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温铁军，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1968年插队，有11年工农兵生活经历；大学毕业后有11年农村试验区基层调研经验。曾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题
解构新冷战
讲者：温铁军
延伸阅读
新冷战究竟新在哪里，
为何让人如此措手不及？
演讲者：温铁军
导读：2020年7月23日，温铁军教授在第七届南南论坛延伸活动上，直播讲述了“新冷战的前世今生”。原文分七个部分，本号摘录分享其中四个部分。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解释，讲一讲这个题目，什么叫做新冷战。当然，新冷战相对于老冷战而言，我们把西方帝国主义热战之后，相对而言没有大规模热战、不是世界大战的期间，但又具有战争性质的对抗形式叫做冷战。冷战起源于二战后，我们把冷战分为三个阶段：老冷战是美国对苏联，或者叫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后冷战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形成的美国单极霸权推动的金融资本全球化。而新冷战则是美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针对中国所发起的对抗性形态。老冷战和新冷战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呢？老冷战是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因产业资本的在地化，而产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边界清晰为特征的冲突。老冷战被当年的参与者们说成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美国和西欧以及日本所代表的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也被叫做自由主义体系；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段时期内也包括中国，被叫做社会主义体系。当苏联解体，特别是苏联东欧整体衰败之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逐渐变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为什么？因为西方在冷战后期就开始把产业资本，一般是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后又整合了苏东国家的非货币化产业经济，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全球化的垂直分工体系。西方的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和货币化其他国家实体资源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当西方产业资本全球转移后，产业资本在地化、产业资本家有祖国的状况也就发生了改变。那个“有祖国”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是以国家为单位发生战争的。一战和二战主要发生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就是因为在地化、产业结构同构的产业资本在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从冷战后期，特别是美国在1971年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大约二十年间创造了2000多种金融衍生品，全球开始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竞争，西方的硬通货，特别是美元这种硬通货，成为全球贸易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由此导致“金融资本无国界、金融资本家无祖国”的新状况。于是，这个世界就在后冷战时期，演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逃得开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金融资本推动的金融全球化和老冷战之前产业资本推动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完全不同。无论是在内容上、性质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后冷战时期最先形成对抗性矛盾冲突的是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元资本集团和欧元资本集团。这个矛盾冲突爆发的时间点，正是在1999年欧元正式问世之时。并且欧元一问世，其币值就高于美元。这种对美元的挑战，导致一系列冲突，而这个冲突基本上发生在欧元区周围，从巴尔干冲突、科索沃战争，到几次中东冲突，再到俄国乌克兰冲突等等。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中国的产业资本崛起，中国进出口所获得的贸易盈余大量增加，因为中国的金融管制和强制结汇，对冲贸易盈余增发大量人民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同时，又是一个人民币金融资本大国。中美因为金融资本的大国竞争，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爆发了所谓的新冷战冲突。而这个新冷战不再是美苏斗争时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所以，我们这样来破一下题，让大家知道老冷战是产业资本阶段的政治冲突，而新冷战则是金融资本时代的政治冲突。战争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政治矛盾最集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战争。据此，冷战也仍然是一种战争，是政治矛盾集中的表现。这样解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老冷战和新冷战处于不同阶段，是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今天，当中国再度面临相当于是一次新冷战的挑战时，是不是有可能继续借鉴毛泽东当年创立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系呢？我一开始讲新冷战的意识形态非理性，其实对他们来说很多选项和策略是很理性、很有针对性的。打个比方，当初香港爆发冲突的时候，暴力冲突是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反中为什么不到罗湖口岸去反，或者到中国驻港联络中心去反？不，这些暴力活动往往发生在金融中心。它所针对的是香港作为中国大陆的融资中介，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大陆约70%的外资是经过香港融资的。香港的暴力活动看似没有规律，其实是有规律的，背后有很明显的目的，就是打掉中国大陆从海外融资的融资中心。当中国大陆在香港动乱稍有平息之时，推出香港国安法，首当其冲遭到制裁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理性的措施，那就是割断港币和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制，不允许港币再兑换美元。这个情况，我们在香港爆发动乱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美国以新冷战意识形态划线，要求整个欧盟反对香港国安法。