个是强盗婆，由端木兰心饰演。戏还没拍，上海就沦陷了。
我们在黄导家，平平静静地住了些日子。黄导吴导觉着川喜多无意控制话剧界，就又悄悄排起戏来，给我排了独幕戏《侬发痴》，说的是一位犹豫不决的考虑博士向少女求婚，问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把少女气得假装发痴把博士赶走，迎来帅气的青年的拥抱。少女发痴时，要唱游龙戏凤，唱京韵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围巾捉住博士。总之，这戏就像京剧中的《十八扯》《纺棉花》，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调为意，我大过戏瘾，内行也以我耍得开为赞。
彼时，石挥、张伐、韩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组织了一个“八大头牌”剧团，临时雇用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戏。如《风雪夜归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观摩了，很佩服。不过，我们两个剧团的上座都不怎么好，因为夜里交通管制。这时，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儿子黄伟喜欢上话剧，串联两个剧团合作，组成荣伟剧团，规模宏大，角色整齐，日夜两场，演出轰动，掀起话剧运动的新高潮。
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等青春剧而大红大紫。由于我长大了，又演了青春剧，我的私生活也变得复杂了。演《上海屋檐下》时，舞台上搭起二层楼的横剖面。我演舞女。幕启时，我睡在前楼的床上。别的人在楼下演戏，我竟真的睡着了，直到舞台监督用长竹竿把我捅醒才赶忙装作打了个大哈欠，起床演戏……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来找宗江，邀请他去香港拍摄《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觉得他应该离开上海了，就和地下党员戴云谈，戴云为他接好关系，并给了路费。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辗转千里，去到大后方重庆，并没去香港。
宗江走后，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亭子间，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李德伦下楼来找我说：“元同不知怎么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楼去看他。只见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让他喝点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脑门，很烫，不腹泻，不像是吃坏了。我决定去找我们的粉丝夏其昌医生。我到了夏家，夏医生取过诊药箱，开汽车来到和平村，为郭查了体，说：“不要紧，心律不齐，不能动，我留下几片药吧。”夏其昌下楼时对我说：“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我听不懂。
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请假回北京结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个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张罗办喜事。为办得光彩，决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声，只和元同一起估计邀请的贺客名单，有六桌人哩。
