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教授 时殷弘,1951年3月生,江苏常州人。1977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1979提前攻读南京大学美国外交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年获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作者:时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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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兴按:2020年12月23日,我们和笹川和平财团合作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中美关系下一站”的中日连线演讲。今天把时殷弘教授的发言整理稿发出来,为大家观察中美关系的前景提供参考。
时殷弘先生是人民大学教授,他也是中国国务院参事。中国的国务院参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即使中国的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也很少有机会能够成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是可以直接向国务院领导建言献策的。时殷弘先生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里的耕耘者,他也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我跟时殷弘先生也有点渊源,时殷弘先生是我的老乡,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曾经在我们老家的一个工厂里做工。
时殷弘先生最近在国内发表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多的见地,如果说章百家先生的演讲有纵深性的话,时殷弘教授是很尖锐的,他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时殷弘: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我相信一定会有重要意义的中日连线演讲和讨论会:中美关系下一站。我要讲的主题也跟“中美关系下一站”几乎是完全相近的。为此,我非常感谢最早在2002年邀请我到华盛顿演讲的笹川和平财团,对安达常务理事表示深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同时也深切地感谢美中新视角基金会的主席、我多年的朋友周志兴先生,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在座的各位!
我为我的演讲起了一个题目,就是《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我先把我想要讲的概括地介绍一下。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从中国的视野看,就中美关系的缓解或者稳定而言,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大致有六项裨益和七项弊端,这个意思潜在的政治主题就是:不要有幻想。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尽管很可能有所改善、有所缓解,但一定是相当局部、相当有限的,其中有些甚至可能是暂时的。
与此同时,我要在相反方向上提出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拜登当选与假设特朗普连任,两者有重大区别。就是说,尽管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改善,大概仅仅就是相当局部和相当有限的,其中有些是暂时的,但用中国的老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如果像假设的那样,特朗普连任,很可能中美关系就会有又一轮所谓自由落体式的恶化,中美两国就要打仗了。
因此,高度重视所有有限的窗口,甚至对微小的窗口加以开发、加以巩固,以至加以拓展,这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有至关重要的世界意义。
也就是说,由于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全球治理、中美贸易、中美战略竞斗和中美外交往来等领域倒行逆施,采取和加剧危险行动,所以拜登新政府的纠错势所必然。但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对华态势有多方面强劲和经久的国际结构性动能,又有同样多方面强劲和持久的国内政治社会动能,这些因素使得拜登新政府的纠错必然局部和有限,而且在另一些领域,美国的与华对抗竞斗,难免有进一步加剧的相当大的可能。这就是我要说的主要内容。当然,最后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会就中国应当怎样做、应当怎样优化和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战略,提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一、首先,我来谈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从中国观点看何利何弊。
(一)首先谈利,也就是,从中国观点看,或者从比较缓解、比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何裨益?
1.首先,有一种很可能不同于特朗普政府2020年6月以来反复宣告的对华根本目标。特朗普政府6月以来反复宣告的对华根本目标就是颠覆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民主党方面虽然从来没有公开系统地宣布过他们对华根本目标是什么,但从所有迹象可以推断,至少我推断:民主党对华根本目标是迫使中国退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较宽松的举国体制。
对此,我个人认为,理论上这样一种区别是重要的;而且我相信,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方面,在不同的问题上,这样一种差别会直接、间接地表现出来。但是对此,我要做个重大保留:对中国最高领导来说,我刚才讲的这两类对华根本目标没有多大的区别。
2.第二,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哈里斯远不那么狂野、远不那么粗俗、远不那么行为易变,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可望给美国对华政策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料性,以及在这个限度内,带来相应的稳定性。
3.第三,我相信拜登行政当局更担忧与中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此而言,这对中美关系的缓解至关重要。
4.还有,拜登行政当局将更注意美中之间的较高层的外交沟通和对话,或者说逆转两国间几个月来就较高层而言的外交脱钩。因为在过去好几个月里,中美两国唯一的较高层的外交沟通对话,是完全没有任何成果的——在夏威夷的蓬佩奥和杨洁篪的对话。
5.还有,拜登在竞选期间几次公开表示反对对华关税战,认为美国对中国对美出口征收高关税,过大地损害了美国商界、过大地损害了美国消费者。