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法，司空见惯，但是中国要想做就不行。这充分说明在新冷战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香港恰恰是跨国公司、大金融资本集团最集中的地方。大家认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制裁香港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仍然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但很少有人从新冷战国际政治策略出发，它的策略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理性，是政治理性。从政治角度来说，如果这些措施伴随着局部军事冲突，比如南海冲突或台海冲突等突，一旦冲突同时发生，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西方连同政治制裁、经济制裁以及金融制裁一起上。在那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说，直接损失是什么？一旦进入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制裁，中国在西方所有的投资，包括在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都会被扣下。意味着，美国可以这种手段直接占有大量中国在海外的资产，同时赖掉对中国的欠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我们在美国至少有一万亿美元的国债市场投资。这就像我们说的，打垮了苏东体系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各种金融资本，大大收割了一波苏东国家实体资产的韭菜。如果这时候中国不得不继续对外开放，你们可以制裁我们，我们仍然欢迎你们作为资本力量继续进入中国，其实就是双方不对等。在不对等条件下，就意味着，这些年所形成的实物资产会被别人的金融资本货币化。因为当前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大国中，只有中国还存在着资产正收益，西方因为债务过高，资产收益接近零甚至大量资产是负收益。所以大量西方资本迫切涌入中国，结合对中国的制裁，导致中国国内实体资产价格迅速下跌，正好就是人家来抄底割韭菜的时机。或许也会有很多人说，这样的金融制裁导致美国现在的结算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的信用会下降。但如果是西方各国统一制裁，它在整个西方世界就不会失去信用，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比如南海冲突是因为中国扩张等等。中国国内很多人分析，中国有东风21导弹，不用担心。但这是纯粹看军事实力，如果人家打代理人战争，不直接打你，策动某个南海相关国家来发动战争，由他们提供大量军火、情报和先进技术，甚至配合着搞一些对你国内基础设施的攻击，比如电力等等。结果呢，你还不能打他，因为他挑起的是代人战争。各种推演都很清楚，并不是什么阴谋论。所以客观来看，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局面是非常严峻的。自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尽管让整个上半年经济下降幅度并不大，特别是第二季度还有增长，形势似乎是有利的，但请大家注意，二季度的复工复产是在什么模式下做的呢？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全球化路径继续推行，仍是按照过去粗放的数量增长。因为急于复工复产，否则就要大量失业，还有很多企业要倒闭。就算是用这种速度去复工复产，仍有40多万家企业已经注销和歇业了。我们记得2009年当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外需下降的时候，当时中国只有六万多家企业倒闭，就有2500万打工者失业。现在如果40多万家企业歇业关厂、倒闭，那该有多少人失业。当然，现在有关统计数据显得不高，也就是几千万。但话又说回来，大量的打工者是不被登记的，因此你要统计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总之，几十万家企业进入歇业状态，或者是注销状态，那就有点像1990年代，当时40万家国有中小企业关厂，也不能完全叫做破产，基本上是歇业了，约四千五百万国企职工下岗，那会不叫失业叫下岗。今天又是四十多万，当然这个四十多万很可能不是国有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但是按现在的说法，民营企业占了中国就业的百分之七八十，那可以算算实际上发生的失业应该是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去尽一切可能复工复产。也因此在发展路径上，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复工复产，它带来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大量依赖进出口，依赖海外的能源、原材料。这种情况，一旦海外制裁导致金融体系的去中国化，那拿什么货币去结算海外贸易呢，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西方在国安法出台后对香港的金融制裁，还只是一个试探。接着，双方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谈判。但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以现在的这样一种发展方式，能否持续走下去？老冷战时代，两大对立阵营各自是不同体系，很多人说新冷战不可能走回去，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早就不是苏联东欧体系了。我们从很早就开始改了，到1980年代的时候已经主动对西方开放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纳入了西方全球化体系，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冲突。我前面讲过，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后冷战时期是“中国崩溃论”为主，进不了主要矛盾。那到新冷战呢，中国是被动的成为了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前声称“美国盲目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在根本利益上，应该说现在中美双方的矛盾是清楚的。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被当成新冷战的主要矛盾？原因还得从金融资本说起，我们都知道，当金融资本集团崛起，他们内部开始斗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其实是一个争夺谁更多占有货币结算和储备份额的过程。中国原来可以说忽略不计，近些年开始上升，最高也不到百分之三。于是，西方开始接纳中国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中国在里面的地位也只有百分之二点几。所谓美元主导的这个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美元占据绝对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地位，意味着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压低劳动力价格、导致内部社会矛盾非常复杂，出口换回来的货币主要就是美元，但你自己并不能用。虽然人家口头上说中美互惠，但对不起，你想买人家的技术、新装备等等，凡属于能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你都买不到。