伯母赠一座三合院给我们做新房。院子里有一棵无核的枣树，已经结枣了。第三天，元同去城里办事，我也随去，去租白纱礼服，并买些皱纹纸、亮光纸、剪纸、窗帘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铁门，门上有个匾额写着伯大尼。我不知什么意思，问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后，我通读《新旧约全书》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亲是去年在香港去世。）
元同的病，一天重一天。一夜，他抖个不停，体温41℃，哼哼不止。元同家都是基督徒，全家为他祷告不停。我大声说：“送医院，必须送医院！”终于把元同送入羊市大街中央医院。送医院后的第三天，元同的母亲和弟弟就不大来医院了，仅留元同妹妹和我守着。第八天的夜里，元同闹了一天后很平静地睡了。我和元同妹妹守夜，我织毛线手套撑着，只听元同的呼吸很粗重，一声比一声长，妹妹急得跑去找医生。
次日，郭伯母和元同弟弟出现了，寿衣和棺材出现了。化妆师也出现了。至此，我方才知道郭家人都知道元同必死，只瞒了我一人。
我这单身新娘在郭家过起了日子，郭伯母待我极好。郭伯母曾劝我信基督，要把我奉献给上帝。我说：“我从小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我没法让自己相信上帝的儿子基督。”
冬天，山上的风很冷。有一天，我在山上拣松塔，秦妈来叫我：“上海来人啦！”我回家去，见是戴云和林葆龄，我引他们来到新房里坐着说话。他们说：于伶、吴仞之、吴琛和李伯龙的意思，接我回上海，剧团需要我回去，说我的前途还很远大，不能把自己幽闭在山沟里，于是我向郭伯母说了。她知道我决意离开，也就不再劝我，并让元同弟赶快下山，给我买来一件卷毛黑羊皮大衣，是那年代时髦的式样，送我穿了上路。临走，伯母带我去见宋神父，宋神父惋惜地说：“你一定要走毁灭的道路吗。”我告别了伯大尼，重新回到上海。
我住在柯刚和柯姐的亭子间里。一天她俩都不在家，来了一个人，让我给柯刚传个小纸条。柯刚回来看过纸条，点燃火柴把纸条烧了，就开始收拾行李，说母亲病了，她要回乡，只带简单衣物，就匆匆走了。
柯刚走后，剧团的头头李伯龙叫我住到他家去，渐渐地我觉得住在头头家总不是个事，就让好友朱修勤给我租了间房，与我同住，并让她小妹每天来给我们买菜、饭、洗衣、收拾房间（付工资）。姐妹俩有时把我反锁在屋里读书，修勤嘱咐我，工资多了花不完，可买圈圈金戒指，需要花钱时，还可以到银行换现钱。
我又复演看家戏《甜姐儿》。上座奇好，演了下不来，共演了一百多场。剧中Mr.刘问甜姐儿：“你爱吃什么糖？”本来剧本上回答：“我爱吃巧克力糖。”ABC糖果公司的销售经理和剧团接洽，说回答我爱吃甜甜蜜蜜糖。他们除付现金外，还每日给剧团两大包甜甜蜜蜜糖新产品。从此每天两包糖，我一人一包，另一包剧团大家分，我从一包中取了几块给前台工作人员。其实甜甜蜜蜜糖就是牛轧核桃糖，很好吃的，还外加我个人每周得一盒巧克力。
剧团赚钱了，给我送来一包50斤的面粉、两包20斤的大米、几斤油票，还给我一笔钱，让我寄给母亲。
黄宗英扮演的梅表姐
以演《家》中鸣凤著称的英子病了，是当时无药可治好的肺病，她起先住在虹桥医院二等病房。我们团里每人凑了些钱，给她送去片装火腿、肉松、乐口福、酱瓜和腐乳。没多久，英子钱紧了，搬到三等病房，再没多久，她交不起任何费用了，医院就停了药。去探望她的人赶快翻空口袋，为她交了半个月的费用，于是话剧界就张罗给英子演“秋风戏”（梨园行演艺界的一种自助方式）为她筹款。
我越来越成熟。我身边的男友多了起来。我的私生活复杂了起来。青春戏越演越腻味，趁我不当主角的档期，悄悄离开了上海，留了封信：“我回北方读书去了。”我打算去大学旁听。
我们在北京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我很高兴。忽然间出版了很多报纸，我就买来，用翻过来的白报纸剧本贴剪报消遣。贴过一篇《爱国演员赵丹返渝》。当时我并不认识赵丹，只不过看过他的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很欣赏。也还知道他在新疆蹲过五年监狱，他能回到老行当、老朋友身边，颇为之欣慰。