6.最后,拜登行政当局将与中国相似,这原则上利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虽然在实践中也与中国相似,远不如欧洲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方面所致力的。
(二)然而,也从中国观点看,或者说也从较缓解、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如下弊端:
1.第一,在台湾、香港、新疆、南海、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中国人权状况等重大问题上,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相比,不会有重大区别——会有一些区别,但都不是重大区别,甚或在其中有些重大问题上,这指的是在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中国人权状况问题上,很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2.还有,在拜登总统治下,对华高技术脱钩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我没有说相同,但是以相似的烈度。
3.针对中国被指控的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也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
4.还有,拜登行政当局将在相当大程度上修补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从而导致或者促成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就目前来看,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正在浮现,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1)愈来愈聚合的高科技对华脱钩;(2)正式同盟和非正式联盟,或者随机军事协作,三者相结合的对华战略威慑和备战。
5.还有至关重要的,目前在全世界评论当中没有充分加以重视,甚至很多被完全忽视的,但我认为对于至少今后四年,美国的基本社会政治状况和拜登政府内外政策方向至关紧要的。
(1)拜登、哈里斯属于民主党中派,他们竞选得胜,1月20日以后去执政施政,依赖民主党激进派必不可少的认同和支持,因此逻辑推论不可阻挡,那就是:他们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不同问题上绥靖或者迁就民主党激进派关于中国的要求。而民主党激进派关于中国的要求,就对华根本目标、美中外交沟通的对话、全球治理、全球多边主义等方面而言,与共和党民粹派是类似的。
(2)对理解、预计今后至少四年,美国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情势而言,对预计今后四年拜登内外政策方向而言,同样被世界上大部分观察家所轻视或者被其中许多人完全漠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拜登政府要有起码的政治自信和道德自信,要有起码的政治声誉,就不能不争取在比较显著的程度上“治愈”这个有严重撕裂的美国。也因此,逻辑推论不可阻挡,那就是——拜登行政当局不能不在颇大程度上、在不同的问题上绥靖或者迁就所谓白人草根,或者说绥靖和迁就特朗普的选民基础。
6.还有,作为美国总统,拜登有法律责任继续贯彻为数已经不少的种种对华法律制裁,那是经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缔造的。而由于国会两党几乎全员一致的反华立场,通过法律程序去废弃任何对华法律制裁都几乎全无可能。
7.还有一点我认为也相当重要,但是也是没有得到全世界观察家们足够的注意,那就是:特朗普当政期间,民主党强烈敌视俄罗斯,拜登本人在竞选期间也反复发表仇俄言论,因此,如果借用《纽约时报》11月9日一篇文章的话说,普京在准备一种与美国新总统的深刻的敌对关系;也因此,尽管新冠肺炎大流疫爆发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有明显的疏离,但是从宏观上说,由于中国在中美强烈对立和竞斗当中比过去更需要所谓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以,民主党拜登行政当局反俄态势将增添中美紧张得到缓解的困难。
二、此外,为了我刚才说的预计今后四年美国的基本社会政治状况和拜登行政当局的内外政策方向,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美国现在有众多巨大的政治社会纠结或者是割裂,无法解决,近乎无法“化方为圆”。
如果要正视这些撕裂、正面对待这些撕裂,很可能遭到一大派或者两大派、或者三大派巨大的政治势力的抨击。因此,拜登政府的基本战略就是规避美国严重的政治社会撕裂。拜登在竞选中的基本战略是主要攻击特朗普侵害美国民主制,同时不提出一套有起码的清晰和系统程度的政策纲领。我们能够预计和我们所知的,只是拜登行政当局内外政策的某些片断,即使其中有不少是重大片断。而特别由于我等一下要说明的五项原由,这样的政策纲领很可能经久缺位。所有这些大概将延宕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体系的谱写;这对于较缓解、较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效应和影响将是复杂的,将是良性和恶性相兼。
哪五项原由?像我讲的,对于预计美国今后四年的政治社会状况以及拜登行政当局内外政策方向,至关重要的:
1.第一,美国内部严重撕裂,断层线不止一条,有多条。
2.第二,上面我说的拜登行政当局民主党中派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迁就民主党激进派和共和党民粹派。
3.第三,国会参议院仍然由共和党人占多数,哪怕是微小多数,而国会众议院内的民主党多数显著缩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谓府院之争——白宫和国会的争执和僵局——不可避免。
4.第四,美国新冠大流疫空前严重,与之相关的经济衰退空前严重。
5.最后,如果聆听、观察竞选运动期间民主党从拜登到哈里斯,到其他所有的大佬,甚至包括奥巴马本人,你听听他们说什么,你就能判断:民主党自由主义精英从2008年以来,12年了,但是几乎没有世界观的重大创新性调整。民主党激进派有,共和党民粹派更有,但是民主党自由主义精英没有。
所以,在预计拜登行政当局的内外方向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情不自禁和多少下意识的将拜登总统想象为奥巴马之下的副总统,将拜登行政当局想象为奥巴马行政当局。殊不知,2016年以来,世界、美国和其他多个大国,尤其是中国,已经有了巨大和急剧的变化,决定拜登虽然总的来说希望回复往昔,回复所谓正常,但他大致至多只能回返半途,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将如此——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包括改善、恢复美国同传统的欧洲和东亚太平洋盟国的关系方面。所以,拜登无法以基本不变去应万变。
三、但是,我现在要从另一个方向强调“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就是我们观察一下总统选举的假设结果与真实结果将有的区别。