美国允许你买什么呢，只允许你买收益回报率最低的美国国债。然而海外的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因为中国要素价格低，所以他们能赚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收益。中国拿到大量出口换回来的美元投资到美国国债市场，相比只有人家十分之一的回报率，当然不合算。又因为中国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强制结汇，我们对冲增发货币越来越多，也导致中国金融相对过剩。我们的储蓄率很高，现在各地银行的贷存比很低，贷款占存款的比重很低，大量的资金用不出去。所以中央才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按照以防范风险为第一目标的要求来制定所谓金融运行的规则法律，不可能短期内就增加更多的信贷，这当然就出现了金融的相对过剩。同时，我们的美元储备又不能用于去买发展所需要的设备或者技术，那怎么办呢？中国开始提出“一带一路”，在推动的同时开始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尤其是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元在世界上的信用程度明显下降的时候，出现了东盟+1（中国），我们各自用本币结算；后来又扩展到东盟+2，把韩国带上；再后来是东盟+3，把日本也加上。于是，整个东北亚到东南亚这个体系，亚元就呼之欲出了。世界金融格局很可能出现三足鼎立，美元集团，欧元集团，亚元集团。这实际上对世界金融资本应该是一个稳定的框架结构，但是它意味着美元的份额将大幅下降。美元的结算份额下降，当然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会下降。这就造成了对美元在后冷战时期所形成的金融霸权的巨大挑战。美国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美元的背后是美军，有美军撑着的美元才是美金。美军对美金的支撑需要一套制度来维护和巩固，这就是所谓的美制，美国的制度体系要求大家都接受，你接受之后美国的金融资本才能方便的占有你的收益。制度转轨这个概念就成了各个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说法，往往包装成各种普世价值，要求你必须接受。比如原来说让中国融入，就是让中国按照美国的制度设计来进行改革，你没按照这一套改，你就属于被美国排斥的目标。除了美制这套软实力，第四个就是美言，美国的话语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软实力。因为在整个教育领域、文化领域等，几乎都是美式话语主导世界。从199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等纷纷向美国转制，于是乎我们现在大部分高校基本上充斥着美国学者的著作，以他们的教科书为蓝本来形成我们的教材体系和教育体系。在市场上，很多人都是欣赏美国的文艺作品，欣赏美国好莱坞大片，这一套软实力基本把我们覆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军支持的美金，美金需要的美制，美制需要配套的美言，这“四美”，其实等于美国对所有拒不认同、拒不屈从的国家有降维打击的能力。原来在中国人民币没有形成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体系之前，我们是咬住美元的，整个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前十年，我们是紧盯美元汇率。美国的金融当局成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凡属于紧盯美元汇率的，都得跟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做调整。我们也都知道，美军制定的作战方案，几乎是世界上都必须要跟从学习的。因为它代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美军支持美金，美金要求美制，世界各国都得按照美国的制度体系来改变自己，当然世界都接受美国的话语体系，这个过程实际上对个所有想要不跟从，想要维持自己一点独立利益的国家来说，都会意味着重大的危机。当中国要搞“10+3”“一带一路”，沿路国家都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甚至开始大规模投资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中国开始将外汇储备过剩的美金用于投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去买美债，就不会得到美军的支撑，美军支撑的是人家的投资。而中国自己又没有军事实力去支撑保护投资。你以为你按照美国的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规律去做投资，但被人家说成是修正主义，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各种各样的帽子都扣在中国头上，百口莫辩。这些事情，给了中国一个很沉重的教训。接着，由于中国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等等。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因大量进口而具有这些产品的定价权呢？中国提出用人民币来建立石油期货结算，建立铁矿石期货结算，这是中国试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了让世界各国放心，中国甚至提出人民币结算可以黄金作为基础保证。这样一来，对那个过度虚拟化的美元体系来说，就无异于切了人家的奶酪。原本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国大量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并且把获得的贸易盈余回投到美国资本市场的时候，美国提出的叫中美国，甚至提出这个世界应该是中美共治，叫做G2。这是美国当年的国务卿说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最好的关系。可到第二个十年就改变了，就是因为美国发生了华尔街金融海啸，美元信用下降，中国资本扩张和人民币金融的国际化动了它的奶酪。但美国表面上并不这么说，明明是资本利益冲突，它非要制造很多意识形态的说法，诸如文明冲突论啊、自由世界对抗独裁专制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中国的头上。中国对此有任何应对吗？没有。因为美制、美言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以致中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制度准备和话语准备来应对现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新冷战挑战。甚至，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说你们怎么敢提新冷战。那意思好像就是说，你这样提就会导致友邦惊诧了。我们当然不希望美国把我们作为新冷战的主要敌人，我们一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是个不想打仗的国家。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量的工业集中在沿海一带，那是很容易受到战争破坏的。不仅如此，所谓的电子网络战争也是一直在打着。很多这些事情，其实它就在发生着，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不以哪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完全不做思想准备，且不说做物质上的准备，那后果一定是很糟糕的。