胜利了。中央电影三厂邀请我拍摄影片《追》，是写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沈浮导演。我饰演一个买办资本家的大小姐，与“表哥”谢添演对手戏。《追》公映后，叫好不叫座。接着上海中央电影二厂来京邀我演《幸福狂想曲》一片中的女主角。他们是从李伯龙家我的照片上看到我，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眼睛。”来找我的是陈鲤庭导演。赵丹任男主角。我很高兴地答应了。程述尧知我要离家，很不高兴。我说：“你的太太是个演员，有自己的事业嘛。”
赵丹、黄宗英在电影《幸福狂想曲》中
1948年，上海戏剧学院校庆纪念大会邀请赵丹和我参加演出。赵丹朗诵《屈原》剧中的《雷电颂》，我则准备化妆彩排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请赵丹为我导演。赵丹又请来他的好友朱今明来布置灯光。我穿上了破烂的衣裳，剧院舍监见了，叱道：“小赤佬，侬哪能进来咯？”被人劝开了。
当卸妆后我们走出剧院时，虹口的出租车已经很少了，好容易有一辆出租车，挤了赵丹和我等好几个人，我只好坐在赵丹的腿上。每当经过警察厅时，我就得紧紧弯下身子，以避免被警察发现（按规定只能坐四人），赵丹紧紧地抱住我，我全身都酥软了。到了我的住处，我俩都下车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不应该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搂了他一下，说：“等我回北京离了婚再说。”
也是在这年11月里，赵丹和我都先后参加了昆仑影片公司，签了长期合同。虽然“昆仑”是个新公司，工资也不高，但它是地下党领导的啊！
我回到了北京，向述尧坦白了我的情感现状。程述尧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他上班去的一个早上，给他留了张纸条写着：“我决意走了，不要找我。让我们好聚好散吧，一封信请转宗江。”给宗江的信我说：“我决意离开述尧了，留下身边一些钱，请不要再叫老张妈向述尧要饭菜钱了。我以后会给娘寄钱来。”
我是坐轮船回的上海。因海河结冰，留了许多旅客，又买不到火车票。赵丹来码头接我，对我说：“可急死我了。我到徐家汇教堂去祷告，祷告你回来。”他瘦了，他真的是爱我。我俩都先后接了新片子。我演《街头巷尾》，与张伐合演。他演《遥远的爱》，与秦怡合演。
我们和昆仑公司的小兄弟们，在上海广播电台开播“昆仑星期晚会”，朗诵马凡陀的诗，唱“哥哥你要走西口”和“山那边好地方”，暗暗地以迎接解放。解放军节节胜利，天快亮了。
我俩和沈浮高依云、郑君里黄晨、王林谷陈白尘等，在昆仑公司经理任宗德家里，以打麻将掩护写作《乌鸦与麻雀》，以迎接全国解放。
电影《乌鸦与麻雀》里的黄宗英
阳翰笙找到赵丹，要他参加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武训传》的拍摄，说剧组导演已经去中制了。本子是孙瑜写了好多年的，基础很好。中制在拍摄“戡乱”片，拍飞机轰炸解放区的新闻片，放在故事片前播映。阳翰笙又说：你去中制，要狮子大开口要高片酬，要把他们的摄影棚全搭起布景，住主要创作人员，让他们拍不成“戡乱”片。这是个政治任务。赵丹严肃地领了任务。
某天夜里有零落的枪声，我们很兴奋。天亮时，知道上海解放了。赵丹和我参加上海解放大游行，参加上海在公园里举办的劳军大义卖，参加了新的上海电影家协会选举活动。
王丹凤、黄宗英、秦怡及魏鹤龄等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昆仑公司找出藏在摄影棚灯光台上的《乌鸦与麻雀》电影剧本，略作增改，重新开拍。《乌鸦与麻雀》荣获全国影片第一届比赛一等奖。我和赵丹各获一枚金奖章。
《武训传》也重新开拍了。赵丹在电影厂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我把服装间里穿回来的破棉袄，在大太阳底下晒过，洒了花露水。赵丹进入了角色，又不理我了。我很爱他进入角色的模样。他（武训）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伤痕，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武训传》放映了，得到一致的好评。在为市政协常委放映第一场后，常委们都站起来，向我们演职员久久地鼓掌。