假设特朗普竞选连任,那么特朗普新一届行政当局会有怎样的对华行为?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问题,几乎没有悬念。第一,将加剧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西部军事对抗,甚或有限冲突的威胁。第二,将为剧增美国对华出口,更蛮横地挤榨中国,同时维持甚或增加对中国对美出口征收的高关税。第三,将就香港、新疆、南海,甚至西藏等问题,对中国施加更多的法律制裁。第四,将进一步强化针对所称的中国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还有,将加剧高科技对华脱钩。还有,将持续中美之间空前的局面,就是中美之间几乎全不存在原则上的关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治理的合作。最后,一定会对华从事几乎全系列的更激烈的军备竞争。
与这样中美关系进一步全面恶化的假设情况相反,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我相信:特别在贸易,在中美外交、军事对话和沟通,以及在平行的共同在原则上致力于全球治理、全球多边主义方面,将有显著的变化、积极的变化。
1.具体地说,我相信拜登政府迟早——当然早的可能性远小于迟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国内焦头烂额,但仍然是迟早——将就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谈判,重新谈判的方向是两个:第一,减少施加于中国的过分巨大的美国对华出口量,使之多少符合中国的政策需求和真实的履约能力——简单地说,也就是“强卖美货”有可能变成“卖美货”;第二,实质性地削减对中国对美出口施加的高关税,包括减少被征收高关税的中国对美出口量和降低高关税税率。
2.还有,拜登政府很可能迟早会发动新一阶段中美贸易谈判,其主要目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所谓结构性变革,那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4月往后反复表示意欲实际上放弃的。当然我也强调,发动这个谈判是一回事,达成协议是大为不同的另一回事;而且,经过一段较久的时期,协议被确认得到切实贯彻,更是大为不同的另一回事。
3.还有,我相信,在拜登总统之下,将有中美之间较高级别和较早的外交、军事对话和沟通,目的主要在于部分地缓解中美之间的高度紧张。
4.还有,我相信,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特别是同今年年初或者说4月份以来相比,因为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方面,无论是民主党中派,还是民主党左派,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的黩武性将少得多,对华态势因此将较少黩武性,而且何况会有旨在危机防止和危机管控的较多的沟通。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再推进一步,假如中国能在已有的战略军力所谓“井喷式腾升”之后,适当但显著地放慢战略军力建设的高速度,那么美国对华军备竞争很可能得到缓解。
5.还有,拜登政府将逐步恢复原则上或者词语上的中美合作,就气候变化的合作、就民用网络安全的合作、就反恐合作和抗击新冠肺炎大流疫等问题的合作来展开行动,虽然——这个“虽然”在中国汉语中也可以讲成“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具体的中美合作结果将颇为有限,而且会与中美之间关于利益和代价的分配、关于世界政治威望、关于意识形态影响的竞斗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四、最后,我要非常强调这样一个命题——在我看来,在中国上上下下对这个命题的重视还相当不够——这就是: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国影响或者塑造;应当肯定,也必须肯定,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国影响或者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至关重要,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的适当调整至关重要。
目前,中美两国各自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地出发强烈谴责对方,只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他的目标是颠覆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因此,就全无可能,甚至仅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也无可能,显著缓解中美对抗和竞斗,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和逆转当前局面更为恶化的趋势。
我坚定地认为,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要由中国采取主动。因为仅仅鉴于拜登行政当局在国内焦头烂额这一点,他也不会采取主动,因此,要由中国采取主动。我主张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讲求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这样的对话和谈判,它必须具有三大特征:第一,讲求实际;第二,足够聚焦;第三,有具体的重要提议。
更广泛地说,就中国而言,第一,必须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实施战略军事收缩——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基本的谈判条件,谋求拜登政府迟早相应地收缩,以便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争取国际社会其他尽可能多的国家对中国有较多同情和理解。
第二,我认为,总的来说——总的来说意味着可以有例外,必然有例外,甚至是必须有例外,但是仍然总的来说——一段时期里,坚决不针对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以利目前时期特别重要的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特别是经过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切实维持和发展与欧盟、东盟及韩国的合作互利关系。
就中国应有的战略方向而言,这几个月我思考的,可以说沉淀为两条:
第一,特别重要的是要牢牢记住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有广泛的发达国家联盟并且最惯于凶狠地以系列的实践行动展示其霸权意识的美国,与之经久斗争和周旋实在殊为不易。因而,这样的一线对手只能有一个。
第二,在当今和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中国和所有其余大国——讲一句中国的俗话——“都不是英雄”,也就是都缺钱花;除了绝对必须、迫不得已,都很不愿意流血、很不愿意死人;而且都有一大堆国内任务和国内困难要优先处理。因而,只要确信对方退一个台阶,就宁愿自己也退一个台阶,尽管这个确信往往殊为困难。
我认为,中国经久地牢记这两条,据此去确定轻重缓急次序,对中国经久地立于不败之地至关紧要。甚至可以设想,为了使美国确信中国已经下了台阶,从而使美国也下一个台阶,中国可以考虑主动地下一个半台阶,以便缓解现在非常危险的中美关系,以便给中国的外交拓宽真正的天地,以便实质性地增进世界与区域的和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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