6月底，中国商务部表示，RCEP部长会议决定力争年内签署协定当这一系列的冲突和挑战正在发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冷战的非理性的挑战一个接一个不断发生的时候，那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首先，大家应该注意到最近中央会议上领导人明确讲的，中国未来将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也就是说并不放弃国际循环，只要现在这个全球化不解体，只要对方没有真正实现彻底的去中国化，中国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住利用国际市场的这个外部条件，特别是像能源、原材料各方面的进口依赖，恐怕以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国内的资源根本不可能满足。但同时，我们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这包括什么呢？主要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乡村振兴、城乡融合能够有效的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因为乡村振兴无外乎就是稳定大量低收入人群以生态为生存依据的基础。过去中国在2004年就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是让行政村一级基本上实现“五通”，下一步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让自然村这一级也实现“五通”。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战略，其实就是在城市发生各种各样危机的时候，要让城乡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要素的自由流动，乃至于人的自由流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城里人可以大量的下乡，甚至可以在乡下有谋生的条件。因为当大的危机爆发的时候，往往是“大乱避乡，小乱避城”，城市几乎要靠大量的外部输入能源、原材料才能维系，当外部的能源、原材料中断的时候，这种城市化的生存方式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城乡融合就是我们应对这种非理性的新冷战挑战的重要战略。那么在这两大稳定战略之后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新基建。以新基建的低消耗来形成稳定增长的条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5G、大数据体系、人工智能体系等的建设。这些能够在原有产业内部形成挖潜的条件，比如，食品产业，如果有大数据进来支持，它就会很大程度上节约成本，提升效率。这套所谓新基建还包括绿色生态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应该属于我们应对新冷战所带来的非理性挑战的根本举措。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新基建等等这些，都是来支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的新发展方针。在这样一个新的三大战略支撑之下，中国将有可能化危为机，危机挑战确实是客观的，想躲是躲不开的，只能通过战略调整来应对。那这个应对总得有个导向，那就是从2007年已经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个导向。当年提出的是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的推行这三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那将会出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严峻挑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需要靠我们每个人提升认识，自我反思，调整行为，才有可能应对危机并且化危为机，才能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当然，我们也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央早就提出了要准备过三年紧日子。如果这个挑战，我们既没有思想上的反思，也没有行动上的安排，更无战略调整，那恐怕三年紧日子打不住，也许十年八年，甚至更长。别忘了，1950年被美国人封锁的时候，1960年被苏联硬脱钩封锁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10年紧日子。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全民贫困，都是被动的实现了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硬脱钩，并不是说中国人一定自己要想去承受这些困难，而是你再怎么想跟，人家把你开除了。所以去中国化，这些事我们不是今天才遇到，上一代人，像我这个年龄的人，1960年代都经历过了，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逐渐好点。其实这一代人，你们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经历过，像70后你们应该经历过1989年的美国制裁。1989年美国制裁也是外资全撤，那个时候苏联解体了，唯一的依靠西方资本全撤了。当时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时期，外资撤走是很突然发生的，所以中国全无准备，于是进入了4年的衰退期，直到1993年才再度进入高涨。我们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农产品卖难，城市企业一片萧条衰退。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当时有一套应对办法，最终走出了危机。只是这个过程是磕磕绊绊的，中国当时以国内的财政金融为主要调控手段，虽然出现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很快就导致1994年的严重通胀，从一个危机到另外一个危机。然后逐渐转向外需拉动为主，逐渐又恢复对西方的各个方面的依赖关系，一直进入到新世纪加入WTO。所以中国整个1990年代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的把危机度过了，当年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其他的政策储备等等，但1990年代这个过程应该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1960年代我们经历过一次，1990年代又经历过一次，差不多30年一次，现在到了2020年也是30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当然1960年那次是苏联。但大部分对中国的制裁，都是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发起的。现在2020年再度遭遇，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总结，大家至少应该回顾一下，当年我们遭遇到这种硬脱钩的时候，遭遇到这种制裁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把这些经验教训归纳起来，应对我们今天再度遭遇的制裁或者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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