没想到，无论如何没想到，一天早上读到《人民日报》上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消息。“反动”多么刺激的字眼，怎么会和我们联系起来？赵丹在乘电车时乘务员问他：“依呒没进去啊？”票务员以为他已进了牢房，可见这个批判在市民中也很震撼。
全国掀起了批判《武训传》的高潮。孙瑜、赵丹都是批判的重点，我也被批判了。因为在影片中，是我把武训的故事讲出来的。赵丹想不通，不肯检讨，于伶、黄源到我们家里，规劝赵丹检讨，说赵丹不检讨，运动没法结束。半年后，他们终于帮着赵丹写出一份“不深刻的”检讨。赵丹当然没说，拍《武训传》是地下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赵丹蔫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业务和前途都完蛋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我真担心他会寻短见或疯了。
赵丹演的《我们夫妇之间》也受到批判，导演的《为孩子们祝福》也默默地退出。
组织上让赵丹去抗美援朝，去到朝鲜炮火前线，以助他“转变立场”。他从朝鲜回国后，只道与浴血苦战的志愿军比，自己实在不应该消极，可又不知道怎样积极。他还是失魂落魄。
直到1955年，沈浮来请他拍摄《李时珍》。赵丹看完电影剧本说：“这只是个提纲，没戏。”沈浮说：“正是它没戏，咱们就可以有戏了。”沈浮和赵丹给李时珍配了个徒弟、一个卖草药的，赴黄山拍外景去了。黄山美丽的风景，让赵丹重新拿起了画笔。他饰演的李时珍，从十七岁演到七十岁，演得很细腻、流畅。放映后，令人耳目一新。赵丹也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
这时，我们已有了女儿赵橘，并已搬到诺曼第公寓的新楼二层，面对孙夫人的花园。
1958年开始，拍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赵丹先后拍摄了《聂耳》和《林则徐》，在1959年放映后，被誉为献礼片的“红烧头尾”。
上影厂集中了优势力量，打算拍摄《鲁迅传》，聘请陈白尘编剧，夏衍任顾问；聘北影厂于蓝演许广平、于是之演瞿秋白，还从总政治部请来兰马……当然是赵丹演鲁迅。上海电影局把从外地请来的演职员，安排在淮海中路150号的一幢楼中，并也给赵丹一间屋。于是赵丹就布置了鲁迅的书房。他不回家来住了。他蓄起了小髭，开始用毛笔写字，进入角色了。
《鲁迅传》资料组在全国各地采访，编辑了好几册采访记录，细节非常生动。
可是，上海市的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凡是不写建国后十三年的剧组都停拍了，连有重大意义的《鲁迅传》也停了，剧组解散了。赵丹很想不通，又蔫了，饭又吃不下，胃又痛了。在《烈火中永生》中，赵丹饰演许云峰，于蓝饰江姐。体验生活时，让他去渣滓洞白公馆，他犹豫，说监狱的生活我已经体验够了，可还是跟大家一起去了。当他看到江竹筠住的牢房，他落泪了。这部影片，因为赵丹有生活，演得很好。群众称：“赵丹是电影皇帝，演什么像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阿丹和我都受到冲击。他被禁闭在红旗厂（海燕）时，我在东方红厂（天马厂），还能知道点他的讯息。一天，我在“日托牛棚”中，只见“管牛”的尹进才师傅走进来，对我说：“黄宗英，赵丹去吃‘人民食堂’了，你和小把戏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好啦。”他走后，白穆告诉我，今天一早，赵丹被公安局用吉普车抓走了。又说：“宗英啊，你一生在业务上算很顺的了，经不起折腾。今后，你什么事，都往最坏处想，也就过得去了。你还有三个孩子，凑合着过吧。”白穆“哲学”管了我后半辈子。
赵丹被捕后，我和孩子们以及保姆洪娘娘，过着每人每月吃饭不得超过9元的日子。那时，造反派对被批判的牛鬼们的工资和存款全扣了，每月只发25元生活费。
赵丹是罩着一只眼睛被捕的。头天我问他：“又挨打了？”他说：“是青话的人打的。他们手套里有硬东西，专往脸上打，还说‘让你还演戏！’”他拿给我一张诊断书，是徐汇医院周医生开的。“瞳孔破裂，休息二周”，给了眼药水、药片，我吓坏了。
赵丹被捕的次日下午，天马厂的工人师傅通知我回家，只见红旗厂的两位造反派一前一后地押着我往家走，命令我为赵丹收拾被褥、衣服、漱洗用具。上得楼来进入卧室，我忙找出一床大被单铺在地上，然后找出新棉被、棉袄、棉背心、毛线裤、袜子等。我压着一条腿，把厚厚的行李卷捆好，仿佛我下乡八年，就为演好今天这出戏。
赵丹被关在监狱里五年零三个月才放出来。还好，他眼没有瞎。押他的人训话后走了。我让他坐下，我一说话，他又站起来。我说：“阿丹，你回家啦！快好好坐着吧。你看两个孩子长得有多大啊！阿橘在乡下，我打电话让她回家来。”阿丹还是不说话。幸亏他吃饭吃得老香，好像饿极了。
夜晚，我和一个一米八三、一个一米八七的儿子横睡一张大床，给赵丹搭了个钢丝床，铺上暖和的被褥，烧了热水，让他洗漱完毕睡下。半夜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惊醒。我喊他：“阿丹，你想说话，就把我叫醒，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吓人的。”他说：“关着我时，就怕自己不会说话，演不成戏，才练着自己跟自己说话。”还演戏！这戏痴！
赵丹缓过来了，看着比自己高许多的两个儿子笑了，还夸张地站在小板凳上吻了他俩，可他在家才待了一个礼拜，又被造反派押着去五七干校强迫劳动。阿丹从干校休假返家时，晒黑了。他说干活虽累，可以锻炼身体。又说：“我和富华在一起，可以悄悄画画。”家里的绘画颜料早干裂得挤不出来了，各式精选毛笔也早被造反派拿去刷大字报了。我赶紧去书画店为他置办一些书画用具，好在我的工资已全发了，还补发了扣的工资，我有钱啦。
粉碎“四人帮”，我们可盼到头了，满心欢喜。我买来三公一母螃蟹给阿丹配酒。一天，一个朋友来说：威海卫路街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赵丹的女儿赵青是江青的女儿。我赶忙叫小儿子赵劲用照相机去给拍下来，但已被覆盖了。简直是无稽之谈！幸亏赵丹的原夫人叶露茜在分娩时，赵丹正在摄影棚拍摄《十字街头》，是好友金山去产院看望了产妇和襁褓中的女儿赵青。但谣言已传播开了。当大家上街欢呼胜利游行时，阿丹也拿了面小旗打算参加游行队伍，被一个好心的老工人劝了下来。老工人说：“万一在人群中，有人说你和江青有关系，打起你来，你可吃不消兜着走。你别往人多的地方去。”冤哉枉也！赵丹苦也！
如此这般，阿丹的运动结论久久没消息，好容易有一天，市委文教办的一位干部，拿了一纸赵丹的运动结论来让他签字。阿丹一看上写着：“说了些错话，办了些错事……”赵丹说：“你们是以叛徒罪立案，应全部推翻！什么错话错事啦？我不签！”干部说：“已经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你不签，将来用你时，还是要看档案的。”赵丹怒道：“谁要看了我的档案才用我，我还不给他用呢！”
阿丹惦记的只有演戏。他到处求人给他写电影剧本。当然，他从来也不是什么剧本都演的，有个剧本《曙光》，来找他演，内容是写党肃清AB团的错误路线的。赵丹说：“三十年代，我们只要听到共产党这三个字，都要热血沸腾的，哪能说那时候就错杀那么多人呢？”他还是想演鲁迅。阿丹求我写《红楼梦》，说他在新疆监狱，就把《红楼梦》的许多章节分好镜头了。我说我驾驭不了那么大的题材。他又让我给他写《齐白石》，说小白石骑在牛背上顺流而下……我说我给你写闻一多吧。我参加过民主运动，参加过烈士于子三的追悼会，朗诵了《海燕》。我可以到昆明去采访……我给你写一稿吧。
赵丹扮演周总理的定妆照
还好。北影厂请他去北京，饰演《大河奔流》片中的周恩来总理。赵丹大喜过望。
我陪他去了北京（我作为编剧不坐班），住到北京电影厂招待所的小房间里。导演让工人搬来一个大穿衣镜，为他定制了总理的服装、道具（包括文房四宝）。第一次试镜时，给他剃掉半寸鬓角，又装了两只假槽牙，以显脸宽。第二次试镜时，导演说总理的人中比赵丹长，就以塑胶制作人中，贴在上唇上，照相还好，就是不能说话了。赵丹说：“表演要形似，还要神似，演起戏来，没人会对比人中的，别管它了。”直到第五次试妆，试拍周总理办公批阅文件镜头。播放试片中，赵丹吓得不敢看，缩在椅子里。待他抬眼看时，愣住了，“好像啊，小兔崽子，你真行啊！”“小兔崽子”是普希金写出好诗后，称赞自己的口头语。赵丹试妆后，走在北影大院里，人们都惊异地站住了，真像周总理出现了。赵丹对角色充满自信。
一天晚上，我和赵丹潇洒地闲坐，剥吃着薄壳核桃，以清肺润咽。厂长汪洋来了，我忙起身为他沏茶。他嗫嚅说：“上边说，你演周总理不适合。大家会觉得是赵丹，不是总理。”
阿丹说：“这不是理由。”
汪洋只得说：“要换个新人来演周总理。”
阿丹愣住了，站起来。汪洋补充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汪洋走了。
阿丹痛苦地揍了一下大镜子。他无法躺下。十一点多了，他又去找汪洋。汪洋只叹无奈，扶他回招待所。阿丹在床边坐了一晚上，男人不能像女人痛哭一场，真可怜。天不亮，他就穿起大衣，离开了北影，离开了他的伤心地。
我收拾了衣物，结了账，也离开了北影。找到阿丹，我陪他到文化部，找到黄镇部长。我对黄镇说：“黄部长，你派人把赵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
赵丹说：“我演了一辈子戏，还从来没让人把我换下来过！”
黄镇说：“不就是一个角色嘛，下次再演嘛。”
我气得说：“你不就是个部长嘛，换下来，以后再当嘛！”
外屋听到我们吵起来，推门进来，把我和赵丹劝走。
阿丹和我怏怏地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家里。他病倒了，什么也吃不下，吃一点就干呕。我陪他去华东医院看病，医嘱查胃镜。因他胃是空的，当时就插管子查胃查后就嘱他住院，给他输液。他要求下午输液，上午好画画消遣。我给他送了画画工具。他随画随送医生、护士和工友。一天，我的好友薛素珍的侄子向他求画。他画好后说：“我就不题款了，我死了，你卖画值钱些。”
1975年黄宗英回瑞安祭祖
我责怪他：“别死啊死的，不吉利。”
他说：“我说的是实话。”
一天傍晚我去医院，阿丹说：“你怎么才来啊，急死我啦！”
我问：“怎么啦？化验报告出来啦？”
他说：“今天是你生日，我给你画了张画。”
我一激灵，他从来不管我生日不生日。我有不祥之感。他给我画了一张大寿桃。
他一天天消瘦，吃不下去什么，一天他又干呕，大便呈黑色，体温升高。上海电影局决定送赵丹去北京治疗。因那时，只有北京肿瘤医院有CT机，让张万年同志陪我们去。于是让我的大儿子阿佐背着爸爸到了机场，又背爸爸上了飞机，到了北京，已经有小汽车等着，把我们接到了北京医院412室。北京医院是中央空调，阿丹进病房就喊冷。病房不能调空调，只得喊来木匠，用木板把空调口封住。我服侍他喝了几口热水，盖好棉被让他睡下。阿佐为他搓手，我为他搓脚，冰凉冰凉，病人真不能和常人比，我已经冒汗了。
其实，我们一行已经在6月28日来过北京了，住在虎坊桥北纬饭店，然后到北京肿瘤医院做CT检查。那时候，上海还没有CT机。29日阿丹从CT机上下来，医生笑着握住阿丹的手：“恭喜你，好啦，没事。你可以安心疗养了。”阿丹很高兴。晚饭时，他还吃了两片溜鱼片，小半碗莼菜汤，他很久没吃正餐了。
30日回到上海。7月2日，上海电影局局长袁文殊找我去告诉我：“赵丹生的是胰腺癌，肿瘤生在胰腺的中部，不易发现，发现时已长到8厘米，已扩散，是晚期，很严重。”
我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告诉我？”
袁说：“总要商量商量。”
我又问：“没办法医疗了吗？”
袁说：“除非手术打开肚子直接照光。”
我说：“他现在还能撑着画画。腹部开刀后，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没有质量的生命，我们不要，先撑撑看吧。他现在情绪不错。谢谢组织操心，真是谢谢。”
袁说：“我认识阿丹比你早十年，应该的。”
文革之后赵丹黄宗英一家人
赵丹以为自己的病没有危险。他请求上午不输液，好画画，还到医院大花园去写生。
到了7月15日，他早上醒来就干呕，便呈黑色，有热度，人痛苦不堪。上海电影局紧急决定：还派万年同志陪同送北京诊治。我赶快去银行提取现金两万元，是运动中的扣款储蓄，又取了些换洗和防寒衣裤，匆匆上路。
孩子们都知道爸爸活着的日子不长了，都陆续来北京陪爸爸。
长女赵青在北京歌舞剧团。赵矛住在北京电影学院同学的家里。周民说到北京来组稿。赵橘说地里没活干回家来歇歇。阿佐是注定要陪爸爸的。小儿子赵劲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已值暑假，于是平时没工夫管孩子的爸爸这回可补回来了。孩子们按钟点排好次序，来看守服侍爸爸。我在《红旗》杂志招待所里，租了两张床，给男孩子轮换住。病房里有一张小床，是橘子和我的专利。橘子买来一只小熊打鼓的玩具。每当阿丹输液完毕，小熊就哔哔啪啪打起鼓来。病房里笑声不断，不像有垂危的病人。
上影厂的明星们
阿丹日益衰弱。医生在病房门口贴了张“谢绝探望”的纸条。到9月下旬，床位医生对我说：“朋友们想看阿丹，就让他们来看吧。”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就去买来几册新出版的《赵丹角色创造》，放在病房窗台上，打电话给熟悉的朋友说可以来看阿丹了。有的朋友来时，阿丹睡着了，也就凄然地取一本书，依依离去。
一日，我坐在病房靠背藤椅上，对孩子们说：“以后，谁来了也别让人家和爸爸握手。外边细菌多，人身体弱……”义子周民说：“如果华主席来了呢？”正说着护士进屋来说：“华主席来看赵丹同志了。”说时迟，那时快，主席已走进来伸出两只大手和赵丹握了起来，并勉励说：“既来之，则安之。要好好养病，心情要开朗。”
这下可热闹了。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他们的秘书子女，都先后来探望。病房里摆满鲜花和花篮。邓颖超同志住在三楼病房，送来自己种的栀子花，并劝慰我要想开些。过后，中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看望赵丹，问他有什么要求。赵丹说：“有些话想和乔木谈。”荒煤说：“我来联系。”
于是，阿丹每日和我说要和乔木说什么，我简记了下来。他断断续续出口成章，连南通腔也没了。
某日下午，胡乔木和贺敬之来到病房。我对他们说：“《人民日报》文艺版专栏讨论电影问题。阿丹有话要说。他很弱，由我代说，有不对的，他来补充改正。”乔木说：“有什么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我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对具体的文艺创作，党究竟怎样来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的制订，领导工业、农业制度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但党不会领导怎样种田、怎样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管得最具体，连身上一块补丁、一根腰带都要管，管得八亿人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训吗？”乔木听后，说：“很难得，赵丹在重病期间还思考问题，不简单。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我笑说：“还有第二个问题呢！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他们也笑了。
“我是说电影和话剧的审查排演问题。咱们别‘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该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生怕表错了态。其他领导也瞄着第一领导，简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夸成鲜花，上台来握手，只说辛苦了，不敢说好也不敢说孬。建议取消审排。领导来看戏，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无所谓，有意见，形成文字由文件表达，这样双方都解放了，都诉诸理性了。一个戏，岂止十月怀胎，有时是若干年的积累而成，一摇头就否了，岂不遗憾。”
乔木和贺敬之都没表态。
我固执地说：“第三个问题，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北影成立了‘谢铁骊创作室’‘成荫创作室’‘崔嵬创作室’。创作室配备了固定的摄影、录音、美工、剪辑、编剧，以求创作默契，是值得重视的探索。没有默契便没有艺术嘛。我的话完了。”
乔木说：“不简单，整理成文字吧。”他们走了。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文艺版的老友袁鹰同志。袁鹰把我早已整理好的第一部分稿子取走了。
和乔木说完话后，赵丹像办成一件大事，松弛了下来，呼呼睡去。
夜里，他把我叫醒，清晰地说：“我不开追悼会。”吓我一跳，我忙说：“不开，不开。”丹又说：“我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我说：“我记住了。”他又说：“一个人活着或死了都不要给人以悲痛，要给人以美以真……我祝愿天下都乐。”“我都记住了，你放心吧。才三点多，你再踏踏实实歇歇吧。”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
也是10月8日，赵丹到阎王殿逛了一趟。他全身冰凉，没有一丝生的气息。医生抢救无效。杨护士长为赵丹导尿，尿撒出来了，人也缓过来了。我和孩子们为他全身按摩捏搓，像摆弄一只停泊的船。我跟他说：“文章发表了，许多朋友打电话来，都说你写得好。他的眼珠动了一下，这是他最后的欣慰。
1980年10月10日午夜2时10分，赵丹在睡梦中逝世。
也是10月10日，上午黄苗子、郁风来到北京医院，给赵丹送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忙张罗着阿丹丧事事宜。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宗英你别紧张。”我说：“我还有什么值得紧张的呢。”他说：“上头有人说话了，说‘有个演员临死还放个屁’，这句话要传达到县团级，要组织批判，你要挺住，要坚强。”我思索着说：“谢谢你告诉我，我骄傲，赵丹是死在火线上。”
10月23日，中国美术展览馆将举行“赵丹遗作画展”。北京有那么多张报纸，只有一张报发了一条拇指大的消息，其他报都没动静。开幕那天早上八点多钟，我在馆前忙着扎彩球，我的老友袁文殊、陈荒煤、丁峤等来了。他们说：“真抱歉，部里九点钟要开个重要的会，不能请假。我们不能来剪彩了。”
我缓缓答道：“我明白，我和曹孟浪（一位上了年纪的小公务员）剪彩。”
我给在国家旅行社工作的刘小妹打了个电话：“小妹啊，我在你阿丹叔叔的展览会会场，十分冷清。请你拉两车外国人来冲冲喜。”
刘小妹说：“我给你拉四车来。”
我穿上一件鲜艳的红背心，我为赵丹的第二次艺术生命——书画喝彩。展览会第一天有一千人，是路过，惊喜地发现才进来参观的。夏衍（时未复职）拄着拐杖来了。他仔仔细细地看过，对我说：“以前我以为阿丹只是画画册页和小条幅，至今一看，方知他丈五丈六的大画也拿得起，基本功扎实，可喜可贺……可惜！”
一传十，十传百，第二天两千人，第三天三千人第六天六千人，是展览馆历届展览参观的最高人数。
美展圆满结束后，我和孩子抱着赵丹的骨灰回到上海。我已经为骨灰盒织了一件鲜艳的彩虹花的披巾。我们回到家，一打开房门，我傻了！屋里打扮得像灵堂，是我的好友薛素珍为我重新精心地布置过了。阿丹放大的照相镜框上缠了黑纱，大床架子上也缠了黑纱，把原来屋子里一切带红色的物件统统撤了。
上海的冬天，本来屋子里就冷，如今更像个冰窖。我忙对从乡下叫来看家的张惠珍阿姨说：“打个电话叫洪娘娘过来。两人一块打开樟木箱，拿出狗皮褥子，放在大圆沙发上。有绛红的细格布料，让我踏（缝制）出一套新窗帘，再缝几只花布方椅垫，放在长沙发上，又去买个放在桌上的大圆金鱼缸，买几条杂色的金鱼，让它们活泼地游……总不能死了一个人，一家子都蔫了。赵先生有灵回来也不放心。”
我挺着活了下来，直到如今。
有人问：你一生中最难演的角色是哪个？
答：难为赵丹妻。
又问：赵丹演的最精彩的戏，是哪一出？
答：是他的死。
黄宗英最后的银幕形象
（本文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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